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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中央致电新四军，提出“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目标。 据此，新四军各支队陆续向皖南、皖中集中，并将军部由南昌移至安徽省歙县岩寺地区，后又移至泾县云岭。 1938年6月15日，项英电告中央，“军部及三支队（〔欠〕一营）位置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队伍，以大力争取这一带群众，准备以太平（不含）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后方已移至这一区域内。如敌前进即可依据这一地区在敌人翼侧活动，并在某种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伍到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 同时，他在给陈毅的电文中也说：“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目前除你的及二支队主力出动，其余暂留此地帮助建立根据地，以备将来成为发展的基本力量”。 也就是说，他希望在皖南建立根据地的方式，使之成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待日军前进时作侧翼活动，在浙江沦陷后向东南山区挺进。 从战略上看，皖南靠近抗日前线并处在国军与日军之间，形势不利。但如浙、皖全境沦陷，亦可依托皖南山地向东南天目、仙霞两山拓展战略空间。 可以说，事后在研究项英滞留皖南不愿北移的动机时，对这个战略方针的坚持，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内因。 从正常的局势判断上来看，他这个战略方针并无不妥之处。按常理推断，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之后必然是广州，然后就是福建、浙江、江苏，再开始往内陆平推。 但他少算了一点：此时日军已经无力作全面推进，只能跳跃性地去占领那些战略区域。因此，一直到抗战结束，日军也都未能占领浙江、安徽和江西全境。 但遗憾的是，项英自始至终都没有根据局势的变化来调整他的战略构想。更要命的是，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地区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项英为了不破坏统一战线，根本没有把皖南发展成所谓的根据地，当地的区、乡、村等基层组织仍然是国民党在掌控，军部驻地云岭也只能算是驻扎区而不是根据地。 之后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确立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项英任东南局书记。1939年2月，周恩来抵达皖南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传达六大精神，并与东南局和新四军领导人共同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六大中所谓“发展华中”，其主要任务在八路军而非新四军，并且在周恩立为新四军确立的战略任务中，所谓向北发展，指新四军向北运动，接应八路军南下，而向南巩固，其实也是保留江南的战略支点。也就是说，到此时，中央与项英对江南新四军的战略构想还是基本一致的。 1939年3月，叶挺以巡视名义向蒋介石提交了设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请示，随即获准。中央旋即发出最新指示，要求把成立江北指挥部的机会“来作发展的布置”，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也就是说，因为形势的变化，中央已经开始考虑把新四军作为发展华中的主要力量了。 之后，于当年5月，新四军便以张云逸为指挥，在安徽省庐江县东汤池严家松园成立了江北指挥部。 1939年8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国际形势，得出关于“中国目前可以说到了相持阶段”的新结论。在此阶段中，日军将停止对中国的战略性进攻，以河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战部署不得不彻底转换。周恩来在会上谈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时，提出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中央接受此议，并表述为“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但不论何种表述，从此时起，在中央的战略构想中，江北真正成为新四军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成为与国民党争夺华中的重要战略枢纽。 但项英却非常疑虑，他很担心如果急于进入苏北，会与韩德勤直接冲突。如决意解决韩德勤，则江南“仅自卫原则不够”，因为“将来江南主力非限于小范围自卫方式所能应付”。他还认为，在将来任何情况下都须“独立开展南方局面，以与北方配合”。倘若江南有事，新四军“非转移他处不可”，又“非战斗不能打开局面”，“冲破包围，非有相当力量不可”。 也就是说，他更希望以委曲求全的方式，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发生冲突，来换取新四军的发展空间。从这里也能看出，他在政治斗争上还抱有着一定的幻想。 为了实现巩固江南、向东行动的战略任务，于1939年11月，以陈毅为指挥，以粟裕为副指挥的江南指挥部在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竹箦镇水西村成立，统一领导茅山和苏南地区抗日活动。 到1940年1月14日，项英召集新四军军分委与东南局联席会议，共商新四军发展方略。会议认为，在全国抗战发展大局中，南方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我，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因此，南方在可能发生的变化时应有一支军队作核心，以团结与领导各省群众的斗争。军事部署上，皖南与江南须组成两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以造成此坚强之主力，归军部指挥。 基于此，他否决了刘少奇关于“从江南抽调一到两个团到江北，并派陈毅或袁国平来加强领导”，然后江南北上部队及皖东部队向淮北集中，配合彭雪枫部“向江苏北部深入，直抵海边，争取淮阴、盐城以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并向盐城征收盐税，大大发展部队”的建议。 此后，中央觉得军部的思路有明显不妥之处，因为此时，蒋介石正已经处于三大阵营的拉拢中，蒋介石要么会借机重启反共事端，要么干脆与日本达成反共协定。为了作最坏的打算，需要新四军必须在江北发展，如果蒋没有投靠日本，则可以在江北作守势；如果蒋投靠了日本，也可以再向南发展。所以，让王稼祥给项英发电加以纠正。 此后又连电提醒项英 “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 最终，中央同意了刘少奇的关于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议，于1940年1月19日，由陈毅率领江南新四军进入苏北。 不过，抗日形势的发展瞬息万变。就在强调新四军主要出路在江北后数日，中央关于抗战战略的思路又发生了重大转变。起因是汪精卫对日密约被公布以及蒋介石告国民书的发表，此二事扭转了中央关于蒋介石可能降日的判断，认定全国性抗战不但仍将继续，而且“必有一个发展”。对新四军而言，既然排除了蒋介石投降的可能，北上的问题便不再急迫，苏南、皖南之发展就可以考虑了。 2月10日，在分析国民党内“欧美派资产阶级”不愿投降的形势后，中央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是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 基于此，新四军的战略任务调整为：陈毅部猛烈发展苏北，扩大军队2万至3万；留在江南者一直发展到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扩大军队3万至5万；皖南巩固现有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 新方针虽仍要求陈毅部发展江北，但对皖南、江南的工作思路已完全改变。非但不再强调退路的问题，在苏南东路甚至提出了比苏北更宏大的发展规划。此电实已修改此前对“发展江北”的重点强调，调整为江南、江北多线并进的发展策略。自刘少奇二入华中，项英与中央、中原局之间关于新四军主力北上的分歧与讨论，至此告一段落，双方基本上达成一致。 但形势再次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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