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文》第十辑目录 文体研究 《逸周书·王会》的文体形态及时代（高建文） 文人交游与清代骈文集序跋的文本生成（岳赟赟） 文学思想研究 “有德者必有言”的儒学诠释与文学转向——以历代注疏为中心（李雅静） 论曾国藩《古文四象》审美范畴体系（王永） 文学史研究 从《中山诗话》和《临汉隐居诗话》两则史料论宋人对韩愈人品的误解与批评（张伟） 格调诗学笼罩下的“文”论——赵宧光《弹雅》散文批评研究（冯晓玲） 曾国藩与桐城派在南京的重建（申俊） 清末民初“桐城派”总体批评之梳理与反思——以国人中国文学史著述为中心（许朝晖 欧明俊） 文献考辨 《天子游猎赋》在细节上的矛盾与歧异（刘明） 《杨执一神道碑》的石本与集本（朱玉麒） 元代士人干谒书信考（黄二宁） 清初明遗民文学家徐芳散佚散文三篇考释（潘浩正 潘承玉） 散文研究评述 2019—2020年明清散文研究综述（李梦琦 欧明俊） 基于数字人文方法的近20年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刍探（韩玉凤） 书评 理论创新与文献深研兼备的文体学专著——读王润英《梓而有序：明代书序文研究》（刘扬） 主编的话 本辑照例写一段话，对所编入论文进行介绍和评议，以便读者按兴趣选择。目前，各家刊物好像都没有这一项，大多是以絮语的形式谈学术，谈感受，多深切而透彻，文心文笔兼美。本人语涩意拙，勉为其力，功夫不足，介绍不一定全面，学识有限，理解大多不透彻，实在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但由此亦颇知甘苦，选文实属不易，评文更为艰难。一笑。 文体研究仍然放在首位，这是因为文体研究是最贴近文本、最贴近文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心所在。此部分共收录两篇论文。高建文《〈逸周书·王会〉的文体形态及时代》是一篇基于考据而运用文体学研究方法进行文献解读的论文。正如作者所言：对先秦文献的考证，“一方面文献不足，另一方面传世文献（尤其是礼制文献）也并非全是对历史事实的实然记录，所以难免会落入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特别是面对礼制文献时，作者通过对文体形态的分析，佐之以时代、政治、地理、观念诸因素，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作者认为《逸周书·王会》是一篇述图（《王会图》）之作，内容上有经、解之分，不视之为信史，也否认了视其为小说家言的看法。文章第一部分从体例混融中梳理出述经、作解的文本特点，又以语例论证说明与叙述之别，确定了述图的具体要素。第二部分则从政治地理空间的变化分析图、解差异形成的原因，是典型的由小及大的方法，以地理观念的变化引申出二者的不同，并辅之以先秦文献，证明二者不作于一时一手，而且有着很大的时间跨度。论文又从《王会图》的向位布局来看，证明其明显合乎西周早期的宗盟制度，加之贡物专名等表达，不大可能造假，大致可以确定绘制时间。而《王会解》则可断为战国中期至汉初所作。 文人交游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或通过年谱、笺注的形式来进行，或在专题专人研究中涉及。岳赟赟《文人交游与清代骈文集序跋的文本生成》一文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即从文人交游来看骈文集序跋的文本生成。从大量文本中挖掘出文人交游资料，以此展现清代文坛的交游生态，还原序跋生成的历史背景。论文将序跋文中的交游归纳为四种，即文艺之交、师生之交、宗亲之交、游幕之交，并做了细致梳理。正是有了细密的梳理和分析，使我们对清代文坛的文人交游方式、情感理念沟通、相互支持等方面有了具体的认识。同时，其也注意到这种交游对序跋文体写作的影响和作用，理清了序跋文本的生成方式和过程，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序跋文体的特征。但这方面的分析相对较弱，仍需要进一步的深入。 文学思想研究栏目收录两篇论文，李雅静一文有独特的视角，王永一文有深入的讨论。李雅静《“有德者必有言”的儒学诠释与文学转向——以历代注疏为中心》是对思想史的重要命题“德言”关系的讨论，通过对历代注疏进行细致的梳理，从中清理出有关这个命题的不同层面，展现这一命题不断延展完善的过程。这一命题当然会引申到文学中，但并不是平移，而是存在一个中介，即关系模式，通过此模式转到文学思想上。论文指出德言关系有两种模式：“一种将'德—言’对应为'内—外’模式；另一种则类比成'本—末’模式。其中，内外模式强调的是一致性，为'文如其人’的观念形成提供了依据；本末模式注重的是派生性，助推了'文道一体’'重道轻文’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文中挖掘出这种转换的两个代表性人物，一是苏轼，代表着文人一派的主张，二是韩愈，开启了道学理学一派。由经典注疏和思想阐释入手，对原初思想进行微调，深刻地解释了经典的活力及其历代深化过程。进入到文学思想的演化脉络之中，寻找到思想转化的模式和起始者，是本文的一大突出特色；结尾处的思考也能切实引发我们的思考。 晚期桐城派研究中，曾国藩的《古文四象》近年来颇受关注，王永《论曾国藩〈古文四象〉美学范畴体系》通过对姚鼐阴阳刚柔观念的梳理切入“四象”的讨论，从观念逻辑上理清了其渊源所自及其发展变化。这种梳理是必要的，因为观念的形成是过程性的，又是混成性的，不理清这一过程，就不能很好地把握观念本身。论文以曾国藩日记中写给曾纪鸫、曾纪泽的书信中所谈“气势、识度、情韵、趣味”连接起四象之说，指出这一观念的产生，“是在文学研究体会中自然关联起四象易学的，所以不必本末倒置，去过深探究这种分类背后的哲学依据”，这是深切之言，是对古代文学研究动辄生硬搬用哲学之法的批评。这是本文在众多研究中的独特之处，更为切合研究对象，更为贴近学术情境。文末指出四象作为一组审美范畴是一种组合、交错与熔铸关系，由此既可深入到创作、文本研究中去，亦可“旁通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视域”，将“四象”研究的学术价值推进了一步。 文学史研究栏目收录四篇文章。张伟《从〈中山诗话〉和〈临汉隐居诗话〉两则史料论宋人对韩愈人品的误解与批评》从宋人评论韩愈人品的材料出发，考订事实，辨析事理，指出宋人对韩愈的误解和苛评。近些年来，唐宋文化思想转型是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有大量成果涌现，本文虽然关注的是一个小问题，但巧妙地由小及大，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这个话题，为相关讨论提供了具体例证。 冯晓玲《格调诗学笼下的“文”论——赵宦光〈弹雅〉散文批评研究》从特定的研究对象入手，提出了一种散文批评的模式：因诗论文，即在诗歌批评的场域中进行散文批评。一般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多以文体划分批评模式，因而有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诸种批评模式，但往往忽略了古人论述语境的融混性和复杂性，当然也就不会重视诸如本文所言诗歌批评中掺入的散文批评。论文细致梳理了赵宦光《弹雅》一书中的散文批评，包括尚雅、尚古的审美观念，运用诗歌批评中相关要素进行散文批评，诸如声调、格制、音韵以及注文体、文法，并对其中的诗文关系论做简要论述。最后，从总体上对上述观念、观点做了较为深入的阐释，指出赵宦光《弹雅》中的散文批评从属于诗歌批评，往往是顺带而为，缺乏充分展开，整体上是零散的，偏于美文学的散文，因而并没有建立一种系统的散文批评模式。但这种散文批评模式仍值得我们注意，并提醒我们关注文体的互融互洽，即所谓越界现象，更要关注散文批评中混杂互融现象。 桐城派研究是古代散文研究中的显学，研究领域日渐拓展，视野不断扩大，研究对象逐渐向深细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新选题的出现就显得难能可贵，申俊《曾国藩与桐城派在南京的重建》就属于能够在选题上出新的论文。本文有两个特点，一是人事关系研究。如曾国藩甫入金陵，即恢复重建贡院，恢复乡试，并十分重视书院建设，并在这个过程中将桐城之学渗透其中，形成了“以曾国藩为核心，以钱泰吉、张文虎、唐仁寿、黎庶昌、薛福成、孙衣言、洪汝奎、张裕钊、吴汝纶、缪荃孙、王先谦等为代表，且与晚清名士李士棻、莫友芝、汪士铎等往来密切的桐城派新阵营”。细密的文献梳理使得这一结论令人信服。又如指出桐城学者与汉学传人汇聚金陵，皆能列出名单、活动之事实，使得桐城重建能够落到实处。又如自曾国藩去世之后，薪火相传，张裕钊、黎庶昌、张謇继续在金陵坚持发扬其学术，张裕钊、吴汝纶主莲池，黎庶昌、薛福成流转诸国，皆能标举、光大其学。学术研究首先是基于扎实的文献，精熟文献，娓娓道来，才能深入。二是曾氏的理论建设。曾国藩踵武姚莹之论，构建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端并重的新义理之学，这一点学界早有谈论，作者的贡献在于将这一系统归纳为“内仁外礼”，即义理包含经济，经济注入义理。文章还讨论了兼采考据之于桐城派重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及古文审美之变，皆切实有见。 欧明俊、许朝晖《清末民初“桐城派”总体批评之梳理与反思——以国人中国文学史著述为中心》以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为中心，对桐城派的文学史书写与历史建构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补足了桐城派研究中近代文学史书写这一环。通过梳理，将桐城谱系的建构过程包括师法对象、自身及后学种种一一呈现，使以前相对模糊的认识得以清晰，这正是学术史研究的贡献之一。文章又通过文学史著述中对桐城派的具体评价，给我们展示了传统学术体系内和接受新思想之后的新变，肯定为主，间有否定。在论文最后，作者做了深入反思，指出在这些著述中，桐城派有学派、文派之别，纯文学观影响到对桐城派的评价、新旧之争诸问题。更为突出的是，论文不仅引述评议诸家学说，还特意指出诸家所据文献来源，指明了历史建构的古典资源及其学术路径，是一个很有启发的思路。 文献考辨一栏收录四篇论文。早期文本问题近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其实传统文献研究对此关注已久，尽管二者不在同一语境和概念下。早期文本的复杂性自有一套传统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刘明《〈天子游猎赋〉在细节上的矛盾与歧异》一文正是从文献细节出发揭示这一复杂性。作者巧妙借助已有研究成果，受其启发，提出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之中存在着矛盾和歧异。首先通过引述前人评价，指出司马相如赋作具有“妙才”“广博”的特征，又分析其因袭之处，然后转入文本细节的矛盾之处，作者称为溢出性，得出结论皆坚实可靠。歧异问题在现存各版本之间，属于异文范畴。但就其增益性而言，则涉及作家创作过程，即异文的产生可能不是流传过程中由传抄者造成的，而是出自作者不同创作阶段。通过具体的文本引述和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可为早期文本的研究提供具体实证的例子。 朱玉麒《〈杨执一神道碑〉的石本与集本》是一篇专书校勘文字，作者是历史系教授，早年曾专门研究张说，并一直关注相关研究的进展，本文即利用新出土石刻文献对张说《杨执一神道碑》的石本与各种集本进行详细校勘。张说集目前仅存景宋本、明刻本、清刻本，总集系统则存《文苑英华》《全唐文》本，加之今人熊飞的《张说集校注》，其版本系统是庞杂的。作者不避繁细，对《神道碑》各本之异文、错误一一加以列表并说明，不仅校出异文，还充分揭示了石本文献的独特价值。行文中对各集文字之误的揭示也呈现了古人刻书、校书的依据和过程，并指出其致误之因。文章对《神道碑》自产生之初的标题、结衔、书者及落葬、立碑时间、家世信息的详细考述，也使得本文超越了简单的文字比勘，从而具有文化史价值。文前一段以对杨执一身世的介绍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唐代政治的精熟，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考据文字历来难读，本文严谨规范，却能不失文字的生动性，值得一读。 黄二宁《元代士人干谒书信考》是一篇纯粹的考述文字，作者围绕元代士人干谒书信，一一考订其作者、时间、投书对象，皆有实据。一般而言，元明以来的文献少有注释，人们在运用时，或随文考释，或含混言之，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现象正在改变，本文就是一次扎实的基础工作。 潘浩正、潘承玉《清初明遗民文学家徐芳散佚散文三篇考释》是一篇辑佚兼释义之作，作者专门研究徐芳，广搜文献，于是有此作。这里仅选取《休园诗余序》《灵蛙记》《寄李太虚先辈》三篇文章加以考释，于写作对象姓名、生平、交游一一详加考订，可以使读者了解文章写作的背景，掌握其理论和批评价值，真正读懂其隐含的意味。孟子所云知人论世，早已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核心理念，但对大量明清作品而言，则因其数量繁多、背景模糊、事实不明而常被人忽略。这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本文即是这座大厦基石的一粒石子。 散文研究评述栏目推出两篇论文。李梦琦、欧明俊《2019—2020年明清散文研究综述》从文献整理与研究、文体研究、散文与学术文化关系研究、桐城派散文研究等方面，对近两年的古代散文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论。这两年，散文研究成果众多，如何从大量成果中筛选出有新意有成就的论文是很费力气的，但作者确实收录了一批佳作，和我们平时的阅读感受是一致的。论文对每篇文章观点的摘录都很讲究，抓住了关键之处。所作评价虽很简单，但确实点到要处，不仅注重对作者观点的评述，而且能够从学术视野的角度，对其价值和意义做进一步的评价。最后，在反思与展望中，对明清散文研究的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如重视文献整理与研究、文体研究的拓展、吸收西方理论与跨学科方法、明清散文研究分布。同时，也指出研究的不足，一是多集中于名家名作；二是宏观研究不够，深度有待加强；三是易代之际关注不够；四是艺术审美分析成果相对较少；五是对港澳台地区及国际汉学界关注较少，缺乏理论和方法自觉；六是在传统学术路径中，重考据轻义理、辞章；七是习惯思维与观念的顽固制约着创新，选题陈旧，视野不宽。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转述，是因为这几条确实是目前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如果不注意，会阻碍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文后又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展望，非常有启发意义。 从第三辑开始，本刊开设年度古代散文研究评述栏目，对年度古代散文研究成果进行评述，期望在总结散文研究成果、方法、理论的同时，为学者了解古代散文研究的即时性进展服务，亦可视为学术史的当代书写。学者的无私奉献使这个栏目得到学界关注，并被逐步认可。评述有两个要点：一是述，需要撰写者从大量年度成果中选取有价值的论文，并在分段分类中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呈现；二是评，对相关研究中观点、方法、理论进行有意义的评论，以此加强古代散文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这个设计的关键在于撰写者的学养、眼光，从历年的评述中我们可以感知到撰写者的认真与负责、学养与眼光。但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视野盲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本辑推出韩玉凤《基于数字人文方法的近 20 年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刍探》，庶几可以克服这个缺点，并且可以从较长的时间段和命题分布等宏观视野来看待20年来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前身为人文计算 （Humanities Computing），是将计算机技术与人文学科相结合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本文运用CiteSpace（全称为 Citation Space [引文空间]）的海量文献可视化分析的软件，对近20年（2001—2020）国内古代散文研究论文进行计量，分析期间发文量的整体性趋势和热点主题的阶段性变化。技术之眼将我们通过人工之眼看不到的现象得以呈现，如散文研究趋势的变化，论文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快速增长期、趋势维稳期、稳定上升期，这与我们身在其中感受是一致的，但却更为准确地在时间轴上清楚描述了这一趋势。热点主题的变化也是学界关注的，但我们身在其中，未免被裹挟，以井窥天。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则可以通过指标的设定，分析古代散文研究整体格局即以墓志、辞赋为主，小品文、序跋、史传文学等为辅的现象；突发节点的设置也让我们看到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相关命题分析则揭示了散文研究中的几个重要方面：唐宋八大家研究、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文论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章学研究。透过相关分析，研究者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古代散文研究的命题状况，从全局把握研究趋向。文章还研究了数字人文在计算机层面的运用和结合，指出其有两个热点：文本处理、可视化呈现。并基于对各项技术及软件、网站的细致分析，提出三个问题：“该技术工具或方法实践可以解决古代散文研究中的什么问题？目前已经做到了哪一步？接下来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其提出利用数字人文方法对古代散文进行研究的多种新途径与可能，这种展望使我们深切体会到数字人文的广阔前景，很快就会改写整个学术研究的体系，本文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本期再次推出书评栏目，近期散文研究专著不断出版，王润英《梓而有序：明代书序文研究》即是其中一部有特色的散文文体研究专著。刘扬《理论创新与文献深研兼备的文体学专著——读王润英〈梓而有序：明代书序文研究〉》指出本书是对书序文的首次系统研究，作者认为本书在学术上有三个特点，一是对书序文的关注在理论层面上有所突破，对特点的把握超出了以往的印象式批评；同时，在理论运用上比较突出，特别是“主体间性”理论引入，但又能保持清醒和克制。应该说，这个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当前古代文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入西方理论，但选择、运用是否贴合得当，效果往往不一样。这就需要一方面要对研究文献吃深吃透，就可以避免套用之弊；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西方理论保持清醒，既要注重西方理论提供了深度挖掘的工具，又要不被套住，确实不易。二是文体研究是当今散文研究中“显学”，但也产生了僵化、模式化的弊端。本书引入书籍文化视角，关注书序文与书籍出版、传播、文人活动、文人精神的复杂生态，呈现为立体、动态的理路和方法，从而深入揭示了书序文的文体特征。三是指出本书以细密的论证见长，尤为突出的是反向论证和对比论证，并善于捕捉细节。当然，本书也有一些失察不当之处，文中已有所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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