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20万白俄难民涌入中国，后代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

民国期间曾散落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俄罗斯，为了与苏维埃区别开，人们称他们“白俄”。

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政治立场，流落到全世界，包括中国。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世界有超过250万白俄难民。

他们通过海、陆逃到中国东北、上海、新疆等地，这些白俄数量，大约在20到25万人。

后来，这些人还去往长春、沈阳、北京、天津、武汉、青岛等地。

他们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白俄

逃亡中国的白俄难民中，有很多是溃退的白俄军队。

当时，红军虽然在本土已经击败白军，但是很多白军还是逃到了法国、德国、中国、美国、东欧等地。

他们准备在那里建立反攻基地，比如法国在北非的港口比赛大，白俄组建6000名哥萨克骑兵部队。

保加利亚驻扎着一万七千人的白俄军队，波兰也有一支三万人的白俄军队。

和俄国有漫长边界线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最著名的莫过于谢苗诺夫。

这个人曾经是白卫军中将，当时只有28岁，率领一万两千名士兵，盘踞在满洲里。

1919年，是红军与白军殊死搏斗的年月。

日本觉得这是占据西伯利亚的好时机，于是出动“干涉军”。

然而，因自身兵力不足，还不习惯在极度严寒中作战，就想利用这些溃退的白军武装。

谢苗诺夫自然成了日军拉拢的对象，之后他也答应日军协助作战。

最开始日白联军势如破竹，相继攻占伯力、赤塔、海兰泡等地，进军西伯利亚、乌拉尔。

甚至兵指伏尔加河流域，然而好景不长。

红军组织凌厉攻势进行反攻，日本干涉军被迫撤回日本，而谢苗诺夫也带领自己的部队，撤回了中国东北。

对于这些如潮水一样涌来的白俄溃兵，中国当局很是头痛。

苏俄代表要求中国政府将谢苗诺夫部队驱逐出境，或者解除武装。

当然，这对那个时代孱弱的中国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

虽然解除了谢苗诺夫4000人军队的武装，但很快他又拉起了一支队伍。

几经周折后，采取了围剿、堵截的方法，勉强让这些流落北满的白俄解除武装。

但谢苗诺夫当然不可能乖乖就范，他早早勾结驻扎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率领自己的亲信1500人的部队辗转来到大连。

这批部队在后来日本占领整个东北的过程中助纣为虐，日本人本想利用他在未来与苏联对战。

然而，后来关东军兵败如山倒，谢苗诺夫的那点白军根本就不够看。

苏联红军很快控制大连，1945年9月苏军在大连逮捕谢苗诺夫，通过飞机押往莫斯科。

1946年8月谢苗诺夫被枪决，当然，不是所有白俄流亡者，都是谢苗诺夫这样的匪徒。

来到中国的白俄难民，也有很多是手无寸铁的可怜人。

除了东北，上海也是白俄流亡者流亡的主要目的地。

他们在上海滩，形成独特的俄罗斯社群。

1922年12月5日，斯塔尔克少将率领俄国难民船队来到上海。

北洋政府一方面害怕闹出外交事件，一方面害怕白俄难民扰乱上海社会稳定。

于是下令不准这些难民登陆，但可以对其进行人道主义救济。

在双方的谈判协调下，这支船队在上海海面停留37天。

最后，在上海留下1200名白俄难民。

1923年3月14日，第二批白俄难民到达上海，人数不多，当局默许难民登陆。

同年6月28日，第三批白俄难民乘坐俄舰“埃利多拉多号“抵达吴淞。

这吓坏了当时北洋当局，他要求舰长格列波夫48小时离开上海。

格列波夫一方面让手下偷渡登陆，一方面用钱买通上海租界当局。

几经周折，最终有120人留在了上海。

到1923年，总共有3226个白俄难民留在了上海。

这些人大多一贫如洗，又语言不通，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诡异，峰回路转。

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罢工运动此起彼伏。

上海租界害怕租界收回国有，紧急协商，把军舰开入长江口，防止国民政府接管上海租界。

然而，在汹涌的罢工运动，反帝浪潮中，租界的外国军队显得孱弱不堪。

当时英，法，日，美，意合计5300人。

格列波夫觉得这对他是好机会，就游说租界当局说哥萨克骑兵能征善战。

租界当局也知道哥萨克人很能打，就让格列波夫组建“俄国义勇队”。

这批队伍很快成了帝国主义镇压革命运动的帮凶。

很多白俄难民趁中国工人罢工，纷纷争相填补留下的“空缺”。

中国工人对这些白俄“工贼”恨之入骨，咬牙切齿骂做“老毛子”。

直到1925年，上海白俄难民有953人被外商企业雇佣。

虽然这样做很招人恨，但是相较于加入“俄国义勇队”的叛徒，那些争抢干活的白俄难民毕竟是为了活着，不必太被苛责。

其他地方的白俄难民看同胞在上海站住脚，纷纷来上海讨生活。

1929年，上海的白俄人数达到13500人。

“俄国义勇队“在租界因为卓越的战斗力而扩编，三年时间已经发展到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

此外，在万国商团其他国部队中，也有白俄队员200多人。

当然，这种吃叛徒饭的白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靠自力更生立足。

到30年代，上海有了稳定的白俄社区。

这些白俄人中有令人尊敬的大学教授，也有娼妓、小偷。

有舞场的乐师，也有午夜更夫，和租界其他的白人不同，白俄人明显要穷苦得多，也容易受到当地恶霸欺凌。

曾经著名的“江荫事件“，就可以看出当时这些穷苦白俄人的异乡遭遇。

1925年1月21日，10名白俄难民到江苏江荫县贩卖东西，顺道参观徐霞客墓。

然而，一伙土匪看上白俄商人的货物，连人带商品劫到附近的山上。

十名白俄人全部折磨而死，商品洗劫一空。

当时白俄人只是难民身份，没有政府出面替他们主持公道，这起惨案最后不了了之。

这种事情，在其他欧洲裔族群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时的白俄人在上海被称为洋乞丐，“罗宋阿大“，被人歧视。

当年是崇洋媚外很严重的年代，但是白俄不在崇洋媚外的范畴之内。

一看到白俄，特别是那些从事“不道德”职业的女人，以及和中国工人抢着干低贱工作的白俄男人，很多白人（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会流露出不悦的神情，

因为这些贫穷的白俄，使白人丢了他们白人精英的脸面。

甚至还有白人妇女向亚洲男人卖身，被视为有损白种人的尊严。

但是白俄人已经顾不得这些昂撒人的鄙视，他们坚韧地在天津，上海，哈尔滨扎根。

在上海霞飞路，白俄人修建起白俄食品店，服装店，珠宝店，书店，百货商店，还建造印刷厂，橡胶制品厂，针织厂，巧克力厂。

在天津小白楼一带，白俄人开设洋酒店，牛奶店，鞋帽店。

因为白俄人对酒地特殊嗜好，白俄人酿造的白兰地，葡萄酒供不应求。

“帆船“牌白兰地，成为了风靡一时的本土白兰地品牌。

小白楼成了全世界都赫赫有名的白俄聚集区。

据统计，1933年上海的俄桥在法租界就拥有自用汽车3942辆，公共租界5756辆，总共快1万辆。

俄侨在上海总人数也就21000多人，俄侨商号多达1000家，还开设了各种俄侨学校，建成了宏伟的东正教堂。

在上海霞飞路白俄社区，医院，图书馆，报社，杂志社，电台一应俱全。

其中，托尔热夫斯基图书馆，百老汇俄侨图书馆，斯沃夫出版社，上海俄国广播协会播音台都小有名气。

白俄人在艺术上的造诣，也让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受益匪浅。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音乐队”，大半成员都是白俄音乐家。

这个音乐队每周都会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上海市民称其为”上海文化珍品“。

国力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聘请白俄音乐家扎哈罗夫担任钢琴系主任，苏士林等为教授。

俄国著名芭蕾舞女演员可彼马克列佐娃，1923年来上海定居，开办芭蕾舞学校，深远影响了后来中国芭蕾舞的发展。

大量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俄文，比如老舍的《柳家大院》、艾青的《向太阳》。

俄罗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被这些白俄文艺工作者搬上舞台，如《钦差大臣》，《伊凡雷帝》，《白痴》。

这些优秀剧目被著名导演普利贝特科娃，克拉林搬上上海剧院。

普利贝特科娃还亲自导演，中国戏剧家曹禺的著名作品《雷雨》。

这些白俄话剧艺人组建“上海俄国话剧团”，赢得大量忠实观众。

1947年，抗战胜利后，大量白俄人士告别旅居的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大城市。

一下子让那里的文艺舞台冷清不少，1947年8月11日上海《时代日报》对这些白俄文学家，艺术家有这样一段评论。

正像他们临走时对中国人民说的，“谢谢中国的招待”，我们也要对他们说，“谢谢你们对中国艺术的贡献”！

结语

白俄难民在民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他们一部分人甘愿成为日本侵略军、帝国主义的爪牙，鱼肉中国百姓。

比如谢苗诺夫、格列波夫，这些人是要被唾弃并扔进历史垃圾堆的。

但还有很多人过着实实在在的生活，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

白俄难民多数是俄罗斯精英阶层，有着良好的艺术、文化、科学修养，这些人极大促进近代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进步。

上海的霞飞路、天津的小白楼、哈尔滨的东正教堂，那些富有特色的斯拉夫建筑，至今还点缀着城市。

希望这一段小历史不会被遗忘，作为大历史中的小插曲，白俄人在民国的历史值得被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