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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刚学术年谱 （2021年11月制） 1.《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 2.《赋之来源及其流变》，《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我的学术研究开始于1977年考入大学以后，大学四年是学习阶段，选定了汉魏六朝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学习过程中开始摸索写学术论文，毕业论文《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一文就是大学四年学习的成果。文章发表于《文学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同年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赋之来源及其流变》，也是大学期间读书心得。前一篇是我在阅读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陆清河集》读书笔记基础上写成，这篇文章对陆云的文学观点作了阐发，指出陆云在与其兄陆机的书信中提出对诗赋写作的意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陆机《文赋》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与陆云所说颇有相合处，应该是受到陆云的影响。这篇文章作为毕业论文，受到业师郝立诚教授指导和肯定。1983年我考取上海师范学院研究生后，经马茂元先生推荐，得以发表。《赋之来源及其流变》，是我研习赋起源的心得，文章认为赋之起源与《诗》之赋法及不歌而诵的称《诗》之法有关，诗乐分途之后，因这种方法而产生的文体名为赋，经过战国人使用发展成为一种文体而流行于世。文章也经马茂元先生推荐发表，是本人学术论文写作的开始。 3．《西洲曲赏析》，《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年第3期 4.《吴蜀文学不兴的社会原因探讨》，《社会科学研究》（四川）1986年第2期 5．《陆机初次赴洛时间考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6．《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合作）《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这三篇文章是我在上海师范学院（1985年改名上海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时所写。《吴蜀文学不兴的社会原因探讨》，是我读《三国志》的读书笔记。当时学术界都在讨论建安文学的成就，而对曹氏父子提倡之功在文学发展中起到多大作用却有不同意见。我从汉末也同样聚集了很多文人的吴、蜀两地为何没有出现文学繁荣局面入手研究，结论是统治者的提倡对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证明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与曹氏父子的提倡和参与是分不开的。文章寄给《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编辑沈伯峻先生与我素不相识，主动与我联系，刊发此文，这对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我是很大的鼓舞。《陆机初次赴洛时间考辨》一文是我撰写硕士论文《陆机诗歌简论》考辨材料的短文。学术界当时基本认为陆机赴洛是在太康末，我从陆机本传和诗歌中发现陆机其实在太康初平吴时，陆机作为俘虏被带至洛阳，所谓陆机嘲笑左思写作《三都赋》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一文，主要对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文学观不一致，比如认为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曹植却说文章小道，壮夫不为，我的文章认为丕、植二人这些表述都有其具体的背景，本质上却一样。曹丕在兄弟二人争夺太子的政治斗争中获胜，因此他便以政治赢家发表文学不朽的看法，有安抚曹植的意思。曹植却是要表现在政治上的才能和企图，所以有意贬低文学的地位，事实上古代社会中如曹丕、曹植这样统治阶级上层的人，不可能将文学置于事功之上。文章经过曹融南老师指导和修改，共同署名发表，也是我们师生合作的一个佳话。 7.1986年7月硕士论文《陆机诗歌简论》通过答辩。 八十年代中期陆机研究尚少，之前有武汉大学毛庆先生的硕士论文《陆机论》，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研究陆机的专著。本论文虽然名为《陆机诗歌简论》，其实比较全面地讨论了陆机的生平、文学思想、诗歌写作艺术特征及其诗歌史上的地位，以及陆机生活时代的文学背景等，所以答辩委员会主席王运熙先生以及答辩委员陈伯海先生均指出题目应该修改为《陆机研究》。论文内容在答辩后经过修改，各节内容均发表在刊物上。 关于学位论文要不要摘出发表的问题，我同意葛晓音老师的说法，即学位论文各节都要达到发表水平，这就要求论文各节都须成为独立的专题讨论。 8.《古代文学教学的窘境及出路》，《教育与管理》1987年第5期 9．《过秦论赏析》，《中文自修》1988年第3期 10．《论陆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本文是硕士论文中的一节，对陆机诗歌写作的艺术特色进行总结和分析，指出陆机诗歌的主要特色是赋法、对偶、练字，这是继建安诗歌以来写作进入文人化的重要标志，并由此奠定了陆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11.《曹植》，《十大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2．《时代思想的异端者──评〈论衡〉》，《遁世与救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13.参加撰写《历代文学名篇·南朝文学名篇》，上海教育出版社 14．《太康文学思想述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为硕士论文中一节。 15．《邺下文学论略》，中州古籍出版社版1992年版，《建安文学新论──全国第三届建安文学讨论会论文集》 17.《李白清平调词三首》，《三李诗鉴赏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18.陆机诗鉴赏三首，《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 19.何逊诗鉴赏二首，《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 20．《两种距离感的把握》──何逊《日夕望江赠鱼司马》，《文史知识》1993年第11期 本文虽是赏析小文，但我提出诗人写作中具有的两种距离感：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还是颇为有意思的。 21．《吴迈远生平事迹考》，《文学研究》第3期，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4月版 22．《也谈当前的古籍出版工作》（与曹道衡先生合作），《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3年12月20号 23．《1993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9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24.《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5.《论<文选>所载陆机<挽歌>三首》，《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本文据《文选》中所录陆机《挽歌》三首，研究发现陆机所写《挽歌》实际上有两组，一组为王侯挽歌，属《薤露行》系统，一组属庶人挽歌，属《蒿里行》系统。根据唐宋类书等文献，陆机《挽歌》现存可见者有九首，《文选》所录三首出自王侯挽歌。《文选》所录这三首《挽歌》，顺序因《文选》版本不同而不同。如尤袤刻本李善注《文选》以“流离亲友思”置于第三首，在“重阜何崔嵬”之后，五臣注宋陈八郎本、六家注宋明州本及《四部丛刊》影宋建州本，都以“流离亲友思”置于第二首，而以“重阜何崔嵬”置于第三首。本文认为五臣注本以及六家本的顺序比李善注本更符合萧统原貌。在此基础上，本文又讨论了《乐府诗集》的编辑与《文选》的关系和《陆士衡集》编辑与《文选》的关系，结论是《乐府诗集》的编辑依据的是李善注本，明陆元大翻宋本《陆士衡集》（《四部丛刊》影印本），依据的是六家本。 本文写作时未利用到《文选集注》，文章发表后得《文选集注》而研究之，见《集注》卷五十六案语，知唐时李善注本与宋刻李善注本（如尤袤本）相合，而五臣本也与宋刻五臣本（如陈八郎本）相合。又《文选集注》于《挽歌三首》注引陆善经说：“《集》曰：王侯挽歌。”此处的《集》，当指《陆机集》，验证了本文关于陆机《挽歌》分王侯挽歌和庶人挽歌的结论。 26．《论<文选>“难”体》《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 本文是对《文选》三十九类说的论证。《文选》分类向有三十七类、三十八类之说，本文同意台湾游志诚先生所提三十九类说，即现行《文选》刻本漏标“难”，本文主要讨论“难”体在汉魏六朝时期写作的情况。而专论《文选》版本有“难”体，则另有专文《文选三十九类说补证》。 28.点校《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 29.1996年7月博士论文《昭明文选研究》通过答辩。 二、对古人的观点，必须弄清楚其依据，然后才能谈到批评。比如后人批评《文选》所列诸文体的不当，实在是不了解《文选》的依据何在。 本文1999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博士论文。 30．《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本文是博士论文中一节。《文选》编者是萧统，这本来不是问题，但随着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教授提出后而成为讨论的热点。本文以汉魏六朝时期编集的背景为支撑，又结合萧统生平和思想，认为萧统在《文选》的编纂中起到重要的领导作用，刘孝绰、王筠等东宫学士帮助萧统完成这个编纂的工作。关于《文选》编纂的年代，认为《文选》编纂开始于普通三年(522)以后至普通六年(525)以前这段时间，编成则在普通七年（526）以后，至萧统中大通三年（531）去世前，《文选》并没有完成最终统稿。 34.《论<文选>的编辑宗旨、体例》,《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35.《关于日本古钞<文选>残二十一卷》，《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 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时便从事《文选》版本的调查，尤其留意于刻本之前残存的写抄本，当时可见的有敦煌写本（如罗振玉、王重民、饶宗颐、向达诸先生所收残篇），而日本所存早期抄本，因其种类、篇数多，尤为重要。此《文选》残二十一卷，即杨守敬著录并影写带回国内，而为黄侃、高步瀛、傅增湘等人利用者。但杨守敬影写本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国内学者只能利用黄侃、高步瀛的校书成果，未见原本，终不可靠。我在北京图书馆查书时，发现傅增湘以胡刻本为底本过录这个残本，虽非原本，但已非常珍贵。于是据傅增湘过录本撰作此文,略述这个抄本的文献价值。 36．《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规则》，《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 37.《魏晋风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本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明”丛书一种，虽是面向普通读书，但也代表了我对魏晋风度的看法。 40. 《文选版本叙录》，《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这个工作其实是我写博士论文时完成的。我研究《文选》，首先是对它的版本作调查，在当时条件下共调查了各种写钞本和宋刻本近三十种，各种目录二百多种，写成叙录，使对我《文选》版本特征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对其后的版本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的发表是在北京大学博士后站内，博士后报告便是《文选版本研究》。《文选》版本研究，自清代纪昀主持的《四库全书总目》以及胡克家《文选考异》提出的世无单行李善注本，有者乃从六臣本中抄出的观点，基本成为定论。1957年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文选诸本的研究》发表，再一次证明了清代学者的结论。这个观点直至1976年中国学者如程毅中、白化文先生发表《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才受到挑战。我研究《文选》版本，通过调查各种写抄本和宋刻本，尤其是北宋国子监刻天圣明道本李善注《文选》，各本详加比勘，推翻了前人的结论，认为单李善注本一直存世，尤袤刻李善注并非从六臣本中抄出。 41.《传统选学和新选学》，《文史知识》1998年第4期 42.《文选三十九类说补证》，《文献》1998年第3期 43.《试论梁代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与创作》，《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博士论文中一节。本文原名《以萧统为中心—试论梁代天监、普通处间文学思想与创作》，发表时杂志编辑去掉了“以萧统为中心”几字，但其实这却是本文特别要说明的观点。本文提出梁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是以萧统为中心形成了与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相区别的风貌。在文学思想上，他们提倡“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审美理想；在创作上，他们追求雍容闲和的诗风。 44.1998年7月完成博士后报告《文选版本研究》并出站留校工作。 本书主要结论是： 1.指出李善单注本自北宋国子监刻本刊刻以后，始终存在并流传，并未佚失；至于前人所依据的尤刻本，当为某种非监本系统的刻本，是坊间商业行为导致的一种参据五臣本的李善单注本，从而否定传为定论的所谓尤刻本摘自六臣本的观点； 2.指出李善注、五臣注合并本，最早为北宋哲宗元祐九年的秀州州学本，其后六家本系统的广都裴氏刻本、明州本及六臣本系统有赣州本和建州本（即《四部丛刊》影宋本）均由秀州本所出； 3.对《文选》写、抄本的研究，提出版本研究必须区分写本与刻本两个阶段，刻本所具有的特征并不能代表写本，二者往往差别甚巨，因此对李善注和五臣注概念的使用，必须加以限制，即区分写本阶段的李善注、五臣注和刻本阶段的李善注、五臣注。评议专家认为，这一观点不仅对《文选》版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版本学方法论有所开拓，有所促进。 4.拓宽了《文选》版本研究领域，将传统“文选学”的版本研究局限于李善注是否从六臣本中抄出这一内容，扩大到关于萧统三十卷本《文选》面貌大致如何、李善注、五臣注版本的源流递变、六家合并注本的产生及其演变、现存写、抄本与刻本的对比研究、五臣注的价值等等方面。 此外，对一些具体问题，如敦煌写本永隆本《西京赋》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论定这个被学术界公认为唐代李善注的残篇，其实并非纯粹的李善注本，而是以薛综注本为底本，又参校以李善注的合成本。根据这个结论，前人如日本斯波六郎博士，以永隆本作为李善注原貌的依据，就不十分可靠了。又如对俄藏敦煌写本Ф242号《文选注》的研究，提出该注本产生于李善注之前，且曾为李善和五臣所参据，这个结论为深入研究李善注和唐初“文选学”奠定了基础。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人从目录调查、汇考入手，对主要版本都亲自调查、目验，加以解题，对异文细加比勘和分析，对已有研究成果（包括国外学者）作科学的审理和公允的评价。先后查阅了二百多种史志及官、私藏书志，调查了最富价值的十六种唐人写本和八种宋刻本，一一加以叙录、研究。因此，本人的这一研究，在出站报告评议会上，受到专家委员会（由曹道衡、傅璇琮、倪其心、孙钦善和合作教师袁行霈组成）的高度评价。评议称这项研究报告，“是到目前为止这方面最富有成果的著作”，“这项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和首创性，使它达到国内外'文选学’研究的新水平。”“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在古典文献的版本研究方面，也有启发意义。” 作为《文选》版本的专书研究，在我之前，仅有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文选诸本的研究》，我调查各写抄本和版本的范围超过了斯波博士，结论也与他不同，是推翻了他的观点。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教授在给本书的增订本撰写的序言中，推许我是在斯波六郎以外，第一个对《文选》作出全面性研究的学者，并说本书是过去二十年中出版的最重要的《文选》学著作之一。康达维教授是美国第一位全本翻译《文选》的学者，他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我的版本研究。也许可以这样说，当代《文选》学中的版本研究，是由我的这本书开始的。 45. 《永隆本<西京赋>非尽出于李善本说》，《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46.《<文选>与中古文学研究》，《文史知识》1999年第11期 学术界基本认定萧统《文选》的编纂受到了刘勰的影响，本文指出刘勰没有影响到萧统，萧统的文学观实际是受到任昉的影响，《文选》编纂中的文体思想与任昉的《文章缘起》更近。 48.《汉魏六朝著书、编集体例考论》，《文学前沿》，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 50.《正始诗人嵇康》，《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1期 51.《新编千家诗》（袁行霈先生主编，参加编写），中华书局1999年 56.《从<文选>选赋看萧统的赋文学观》,《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57.《汉魏六朝文体辩析的学术渊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博士论文中一节。本文和《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可作姊妹篇看。本文认为文体辨析是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 ,而其学术渊源则来自《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二书“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思想 ,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史学乃至佛学 ,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和佛学家无不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工作 ,并因此构成了本时期主要的学术背景。在这个背景中开展的文学创作和批评 (包括总集编纂 ) ,都鲜明地带有追溯源流的特征。它不仅使文体辨析更趋细致、周密 ,而且各文体源流有自 ,对纠正当时写作体例混乱、文本不明等时风末弊 ,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本文收入罗宗强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58.《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发覆》,《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59.《论李善注<文选>版本》,《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这是我全面推翻《四库全书总目》、胡克家《文选考异》以及斯波六郎观点的研究论文。本文的观点是：一、尤刻本不能代表单李善注本，它与北宋国子监本不同。对尤刻本的结论，是不能作为对李善注本的结论的；二、胡克家、斯波六郎的工作值得我们重视，他们对尤刻本所作的调查是有价值的，其结论用于尤刻本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因为尤刻本并非从六臣注本摘出，而是以李善本的底本，又参据了五臣、六臣等版本而成；三、李善注本的刊刻最早为北宋国子监本，是以单李善注写本为底本的；四、最早的六家合并本是北宋元祐九年的秀州州学本。其后广都裴氏刻本、明州本以及六臣本的赣州本、建州本（《四部丛刊》影宋本）都从秀州本而出。 60.《<文选>李善注原貌考论》,《文史》（总第51辑）2000年第2辑 62.《<文选>的流传及影响》，《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1期 63.《论韩国奎章阁本<文选>的文献价值》，《文献》2000年第3期 博士后报告中专题论文。所谓韩国奎章阁本《文选》，是我根据其原藏地的命名。《文选》很早就流传到朝鲜，奎章阁所藏这个刻本在朝鲜世宗十年（1428）铸字印成，其底本是北宋元祐九年秀州州学本。奎章阁本书末载有秀州州学所写的跋，具论州学刻《文选》的情况。在此之前中国文献对六家本何时产生、如何产生没有任何记载，本文根据这一刻本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这个刻本的情况，我在《文选版本叙录》中已经作过介绍，本文是更为深入地研究这一刻本文献价值的文章。从此之后，中国学者知道了秀州州学本和奎章阁本的概念，这其实都是我斟酌再三才提出的。秀州本的提法应该没有问题，但奎章阁本的提法是否合适，可能还需要再议。因为韩国现存六家本《文选》并不止这一种，也并不存于这一处，只是这个刻本经过韩国正文社的影印传到了中国，为我所使用才权且用此名而已。 其实，韩国翻刻的六家《文选》，根据我的调查，中国藏书家陈乃乾、张乃熊、杨守敬、高君定等都有收藏。又据朴现圭《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介绍，张乃熊所藏书有“宣赐之记”（朱方，朝鲜内赐印）及“伯温”、（朱文）“山人”等钤印，似乎表明此书乃明朝时朝鲜所赠。但此书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由韩国学者介绍到国内，而我在这时托人从韩国购得，并着手研究。 我的研究表明，秀州州学本底本中的五臣本是平昌孟氏刻本，孟氏本当从二川、两浙本来，所谓川本，当出于蜀毋昭裔，两浙则或指杭州刻本。秀州本底本中的李善注本，则出于国子监本。无论是杭州本的五臣本，还是国子监的李善注本，目前都仅有残本存世，于此可见韩国翻刻的这个秀州州学本的文献价值是多么地珍贵了。 64.《汉魏六朝撰著作者考论》，《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2000年8月 66.《略说〈千家诗〉》，《学林漫录》十五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 71.《〈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经日本学者兴膳宏研究，认为是梁中大通六年，本文经过对《玉台新咏》编纂目的和编辑例的研究，证明了兴膳宏结论的正确。但根据《玉台》体例对所收作家卒年的逐一考订后，认为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间编成也许更为稳妥。 本文的讨论是对刘跃进教授提出《玉台新咏》编在陈时观点的回应。 《玉台新咏》的编纂目的和编辑时间是该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最终牵涉到版本研究。现行《玉台新咏》的版本主要有明赵均覆宋本和明郑玄抚刻本，二本关于诗人编排的卷次不同，各卷收录诗人的起限不同，作家作品的收录数量亦不同，哪一种版本更符合原貌，是《玉台新咏》研究的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玉台新咏》体例的分析，结合北宋晏殊《类要》所引《玉台新咏》，认为明赵均覆宋本是符合徐陵原貌的真本，而郑玄抚本则是后人改动的结果。这个研究为解决《玉台新咏》编纂目的和编辑时间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74.《宫体诗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 75.《<玉台新咏>研究二题》，《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3期 76.《从<文选序>几种写、钞本推论其原貌》，《广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77.《南朝乐府古辞的改造与艳情诗的写作》，《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 本文本是在东京大学的学术报告，应东京大学主办刊物《中国社会与文化》之约发表。就《玉台新咏》编纂的相关问题综合论述。这次报告中承当时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斋滕希史教授提出关于吴兆宜注本的疑问，遂启发我对吴兆宜注本的研究。 80.《<玉台新咏>版本补录》，《文史》2004年第3期 81.《玉台新咏》校笺（一），《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3辑，学苑出版社2004 本文对清人对《玉台新咏》校勘、考订中涉及到的异文进行材料来源清理，涉及到文献出处、版本来源等等，目的是理清《玉台新咏》考校的学术脉络，对各家的得失优劣、前后承继关系，一目了然。至于判断文字确否，非本文目的。 82.《南朝社会的变化与艳体诗风的形成》，载日本六朝学会主办《六朝学术学会报》第七集，2006年3月 本文是在日本六朝学会上的报告，并在其刊物《六朝学术学会报》上发表。文章从南朝社会变化的角度对梁代出现艳情写作现象进行解释，认为以《玉台新咏》代表的宫体诗风，并不是萧纲君臣独有的行为，甚至也不是有梁一代所能形成的。它的产生，其实是南朝皇权政治俗文化的产物。南朝自宋以后就出现了由武转文的现象，宋代皇家出身于庶民，齐、梁二代出身于低级士族，以他们为主导的文化倾向与东晋的门阀士族典雅文化不一样，他们对文化的要求向世俗化、享乐化发展。世俗化、享乐化的主要表现是对俗文化赤裸裸的追求。这个背景里，这三代开国功臣子弟也纷纷由武转文，如到氏（始于到彥之）、柳氏（始于柳元景）、刘氏（始于刘勔）、萧氏（始于萧思话）诸家，文化追求皆是俗文化，所以出现了艳情写作自然的。 日本猿投神社藏有《文选》古写本二卷，一为弘安五年（1282）写本，一为正安四年（1302）写本，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加点本。这两个写本可校后刻本讹谬处很多，对研究萧统原貌是非常珍贵的文献。二本中的弘安本较正安本以及九条本更接近于萧统原貌。 87.《略论纪昀的<玉台新咏>研究》，《人文中国学报》第十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纪昀对《玉台新咏》用功甚勤，先后批、校数次，最终完成《玉台新咏考异》，解决了《玉台新咏考异》中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同时纪昀以其学界领袖的身份，用力于集部，其校勘、考订的方法，对乾嘉学风的形成是起到了示范作用的。但学术界对纪昀的这种研究却没有深入的认识，本文比较全面地清理了纪昀的几次批校本，对《玉台新咏考异》一书冠其父纪容舒名的原因作了分析，基本理清了纪昀《玉台新咏》研究的过程。文章最后对《玉台新咏考异》一书的主要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 89.《略说<左传>的叙事》，《人文与社会》卷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90.《曹植与甄妃的学术公案》，《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 92.《游国恩文选》（与常森教授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93.《“文选学”的发展与《文选》版本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98.《北大汉简<反淫>简说》(合作)，《文物》，2011年第6期 2009年我和邵永海教授参加了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北大藏汉简的整理工作，承担《反淫》一篇的整理工作。此文是初步整理后的简介。 99.《文选集注》的发现、流传及整理，《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笔者购得民国学者寿普暄先生所藏范文澜《文选雕龙注》，批语甚丰，经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填补民国期间《文心雕龙》研究史空白。 102.《<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上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03.《说南朝文学的巧言状物》，《中国言语文化》，韩国语文学社，2012年2月 曹道衡先生是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优秀学者之一，他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当代古代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他的研究方法非常值得总结。本文是我和我学生蔡丹君合写，我们从一切研究从史料出发、以专题研究带动文学史研究等方面试图说明曹道衡先生的研究特点。 105.《玉台新咏》赵氏覆宋本的刊印，《文献》2013年第4期 学术界常所使用的《玉台新咏》，主要是由古典文学刊行社据向达所藏影印本，以为赵均覆本即如此。实际上赵均覆本前后至少有三次印本，第一次印行后，赵均又作了较大修字印行，是为第二次印本。其后版片卖掉，为秦中张氏所得，版片已经有损，刻字多有磨损漫漶，所印本即第三次印本。向达先生所藏并为古典文学刊行社影印者，即此印本。本文通过调查多种赵均覆宋本，述其经过，将赵均三次印本据其特征分别命名为初刻初印本、初刻修字印本、补板后印本，结论是赵均覆宋本以第二次印本最佳。 2018年，本人与中华书局合作将第二次印本与国家图书馆藏清人抄宋陈玉父本合併影印出版。 107.《由<类要>论证<玉台新咏>原貌》，《汉学研究通讯》第7期，2013年8月 2001年我在写作《论<玉台新咏>的编辑体例》时，曾遍查唐宋类书，以寻找唐宋时期类书中引《玉台新咏》的材料，目的是考查后世流行的《玉台新咏》哪一种更合于原貌，《类要》便是这个时候查阅并利用的类书。我在《类要》中搜集近二十条引《玉台》的材料，与明通行本和赵氏覆宋本相校，结果显示全部与赵氏覆宋本相合，由此证明赵氏覆宋本是徐陵所编本。《论<玉台新咏>编辑体例》主旨是研究《玉台》体例，《类要》材料作为引证，本文则重点讨论《玉台新咏》原貌，故据《类要》详细加以讨论。 108.《略说先秦的语体与语书》，《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本文搜集先秦及汉初文献中有关“语”的材料，论述先秦时期语体和语书的特征。 109.《文选版本研究》（增订本），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14年 110.《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笔谈 111.《论曹操的乐府诗写作》，《铜仁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112.《20世纪<文选>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115.《曾国藩辑评<昭明文选>》解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 116.《魏晋名士与东晋名士风度》，《人民政协报》2015年 118.《毛诗序作者略说》，《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119．《怎样读文选》，《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29第8版，“名家见解”专栏 2015年本人主持召开了“中美学者对话—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学术讨论会，本文即会议论文。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就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在对中国古典文献阅读和理解往往有不同的情况，目的是通过对话，了解彼此观点的材料和理论依据，以便加强勾通。海外学者来自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国内学者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北京外国语大学。这是国内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本文对中国上古时期文献的写、抄特征作了描述，并对文献保存、使用的状况作了材料考稽，明确说明上古时期文献中的经部、史部是稳定文献，是有定本的，子部情况略为复杂，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不稳定性，文献表明，先秦诸家的学派特征还是很鲜明的，学术派别具有明确区别。本文特别强调，由先秦文献建立起来的学术规则、方法，是中国学术传统的核心内容，否定先秦文献的稳定性，将会对中国学术传统带来严重的破坏。此外，关于学术界提出的写本时代，本文明确指出，写、抄本是针对刻本而言，其概念产生在刻本出现之后，不能用以概括唐以前文献。 选集本人自1984年以来的学术论文。 参加由袁世硕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负责《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部分。较之前各种同题文学史有许多新纲目和新内容。 124.《围观：公元前710年宋国的弑君事件》，《读书》2017年第6期 125.《先秦文献的传世》，《光明日报》2017年6月19日第13版 126.《<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18年 127.《<文选学研究>辑刊卷首语》，中华书局2018年 128.《日本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考论》，《中国古籍文化研究-稻畑耕一郎教授退休纪念论集》，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编，日本东方书店2018年 129.《正本清源—<玉台新咏>的编纂和刊刻》，《读书》，2018年第7期。 130.《<尚书>文体的形成》，《光明日报》2018年7月23日第13版 132.《论赋的起源与赋文体的成立》，《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本文在2008年已经写好，并在不同场合作过报告，但直到2018年才交由《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其间不断思考和补充材料，以期成熟。2009年整理《反淫》，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又得到了新材料的支持，对本文观点和结论也更有了信心。 关于赋的起源和文体的形成，有源于楚辞、源于六诗、源于纵横家文、源于诸子等各种不同说法，学术界根据汉代辞赋作品的不同体制，区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等类别，又据时代先后，以骚体赋最早产生，渐渐影响到大赋的产生。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赋的起源，其实混淆了赋文体产生的历史时段，因而对汉代辞赋出现的不同面貌，不能提供合理的历史依据，故解释也就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说明赋文体发展的历史进程。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可知，在赋文体建立的过程中，楚辞的影响其实很晚，最少到汉武帝时才由南方传到北方，经过由南入北的辞赋家如枚乘等人的努力，以楚辞体与北方流传的以铺叙风物为特征的杂赋结合起来，遂在枚乘、司马相如等人手中建立起一种新型文体——大赋。 本文发表后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亦摘要发表。 133.《<春秋经传集解>经注本宋版略说》，《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4期 134.《略说三家诗中的鲁诗》，《新汉学的学术再造》，三联书店，2018年 135.《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解题》，《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37.《论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本人近年来试图从文学现象的发生中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发生之初，往往有许多被后人忽略的内容，从这个方面入手，多问几个为什么，实能够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本文便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践，所得结论的确对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更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建安文学批评的代表当然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但为什么曹丕的能够在这个时候写出如此成熟、全面的文学批评文章？除了文学兴盛以外，还有什么更直接的诱因？通过对《典论·论文》内容的深入分析，结合汉末发生的社会、政治诸事件，本文提出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是产生曹丕写作《曹论·论文》的直接诱因。瘟疫夺去了许多人生命，其中有与曹丕朝夕相处的建安诸子，这促使了曹丕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并由此转向文人写作的价值诸相关问题思考。 138.《孔子修<春秋>与<春秋>义例论》，《文学遗产》，2019年第2期 140.《左传如何读·上》，《人民政协报》2019年7月1日 141.《左传如何读·中》，《人民政协报》，2019年7月29日 142.《左传如何读·下》，《人民政协报》，2019年8月12日 143.《礼乐文明下的乐文化说》，《读书》2020年第9期 竹添井井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汉学家，他的《左氏会笺》是近代《左传》笺注的代表性著作。本人赴日本静嘉堂看书，查阅到竹添井井《左氏会笺》稿本，发现他前后几次易稿，书名亦不一。这说明竹添井井对如何注《左传》，前后经历了多次反复，题目反复修改，最后才定为《左氏会笺》。定名不同，说明竹添井井对注解的目的、体例有不同的认识和考虑。静嘉堂藏竹添井井稿本共有三种，分别为二册本题名《卷子本左传会笺》、八册本题名《春秋经传补解》、二十五册本《左传杜氏集解补解》等。经研究，我认为二册本最接近竹添井井定本。 145.主编《<春秋>学的新视野与新方法—<春秋>三传研讨黉门对话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本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报告过，主要是针对当前学术界部分学者，对先秦文献以不稳定性加以否定的倾向。本文指出，先秦文献并非以口传为主，西周时王官之学皆以书写文献为主体，文献皆有职司主管，文化非庶民可有，教育有大学、小学，受教者自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以及乡遂所进贤能之士，教材则以六艺为主。能行政、能外交、能教育，则见必有稳定性文献，故《左传》记大夫赋《诗》，彼此皆明其义，是见《诗》为通行之本。故所谓“抄本时代的经典都存在不断叠加完成的情况”的说法是不符合先秦文献实际面貌的。 147.《先秦文学文献学刍议》，《南洋中华文学与文化学报》，2021年11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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