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刘明丨谫议宋淳熙本《文选》的刊刻与修版

书目文献 2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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谫议宋淳熙本《文选》的刊刻与修版

刘明

刘明，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古籍版本目录校勘学和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研究。

摘要：回归既有研究结论的起点，重读并细读涉及到的第一手的材料，重新审视并讨论淳熙本《文选》的刊刻与修版。以此为个案提出印本与印次关系的研究，应该成为《文选》版本研究的新格局和新面向。总结起来，《文选》版本研究中的追溯性考察以及版本层面的物质性研究，是构建基于版本研究的“新选学”的两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两种方法论。

关键词：淳熙本《文选》；刊刻；修版；印本与印次

2018年8月4-5日，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选学：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笔者提交《宋明州刊六家注文选发微》一文，主要讨论《文选》版本中的印本与印次关系问题。之所以提出此问题，是意识到以往《文选》版本研究格局，实际上属于有代表性的单一版本的研究，而并未措意同一种版本不同印本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而提出如下的构想，即“印本与印次关系的研究，将是未来《文选》版本研究的主要方向，意味着精细化和标准化，近似于实物分析版本学”[1]。不惟明州本，其它《文选》版本均可尝试此种路径的版本研究，形成《文选》研究的新面向。笔者所在的第三分组即《文选》文献学小组讨论中，也不乏此类问题的探讨，尤以淳熙本（即通称的尤袤本）《文选》的修版问题最为热烈[2]。《文选》的修版问题，笔者过去仅依据刻工进行过梳理[3]，并未著意文本内部的细节，故小组讨论带来诸多的启迪和教益。兹不揣谫陋，撰为此文略加综括申述，祈望教之为盼！

一、从所附尤袤跋语看淳熙本《文选》的刊刻

国家图书馆藏有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刻本李善注《文选》三部（其中两部分别为陈清华郇斋和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存世尚有其它诸种印本，以下简称“淳熙本”），兹以陈清华郇斋藏本为例，行款版式为十行十八至二十一字不等，小字双行十九至二十二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版心上镌本版字数，中镌“文”和卷次及叶次，下镌刻工。卷端题“文选卷第一”，次行低两格题“梁昭明太子撰”，第三行低三格题“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事崇贤馆直学士臣李善注上”。关于其雕椠风格，傅增湘称其“字体长方，结构严谨”[4]，宿白先生则称之为“开版较紧、字体端秀自然”[5]，是南宋淳熙年间安徽地区刻书业的代表作。众所周知，淳熙本是存世最完整的宋刻李善单注本（现存李善注最早版本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伯二五二八《西京赋》残卷，最早的雕印本是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刻递修本，属残本），而陈氏藏本则属存世淳熙本中的最佳印本，赵万里即称：“初印精湛，字字如新硎，无一补版，可称《文选》李注惟一善本。”[6]又丁钧跋（载书中卷六十末副叶）称：“此集宋刻宋印”，“殆海内仅存之孤本矣”。故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及中华再造善本一期均选择此部印本作为底本。尽管《文选》学界已相当熟知此部印本，但还是有必要从最为基础的材料出发，将淳熙本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做正本清源式的清理。

首先是淳熙本的刊刻，见于淳熙八年尤袤跋和袁说友跋，其中尤跋云：

“贵池在萧梁时，寔为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载，威灵赫然。水旱疾疫无祷不应。庙有文选阁，宏丽壮伟，而独无是书之扳，盖缺典也。往岁邦人尝欲募众力为之不成。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袤因以俸余锓木，会池阳袁史君助其费，郡文学周之纲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之阁上，以其板置之学宫。”

据“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句，断定尤袤并未见到北宋有国子监刻李善单注本《文选》（即今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北宋刻递修本《文选》）。疑该本北宋亡后并未流传于南方，而是自清末流出内阁大库止，一直深藏秘阁而在外界罕有流传[7]，故应不会使用国子监本作为底本。当然，尤袤也未交待刊刻的底本，仅提到有“四明”本即今存明州本六家注《文选》，以及“赣上”本即今存宋赣州州学刻六臣注本《文选》（自文意而言，此两本似与尤跋所称“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相矛盾，其意盖指当时《文选》无单行李善注本）。这是从尤跋中所得出的“信息”，指向是淳熙本的刊刻与北宋监本《文选》并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学界讨论淳熙本的底本，监本《文选》却成为“隐形”的存在，原本与之无关却一直如影随形。

首先，在监本未进入《文选》研究者的视野时，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先生主张“六臣本摘出说”，称：“尤本之李善注亦非李善注本之全貌，而系自李善注五臣注合刻本中，抽刻李善注而已。”[8]当然，顾广圻在《文选考异序》（署名胡克家）中已提出：“夫袁本、茶陵本固合并者，而尤本仍非未经合并也。”[9]斯波六郎以扎实的校勘学实践进一步证成了此结论。此后，尤袤本的底本来源问题成为《文选》版本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特别是随着北宋监本《文选》的揭橥，涌现出诸多新说。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以北宋监本《文选》的存在否定尤袤本系“抽刻”说，如程毅中、白化文两位先生所撰的《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10]。撰写此文的直接诱因，便是注意到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北宋李善单注本《文选》。但显然这是与尤跋相悖的，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尤袤见过北宋监本，更遑论直接以监本为底本重刻淳熙本。再如有学者认为淳熙本“一方面能较六臣本多保存了善注之旧貌”，“一方面亦因未能将兼采六臣注本之痕迹戡除净尽，故多已失北宋本所存善注原貌之旧观”[11]。笔者也曾根据淳熙本与北宋监本《文选》均属十行本，曾提出：“似可判断淳熙本继承了监本的行款体制（行字数的不同，反映了淳熙本的变异），其底本应该是当时流传的一种十行本的李善注本，未必即是监本，但与监本可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2]都是想当然地认为尤袤见到并使用了北宋监本，或者与监本存在源出关系。因此，研究的开展需要重读并细读最为基本的材料，这也是过录尤跋以重新审视淳熙本之底本研究史的原因。

但也存在否定监本为底本的意见，如刘跃进先生指出：“所据之本，至少不是现存的北宋国子监刻本，不是六臣注本，它应当是唐代以来流传的另一版本系统。”[13]傅刚先生据姚宽《西溪丛语》亦引《洛神赋》李善注中的“感甄”一段，称：“姚宽所见《文选》又非监本，当是尤袤所用的底本。”[14]常思春先生称：“尤刻本祖本是一有断烂的李善本，则这些不见于北宋监本而五臣注阑入的注文自当是尤刻本祖本所原有，即尤刻本祖本是一非北宋监本的李善本。”[15]单纯从底本与监本《文选》无关的角度而言，相较于前述诸说已具备相当的合理性，与尤跋所述是相契合的。特别是傅刚先生进一步总结说：“尤刻本与北宋国子监本，即天圣明道本不一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底本与后刻本关系”[16]，此属晓畅通达之论，对于两者之关系做出了精准的“定位”。

其实，尤袤生活的时代是存在李善单注本的，只是他只见到跋所称的“五臣注本”。如《郡斋读书志》著录一种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晁公武初撰成是书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淳熙七至十四年（1180-1187）之间最终完成。《中兴馆阁书目》亦著录李善注《文选》六十卷，该目则成书于淳熙五年（1178）。细读两目的提要，如《郡斋读书志》称：“（李善）初为辑注，博引经史，释事而忘其义……邕更加以义释，解精于五臣，今释事、加义者两存焉。”[17]《中兴馆阁书目》则称：“释事而忘其义，其子邕尝补益之，与善注并行。”[18]推断两目著录者属同本《文选》（并非北宋监本），即李善注外又经李邕补益的注本。尤袤明确说“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则并未见到此种李善注本《文选》，这是无可质疑的。但现存淳熙本的文本特征，比如增注现象，释事与近似于五臣注的义释两种注文并存，与此著录本似又隐含关系。因此讨论淳熙本的底本问题，要重视尤跋的文本自身，还要关注公私书目的著录。前者可直接廓清底本与北宋监本《文选》之关系的“迷雾”，不必再过多地纠缠不清；而后者则可引申出有关底本来源问题的更多思考，而避免主观凭断式的臆测。既往关于淳熙本之底本问题的研究，过于重视现存各本之间的校勘，并试图藉以推导出底本来源的一种可能性；而忽略了相关材料诸如尤袤跋和书目著录的文本细读，其实材料蕴含的细节可以规避一些“无谓”的繁琐工作。

二、从所附袁说友跋语看淳熙本《文选》的刊刻

袁跋有两则，其一作于淳熙八年三月，云：

“说友到郡之初，仓使尤公方议锓《文选》板以实故事。念费羌广而力未给，说友言因是固此邦缺文也，愿略它费以佐其用，可乎？廼相与规度费出，阅一岁有半而后成……江东岁比旱，说友日与池人祷之神焉。”

其二作于是年八月，云：

“池阳郡斋既刊《文选》与《双字》二书，于以示敬事昭明之意，今又得昭明文集五卷而并刊焉。”

细读此两则跋语，可得出下述两层解读。其一，有关《文选》刊刻的目的。袁跋称“以实故事”，与尤跋所称的“独无是书之扳，盖缺典也”相呼应。但尤跋又提到“水旱疾疫无祷不应”，这是溢出“以实故事”、“缺典”之外的涵义，与袁跋所标举的“敬事昭明”又暗合。故跋中有关刊刻《文选》目的文本，便潜藏着两种指向，而更为直接的目的实际是祷昭明（神）以祛水旱。此可通过具体的史料得以验证，如《宋史·孝宗本纪》云：“是岁（即淳熙八年），江浙、两淮、京西、湖北、潼川、夔州等路水旱相继，发蠲廪租，遣使按视。”[19]尤袤在池州任上，正值是年旱情，《宋史》本传称：“除淮东提举常平，改江东。江东旱，单车行部，核一路常平米，通融有无，以之振贷。”[20]池州也形成了祭祀萧统以祷丰年的传统[21]。

其二，《文选》版本的著录。据跋称“阅一岁有半而后成”，推断淳熙本之刻始于淳熙七年（1180），至八年三月而刻完，同时刻有《文选双字类要》（现藏上海图书馆）。至八月又刊刻《昭明太子集》（其实淳熙七年尤袤还刻有现藏国家图书馆的《山海经》，可以说两年间刻了四种典籍）。淳熙本一般著录为“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刻本”，经递修的印本则著录为“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刻递修本”[22]。据此应以著录作“宋淳熙七至八年”为详准。至于刊刻的费用，尤跋称“以俸余”；而袁跋称“愿略它费”以“规度费用”，庶几近其实。故淳熙本之刻使用的是公帑，而非个人官俸，尤袤所云不免有夸饰之嫌。职是之故，尽管刻书由尤袤主持，即袁跋所称的“《文选》以李善本为胜，尤公博及群书，今亲为雠校，有补学者”，而版本仍以著录为“池阳郡斋刻本”为准的。但在《文选》学界，一般习称为尤延之本或尤袤本。

接着袁跋称尤袤“亲为雠校”，再来谈谈淳熙本的底本与赣州本的关系。考虑到明州刻六家注本是先五臣后李善，而不及赣州刻六臣注本先李善后五臣的直接简明，故自赣州本中抽出李善注作为底本最有可能性。实际上，还是回到斯波六郎的观点和立场，因为他既符合尤跋，也吻合校勘的结果。持此立场者，如范志新先生即提出“尤本可能主要以赣州初刻本为其底本”[23]，又郑州大学博士生韩丹据李善注文中的音注情况，也认为淳熙本与赣州本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24]。

印证淳熙本所据底本比较重要的例子，如卷一《两都赋序》“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句（所举例子的文字面貌依据淳熙本中的最佳印本即陈清华所藏之部，下同），李善注云：“蔡邕《独断》或曰‘朝廷亦皆依违，尊者都举朝廷以言之’。”“尊者都举”上空约半格，下空一格，此四字相当于六格（字）的位置，删掉了两字。按明州本、赣州本并作“尊者所都连举朝廷以言之”，所删者为“所”和“连”两字。又卷四《三都赋序》“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句尤袤本无李善注[25]，赣州本、明州本亦无。按此两本皆有张铣注云：“摹，法。”而《文选集注》则有李善注，云：“《声类》曰‘摹，法也。’”因为明州本（源出北宋秀州州学本）是以五臣本为底本，编入李善注，凡善注与五臣注同者则留五臣注一家。明州本无此条善注正是删省的结果，而赣州本出自明州本故亦无。再者，卷九《射雉赋》“伊义鸟之应机”句中的“机”字，尤袤本有剜改痕迹，即底本（指初刻初印本，下同）原不作“机”[26]。按明州本作“机”，校语称：“善本作敌。”而赣州本恰作“敌”。据此例可推测相较于明州本，尤袤本之刻与赣州本确实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以之作为底本抽刻李善注之说，就目前而言是尚无法完全“推倒”的结论性意见。

当然尤袤还会参据其它的传本，或者进行校订，都会使得淳熙本的版本生成极其复杂，尚需要更多的校勘学手段以揭橥其底本来源的多元性。笔者认为，继续讨论淳熙本的底本来源问题似乎已没有太大的意义，在缺乏新的版刻史料及更为直接的校勘文本情况下尤为如此。校勘结果的指向很多时候是歧异的，并不具备单一的指向性。即合于A本的同时，也存在合于B本（乃至更多本）的现象。今后应将研究的着力点，放在现存淳熙本各部印本关系的釐定上，可采用以卷为单位的方式，如此至少在局部能较为清晰的定位印本之间的关系。

三、以陈清华藏本为据看淳熙本《文选》的修版

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云：“古今书籍版行之盛者，莫如《文选》。”淳熙本也是如此，表现在自淳熙八年刻完以来屡经修版或补版，印证当时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以致板片磨损。修版指板片内个别字句的剜改重修，包括改易底本用字、挖去底本之字、增删文字和修补漫漶之字四种类型。笔者之前从事《文选》的修版研究，以陈清华藏本为据，侧重于刻工的清理，即以刻工反推版叶属原版叶还是修版叶。如据版心有“戊申重刊”、“壬子重刊”和“乙卯重刊”诸字样，认定该本迭经淳熙十五年（1188）、绍熙三年（1192）和庆元元年（1195）三次修版（实际还有又稍晚一次修版，参下文所述），而定为“略加修版后的印本，是现存最接近尤袤初刻本的印本”[27]。但通过参会讨论意识到文本面貌的细节，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刷印不清和字体漫漶等，也可以判定版叶是否经过修版。兹略述文本层面的四种修版类型如下[28]。

首先是改字者，如卷九《长杨赋》“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句，李善注云：“《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令。’”“令”字有明显的剜改痕迹，按明州本、赣州本均作“命”。尤袤改为“令”字，当是依据《汉书·董仲舒传》“臣闻命者，天之令也”句。其次是挖字者，如卷三十七《求自试表》“冀以尘露之微，补益山海”句，李善注云：“谢承《后汉书》杨乔曰‘犹尘附泰山，露集沧海。虽无补益，款诚至情，犹不敢嘿也。’”“也”字下空两字，按照尤刻本款式之例应空一字为是。按明州本、赣州本并作“嘿嘿也”，修版时挖去一字。再次是增删者，如卷十潘岳《西征赋》第十四叶a面自第六行注文“《楚辞》曰”至第十行注文结束，版面较第一至五行的版面约低半格，此属增删文字的修版所致。主要表现在“浸决郑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句李善注文，较明州本、赣州本增益“郑玄《周礼》注曰‘浸者，可以为陂灌溉者’”之句。但较赣州本又删掉不少文字，即赣州本所作的“《史记》曰‘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扺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税亩一钟，命曰郑国渠。又曰：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溉田四千余顷，因曰白渠。人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尤袤本仅作“郑、白已见上文”，即此注已见于卷一《两都赋》中，不必再重复出注。删去122字，增益15字（另加“郑、白已见上文”6字，总计21字），两者相互抵消合删掉101字，远逾版面低半格后所减少的字数，故所删底本的文字面貌仍有待探索。又卷二《西京赋》“掩长杨而联五柞”句薛综注云：“五柞亦馆名，云有五株柞树。”“云有五株柞树”六字所刻较拥挤，按正常款式是五格（字）的位置，而挤入了一字。按明州本、赣州本均作“云有株柞树”。再如卷五十二《博弈论》“百行兼苞，文武并骛”句，李善注云：“《孝经钩命诀》曰‘引兴摘暴，一字管百行。’”“一字”两字刻法不类，两字占本属一格（字）的位置，显系修版时补字所致。按明州本、赣州本即并作“学管百行”，“学”剜改为“一字”两字。最后是修补漫漶之字者，如卷二十九张景阳《杂诗》“游思竹素园”句李善注云：“《风俗通》曰‘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其中“缮”字刷印稍显模糊，当是与该字由于漫漶而修补有关。因为明州本、赣州本均作“缮”，不存在剜改的问题。上述诸例表明，陈清华藏本相较于淳熙八年的初刻初印本作了部分的改动，有些能够找到文献依据，有些则很难确定改动的依据。

浙江大学金少华兄也著意于该本的修版研究，指出：“尤刻本《文选》正文同样不乏经过修版增删的例子，只不过与注文相比，修版的数量要少得多。”[29]就修版的文献价值，又称：“尤刻修改版皆比初刻本更接近于李善本《文选》原貌”，而且还“得到古抄本的支持，尤氏修版时必有所据无疑”[30]，“当然尤袤修版所改也不乏不足为据的例子”[31]。如何认识修版中出现的文字变异，以“尊者所都连举朝廷以言之”为例，《文选考异》称：“此尤延之校改之也。”胡氏未将淳熙本的初印本与修版印本，即不同印次的印本作必要的釐清。也就是说，这些见于陈清华藏本中修版的例子是相较于淳熙本的初刻初印本而言的，属再次修版后印的结果。也就是说，陈清华藏本尽管属存世淳熙本的最佳印本，但它并非赵万里所称的“初印精湛，字字如新硎，无一补版”，而是稍经修（补）版的后印本。再者修版的主持者，《文选考异》认为是尤袤，恐怕也未必。毫无疑问，淳熙本的初刻初印本由尤袤主持，但修版者并不一定还是尤袤，缺乏文献的依据。修版的主持者应该是计衡[32]，王文进撰《文禄堂访书记》所载淳熙本中的一部印本（即所谓的计衡修补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详下文所述）有其跋，云：

“池頖《文选》岁久多漫灭不可读，衡到□属校官胡君思诚率诸生校雠，董工□而新之。亡虑三百二十二板二十万□□九十二字，阅三时始讫工，今遂为全书。书成，以其板移置郡斋，而以新本藏昭文庙文选阁云，绍熙壬子（1192）十一月□□日假守番阳计衡书。”[33]

计衡修版的绍熙壬子年，距离淳熙八年不过十一年，版片已多有磨损，不得不进行修版工作，推断陈清华藏本即属计衡修版之后印本中的一部（依据是该本中有绍熙壬子年及之后补版题记两处，即庆元元年和嘉泰二年，故此推断是合理的。且书中当亦有计衡跋，疑流传中佚去）。兹以该本中的刻工为据，可分为五期，第一期属原版刻工：曹仲、曹伸（疑与曹申为同一人）、曹旦（疑与曹但为同一人）、曹但、曹申、曹侃、曹佾、陈卞、陈祥、陈三、陈森、杜俊、黄宝、甲、金大受、金大有、金有（疑与金大有为同一人）、京、柯文、李彦、刘仲、刘八、刘彦中、刘升、刘用、刘其、刘永、毛用、潘宪、盛彦、唐彬、唐才、汤执中、汤盛、王才、王明、叶正、宥羽、张宗、张拱、□桂。第二期补版刻工为刘彦，版心镌“戊申重刊”，即淳熙十五年（1188）。第三期补版刻工：昌彦、吴志、杨珎、刘，版心镌“壬子重刊”，即绍熙三年（1192）。第四期补版刻工王明（当即第一期原版刻工，又参与修版工作），版心镌“乙卯重刊”，即庆元元年（1195）。第五期补版刻工正、□蔡，版心镌“壬戌重刊”、“壬戌刊”或“壬戌刁”，即嘉泰二年（1202）。可见除修版外，还以新刻板片替换旧板片，即补版。但此类补版工作量不是很大，主要集中在卷首《文选目录》和卷六十末的《李善与五臣同异》。具体叶码如《目录》部分的第一叶、第三叶、第五至十五叶，《同异》部分的第三叶、第七叶、第十五叶、第二十叶、第二十三叶、第三十叶、第三十二叶、第三十四至三十六叶、第三十八叶等。此两部分相较于全书，特别是《同异》部分漫漶较多。推测原因可能是此两部分版片恰好属于全书版片的首和尾，最容易遭致破损。故修版已不能解决再印的问题，需要更换为新的版片，即所谓的补版。

从陈清华藏本补刻版片所署的年款来看，在绍熙三年计衡修版前已经在进行补版工作，即淳熙十五年（似仅有此一次）。而在绍熙三年计衡之后，又存在两次补版工作，分别是庆元元年和嘉泰二年，最后一次补版距离淳熙八年已逾二十一年。综上，推断陈清华藏本是绍熙三年计衡修版后又稍有修版的印本，也是现存淳熙本中最早的一种印本。笔者曾认为：“（陈清华藏本）是现存最接近尤袤初刻本的印本，而计衡本则是屡加修版后的印本”[34]，两本之间是“较早印本与后印本的关系”[35]。这是不准确的，并没有釐清计衡修版在淳熙本中的定位。综上，陈清华藏本与淳熙八年尤袤初刻初印本的关系，可表述为：淳熙八年尤袤初刻之版→略有补版（淳熙十五年）→计衡修版（绍熙三年）→略有补版（庆元元年和嘉泰二年）→再印→陈清华藏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均将此部印本，定为“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刻本”，似略有眉睫之失，应釐定为“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刻递修本”为宜（前贤未定为“递修本”，可能是考虑到补版的量并不大，远非存在大量修版及补版的其它印本可比）。

《文禄堂访书志》著录有计衡跋的一部印本，系杨守敬得自日本，又归李盛铎，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该本版心除镌“戊申重刊”、“壬子重刊”和“乙卯重刊”字样外，又有“乙丑重刊”（即开禧元年）和“辛巳重刊”（即嘉定十四年）字样，知补版又在陈清华藏本之后。那么它与陈清华藏本的关系可表述为：淳熙八年尤袤初刻之版→略有补版（淳熙十五年）→计衡修版（绍熙三年）→略有补版（庆元元年和嘉泰二年）→再印（陈清华藏本）→再有修版（开禧元年）→再有修版（嘉定十四年）→再印（李盛铎藏本）。傅增湘曾就该本与胡刻本（即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对校，称：“李本与胡刻底本非一时印，故刊工多不同，文字异处亦有出胡氏《考异》之外者。”[36]可见，作为《文选》通行本的胡刻本，它所依据的底本恐怕还要在李盛铎藏本之后，是淳熙本中屡经修版的一种印本。总体而言，淳熙本可谓存世《文选》诸本中最为复杂的版本，由于印本的复杂性带来了极具歧异性的文本面貌。李善注自南宋初以来逐渐取得主导性的地位，而致淳熙八年所刻书版不断地修版刷印，造成在印本及印次方面极为复杂的现象（当然不管如何复杂，版片的基础还是淳熙八年尤袤初刻本，暂不考虑宋代翻刻本的可能性）。

要之，摸清存世淳熙本中诸印本的关系，便成为今后《文选》版本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藉此亦可深化并拓展版本研究的格局。正如笔者所提出的，“如果将实物版本学的理念引入到《文选》版本研究中，便会发现看似已经不值得再去研究的问题，还是隐藏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点’，甚至诱发或催生出新的‘点’，从而形成版本研究的‘新界面’。”[37]而印本与印次关系的研究，既是一种物质性的研究，又往往又策动并重新审视文本的诸多变貌，正是《文选》版本研究的“新界面”。

四、余论

《文选》学的研究是纵深多层面的，即便就其中一个方面的版本研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这是既有《文选》学研究的骄傲，但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和深化研究的阻力和压力。站在又一个百年“选学”的起点上，“总结旧‘选学’，创建新‘选学’，这是历史赋予当代学者的新使命”[38]，义不容辞。以淳熙本《文选》为个案的梳理和考察，似乎可以提出有关拓展《文选》版本研究的一些新的思考。首先是重读、细读第一手的材料，目的是将既有的研究观点及其所依据的材料进行重新的审视，甚至是批判性的审视。在此过程中回归旧观点的逻辑起点，并钩稽、重构新的问题点，即所谓的追溯性考察。应该说此种追溯性考察会产生新的问题意识，比如赵万里有关陈清华藏本“无一补版”的说法，就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居于主流观点的地位，再加审视便是站不住脚的。学术研究不是“共好”的结构，尊重前贤的研究并不等于墨守陈规。其次是借鉴西方的一些研究理念，比如物质性研究，因学科体系和个人理解等的不同，都会出现不同的适用性。应用在《文选》版本研究中，物质性研究就是重视实物自身的文物属性的研究，显然印本与印次关系的釐清和界定属于此种范畴，当然它不是全部。印本与印次看似是无关文本内容的外围性研究，其实它又牵扯到文本面貌的变异和定型，藉以构拟出动态化的文本演变轨迹。最后是讲究《文选》版本典藏和保护的图书馆界（古籍界），与学院派中从事《文选》研究的学者之间宜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形成合力。拙文藉个案的研究，期待再涌现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文选》版本研究成果，努力构建基于版本研究的新“选学”。

注释：

[1]参见刘明《南宋明州本〈文选〉鉴赏》，载《藏书报》2018年第33期第12版。

[2]参见王玮《尤袤本〈文选〉的刊刻及选学价值》，载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选学：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32页。

[3]参见刘明《宋尤袤池阳郡斋刻本〈文选〉考略》，载《澳门文献信息学刊》第八期，第21页。

[4]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24页。

[5]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6]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29页。

[7]周叔弢曾认为：“以字体及纸张审之，或是金代覆北宋本。可以《赵城藏》对勘，或可了解。”参见李国庆编著《弢翁藏书年谱》，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236页。此说虽未必确，但它透露出所谓北宋监本《文选》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金代据北宋旧版重印，其二金代据北宋旧版翻刻，而并没有在南渡后的南宋区域内流传。又据《三朝北盟会编》云：“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金人索监书、藏经、苏黄文及古文书、《资治通鉴》诸书……二十六日丁亥……金人入国子监取书。”则监本《文选》完全存在被金人掠去而不传于南宋的可能性。

[8]斯波六郎《文选索引序》，载《文选索引》，台湾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7页。

[9]胡克家《文选考异序》，载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刻本《文选》，1977年版，第841页。

[10]具体论证参见程毅中、白化文《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载《文物》1976年第11期。

[11]张月云《宋刊〈文选〉李善单注本考》，载《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04页。

[12]参见刘明《从行款版式及字体谈两宋时期的〈文选〉版本》，载《文津学志》第五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13]刘跃进《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第97页。

[14]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15]常思春《尤刻本李善注〈文选〉阑入五臣注的缘由及尤刻本的来历探索》，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81页。

[16]傅刚《文选版本研究》，第165页。

[17]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4页。

[18]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本宋代卷第1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0页。

[19]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