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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庆元党禁”解除后，以朱子学为主要对象的“庆元学禁”迄无定论，直到嘉定元年朝廷赐朱熹谥号，朱子学才彻底摆脱禁锢。与此同时，朱熹的谥号由“文忠”改为“文”，也预示了朱子学官学化时代的到来。本文分析了朱熹谥号“去忠存文”的历史过程，以及谥“文”在唐宋思想转型中所蕴含的思想史价值，认为朱子学地位上升的同时，宋学的多元性也受到了威胁。 关键词：朱熹；谥号；官学化 一、寻找为“庆元学禁”平反的突破口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在史弥远的主导下，韩侂胄被杀，结束了他对南宋政局的专权，次年改元嘉定，即嘉定元年(1208)。嘉定更化结束了韩侂胄发起的庆元党禁，但对于朱子学和道学的学禁，却没有明令解除，因为庆元党禁事实上在嘉泰二年(1202)就结束了。叶绍翁说：“嘉泰之间，为公之类者已幡然而起。至嘉定间，偶出于一时之游从，或尝为公之所知者，其迹皆相望于朝。”说明，大约从嘉泰二年开始多数受到迫害的道学人士(即所谓“伪学之徒”)都恢复了名誉，或重新起用，朱熹门人逐渐活跃起来。具体到朱熹，嘉泰二年十月诏：“朱熹以华文阁待制致仕，并与合得恩泽”，就是党禁解除的信号。 但是，从嘉泰二年到嘉定元年六年间，对朱熹学术的评价却迄无定论，庆元党人纷纷官复原职时，只是象征着“党禁”的解除，至于朱子学的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却仍然是一个悬案。因为，通过政变上台的史弥远并不是一个朱子学的拥护者，相反，他的思想背景更加接近于陆九渊心学。而那些复出的庆元党人，对恢复朱熹的政治名誉和道德名誉，都无异词，但是对朱子学的评价仍存在着分歧。而朱熹弟子和朱子学的拥护者们，对朝廷这种暧昧的思想取向感到了焦虑。嘉定元年四月，太学博士真德秀在转对时，公开提出解除学禁的要求： 正心诚意以为学，修身洁己以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则以好名嫉之，立为标榜，以遏天下趋善之门，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风，惟利是视，以慷慨敢言为卖直，以循黙谨畏为当然，以清修自好为不惰，以顿顽无耻为得意……今日改弦更张之初，臣谓当先破尚同之习，广不讳之涂。朝政得失，俾臣下各尽所懐，而不以立异为可厌；褒崇名检，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名为可疑。则士气伸而人心正，风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务，畴先于此？惟陛下与二三大臣亟图之。 宁宗对此奏的反应是：“寻得旨：'依。’”说明宁宗对解除学禁是认可的，真德秀此次努力无形中推动了朱熹的赐谥。嘉定元年十月，朝廷下达了叙复朱熹原官，并给予致仕恩泽，同时“特赐谥”的命令。这一命令，与嘉泰二年以华文阁待制致仕诏命一样，都还只是把朱熹作一个“论思献替”的侍从官看待，并未触及到为强加于朱子学之上的“学禁”平反这一核心问题。 即便到了嘉定二年十二月朱熹得谥“文”，却依然没有得到赠官。原因是，朱熹在绍熙五年八月除官至焕章阁待制，同年十二月罢，庆元六年去世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恩泽”，包括致仕恩、赠官、遗表恩等等。嘉泰二年十月诏“朱熹以华文阁待制致仕，并与合得恩泽”，兑现了致仕恩泽。因为华文阁待制与焕章阁待制同为从四品，而赠官应该比生前的最高官职略高，所以嘉泰二年十月的诏书没有解决赠官问题。到了嘉定元年十月下旨赐谥时，也只说“仍依条与遗表恩泽一名”，依然不及赠官一事。朱熹的弟子陈淳为此抱怨：“每思前年更化之初，時事一一反正，而先生恩命特不舉行者，不審何謂？”朱熹赠官问题解决之迟，显示朝中某些有力人士对解除学禁并不热心。 正是在此种党禁已开、学禁未解的濡滞不前的僵局中，嘉定二年十二月，朱子学人士们在朱熹的谥号问题上取得了“去忠存文”的成就，从而为彻底解除“庆元学禁”、为朱子学平反找到了突破口，而朱熹也终于嘉定三年五月，被追赠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从三品)，启动了朱子学逐步官学化的进程。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朱熹谥“文”这一事件进行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二、从“文忠”到“文” 嘉定元年十月十八日，朝廷向吏部、太常寺下达了议谥的圣旨，从而启动了赐谥的程序。嘉定二年，太学博士章徕奏议谥状，根据《逸周书·谥法解》：“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拟谥文忠。然而，主持覆谥的吏部员外郎兼考功郎官刘弥正在议状中推翻了章徕的拟谥，“去忠存文”。刘弥正(156—1213)，福建莆田人，卒于嘉定六年，任吏部员外郎后，历任左司郎中、两浙转运判官、两浙转运副使、太常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最后官至吏部侍郎。他是叶适的好朋友，其墓志铭为叶适所作，但是从此铭中看不出刘氏与朱子学有何渊源，亦无一语提及为朱熹改谥之事。至于刘弥正在任吏部侍郎前的嘉定年间的仕途中，叶适只提及了任太常少卿时建议为光宗配享一事，又由于刘弥正只当了三个月的吏部侍郎，叶适说：“登侍从浅，其事未著，道未伸也。”总之，在叶适看来，刘弥正为朱熹改谥一事不值一提。改谥一事虽然为属于永嘉学派的叶适所忽略，却深刻影响了朱子学在南宋后期的走向。认识这一意义，就有必要比较一下章徕、刘弥正两篇奏议(二文都保存在李心传编的《道命录》中)。 先看章徕的议状： 自周衰，正学不明，道术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为申韩。尚清虚者忘实用，其弊为庄老。孔、孟生乎其时，躬复是道，既与其徒辩问讲，又着而为书，使后世有传焉。然辙环天下，诋毁困厄，至老不遇，而获伸于后世，盖真伪之相夺，固不容以口舌胜，而枉己直人者，又圣贤之 所不为也。百年之后，爱憎冺而是非定，则毁誉息而公议行矣。至汉之杨雄、隋之王通、唐之韩愈，学孔孟者也，其出处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讲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而志愈笃，累辞召请祠，益得以涵飬所学，其后辞不获命，亦屡尝列位于朝，分符持节于外，而类多龃龉不合。主上龙飞，擢侍经筵，力排权臣而逐去。寻以论者诋伪学夺职，而公亦继以下世矣。……谨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亷方公正曰忠。惟公躬履纯诚，潜心学问，近承伊洛，逺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闲邪存诚，以为践履之实，用功于不睹不闻之际，加省于日用常行之间。及行着而习察，德新而理明，然后发圣贤藴奥之，斥清谈、功利之偏，训释诸经，平实坦明，使后学有所依据。居乡则信于朋友而以讲切为功，居官则信于吏民而以教化为务，非道德博闻之谓乎？惟公以难进易退之节存，忧国爱君之诚。为郡太守则勤恤民隐如恐伤之。奏减横赋，修举荒政，为民有请，不避烦渎，必使实惠下究。任部使者，则纠发下吏，不挠权势，虽忤时相，必得其职乃止。至于立朝则从容奏对，极言无隐，剀切论疏，发于至诚。方权臣初得志，窃弄威福，知其渐不可长，祸弗顾也，非亷方公正之谓乎？彼词章制作，兼备众体，雄深雅徤，追并古作亦可以为文矣，而未足以为道德博闻之文也。彼尽心献纳，随事规谏，或抗直以扬名，或削藁而归美，亦可以为忠矣，而未必皆亷方公正之忠也。曰文与忠，惟公足以当之而无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传之天下与来世，庶乎久而益信。 可以清楚地看到，章徕毫无贬损朱熹的企图，对朱熹的思想学术与政事、品德都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在最为要害的学术定位方面，章徕承认朱熹是“近承伊洛，远接洙泗”。相比之下，刘弥正的议状不但进一步强化了道统意识，且主张“文”高于“忠”： 谥，古也。覆谥，非古也。谥法，谥生于行者也，茍当于行，一字足矣，奚复哉？故侍讲朱公没于爵未得谥，上以公道德可谥，下有司议，所以谥。谨献议曰：六经，圣人载道之文也，孔子没，独子思、孟轲氏述遗言以传世，斯文以是未坠。汉诸儒于经始采缀以资文墨，郑司农、王辅嗣又老死训诂，谓圣人之心直在句读而已。至隋唐间河汾讲学，已不造圣贤关域。最后韩愈氏出，或谓其文近道耳，盖孔氏之道，頼子思、孟轲氏而明。子思、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濓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而圣道灿然。……初，太常议以文忠谥公。按公在朝之日浅，正主庇民之学，郁而不施，而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本朝欧、苏不得谥文，而得者乃杨大年、王介甫。介甫经学非醇也，其事业亦有可恨；杨公正复文士尔，文乎文乎，岂是之谓乎？世多评韩愈为文而非也，《原道》谓“轲之死不得其传”，斯言也，程子与之，公晚为韩文，立《考异》一书，岂其心亦有合欤？请以韩子之谥谥公。 章徕把朱熹置于扬雄、王通、韩愈这些不能得位行志的“学孔孟者”之伦，又称赞朱熹的诗歌文章“雄深雅健，追并古作，亦可以为文矣”，这些虽然都是褒美，却不能反映朱熹在道学传承统绪中的地位。刘弥正则判扬雄、王通之流为“已不造圣贤关域”，而韩愈则是“近道”。刘弥正在辩正“忠”与“文”的关系时，把“文”从狭隘的“道德文章”“博闻好学”提升为理学所认同的“道统”，这表明一个思辨的时代已经取代了辞章的时代。 在刘弥正看来，“谥生于行者也，茍当于行，一字足矣，奚复哉？”“文忠”固然甚美，但如果“文”可以涵盖“忠”，则单谥“文”有何不可？刘弥正认为，“忠”突出了官员的政治贡献(如曾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曾任宰相的周必大)，宋代谥文忠者大有其人，最著名的是欧阳修、苏轼、周必大。其中周必大是宰相，而朱熹官不过侍从，二人地位过于悬远，难以比拟。最接近的参照系应该是欧阳修与苏轼二人。 神宗朝为欧阳修定谥时，钱藻、窦卞(判吏部流内铨)的覆议云：“议论文章，务明尧舜孔孟之教于已坏之后，可谓道德博闻矣；排左右持禄取容之虑，特建万世无穷之策，而自不以为功，可谓廉方公正”同判太常礼院李清臣谥议同样突出“忠”字是指他“两预定策翊戴，有安社稷功，”“忘身履危，以为朝廷立事”。欧阳修作为北宋中期古文运动的领袖，曾受到朱熹的多方面表扬，但是在朱熹看来，欧阳修对内圣之学缺乏建树，与周、张、二程等道学先导没有可比性。 再看周必大的“文忠”。巧合的是，周必大议谥时，刘弥正(时任太常寺主簿)担任初议官，他的议状也是围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展开，从“文”的角度突出了周必大的四六文和诗歌的成就：“铺扬闳伟，文饰太平，盛徳鸿业，实与高文大册相为辉映”，又从“忠”的角度突出了周的赫赫相业。覆议的许奕在议状中明确地指出：“始终声名，无毫黍玷缺，识与不识，浩然归重，考行训徳，曰文曰忠，与韩、颜、富、欧、苏诸公并传于无穷，不其伟与？”许奕说，周必大谥“文忠”，就能与颜真卿、富弼、欧阳修、苏轼等人传之无穷。但是和这些人并列，是朱熹的荣幸吗？ 正如黄榦所撰的朱熹《行状》所说的，朱熹虽然立朝才四十日，仕于外者仅九考，“然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则不以用舍为加损也。”这可以理解为朱熹在朝廷以外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开展了理学传播和建设工作。若进一步与曾任宰相的周必大、曾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比，则能体会出类似孔子“素王”的意味，《淮南子·主术训》云：“孔子之通，智过於萇宏，勇服於孟賁……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即道统不但不仰赖政治的加冕而具有独立的价值，且高于政治系统所赋予的名位。从“内圣”与“外王”两者的关系看，刘弥正把“文”的地位置于“忠”之上，强调了“内圣”为“外王”的源泉，“内圣”绝对地高于“外王”。 三、“杨文公”、“王文公”与“韩文公”的隐喻 既然“文”、“忠”二字轻重有高下之分，那么何以要选择“单谥”呢？宋代是以复谥为主流的时代，统计，已知的167个宋代谥号中，单谥仅有28个，占3.27%；四字谥1个，占0.12%，其余均为复谥。单谥比例远远低于各代平均水平，二字复谥基本成为定制。因为单谥极少，加上士大夫以“文”为贵，宋代单谥“文”者令人瞩目。宋代单谥“文”者仅杨亿、王安石二人，那么，单谥“文”又有何重大意义呢？ 今本《逸周书·谥法解》中，“文”的含义有六：“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经纬天地、赐民爵位”多用于帝谥，非人臣敢于擅用。人臣所能用的还是“道德博闻、学勤好问”，从宋代留下来的谥议状看，人臣谥“文”多取“道德博闻”义。所谓“道德博闻”，汉代孔晁解释为：“无不知也。”到了宋代前期，“道德博闻”重心却在文学词章。在北宋太宗朝，沈伦之子沈继宗因父亲谥中无“文”，便怀疑是因“臣父起家不由文学”，遂引王溥、薛居正谥号为参照，要求改谥。但判太常礼仪院赵昂、判考功张洎认为，“文”字至重，不可轻予，至于王、薛等人，“皆奋迹辞场，历典诰命，以文为谥，允合国章”，而沈伦所兼的集贤殿学士、监修国史“皆宰相兼领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意即那只是宰相所带的头衔，从中看不出沈氏的文学水准，最终不同意给沈伦改。可见，“文”在北宋前期主要以文学为考量标准。 在章徕起草的初议谥状中，也说朱熹“词章制作，兼备众体，雄深雅健，追并古作，亦可以为文矣。”乃是延续历来的解释。可是作为理学正宗的朱熹，其学术向来不以文章诗赋为兴奋点，而以传道为重。刘弥正认为本朝谥“文”的杨亿、王安石都不理想：“本朝欧、苏不得谥文，而得者乃杨大年、王介甫”，杨亿只是个文士，且即使以文采论，欧阳修与苏轼也比他更有资格谥“文”，因此杨亿所谥“文”出于特例，不足以为谥“文”树立典范。他真正关注的是王安石所谥之“文”，此“文”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文学水准之“文”，而具有更加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哲宗绍圣元年(1094)，朝廷下诏议王安石谥号。同年五月，监察御史周秩提议加快定谥的进程：“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与行道，以成一代之文。愿特诏两省众礼官等，会礼部议上朝廷，取决于圣裁，而后有司颁焉。”朝廷为此打破常规，下令不候王安石本家进呈行状，先命太常官共议谥，并选博士一员撰议。最终王安石得单谥“文”。遗憾的是，当时为王安石议谥的议状已经亡佚，无从得知王安石之“文”具何意涵。但周秩说“其君臣相与行道，成一代之文”，就让人联想到《易·贲·象传》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总合，远远超越了“文忠”之“文”词章文学的小范围。再联系到“经纬天地曰文”，孔冕解释为“成其道也”，不难看出，王安石的“文”象征了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最高境界，成为不言而喻的“经纬天地曰文”。可以说，王安石谥“文”后，“文”的单谥具有了“文忠”之“文”字所缺乏的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因此宋代下一个谥“文”的人，必然在学术思想、政治地位上都不逊于王安石。 不过，即使如章徕的初议状那样极力铺叙朱熹在路、州、县担任职务时候的政绩，这些与王安石那样宏大的政治改革(即便是错误的改革)仍然不能相提并论。换言之，尽管朱熹的“外王”事业可以忽略不计，但从程朱理学的理路来看，“外王”归根于“内圣”，心术不正，事业便出偏差。刘弥正和朱熹一样，认为王安石心术不正，其“内圣”是一种伪学，导致他的“外王”也是祸国殃民的“伪外王”，不配谥“文”。所以刘弥正干脆放弃了这种比附，放弃了代表政治成就“文忠”之“忠”，而专注于朱熹对儒家道统的接续。朱熹弟子黄榦说：“继往圣将微之旨，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传道是高于一切的“外王事业”。 最后，刘弥正请出了韩愈，他虽然没有正面赞美韩愈得谥“文”为名至实归，但很巧妙地点出韩愈在《原道》中“发现”了儒家的道统，而朱熹所继承的正是这一道统，并且朱熹在感情上也十分钦敬韩愈(刘氏举朱熹《韩文考异》为证)，因此，刘弥正拟朱熹谥“文”的依据不是王安石，而是韩愈。当然，我们从刘弥正的议论中不难发现一个历史的误解，即韩愈谥“文”与杨亿谥“文”一样，在当时都只是将他们作为出色的文学家来加以表彰的。 总之，朱熹复谥“文忠”是有名无实，而单谥一“文”，方为名至实归。在以往谥“文”各家中，杨亿之“文”代表了旧的词章之学，韩愈之“文”代表了理学道统的先声，王安石之“文”代表了宋代新儒学的多元化，惟有朱熹，刘弥正指出他是“有功于斯文”，接续了韩愈所说的“轲死不得其传”的儒家道统。 四、“去忠存文”的判教效应 “去忠存文”的成立，客观上发挥了对南宋儒学进行“判教”的作用。 首先，“去忠存文”把朱子学从“庆元党禁”的“诸儒”群体中孤立出来。从庆元三年的伪学党籍共59位党人中，只有36人可考是有思想倾向的，这其中，朱学人士只有8人，陆学5人(其中徐谊兼跨永嘉学与陆学)，永嘉学派7人，东莱学派2人，以上2人是具有鲜明的学派归属的，而余下的14人则没有鲜明的学派归属，这14人加上另外在《宋元学案》中无迹可求的23人，共为37人，37人可以称之为“诸儒”。所谓“诸儒”，就是《宋元学案》中独立于朱学、陆学、乃至浙学各派(永嘉学派、东莱学派、永康学派)之外的士大夫，黄宗羲、全祖望将这些无所附丽的学者都归入“诸儒学案”，从而与那些具有宗师领袖、传承有绪的学派分别开来，这些“诸儒”是朱熹、陆九渊这些学派领袖的赞助者(典型的如周必大与朱熹的关系)、同情者、友人、仰慕者，甚至从这些学派领袖那里吸收不少思想的养分，但因为辈份的原因，他们大多数在各个学派的学案中被列为“讲友”、“学侣”、“同调”。“嘉定更化”对道学的平反和对道学领袖的褒扬，正是在这些缺乏学派属性的“诸儒”来完成的。 那么这些“诸儒”是怎样被打入庆元党籍的呢？庆元党人、曾经师从朱熹、叶适的周南认为，“道学”之“道”是“仁义礼乐”，“道学”之“学”“问辨讲习”，“道学之士”是“抱材负学之士”的统称，反道学的士大夫则是“不能为善而恶其异己，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恶名也’”，至于那些不附和攻击道学的中立的士大夫，则被归为“朋党”，打入庆元党籍。这就解释了庆元党人之中朱学、陆学、浙学之外的士大夫数量何以如此之多。在思想上，“诸儒”的学术背景和思想资源十分复杂，但都承认道学的合法性，对朱熹、陆九渊的思想和人格都十分钦慕，即使有个别人与朱、陆毫无交往，但他们都认为庆元党人以“正人端士”为主。但是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对朱学、陆学的形态化却抱有疑虑，尤其是朱子学所倡导的“道统”更持异议。这是因为“诸儒”的学术与思想虽然没有明确的传承，但各有思想资源，有的可以上溯到与二程同时代的苏轼(刘光祖)，有的则是程学南传中的一支(如赵汝愚、章颖、汪逵所传汪应辰之学，其源来自张九成)，庆元党人中的“诸儒”象征着北宋中期以来宋学发展的繁荣与多元。 于是，当朱子学派宣扬“道南正脉”之时，这些支派的地位也无形中受到了贬低，由此引发了庆元党人内部存在着的学派与诸儒的分歧。从章徕初议谥“文忠”、到刘弥正复议改谥“文”的过程，就反映了这一点。最终，官方赋予朱熹“文”的谥号，实际上把朱熹从“庆元党人”中孤立出来，置于“诸儒”之上，显示了朱子学对“道统”的独占性。 第二，“去忠存文”在理学内部进行了一次清理。 随着朱熹的赐谥，嘉定年间掀起了一波为理学家们赐谥的浪潮。叶绍翁说：“自后议诸贤谥，自周元公以下俱用一字矣，如程正公、吕成公之类。”《宋史全文》引《讲义》云：“此宁宗皇帝转移士习之机也！”刘弥正在议状中含蓄地以“斯文”指代理学家的道统，而朱熹最重要的弟子黄榦则直接点破“文”代表了道统：“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大明中天，昭晰呈露，谥之曰'文’，不亦宜乎？”这就预示了，朱子学官学化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对自周敦颐以来理学道统的清理和整合。于是从朱熹开始，单谥与复谥成为是否跻身道统的标准。嘉定九年张栻谥“宣”，同年吕祖谦谥“成”，嘉定十三年，周敦颐(“元”)、程颢(“纯”)、程颐(“正”)、张载并特赐谥，相继得到单谥。其中张载谥“明”，是在魏了翁的催促下于嘉定十六年下诏赐谥的，在议谥过程发生了争议，未能定谥，但所谓争论仅限于在“明”“诚”“中”三个字中如何取舍，其为单谥而非复谥已毋庸置疑。 经过宁宗嘉定年间这一波赐谥浪潮后，北宋以周、程、张为正统，南宋以朱、张、吕(东南三先生)为正统的理学道统被官方确认。进入理宗朝后，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五人于淳祐元年(1241)从祀孔庙，吕祖谦、张栻于景定二年(1261)跻身从祀，换言之，嘉定年间赐予单谥的理学家在理宗朝全部从祀。而一度与周敦颐、二程、张载四人并称“北宋五子”的邵雍，却迟至度宗咸淳三年(1267)才与司马光一起从祀。巧合的是，邵雍没有赶上嘉定赐谥运动，这当然可以解释为他在神宗熙宁年间已经赐谥“康节”。但邵雍最终与司马光这样与“道统”有一定距离的儒者一起从祀，似乎说明邵雍在理学传承体系中的地位早在嘉定年间就决定了。 比邵雍更具有指标意义的是陆九渊。嘉定八年十月，朝廷下令赐陆九渊谥。九年三月，太常博士孔炜初议谥，拟谥“文安”，其义取“敏而好古曰文，貌肃辞定曰安”。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回答弟子“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之问时，将谥号“文”解释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此处朱熹《论语集注》云：“凡人性敏多学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朱熹认为《谥法解》中“学勤好问曰文”与孔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意义相同。此处孔炜也是引用《论语》的典故，“貌肃辞定曰安”则是《谥法解》的原文。当然，陆九渊所好之“古”到底为何，孔炜还引《孟子》的“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加以说明，陆九渊之学是孟子的“自得之学”，但是孟子之学周、程、张、朱亦传之，陆九渊与北宋五子关系如何呢？孔炜讲：“其论雄杰卓立，不苟随声趋和，唯孟轲氏书是崇是信。”隐隐点出了陆九渊直接孟子的自我定位。到了同年十二月，考功员外郎丁端祖覆议时，就把程朱一系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分歧明白道出了：“其后又得南轩张氏、晦庵朱氏、东莱吕氏续濂溪、明道、伊川几绝之绪而振起之，六经之道晦而复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谥矣。又有象山陆氏，自总角时，闻诵伊川语，尝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丁端祖说“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谥矣”，指此东南三先生都得单谥，而陆九渊已经游离于道统主流之外，陆氏自然不能援引三先生之例了，遂以“文安”定谥。因此，在理学内部，单谥和复谥标示了与“道统”的亲疏远近。 由此可见，“去忠存文”完成了两次“判教”，一是对北宋中期以来宋学传统进行了清理，将儒家“道统”归于朱子学；第二是对理学内部各派进行了清理，朱子学成为二程之学的正统继承者，坐实了“道南正脉”，从而为朱子学的官学化扫清了道路。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宇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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