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说到浚县的大运河，则不能不提流经浚县的古黄河。因为运河被认为是人工河，而黄河等大江大河则往往被视为自然河流。其实历史上的黄河，就已然不是纯粹的自然河流了，尤其是经过大禹治水的黄河，被称为“禹河”“禹贡大河”“导河”等，也是属于广义范畴的人工河流了。历史上有引黄河水而作运河的，比如鸿沟，也有依黄河古道而开凿运河的，比如卫河和永济渠。虽然流经浚县的大运河和黄河故道不完全吻合，但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关联的。 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的“导河”过程：“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大海。”《史记·河渠书》也记载：“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由此可知，浚县大伾山是大禹“导山疏水”治理黄河的关键所在。所以古黄河也就是所谓“禹河”，是经过浚县而北折进入河北境内,最终流入大海的。 又据《汉书·沟洫志》引王莽大司空掾王横语：“《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清胡渭《禹贡锥指》进一步明确指出：“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周定王五年（前602）这次“河徙”，是决口于宿胥口（今浚县西），改道东北。这次河徙往往被史志称为黄河第一次决口改道，其实这可能是见之于文献记载的第一次改道，在此之前没有记载下来的黄河改道，可能不知凡几。这次改道后的古黄河史称“大河故渎”，亦名“王莽河”，流经河南浚县、滑县、濮阳西，河北大名东，山东高唐南，在河北沧县东北入海。 宿胥口河决之前的禹河古道，又被《水经注》称为“宿胥故渎”。然而这条自远古先秦流淌而来的黄河故道，在流经浚县境内之时，究竟是在大伾山以西流过，还是在大伾山以东流过，这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此的意见主要有两大学说： 首先是1978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著文《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不同意《水经注·河水注》“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的说法。认为所谓“宿胥故渎”是淇水故道，《禹贡》河道其实也流经濮阳地区，走一段《汉志》河道，然后再北折，经河北中部，至天津入海。 其次，同样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看了史先生此文后，不敢苟同，著文《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认为：“汉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黄河下游河道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有二条：一《禹贡》河，二《山经》河。这二条河道自宿胥口北流走《水经注》的'宿胥故渎’，至内黄会洹水，又北流走《汉志》的邺东'故大河’，至曲周会漳水，又北流走《水经》漳水至今深县南，二河相同。”即古黄河走“宿胥故渎”，也即流经大伾山以西。谭其骧考证出来的这条《禹贡》河道，后被载入由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春秋时期《郑、宋、卫图》（局部）图中可以看出：公元前602年以前，古黄河经今滑县城西，北经浚县城西，东北经内黄城西，向北通巨鹿。并被之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黄河水利学家广泛引用。 谭其骧先生还根据世人所忽视的《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从宿胥口经大伾山西流至今河北深州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区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州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 其后，史念海先生针对谭其骧先生的论点进行了反驳，特撰《河南浚县大伾山西部古河道考》，以实地考察的一些地理数据，再次强调所谓“宿胥故渎”是淇水故道，大伾山南面和东北面有黄河故道，大伾山以西不可能有古黄河流过。 近年来，考古学家袁广阔先生根据华北地区早期考古学遗址，对古黄河下游河道有了自己的新看法：《汉志》河其实就是《禹贡》河。《汉志》河道早已存在，并非周定王五年由黄河在浚县宿胥口决口改道才形成。从河道两岸新石器遗址的分布推测，《汉志》河道最迟形成于8000年以前。根据文献记载，黄河下游故道大致经今滑县东、濮阳西南、清丰西北、南乐西北，再经河北大名东，山东冠县，过河北馆陶后，经山东临清、高唐、平原南、德州市东，至河北吴桥西北流向东北，经东光、南皮至沧州折向东，在黄骅西南入海。 那么，以上这些说法究竟何者为准，究竟古黄河有无从浚县大伾山附近流过，是从大伾山东面流过，还是从大伾山西边流过？如今这依然是一个未决的悬案。 其实，古黄河流经浚县是确定无疑的。现在横亘于浚县南部和东北部的黄河故道，是可以通过地名名迹和地理形势轻易判断出来的。这就是史先生所说的：“浚县城东北1公里内外的东河道和王河道，16.5公里处的了堤头以及了堤头东6公里处的临河和东南5公里处的下河里，还有临河北偏东，远在内黄县境的堤上村，都可作为证明。然而更为明显的则是一些地方遗存大面积的沙地。临河和下河里之东都有这样的现象，而浚县城东的迎阳铺和石佛铺，沙区的范围更为广大。”浚县学者马金章先生说：“浚县黄河故道上的古村落，按地形地貌上分，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安居在黄河故堤、故河床、故河滩上的堤壕、张堤、田堤、了堤头、杨堤、咀头、胡岸、西皮、下河里、打鱼庄、大高村，小高村，河道、临河、湾子、小滩等四五十个村庄；一类是黄河昔日泛水区域的沙咀、东沙地、西沙地、刘沙地、西屯、东屯、元过、宋村、朱村、白毛、临河等村庄。这两类又基本上归属于黄河故道平原。这平原，包括善堂镇全部，黎阳镇与王庄乡一部，面积154平方公里，区内83个行政村，10余万人，耕地近16万亩。” 这确实是流经大伾山南部和东北部的黄河故道。浚县至今广为流传的一段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当地的地貌特征：“六架山，三条河，大小三十二处坡，西有火龙岗，东有大沙窝。”这里的所谓“大沙窝”就是古黄河给浚县留下的“胎记”。“大沙窝”面积广阔，在浚县东部及东北部连绵不断，且历来盛产花生和红枣，让世世代代的浚县人享用不尽，这也是黄河对曾经流过的这片土地的恩赐。笔者老家就在浚县善堂镇朱村，村北上地为沙漠，适宜种植槐林和花生，村南下地为金堤白马坡，是盐碱地芦苇荡，都是黄河故道的遗迹。 但是大伾山东部有黄河故道，这并不能说明大伾山西部没有黄河故道。因为黄河一直是在滚动、变迁中的，所谓的“常淤、常决、常迁”，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现在我们有材料证明，古黄河也曾经从大伾山西部流淌过。 首先是文献记载方面的证据。这方面的证据虽然不多，但足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这也是古人认为“宿胥故渎”北流河道存在的原因。计有： 其一，《汉书·沟洫志》王莽大司空掾王横语：“《周谱》云（东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清胡渭《禹贡锥指》进一步明确指出：“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由此可知，“河徙”改道之后东北流了，“河徙”之前，古黄河是北流的。 其二，贾让《治河三策》中的上策，提出“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的方案。此《治河三策》附在《汉书·沟洫志》中，是汉代人根据当时黄河的流向和灾害因由所做的治河方策。“决黎阳遮害亭”也是说黄河故渎在大伾山西部遮害亭一带。 其三，《水经注·河水》：“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又《水经注·淇水》：“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黎山西……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故苏代曰：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即指是渎也。”又《水经注·清水》：“曹公开白沟，遏水北注，方复故渎矣。” 这些文献加载，在没有更为坚实的证据面前，是不容轻易忽视的。 其次，大伾山以西，虽然没有东部的那些古河道地名和沙漠地势，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儿痕迹。在位于大伾山西南部的浚县小河镇瓮城村，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雍榆城”。后来这里之所以称为“瓮城”，就是因为这里有比较细腻纯净的黄胶泥土，很适合制作瓦盆、瓦罐等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据说在该村村北地下80厘米左右，就有厚度为70厘米左右的黄土层，这层黄土细腻、纯净、无沙，而且黏结力强，是做陶器的好原料。这个村原来就是长期制作陶器的专业村，所产的粗陶制品曾经行销方圆百里，很有声誉。当地人讲，这层泥是古黄河从这里经过留下来的痕迹。由于这段黄河水面宽阔平坦，所以从黄土高原上带下来的细质黄泥就沉淀下来，形成了今天做陶器用的上好原料。 再者，从古文字材料来看，也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可以佐证。比如在甲骨文中“河”字就已经出现了，而且有不同义项，首先是用其本义，即指今之黄河。卜辞有云： (1)庚子卜，殼贞：令子商先涉羌于河？庚子卜，殼贞：勿令子商先涉羌于河？（《甲骨文合集》536） (2)甲戌卜，亘贞：呼往视于河偁至？（《甲骨文合集》4356） (3)壬辰王其涉河…易日？（《甲骨文合集》5225） (4)癸巳卜，古贞：令师般涉于河东？（《甲骨文合集》5566） (5)虎…方其涉河东 (6)贞：往于河有雨？（《甲骨文合集》8329） (7)贞：翌日丁卯呼往于河有来？（《甲骨文合集》8332反） (8)呼毕往于河？（《甲骨文合集》8330正） (9)出虹自北饮于河。（《甲骨文合集》10405反、13442正） (10)王其寻舟于河，亡灾。《甲骨文合集》24609 (11)弜衣荡河，亡若。《甲骨文合集》20611 (12)王令毕供众伐，在河西北。（《屯南》4489） (13)至河，毕其戎飨方。（《屯南》1009） (14)贞：呼往见于河有来……（《英藏》1165） 以上这些辞例中的“河”，有言“在河”“至河”，也可以看出来，“河”确实指的是一条水的名字。由“涉河”及“寻舟于河”等辞例来看，皆用其字本义，指商代确实存在的可以荡舟行船的自然河流。又从“涉河东”等辞来看，在商都之东的河，只有黄河能当之。非常有趣的是，甲骨卜辞中称“河”，还有“出虹自北饮于河”这样的辞例。“饮”字作 至于能够“涉”过的“河”能否指一条大河？杨升南先生有非常精彩的解说：“涉河的涉字，像两足跨过河之形。涉字的本义虽是徒步涉水，但在古文献中也泛指渡水。《尔雅·释诂》'涉，渡也’，《尚书·微子》'若涉大川’，《诗·匏有苦叶》'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周易》中'利涉大川’'用涉大川’'不可涉大川’，对'大川’言'涉’，称'舟子’言'涉’，皆是用舟渡水之意。《吕氏春秋·异宝》伍员'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此乃明为船渡而言涉，故涉包括用舟船渡水之义，非仅指徒步涉水而渡。虹饮其水、可以行舟、需要舟船涉渡的河，当然是指流经地上的河流。” 所以，在甲骨文中，作为地名的河，不是河流的泛称，而是专指流经商代晚期王都之东而向北去的一条大河，这条大河就是指商代之时流经殷墟都城东边不远处的大水系——今天被称之为“黄河”的商时河道而言。又据《国语·周语上》所云：“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这更是说明了黄河的水流情况与殷商王朝的命运关系密切，休戚攸关。正是因为有黄河这样的大河及其众多支流流经殷商王朝的腹地，所以才使得这里当时的水土湿润，一度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水文环境。因为黄河对于商王朝的重要，所以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命脉的商代，“河”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以至于作为祭祀对象的“河神”，在甲骨文中有着超乎一般自然神的职责和权能。 作为一条重要的河流之专用名词的“河”，不仅甲骨文中如此，在先秦文献中就是指今天的黄河。在《左传》中，单言“河”就是指今黄河，如《左传》中，僖公十五年,晋惠公“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将饮马于河而归”等文中之“河”，皆指今日的黄河。同样，《尚书·禹贡》中的“河”毫无例外地都指后世的黄河。之所以在“河”之前加上“黄”字而称之为“黄河”，是因为黄河之水从清变浊、由白变黄的缘故。《史记·高祖本纪》田肯说汉高祖齐地形势谓：“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集解》引晋灼云：“河水东北过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号黄河，故曰浊河。”“黄河”之名最早见于古文献的是在《汉书》中，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载汉初高祖封功臣时的“封爵之誓”中，有这样几句话：“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汉书》成于东汉初年。而这同样的几句话在西汉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则作：“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可见西汉时尚称“河”而不称“黄河”，而最早加“黄”字于“河”字之前而称“黄河”，应是在东汉初年。《晋书·地理志》也还称黄河为“浊河”，“昔大禹观于浊河而受绿字(按：“绿字”指传说的河图洛书)，寰瀛之内可得而言也”。到北魏时，在正史中才称河为黄河，《魏书·成淹传》有“黄河浚急，虑有倾危”，“黄河急浚，人皆难涉”等语。“黄河”变名，而将“河”作为河流的通称，这大约是魏晋以后之事。《北史·刘库仁传附刘嵩传》记刘嵩请“疏黄河以通船漕”，但仍有一些记载以河名黄河，如《隋书·炀帝纪（上）》“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此中之河即指黄河。 黄河在古代是一条巨大的河流，也是一条经常改道的河流。据胡渭《禹贡锥指》统计，黄河自古以来有5次大改道。第一次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改道是在春秋时期，《汉书·沟洫志》载大司空掾王横语云：“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周定王五年为公元前602年。而这次改道前的商周时期的黄河故道，据《尚书·禹贡》记载，是自今河南武陟县东北流，至浚县西折而北行，经河北平乡县东，再东北分为“九河”，其最北的一支为主干，在今天津附近入海。学者对天津地区成陆年代的地质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结论。也就是说，商代的黄河从今河南武陟县折而北行，经浚县、内黄进入河北省曲周，过巨鹿，经深州、安新、霸州到天津汇入渤海。 所以说，商代的黄河正好经过殷墟都城的东部而向北流过，这与甲骨卜辞所记载的辞例内容是非常吻合的。 《尚书·盘庚》篇中有“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是说盘庚时渡过黄河而迁徙到殷地。盘庚迁殷是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河南安阳），所以要“涉河”，渡过黄河从东到西来到殷都。又《国语·楚语》中有“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则讲了武丁即位后从殷都渡过黄河来到了圣都亳城，凭吊先王寻找治国方策的故事。那么，这个作为圣都的亳都何在呢？知道了这个对于殷商王朝来讲非常重要的“亳”，就会明白这个“自河徂亳”的“河”的流经路线在哪里了。 其实，这个“亳”就是文献中常见的“景亳”。《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于楚王曰：“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官之朝，穆有塗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所言六王、二公皆夏商周三代有为之君和春秋时期主盟天下的霸主。而所言这些故事，也都是奠定这些君王君临天下或霸主主盟天下业绩的重大举措。“景亳之命”既在其列，当是商汤建立商王朝之前取信天下诸侯、确立其盟主地位的一次军事会盟活动。 这个“景亳”的地望在何处，学术界历来就有歧说，是有争议的。其一，“景亳”为“北亳”说；其二，“景亳”为偃师西亳说；其三，“景亳”在山西境说，其四，“景亳”在漳河流域说；其五，“景亳”即郑亳说。另外，还有一些认为“景亳”为“南亳”，“景亳”在澶（今濮阳）等。 那么，“景亳”究竟何在呢？我们认为，景山当为今河南浚县境之大伾山，“景亳”即在大伾山附近的浚县境内。台湾学者杜正胜先生对景山、“景亳”地望有过详细的考证文字，今撮要录之如下： 《左传》的景亳即是《商颂·玄鸟》篇“景员维河”的景，亦即《殷武》篇的景山……这个景山也就是《鄘风·定之方中》的景山……综合典籍推断景山、景亳地望，大概在今日濮阳县与滑县之间，决非杜预说的在河南巩县西南（《左传》昭四注）。“景员维河”之河当从王肃作河水解，即黄河（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根据春秋卫人流亡的路线，景山与黄河的地理联系是很清楚的……景山即在大河之东……准夏、周之例，伯阳父所谓“河竭而商亡”，即指大河之域是商人崛起的地带。故“景员维河”一语不仅表示景山与黄河有地理上的关连，而且也同为受命建国之地，精神上二者不可分割。夏之三大方伯都在汉的东郡，韦在景山之南，顾和昆吾在景山之东。成汤攻夏桀之前先收拾他的三个主力诸侯，可能在景亳会盟后。今本《竹书纪年》曰：“商会诸侯于景亳，遂征韦，商师取韦，遂征顾。”而后又征昆吾。综合各种文献来看，景亳之命是成汤为天下共主的起点。待三大方伯臣服，便直接面对夏桀了，成汤兴兵伐桀，其据点可能就在今日河南省东部濮阳和滑县之间的景山附近。 杜氏离开了文献中的“景亳”北亳说，从景山、“景亳”与黄河密切相连关系而推断“景亳”在豫北的濮阳、滑县之间，大方向是对的，但没有明确指出“景亳”何在，景山为何山，况且今滑县至濮阳之间并无大山。其实杜氏已经辨明了韦在景山之南，顾、昆吾在景山之东。按这个方位而言，景山应在滑县之北，濮阳、范县之西。所以，“景亳”、景山应在滑县北、濮阳西寻找，而不该说应在濮阳、滑县之间求得。今天位于古黄河岸边，突兀特立于豫北平原的浚县大伾山就在滑县之北、濮阳之西，正符合这个方位。因此我们认为，景山所在，非大伾山莫属。 近年笔者对此有过一个考证，通过晚期甲骨文帝辛征伐地名排谱，结合考古学遗迹论证，以及参照商族迁徙路线，分析文献记载的“景员惟河”，认为这个决定殷商王朝命运又被后世商王视若神明的圣都“景亳”不在别处，就在笔者的家乡浚县大伾山一带。 把“景山”指作浚县大伾山，符合商族迁徙走向及进军路线。我们认为，商族起源于燕山以南、京津地区的渤海湾一带，自北京小平原沿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通道向南迁徙。商族到达河北境内的漳河流域时，停住良久，所以在考古学上该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先商文化漳河类型遗存。夏末之际，商族由此再向南行进时，由于受到强大的夏王朝势力的抵抗而返回漳河流域。在此之后，商族又从此地出发向东南方向的豫东鲁西南地区迁徙。20 世纪90年代初在豫东杞县一带发现的先商文化鹿台岗类型，应是商族于夏末之际到达这里与东夷人联盟的明证。浚县大伾山正在商汤率族由豫北冀南向豫东鲁西南迁徙的必经之路上。商族从豫北向豫东发展，渡过古黄河，即到达黄河东岸的浚县、濮阳一带，已进入了夏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之内。 无独有偶，在笔者发表拙文之后，香港中文大学的沈建华女士（现调入清华大学）和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陈立柱先生（现调入华南师范大学）对此也都有专论，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认为“景亳”在大伾山。可见我这一观点，并非单证，真所谓我道不孤也。 既然“景亳”在大伾山，那么商王武丁从殷都东南而来“自河徂亳”，则“河”肯定是在大伾山的西边流过。这是古文献记载给我们留下的证据。 在此，还有一个甲骨文方面的信息，或许可以作为上面这一说法的辅证。1991年发现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子”卜辞里也有此田猎地“ 丁卜，在 癸卯卜,在 两辞中皆有“ “ 丁卜,才(在)其东默。其涿河 对该辞也有详尽的解释：“ 应该说，这一研究虽然没有涉及“ 甲骨文中的“商”字有多种义项，既可指商王朝，又可指商都城，还可指商王畿。在此辞中，“入商”之“商”字，当指商王朝的王畿，是指商王朝都城附近的一个大范围概念。这样就可以确定“ 所幸该辞中与“ 其实，“ 贞:叀今日往于 □申卜，□贞：王往于 乙卯贞：乎田于 乙巳卜，王获在 庚寅卜，尹贞：□其田于 而关于“ 《尚书·酒诰》：“明大命于妹邦。”孔传：“沫，地名，纣都朝歌以北是也。”《诗经·卫风·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毛传：“沫，卫邑。”《经典释文》：“沫，音妹，卫邑也。”《水经注·淇水》：“东南经朝歌县北……《晋书·地道记》曰：'本沫邑也。’”昧、沫和妹古音通假，例证如：《易经·丰卦》云：“日中见沫。”《经典释文》：沫“《字林》作昧。王肃云，音妹。郑（玄）作'昧’”。不仅古代文献如此，西周铜器金文也有佐证。《盂鼎》铭文：“女妹辰有大服。”吴大瀓《说文古籀补》释云：“妹，古文以为昧字，《释名》：'妹，昧业，犹日始出历时少，尚昧也。’《盂鼎》'妹辰’即'昧辰’假借字。”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妹辰’二字旧未得其解，今按昧与妹通，'昧辰’谓童蒙知识未开之时也。”所以说“昧”、“沫”和“妹”，同音通假。甲骨文“ 淇县古城村遗址的地理位置紧邻淇河，在淇水西岸。那么与位于古城村的“ 我们认为，如果甲骨文中的“ 那么，这个水草丰茂、可以猎获到犀牛和麋鹿的田猎地“ 对于淇水入河口，古代文献多有记载。《说文·水部》：“淇水出河内共山北，东入河。”《水经注·河水》：“河水又东，淇水入焉。……《汉书·沟洫志》曰：'在淇水口东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自淇口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水经注·淇水》：“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山海经》曰：淇水出沮洳山。……淇水又东出山，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左为菀水，右则淇水，自元甫城东南径朝歌县北。《竹书纪年》，晋定公十八年，淇绝于旧卫，即此也。淇水又东，右合泉源水，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东南流。老人晨将渡水而沉吟难济，纣问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实，故晨寒也。纣乃于此斫胫而视髓也。其水南流东屈，径朝歌城南。……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口，东流径黎阳县界，南人柯。《地理志》曰：淇水出共，东至黎阳入河。”杨守敬疏：“《地形志》：汲郡治枋头，即枋头城。”《大清一统志》河南卫辉府“古迹”条下云：“枋头城在浚县西南八十里，即今之淇门渡，古淇水口也。 今河南浚县新镇乡前枋城村发现一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东北距浚县城30公里，西北距淇县城及沬地10余公里。遗址长180米，宽120米，总面积为21600平方米。采集到的遗物有商代的陶鼎、陶盆、陶鬲、石斧、石镰、贝壳等，西周的陶豆、陶鼎、陶鬲等。这里或许就是商周时期的淇水入河处“枋堰”遗迹。 准此，则“商”“河”“ 丁卜，在 丁日，子（王室宗亲贵族）在商王朝王畿内的沬邑对狩猎之事进行占卜，占问：是由沬地向东涉过黄河在河东地区狩猎呢？还是顺着黄河南行达到淇地（淇水口）狩猎呢？是狩猎呢？还是不狩猎呢？ 由此卜辞也可以推知，古黄河是在浚县以西也就是大伾山西侧流过的。  作者：朱彦民（1964-），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兼职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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