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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史上曾有过一次争论，就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次争论可谓振聋发聩，因为发起者想要推翻行书《兰亭序》的存在，此人就是郭沫若。而辩方想要驳倒郭老的观点，就要拿出十足的证据才行。当时的书法家有很多人都参与其中，发表了不少文章，最终形成了郭沫若与高二适两人的“较量”。
之所以有此争论，不得不提1964年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当时南京考古发掘了不少东晋大墓，且与王羲之生活年代相近，而从墓中出土的竹简、墓志文字来看，均以隶书为主。这启发了郭沫若，他认为王羲之时期，可能压根没有成熟的楷书和行书，所谓“行书兰亭序”，很可能就是后人伪造的，比如智永。
郭沫若进一步引用史籍对王羲之书法风格的评价，力证王羲之书法应该有浓重的隶书笔意。而商承祚则说：“从东汉起隶书向章草和楷书发展……到了东晋已经成熟”，且《十七帖》就已经几乎看不出隶书笔意了。无奈的是，高二适、商承祚等人的观点并没有出土文物佐证，最终落败，甚至扣上“唯心主义辩论”的帽子。
直到1998年，一件碑刻的出土，证明了商、高二人的正确，也“打脸”了郭沫若“东晋无楷书、草书”的观点，此作就是《高崧墓志》。此碑镌刻于东晋太和元年（366年），与王羲之生活年代相符。墓志长约50厘米，宽约25厘米，厚6厘米，1998年出土于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内。
与之一同出土的还有其夫人《谢氏墓志》，上面所刻书法风格较为相近，但《谢氏墓志》隶意更浓。从这两件墓志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笔画、结字上还有隶书写法，但整体可以算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了。此碑用笔刚健饱满，中锋为主，切笔而入，收笔时有意省去燕尾波磔，如“十”“廿”等字。
不过，有些长横的收尾也还保留明显的隶书写法，如“二”“三”，捺画捺脚的上挑也能看得出来。但是，这两件墓志的楷书写法明显多了起来，特别是在某些笔画，如横折的提按顿挫，勾画处理也不再完全平钩，收笔时尖锋向上的角度也和缓了不少。
《高崧墓志》结字宽绰舒展，用笔方圆兼备，颇为含蓄婉转，与钟繇的《贺捷表》《宣示表》有近似之处，左右的收放揖让、上下的重心变化也较为多变。这件墓志书法中楷、隶笔法的兼容，已经说明了楷书应用的普遍和隶书的衰落，。如果对比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更能发现隶意的消退。
王羲之已无真迹传世，而这些经过考古出土的文物，最具有说服力，也真实展现了书法风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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