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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理记】王柏:理一易言也,分殊未易识也(上)

 真友书屋 2019-12-19
王柏是北山学派的第二代,王锟在《朱学正传——北山四先生理学》一书中称:“王柏是何基的高弟,是‘北山学派’第二代的中坚,朱子的三传弟子,也是宋元之际朱学传播的重要桥梁。”

从其家庭传承来看,王柏也算出生在理学世家,他的祖父王师愈是杨时的弟子,并且他跟朱熹、吕祖谦都有学术交往,而王柏的父亲王翰也曾向朱熹、吕祖谦问学。王师愈去世后,王翰请朱熹写了篇墓志铭,同时朱子还给王师愈的墓词写了一篇《宁庵记》。由此可知,王家跟朱熹的交往较为密切。

王柏在15岁时,父亲去世了,这件事对他很有影响,这使得他在年轻时没有得到过多的嘉许,《宋元学案》上说他:“少慕诸葛孔明,自号长啸。年踰三十,与其友汪开之同读《四书》,取《论》、《孟》集义,别以铅黄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以黄勉斋《通释》尚缺答问,乃约《语录》精要足之,名之曰《通旨》。一日读‘居处恭,执事敬’章,惕然曰:‘长啸非持敬之道。’更以鲁斋。”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正编》五十九卷,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扬州诗局刻本,王柏凡例后语一


这里说王柏在年轻时把诸葛亮当成自己的偶像,所以他给自己起名叫长啸,而直到他过了30岁,才开始与朋友共同研读儒家经典,某天他读到了其中的一句话,突然有所醒悟,他觉得自己号长啸不是儒生应当取的字号,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号改为鲁斋。孔子为鲁人,他的这个号应该是以孔子为最高的崇尚目标吧。

王柏对儒家经典感兴趣其实是受了他哥哥的影响,王翰有三个儿子,王柏是老二,他的哥哥名王桐,弟弟名王相,看来正是这位王桐在父亲去世之后起到了兄长的作用,王柏在《适庄友于帖跋》中说:“(兄)暇日为某书圣贤格言大字,无非教也。又小楷书《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又书韩信登坛问答、草庐三顾问答、王朴上世宗策,共为一集,以为学问功业之勉。”

某天,王桐有了时间,就开始把一些儒家的名言名句抄录下来,以此来让弟弟学习,这使得王柏学到了一些重要的儒学名著。可能是王桐受了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他用小楷给弟弟抄的书大多是周敦颐、张载等人的理学名著,也正因此,王柏对理学大家有了深刻的崇拜之心,《宋元学案》中说:“已遇杨与立,告以何北山基学于黄勉斋榦,得朱氏之传,即往从之。”

某天,王柏在兰溪拜见了杨与立,从杨先生这里,王柏听到了何基之名,而杨又告诉王说:何基的师承很纯正,他是从黄榦那里学来者,这是朱子的正传。王柏闻听此言,就请杨与立做介绍人,他前去拜何基为师,此时他已38岁。

王柏见到何基后,彻底改变了自己以往的所学,他在《上王右司书》中说:“幼孤失学,颠倒沉迷,浸浸乎小人之归矣。一旦幡然感悟,弃其旧习,杜门谢客,一意读书,屏绝科举之业,克去禄仕之念,日夜探讨洙泗伊洛之渊源,与圣贤相与周旋于简册者今几十载。”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正编》五十九卷,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扬州诗局刻本,王柏凡例后语二


王柏说自己因为父亲去世的早,所以他未曾学到真正的学问,终于有一天他醒悟了过来,于是放弃所有过去所学,闭起门来不再应酬,一心一意地读圣贤之书,并且他也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愿望,这一学就是几十年。

因为王柏所学是程朱观念,而这个体系的理学讲求著述,王锟在《朱学正传》中说:“王柏学识广博,精通经史。他著书宏富,总计八百余卷。”八百多卷是一个极大的数量,古人的一卷书平均起来在一万多字以上,如此算下来,王柏的一生写了一千多万字,这在古代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数字,可惜的是,他的大部分著作失传了,留存至今者仅有《书疑》九卷、《诗疑》两卷、《研几图》一卷,另外还有《文集》二十卷,这样加在一起也仅是他一生著述的几十分之一。

从朱子开始,理学家就特别讲求道统,而黄榦也曾系统地将儒学道统做出了排列,这些观念当然对北山学派有很大影响,因此到了王柏这里,他依然忠实道统,他在《跋道统录》中说:“道统之名,不见于古,而起于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统之不传,所以忧患天下后世也深矣。”

王柏称,古代并没有道统之名,这个名称到了近代方有之,而朱子对此特别重视。王柏的这句话其实是想说朱子就是道统一词的发明人,但道统本身不是人为的安排,王柏在《跋道统录》中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统乎?圣人以仁义设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所以继绝学而开太平,此则圣人之道统也。”

王柏认为一年四季的自然变化以及各种生物的花开花落,这都是天地的道统,而自尧舜以来的这些文明之教则是圣人的道统,这种说法应当是王柏的一大发明,他把“天地之道统”和“圣人之道统”并提,同时他认为圣人之道统源于天地之道统。

他的这些说法其实就是儒学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为此王柏列出了他所认定的道统体系:“邹鲁运远,天启濂洛。理一分殊,以觉后觉。龟山之南,宗旨是将。罗李授受,集于紫阳。研几极深,大肆厥功。条析毫分,惠我无穷。有的其传,鳌峰翼翼。孰探其源,遂通其释。坠绪茫茫,孰嗣而芳。公独凝然,精思不忘。莘莘学子,孰定其力。公独屹然,坚守不失。衣锦尚絅,世莫我知。发挥师言,以会于归。”(《同祭北山先生文》)

王柏的这段话是从孔子讲起,孔孟之后跨越千年,直接到了周敦颐、二程这里,再下来,就讲到了杨时、罗从彦和李侗,由此传到了朱熹,此后王柏把黄榦和自己的老师何基,也依次列在了后面,而王柏就又是何基的著名弟子,所以,王柏的这个体系想表达的中心意思就是:王柏本人乃是自孔孟以来一路递传一直到了他这里,由此说明,他是道学的正传。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正编》五十九卷,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扬州诗局刻本,王柏凡例后语三


对于王柏列出这样的道学谱系,究竟是怎样的心态,王锟在《朱学正传》一书中总结出了五点:“王柏的道统观有以下特点:其一,继承朱子和黄榦的道统观,以周程为孔孟的嫡脉,以邵雍等人为旁支;其二,他们宗朱子,并把与朱子有直接师承关系的程门弟子杨时作为嫡脉,以其余的程门弟子谢良佐、游酢、尹和靖等人为旁支;其三,以黄榦为朱学的嫡脉,以蔡元定、陈淳、蔡沈等为旁支;其四,以黄榦的弟子何基为朱子的嫡传,而以黄榦的其他弟子如饶鲁为旁支;其五,他们以朱学嫡传自居,并以‘理一分殊’为所传道统的法门。”

上面所引用的王柏所言的关于道统体系那段话,其第二句话就是“理一分殊,以觉后觉”,可见王柏把“理一分殊”这个概念视之为程朱理学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并且他认为这个观念到了朱子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故而对“理一分殊”的研究与探讨也成变了王柏的重点之一,为此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理一分殊》,他在该文中称:“‘统体一太极者’,即所谓‘理一’也;事事物物上各有一太极者,即所谓‘分殊’也。以《易》言之,《大传》曰‘易有太极’,此易之理一也。及生两仪、四象、八卦,又从而八之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各具一太极;四十九策之中,每揲每变各具一太极,所谓易之分殊也。”

他的这段解释基本上就是朱子的观念,为了能让读者得到具体的理解,他在此文中又做了如下的比喻:“又以人之一身而言之,四肢百骸,疾痛疴痒,莫不相关,实一气感通,同为吾之体,犹理一也。然目视耳听,手持足行,口言心维,不可以通用,待头目必厚于手足,卫胸腹必重于四肢,足不可加于首,冠不可同于履,何者?分殊故也。‘理一’易言也;‘分殊’未易识也。此致知格物所以为学者工夫之最先也。”

王柏拿一个人的身体做比喻,他说人有四肢五官,而每个肢体的痛痒其实都是这个身体主人的感受,这就是“理一”;然而这些五官各有各的作用,比如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是用来听的,手是用来拿东西的,而脚是用来行走的,他们的功能各有特点而不能互换,这就叫作“分殊”。王柏认为“理一”这个概念容易理解,“分殊”有时却不好区分得清楚。

关于“理一分殊”的概念,王柏在《跋董氏族谱遗迹》一文中还做过如下的形象比喻:“理一分殊之旨,每于宗谱见得尤分明。人之宗族盛大繁衍,千支万派,其实一气之流行。知其分之殊,固不能无亲疎之别;知其理之一,则不可忘敦睦之义。”王柏拿《族谱》来作比喻,他认为《族谱》最能体现出“理一分殊”的道理,因为所有的《族谱》中都会列出一个始祖,而后随着一代代的递传,支脉越来越庞大,所以说这一代代的递传也就是“理一”和“分殊”的关系。

王柏为什么要把“理一分殊”作为朱子道统的宗旨,他自己没有说过,而王锟则在《朱学正传》中引用王柏的再传弟子许谦说的一段话:“文公(朱子)初登延平之门,预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许,既而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书立说,莫不由此。”(《答吴正传书》)

许谦说朱子刚拜李侗为师时,李侗就教育他说:我们理学这一派不同于其他异端者,就是“理一分殊”。朱子学到了这个观念,于是他后来的著述立说都遵奉李侗的教导。

王锟认为许谦的这段话其实是指出“理一分殊”的重点是“分殊”,而不是“理一”。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对许谦的这段话有如下评价:“当仁山、白云之时,浙河皆慈湖一派,求为本体,便为究竟,更不理会事物,不知本体未尝离物以为本体也。故仁山重举斯言,以救时弊,此五世之血脉也。”

而对于黄宗羲的这段评价,王锟的解读是:“王柏及其后学重视‘理一分殊’,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对抗慈湖学派所倡导的陆学,为了补救慈湖学派只求‘本心’而不理会事物之弊病而提出的。朱子本人‘理一’‘分殊’并提又强调‘分殊’,而王柏重视‘分殊’及‘致知格物’,这是他与朱子相同的地方。”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正编》五十九卷,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扬州诗局刻本,王柏凡例后语四


虽然说王柏以理学正传自居,但是他对朱子的一些说法也有异议。在《朱子》一篇中,我已谈到朱子把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的首句——“无极而太极”的含义解释为“无形而有理”,而陆九渊则认为,“太极”之前不应当再有“无极”二字,因为这样的一句话让陆九渊认为这个观念应当是来自道家。陆九渊的目的很明确,因为一旦将周敦颐列为了道家,那么其弟子二程以及后来的朱子,则都不能列为儒学的正统。

王柏当然要驳斥陆九渊的这个观念,但王同时认为陆子之所以能反驳朱子,就是因为朱子把“无极而太极”解释成了“无形而有理”,王认为朱子的这个解释不好,其在《通赵星渚》中说:“某平生于‘无极而太极’一句见得未透。朱子谓‘无形而有理’非不明白,但于周子命词之意嚼咀未破,故象山未能释然。某不揆浅陋,妄揣先儒之心,谓此是周子《太极图说》只当就图上说。此一句不可悬虚说理,若又有所谓‘无极之理’。盖周子欲为此图以示人也,而太极无形无象,本不可以成图,然非图则造化之渊微又难于模写,不得已画为圆象,拟天之形,指为太极,又若有形有象,故于《图说》首发此一语,不过先释太极之本无此圆象也。后人殽乱疑惑,故朱子曰此只是‘无形而有理’,言简而尽,然必于图上指此一语,方为亲切无疑。”

王柏说自己也一直没研究透“无极而太极”的深刻含义,但他认为朱子的那句解释说的已经很明白,然而却并没有把周敦颐的原话解释圆满,这才让陆九渊抓住了破绽。

王柏为什么认为朱子解释的不好呢?因为他觉得周敦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这句话只是针对《太极图说》这个图而言者,如果离开这个图单独说这句话就会有问题,但周敦颐没办法,因为太极大到无法用图画来描绘,但是不描绘别人又看懂,所以周敦颐只好把太极画成一个圆圈,但是画成了圆圈,这就等于说太极又有了具体的形象,这就跟无极的概念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就引起了别人的猜测,为了消除这个猜测,朱子只好把那句话解释为“无形而有理”。

王柏认为,朱熹的这句话如果单指那个示意性的圆圈则当然可以成立,但若把它解释为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无极,这就有了问题。

其实王柏说的这段话就是一种逻辑悖论,比如说“绝对空”这句话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就意味着包括“空”在内也同样不存在,同样,说“绝对空”这个词也应当不存在。无极既然是无限的,但当说出“无限”二字时,就已经变成了有限,这样的说法就会变得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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