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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与平原，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经济方式——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进而决定人们所食所衣、所住所行这些基本的物质文化形态，再进而影响到人们的信仰、思维方式与性格特征。相比之下，草原上的民族以畜牧业为基本的生产方式，穹庐毡帐、衣裘饮酪，过着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因常受猛兽、风沙、严寒的侵害，他们常显得粗犷豪迈、勇敢坚毅。而生活在农耕文化区域中的人们，他们靠天吃饭，以地为家，对土地有很深的依恋。长期的劳作养成了他们勤劳、刻苦、细致、温和的性格。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单以人口而论，草原文化区的人口远非农耕文化区之比，但在历史上它对包括吴越地区在内的农耕文化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越地区包括今江苏省、安徽省南部以及上海市、浙江省全部，从地形上可分为三大区块：其东北部为长江下游平原，其西南部为江南丘陵之地，其东为沿海地区，在地理上有平原，有山地,有海洋，是典型的山、原、海合一的地区，因而在文化上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具有水乡文化、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点。但即使在山地、滨海，虽有捕鱼煮盐、采矿樵采之业，农耕仍是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因此，吴越文化从本质上讲仍是一种农耕文化。 黄河流域农耕区与北方草原文化区地域相连，在历史上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对此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以致有“胡化”这样的理论。至于草原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彼此相距既远，差异又大，学术界对此似乎显得有些忽视。事实上，草原文化无论作为一种民族文化，还是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它与吴越文化之间有交往，有互动，彼此的文化影响同样是存在的。本文重点探讨草原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政治上的影响。历史上草原民族一拨拨南迁，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甚至建立了元、清两个大一统王朝。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政治格局的改变自会对任何一种区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二是中原移民的间接影响。吴越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外来文化影响之巨无过于中原。晋、宋两次政治中心南迁，晋、唐、宋历次南下移民大潮，都对吴越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但这些移民中包含了游牧民族及其后裔，也包含很多已经“胡化”的汉人。草原文化通过他们间接地对吴越文化施予影响。三是草原文化直接的影响。 下文分三方面论述之： 一、移民 草原文化区往吴越地区的直接移民，史书上多有记载。两晋之际，“五胡”入华，衣冠南渡。其间，大批“胡人”也渡江而来。大兴年间，东晋设典客令“领诸胡”。由于当时南北对峙，双方争战不断，也有很多“胡人”被掠南来。如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伐南燕,次年攻克其首都广固，南燕灭亡，刘裕“没人家口万余人”。这些被俘掠的人口有不少是鲜卑人，部分被迁到南方。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伐后秦，攻克洛阳，包括后秦主姚泓在内的姚氏宗族及其他降俘人员被迁至江南。姚泓虽到建康后即被杀，但大部分被迁之人都活了下来。也有一些北方少数民族将领投归南朝，其中最著名者莫如侯景。侯景本是羯族人，曾是东魏将领，投靠西魏。梁武帝招纳侯景,封为河南王。后侯景举兵叛梁，率军攻入京城建康，将皇宫围住，梁武帝被活活困死。虽然侯景过江时兵不过八千，马不过数百，但他对南朝所产生的冲击却是非常巨大的。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境内活跃着大量来自草原地区的人们。天宝时，本身就是胡人的安禄山派胡人到各道经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势虽衰,但开放的风气却不减当年。特别是回纥人，因在安史之乱中助唐平叛有功，势力膨胀，获得很多特权，很多回纥人纷纷进入中原，他们中的很多人迁居到南方地区，其中不少即在吴越之境。懿宗咸通元年(860年)浙东观察使王式说“吐蕃、回纥比配江淮者，其人习险阻，便鞍马，可用也。” 也有很多西域胡人冒回纥之名到中国内陆经商，号为商胡，进入长江流域。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纥有功也”在吴越地区，也聚集着大量商胡。至德年间，田神功在扬州大肆杀掠，“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可见数量之多。据《太平广记》记载，李勉在睢阳遇见一位要求搭船回扬州的波斯籍老人，那波斯老人说:“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扬州唐墓中出土了来自波斯的陶壶与刻着阿拉伯铭文的瓷壶，说明有来自西亚草原民族的人民曾定居于此。 入宋之后，宋朝与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三朝在政治上长期对峙，互为敌人，但这并未中断彼此的人员往来。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南宋军队攻取灵壁、虹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等万余人投降。南宋与蒙古对峙时期，即有一些蒙古军人逃往南宋。元灭南宋以后，元朝统治者招抚这些蒙古旧人重新编入蒙古军。 元灭南宋之后，杭州作为南宋故都，仍不失为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城市。大量蒙古人，或因仕宦，或因驻军，或因游学，或因流放，或因经商，纷纷南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镇压了原分在辽阳行省乃颜诸部的叛乱，将其部众流放江南。尚书省臣言:“乃颜以反诛，其人户月给米万七千五百二十三石，父母妻子俱在北方，恐生它志，请徙置江南，充沙不丁所请海船水军。”吴松弟推算，以每人每月平均食米30斤计，迁往江南的乃颜部众大约有六七万人。元朝还在南方地区大量驻扎蒙古军队。镇江路有蒙古民户29户，蒙古军592人。定海有蒙古军300人，是辽东乃颜部叛军的流放地之一。 蒙古的征服战争所带来的政治动荡也引发了其他草原民族人们南下吴越。金元之际，有大量契丹人南下，浙江的台州、婺州、处州成为契丹人在南方的重要聚居地。明里帖木儿曾率部分黑军长期驻扎在这些地方，并定居于此。后埋葬在台州的契丹人就有数百人之多。据载,元时镇江府有契丹人21户，契丹军人146人。 此外，很多西亚人也因蒙古人的征服而来到中国，来到吴越。如畏兀儿人，镇江、杭州都有畏兀儿人居住。又有犹太人。据西人依宾拔都他讲，汉沙(即杭州)第二城之门名犹太门，附近有犹太人、基督教徒、土耳其人甚众。又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他们善于经商，而江南是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吸引了大量回回人前往经商、定居。《西湖游览志》卷18：“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多，号色目种。隆准深眸，不啖豕肉，婚姻丧葬不与中国相通。”杭州出土阿拉伯碑文甚多。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在杭州看到“回教徒在此者甚夥”，他们有自己的居住区(第三城)和市场，还有礼拜堂和祈祷处。其他地区如集庆路、镇江路、庆元路、松江府，也有一定数量的回回移民。元至顺年间，镇江路侨寓户中有回回人59户，347口，超过当地其他的非汉族居民。庆元路在至正年间有回回19户，答失蛮2户，分别居住在邺县、奉化州、昌国州、慈溪县和定海县。 这些来自草原地区的移民，有些将草原文化传到江南，有些甚至成为吴越文化的一分子，为吴越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如元朝著名散曲家贯云石，本是高昌回纥贵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朝开国大将。贯云石后慕江南风物，隐居杭州，在杭州以卖药为生，自号“芦花道人”。他创立“海盐腔”，流传至明代，为“昆腔”的先驱。 二、物质文化的影响 草原地区的最大物资便是畜产品，很多畜产品通过朝贡、贸易等形式进入中原,进而进入南方地区。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而中国南方地区不宜养马，因此中国古代王朝常在边境与草原民族进行互市贸易，以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马匹。南宋时，朝廷在川、广等地边境置场,进行茶马贸易，又在畿辅之地的临安府、建康府、平江府、常州、秀州、扬州、湖州等地大量放养军马。这些军马很多便来自上述地区。 这种做法在分裂时期都不例外。如五代十国时期，据陆游《南唐书契丹传》，南唐与契丹进行海上贸易，南唐多次从契丹获取马匹。升元二年(938年)，契丹“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马是一种重要的军事物资，获取相对不易，但羊就不一样了，一次贸易，就有三万口之多，可见贸易量惊人。 羊等畜产品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方地区的饮食结构。南宋之后，南方地区也普遍流行食羊饮奶。《嘉泰会稽志》卷17《兽部牛》： 中州火平潼取酥酪，以雍酥为冠，今南方亦皆作，而会稽者尤佳，会稽诸邑又推诸暨为冠盖。吴中酥虽绝多，大抵味淡不可与会稽班也。晋王武子指羊酥示陆士衡云：“卿江东何以敌此？''疑当时南方未有酥酪也。 可见酥酪六朝时在南方地区尚未普及，而到南宋“南方有皆作”。《嘉泰吴兴志》卷18也说:“大抵乡间畜牛之家，例能为酥及乳”吴越在南宋因地处畿辅，更易受到草原饮食文化的影响，喝牛奶遂成为一种普遍的饮食习俗。而其他地区,却常常喝不到牛乳。杨万里有《除夜小饮，叹都下酥乳不至》诗云： 雪韭霜法酌岁除，也无牛乳也无酥。 贫中却富何人会，自有村醪'不用沽。 杨万里在江南喝惯了牛乳，回到江西安吉后却无乳可饮，不免心生感慨，写下了这首诗。 除饮食文化外，在服饰文化领域，吴越地区也深受草原地区人民的影响。淳熙年间，袁说友上奏说： 臣窃见今来都下一切衣冠服制习外国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恬不知耻。事属甚微，而人心所向，风化所本，岂可不治？乌有堂堂天朝，方怀健未报，恨不寝皮食肉，而延使效习敌警之俗以乱吾中国之耳目哉？臣朝夕所愤懑不平者，兹不暇缕姑以最甚者言之。紫袍紫衫，必欲为红赤紫色，谓之顺圣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俊高，用皂革，谓之不到头。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篦，则虽武夫力士皆插巾侧。如此等类，不一而足。岂特习以为仪，略无愧色。兼又身披异服而敢执事禁庭者。识者见之，不胜羞恨。 可见南宋胡服之风盛行。 受草原民族习俗的影响，元代江南地区有用女真人“减铁”为装饰品者。孔齐《至正直记》卷4《减铁为佩》：“近世尚减铁，为佩带刀靶之饰，而余干及钱塘、松江竞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遗制，惟刀靶、鞍辔或施之可也，若置之佩带，既重且易生锈” 当然，文化的影响与被影响，有其两面性。对异质文化的接受,有自觉自愿的，也有被强迫的。女真人的强制II发易服政策即是强迫其他民族接受其民族文化的例证。徐梦莘所撰《三朝北盟会编》卷123记：“时方金人欲剃南民顶发，人人怨愤，日思南归。又燕地汉儿苦其凌虐，心生离贰，或叛逃上山，或南渡投降。”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建炎三年九月条记：“金元帅府禁人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幸好南宋时吴越地区不在金朝的辖区之内，因此免受强迫剃发之祸。至清初，满洲统治者一承其先祖的敝政，实施II发易服，引起汉族人民的强烈的反筵发斗争。自宋以后，吴越之区即为中国的文化枢纽。因此，雍发令下，吴越地区的反抗斗争就远较他处强烈，致有“嘉定三屠”这样的惨剧发生。 服饰虽是物质文化的一种，但似上述这般易服政策，其含义已远远超越一般物质文化的范畴。它与文字狱一样，都是清廷民族压迫政策的一部分。而吴越地区是当时汉族精英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这种文化政策对吴越文化的影响也显得特别深远。一方面，它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发展路向。吴越地区的士大夫，畏惧于清廷的文化暴政，从此埋头故纸堆中，致有乾嘉考据之学的兴起。另一方面，满洲统治者虽然“成功”贯彻了他们的雍发政策，但在吴越地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鲁迅是在吴越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说：“对我最初提醒满汉界限的不是书，而是辫子。这辫子，原本是砍了许多古人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且介亭杂文末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又说:“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杆，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人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杆上，再去拉别的人”惟其如此，清末，吴越地区也成为“排满”最激烈的地区。 南宋与清，吴越地区都曾深受女真(满族)服饰文化的影响，但在南宋，人们是自觉自愿，竞为女真装束，南宋政府屡颁禁令而不能止;在清朝，却是统治者强制推行，吴越人们拔刀相拒，以血抗争。反差之强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三、册神文化的影响 草原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另一重大影响便表现在精神文化领域。 能歌善舞是草原民族的一大特色。唐时“胡风”盛年，西域乐舞大行其道，吴越地区也能欣赏到西域乐舞。如张祜有《观杭州柘枝》诗： 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蛾暂起来。 红谷画衫缠腕出，碧排方胯背腰来。 旁收拍拍金铃摆，却踏声声锦被摧。 看着遍头香袖褶，粉屏香帕又重隈。 又白居易《看常州柘枝赠贾使君》诗： 莫惜新衣舞柘枝，也从尘污汗沾垂。 料君即却归朝去，不见银泥衫故时。 诗中的“柘枝”便是有名的西域健舞。 又如大名鼎鼎的《霓裳羽衣曲》，是根据西域乐曲改编的，是唐玄宗的得意之作。《霓裳羽衣曲》在安史之乱后失传。南唐后主李煜皇后周氏善于琵琶，用琵琶将此曲重新奏出，“于是开元、天宝之遗音复传于世”。这也是吴越文化对西域文化继承发扬的一个例证。 南唐对大唐西域乐舞的传承并非《霓裳羽衣曲》为然。据史书记载，昇元二年(938年)高丽国派使节来贡方物，南唐派学士孙晟宴请使者，席间演奏龟兹乐，并表演番戏。龟兹乐也是西域名乐，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苻坚派大将吕光灭龟兹，将龟兹乐带到凉州。隋炀帝定《九部乐》，《龟兹乐》即为其中之一。 词是盛行于唐宋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人们普遍认为，词起源于中国南方地区。吴越地区在词的创作中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南唐后主李煜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王国维《人间词话》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人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北宋时，吴越地区词家辈出，如范仲淹、张先、周邦彦等,俱擅名当世。其中杭州人周邦彦更是被认为是词史上的一个集大成者。王国维认为：“然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唯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未为犹当也”将周邦彦比作诗中的杜甫。至南宋以后，随着政治中心南迁，吴越地区词的创作更显繁荣，而词也自然而然成为吴越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然而,词之兴盛虽是在吴越，但论其起源，却是西域歌辞。一方面，胡乐入华引起音乐新变，另一方面，北方民族盛行杂言歌辞，这为长短句的孕育提供了条件。众所周知,在词体长短句出现之前，中国传统韵文是齐言体的诗歌，《诗经》时代是四言体，汉代以后产生了五言体、七言体。这种诗歌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尚书尧典》所言“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此之谓也。而北方草原民族的歌辞多为杂言,如闻名于世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歌辞是与胡乐及西域乐器相适应的。西域乐器如曲项琵琶、五弦箜篌、直胡、铜鼓、铜钱等，演奏时节奏感强，抑扬顿挫，速度变化快。中国传统的齐言体诗是不能与这种“胡乐”相适应的。与之相适应的长短句便此应运而生了。 后世吴越地区的元曲创作也非常繁荣，杭州与大都并为当时的两大创作中心。元曲的产生，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更是深远了。 胡乐对吴越文化的影响,非独唐、元这两个“胡化”时代时为然。宋朝虽在政治上与契丹、女真、蒙古长期对峙,致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也多受限制。但民间自发的文化交流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论文化之繁荣昌盛，上述漠北三朝自远远不能与宋相提并论。以往我们多注意漠北三朝对汉族传统文化的接受，但汉族人民何尝又不是深受这三个草原民族的影响呢。 以下三则是南宋时期禁胡乐胡服的史料： 隆兴元年(1163)七月二十五日中书门下省言：“窃见迩来临安府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如插棹篦、吹鹳鹄、拨胡琴、作胡舞之类，已降指挥严行禁止外，访闻归朝、〔归〕正等人往往不改胡服。及诸军有份微蕃装，所习音乐杂以胡声。乞行下诸军及诸州县，并行禁止。”从之。(《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6) 乾道四年(1168)七月壬戌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胡装，声音乱雅，好为胡乐，如插棹篦。不问男女，如吹鹏樗，如拨胡琴，如作胡舞，所在而然。此皆小人喜新。初则傲学以供戏笑，久则习之为非，甚则上之人亦将乐之与之俱化矣。臣窃伤悼中原士民沦於左衽，延首企踵，欲自致於衣冠之化者三四十年而不可得，而东南礼义之民乃反堕於胡虏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咬厩鹄，拨胡琴，使一人黑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道路聚观，便同夷落，伤风败俗，不可不惩。伏望戒敕守臣检坐绍兴三十一年指挥严行禁止犯者断罪令众自然知惧矣。”(《咸淳临安志》卷47) 淳熙十二年(1185)三月八日右正言蒋继周言：“今暮乐有名《渤海乐》者盛行於世，都人多肆习之，往往流传宫禁，乞行禁戢”从之。(《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22) 胡乐胡服，屡禁不止。当时吴越地区的一些士大夫甚至对女真音乐抱着一种非常欣赏的态度。如著名诗人、苏州人范成大有《次韵宗伟阅番乐诗》云： 十日闲愁昼掩关，起寻一笑共清欢。 罢休诗社工夫淡，先净书生气味酸。 尽遣余钱付桑落，莫随短梦到槐安。 绣靴画鼓留花住，剩舞春风小契丹。 当时杭州并非女真的统治区域，女真文化仍对杭州有这样巨大的影响，更不用说此后整个吴越地区一统在元朝之下了。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卢敦基 何勇强 （原载《论草原文化（第八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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