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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是我国远古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被视为华夏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京津之间的重要城市廊坊及附近地区，常以黄帝曾过安墟来作为历史悠久的证据，并频繁见征于官方的各类文字或民间的种种口谈。然而，对此说法的出处、流传及其可靠性，真正了解的并不多，有必要进行较翔实的考述。  黄帝过安墟的说法，最早见于明代万历时期文人蒋一葵所撰《长安客话》。此书卷五“畿辅杂记”东安县条载：“古安墟，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即此。周武王封召公于燕，于安墟置常道乡。汉改常道乡置安次、修市。按今县境西北五十里耿就桥之西有常道城，即古县治。”这段话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历史的角度，介绍当时东安县的渊源与区位；第二，在周、汉两代建置的变化；第三，古县治在当时的位置。其中，东安古称安墟，曾有黄帝于此经过的内容，尤其受到史家的重视，成为本地探溯历史的源头与文明发展的起点。  依此处蒋一葵所记，东安、安墟、安次大致均指同一个地区，即包括今河北省廊坊市的安次、广阳两区和天津市武清区小部分在内的区域。此区域在黄帝时期称安墟，在周武王时设常道乡。安墟之名，是蒋一葵于《长安客话》首次提出。墟，原意为大土丘、大土堆；也指废址、故城，如吕不韦《吕氏春秋·贵直》记：“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河南安阳的商朝遗址，即称商墟或殷墟。乡当为当时的行政区域名，《周礼·大司徒》记：“五州为乡”，下有注说“万二千五百家”。《广雅》记：“十邑为乡，是三千六百家为一乡。”后来曹操之孙、曹魏末代皇帝曹奂，于甘露三年(258)曾被封常道乡公，其封地亦应于安墟旧地，即今廊坊市广阳区的南北常道附近。汉初，始设安次县。汉武帝元狩年间，又更安次县为东安县。晋太康初，复改东安为安次。后又曾更名安城、东安。隋复称安次，唐初又改置东安，至肃宗干元中，复再改称安次，直至元朝中统元年，才又改称东安，明清两朝一直以此称。直至民国三年（1914）夏，方复改称安次故名。 据载，安次地区最早的志书是《东安县图志》，编纂者与卷数不详，大约问世于元代。其后是万历年刊《东安县志》，二册，编纂者为明嘉靖时东安人张文举。但是，此两志现已均不存。现存本地区建国前方志共四种，分别是天启《东安县志》、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民国《安次县志》。天启《东安县志》，明郑之城修，边仑等纂，刻于天启五年(1625) ，现仅存卷二至卷六，卷一不存。卷一一般会包含地理、建置等内容，但因其阙失，故不能了解其是否载录黄帝过安墟的情况。  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民国《安次县志》均载录有黄帝过安墟之事，文字差异不大。康熙《东安县志》由王士美、李大章修，张墀纂，康熙十六年刊刻，十卷。卷二《地理志》记：“东安县隶顺天府，在府南一百四十里，即古冀州安墟之地。昔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以合符釜山，遂隶涿鹿之阿。周武王封奭于北燕，始于安墟，置常道乡，隶于北燕。”乾隆《东安县志》由李光昭修，周琰纂，乾隆十四年 (1749) 刊刻，二十二卷。卷一《地理志》记：“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遂隶涿鹿之阿。安次，即古安墟地。汉《地理志》：武王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俱称王。”民国 《安次县志》 由刘钟英、马钟琇纂修，初刊于民国三年（1914），民国二十四年（1935）经马钟琇删补改定，次年与前三志一起合刊，十二卷。卷一《地理志》记：“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遂隶涿鹿之阿。安次，即古安墟地。唐虞夏商周属冀、兖、幽州之域，春秋战国俱为燕国封疆。”由以上所列文字可见，此三志对黄帝过安墟之事的载录均明显都脱胎于蒋一葵的《长安客话》；或者换个角度说，在蒋一葵《长安客话》载录黄帝过安墟之事的三百多年间，当地史家是认可而接受的。  关于黄帝过安墟之事，除去此三部本地县志，其它还有不少史籍也有近乎一致的记载，均是直接或间接采自蒋一葵的《长安客话》。如清康熙朝文人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一百二十六京畿东安县下录引《长安客话》云：“东安，古安墟，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即此。”清乾隆年间由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对这条记载既无增补，也无考证。清代雍正年间由李卫等监修的省级地方志《畿辅通志》卷五十三古迹记：“安墟，在东安县界。《旧志东安县》：古安墟，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嘉庆年间问世的清朝官修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记：“安墟,《旧志》：东安县古安墟,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即此。《县志》：安墟在常道城”。可见，黄帝过安墟之事的载录不仅由来已久，而且范围很广。 黄帝是我国古史传说时期最早的宗祖神，华夏族形成后被公认为全族的始祖。早在先秦时期，对黄帝神话传说的载录就散见于许多古代文献中，较著名的如《逸周书》《世本》《山海经》《国语》《大戴礼记》《吕氏春秋》《庄子》《韩非子》等。但这些载录多十分零散，且神异色彩浓、历史属性弱。汉代杰出史家司马迁批评：“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至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撰成，黄帝的基本情况与行迹第一次得到系统化整理，其完整的历史形象首次在正史中被确立，并成为后世黄帝传说的叙事母本。  司马迁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撰写《史记》，历十四年始成。蒋一葵撰写《长安客话》的具体时间不详，大致应当在明万历中后期（1600年前后）。两者相距近两千年，如何才能说明蒋一葵所述黄帝过安墟之事有一定的可能或准确性呢？要解决这样的质疑，首要需弄清楚涿鹿的位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三次提到涿鹿，分别是：“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第一次提涿鹿，是指“禽杀蚩尤”；第二次提涿鹿，是指建立都城的地方；第三次提涿鹿，是指作者司马迁曾到过的地点。 综合以上三条材料，笔者以为涿鹿当在涿郡。自古至今，持此观点者颇多。如服虔的《史记·集解》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北宋乐史编著《太平寰宇记》说：“涿州古涿鹿之地，《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也”；明撰《历代通鉴纂要》云：“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轩辕修德治兵，擒杀蚩尤于涿鹿。”其注云“今涿州”；明制《广舆图》标明：“涿鹿即涿州”；清郭袁恒纂辑《历代帝都考》述：“帝王应天王立极，必有建都之所。黄帝生轩辕之丘，都涿鹿。”其注释云：“涿鹿乃顺天府南涿州。”顺天府乃指今之北京；清末民初史学家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讲：“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三战，然后得其志。”其注云：“涿鹿今直隶涿州，阪泉在今涿州城东南”。  涿郡是汉初高帝所置，辖范围极广，北至房山、良乡、琉璃河，东达霸州、鄚州、固安，南至新城、定兴、静戎至清苑北界，西至易县、涞水等地。其中的霸州、固安现在即在廊坊域内，而且安次在隋朝还曾一度隶属涿郡。可以说，廊坊地区即在涿郡之内或附近，也就是在当时的“涿鹿之野”之内或附近，即在黄帝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之内或附近。如此，蒋一葵《长安客话》讲“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就是可能的，正因为是在黄帝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之内或附近，才能够在刚出发时间不长就经过了安墟。这就是回答黄帝是否过安墟问题，必须要注意并理解“始经安墟”的含义，即“在开始之时经过安墟。” 现很多人以为古涿鹿在今张家口市的涿鹿县境，笔者尚存异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文内第三次提到“涿鹿”时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此处言“涿鹿”是指作者行迹所至最北端的位置，在当时交通工具落后，且口外地区交通与气候条件均很恶劣的情况下，深处京师长安的司马迁是很难真正到达的，很有可能其只是到了涿郡，而误把此地当作“涿鹿”。蒋一葵《长安客话》又记：“涿故以涿水名。涿水合范水东北入海州，在范水之阳，故又名范阳，境内有独鹿山，士人呼独为浊，复讹浊为涿，谓即古涿鹿山，因谓涿州为涿鹿，误也。”所以，因有“涿鹿山”之故，应首先是司马迁误将涿郡称涿鹿，才有后代文天祥等无数文人至此误把涿郡当涿鹿吟，也有了至今仍在沿袭着的“千古之误”。大致可以推断，“禽杀蚩尤”的“涿鹿之野”与建立都邑的“涿鹿之阿”都该在涿郡即附近地区。 论及黄帝过安墟，还涉及到“合符釜山”的位置问题。“釜山”在哪里？说法颇多，主要有河北省徐水县西北22.5公里处孤山、涿鹿县西南10里处的窑子头村，以及甘肃天水、河南灵宝、山西高平、内蒙察哈尔草原等说法。“釜山”一词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文中只出现一次，此段落文字为：“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这是在介绍黄帝的活动范围时所言，有东、西、南、北四至，而“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则代表最北端的位置。此处的荤粥(xūn yù)是古族名，裴骃《史记集解》注引匈奴传解释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有学者以为黄帝“合符釜山”，应是在“北逐荤粥”之后，挟大获全胜之威，欢庆胜利之喜，与部落首领们合符订盟的。因此，“合符”之地，应该是在取胜之地。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因此，黄帝“合符釜山”应是北上，而非南下，如此黄帝过安墟即并非妄谈。 此外，还有“合符东海说”。司马贞《史记索隐》释：“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犹禹会诸侯于涂山然也。又案：郭子横《洞冥记》称东方朔云'东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云，应王者之符命’，如尧时有赤云之祥之类。盖黄帝黄云之瑞，故曰'合符应于釜山’也。”后来元脱脱等人所纂的《辽史》卷三十四志第四《兵卫志上》也记：“轩辕氏合符东海，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这种为证祥瑞，东海合符的说法如果成立，那么黄帝自西东去，也会经过安墟。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扬雄在《法言》一书中称：“太史迁，曰实录”。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语中也高度肯定“其文直、其事核”。蒋一葵虽远在明中晚期，而其实录精神也是值得信赖的。蒋一葵，字仲舒，号石原，生卒年不详，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历官灵川知县、京师西城指挥使，官至南京刑部主事。早年家贫无书，四处借阅，并刻苦抄录。在京师为官期间，走荒台断碑，访问名胜古迹，并一一记录；又留心收集稗官野史中有关北京古迹名胜、奇闻佚事的记载和诗文等，汇而成书。著有《尧山堂外纪》《尧山堂偶隽》《长安客话》《八朝偶倚》《举业全书》《蒙古通记》《晋陵文献》等。对其求实重信的“实录”精神，张三光撰《蒋石原先生传》说：“凡朝家典制、边腹沿革、礼乐、钱谷、兵甲、律例，以及书、数、剑、射之类，靡匪津津指掌，而历历可身亲见也。……先生遐搜广讨，童好老笃，有疑必识，是处咨询，车辙所到，必从耆老访古迹遗文，得即贮之奚囊。虽仓卒倥偬，一遇该博方闻之士，必振顿精神，从容叩答，日忘移而漏忘尽也。”龚三益撰《尧山堂外纪叙（一）》也称：“仲舒每小憩，辄呼逆旅主人：有何古迹？何形胜？名硕云何？奇事云何？随所指而走荒台断碑，苔封藓锁，僶俛披拭扪摸。”这样的评价，应该不是无根据的溢美之词。  《长安客话》即是在此“实录”精神影响形成的力作。此书共八卷，主要记述北京及周边地区明代地方历史和地理沿革，因当时人们对皇都通称“长安”，故名。在明代专门记载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文献中，此是仅存的几种之一。作者在编辑此书时采用实地访问和参考文献记录两种方法，范围遍及当时的皇都、郊区、畿辅和关镇，对后人研究北京及周边地区历史和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十七世纪末叶，清康熙朝朱彝尊编辑《日下旧闻》，曾以本书为重要参考资料，被摘引很多。出自这本书的黄帝过安墟说，应该是据蒋一葵的所见所闻而记，肯定有一定的根据。 以上本文考述了黄帝过安墟说的源流，以及逐鹿和釜山的可能性位置，并探究了蒋一葵牢固的实录精神与《长安客话》的重要价值，从多维度论证黄帝过安墟说的可能与可信。当然，由于年代的久远与材料的稀缺，要想把此说考辨得极为具体和有充分的说服力，也是极不容易，本文所论也仅是一家之言。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我们有着共同的根脉，都有着传承和弘扬黄帝文化的权利与义务。只要存在较大的可能性，就值得的人们去努力挖掘和弘扬。因此，依据不同阶段的原始材料，结合本地历史文化发展，广泛搜集，多方挖掘，可以选择适当的区域建立黄帝文化公园或其它主题性设施，以增强全体公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地域荣誉意识，不断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和发展贡献新鲜血液。 (感谢张洪英、刘化田两先生提供部分资料，并多有建议。） 2023.8.17  作者简介：许振东，文学博士、廊坊师范学院二级教授，主要研究明清文学与京畿文化，现为河北省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理事。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编著《明代京畿文人编年史》《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研究》《明清小说的文学诠释与传播》等书籍近20部；承担省级以上科研课题10余项，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多次，及全国优秀教师、河北省高校教学名师、省“三三三”人才二层次人选、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等荣誉。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主办：河北京畿学研究中心 许振东名师工作室 编辑：曹梓雨 审校：袁钿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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