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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作者拍摄并提供本号分享
少年初识愁滋味
作者：李涯 我的思绪又飞回到四十五年前，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闪现出暑假替姐吊牛草的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县以下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每个生产队都喂有牛，用于春耕生产。喂牛在农村是相当好的工作，既不日晒雨淋，又比较轻松，我姐队里安排宋五爷负责。宋五爷是军属，三个儿子当兵，二儿子还提了干，在队里算个人物，队长也忌惮他三分。 我姐身体瘦弱，但初中毕业，有文化，正好弥补宋五爷不识字，不会记账的不足，队长便让我姐协助宋五爷吊牛草，每天满工作量得六个工分（妇女的最高工分），一个工分两分钱。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每年队长都会去我家家访，父母都好酒好肉招待，走时还送上一封冰糖之类的礼物。 “吊”就是称的意思，是当地的土语，但很生动形象，所以我还是沿用这种说法。姐的工作地点在一排长长的土墙茅草房里，两头是牛栏，中间是吊牛草的地方。 一杆长而粗的秤悬于空中，由于成人的背篓很高大，可以装牛草上百斤，称的人提不起，高度也不够，所以用长绳系于梁上，称草时背篓就像吊在空中，所以称“吊牛草”。我姐是大队民兵连长、团支部副书记、公社学习标兵，不时要到公社、县里甚至地区开会学习或交流，我姐就让我顶替她吊牛草，这样她就可得两份工分。由于我经常去那里玩，早学会了吊牛草和记账，又与宋五爷关系融洽，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便走马上任了。 那时刚好小学毕业，人小个矮，吊牛草时，必须站到高凳子上看秤。有一次，不小心踩翻了凳子，还磕掉一颗门牙。 队里几头牛每天要吃不少草，大人要参加队里的劳动，割草的任务便大多落到小孩身上。在我的记忆里，每个小孩背上都有一个竹背篓，手里总握一把镰刀，满脸愁容。 一背上背篓，他们就要为牛草发愁，因为附近已无草可割，要完成任务，需跋山涉水，走很远的路。 他们完全把课余的闲暇时光装进背篓，把暑期生活装进背篓，用镰刀收割他们的童年。有一次，他吊完狗蛋的牛草，倒草时，发现下面的草粘有些许泥土，他就一把将背篓扔出门外，扣去狗蛋很多重量，致使狗蛋回家被饿了一顿晚饭。 狗蛋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他母亲满头白发，一脸的沧桑，四十出头却像一个老太太。 他上面有个姐姐，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他却与其他孩子一样，在背篓里讨生活。不是他母亲不爱他疼他，而是没有能力爱。我让姐姐用晚饭的余火，烧了一个大大的红薯给他送去。 天色已晚，他一个人关在门外，蚊子就像成群结队的轰炸机，嗡嗡作响，他不停用手驱赶着。 我把红薯递给他，他感激地看我一眼，就狼吞虎咽将红薯消灭掉了。 宋五爷喜欢午休，小伙伴们就爱在中午，趁我一个人在时来吊牛草。我总是将秤砣往右边挪，尽量让秤平平的，有时缺斤少两，我也满打满算。 有一天，几个小伙伴背着冒尖的牛草进来，不见栓子身影，我问：“栓子呢？”，“他今天输掉了牛草，正在四处发疯地割草。” 我知道这种游戏，恐怕是他们唯一的乐趣。将一块砖或石头立于远处，然后扔出镰刀，击中者羸，输者抓一大把牛草给对方。 他们走后，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栓子，怕他来晚了，被宋五爷发现，怕他回去被父亲毒打。栓子爹是个哑巴，母亲有间歇性精神病，栓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所以他稚嫩的肩膀过早压上了生活的重担，小小年纪便饱尝人间辛酸。 他常年赤脚，也吃不饱饭，有一次饿得眼花，就偷偷舀了半碗米去商店换一个月饼吃。被父亲发现后，绑在柱子上，用扫帚把抽打，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我跑去，见他父亲铁青着脸，双眼喷火，栓子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栓子妈在一旁不停抹泪，弟妹吓得大哭。姐姐过来，好一阵才劝住。我姐做好吃的，总会让我给栓子端一点去，我每次来乡下，母亲给我的水果糖，我也要分一半给他。 正在望眼欲穿之际，见他背着半篓草飞奔而来，满头大汗，表情凝重。 他结结巴巴地说：“今天只割到这么多。”，我没揭穿他，只是严肃地说：“今天给你记全，但以后要多交牛草补上。”，他不停地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这些小伙伴也很记情，我经常开门有惊喜，门外不是放着几截甜甜的高粱杆，就是香气四溢的烧红薯。时光荏苒，一晃就过去了四十多年。 听姐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散了儿时伙伴脸上的愁容，他们的后代早从背篓镰刀里解放出来，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栓子儿子在国外开了一家中餐馆，栓子过去带孙子没了音讯。他在异乡还好吗？ 作者简介：李涯，1966年生于四川酒城泸州，喜书香胜于酒香。大学学历，在大中专院校、机关、企业做过管理工作，爱好读书、写作、音乐、旅游、健身，在省市报刊杂志发表过散文数十篇。奔走红尘，一直不忘曾经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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