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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举可谓是群英荟萃，录取的进士之中，苏轼、苏辙兄弟赫然在列。 宋仁宗赵祯在主持殿试之后，欣慰地对曹皇后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能得皇帝如此赞誉，可见苏轼、苏辙的才华何等出众。 然而宋仁宗没想到的是，这对才华横溢的兄弟在未来的人生中固然是大放异彩，但不论是朝政时局还是个人命运，都与“太平”二字没多少关系。 在这场艰辛逆旅之中，苏氏兄弟尽管命运波折、聚少离多，但地域的阻隔扯不断手足的牵绊，且看二人如何一路扶持、成就佳话。 三苏出山眉山不显地气灵，三苏一出天下惊。 眉州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北靠成都府，东倚岷江，南接嘉州（乐山），虽然位置较中原稍显偏远，但却是蜀中“天府之国”的一方宝地。  △北宋眉州位置示意图  △眉山位置示意图 苏氏兄弟正是出生于眉州眉山的苏家，先祖乃是唐朝名臣苏味道； 祖父苏序长相英伟，乐善好施，豪迈嗜酒，不喜读书，苏轼的性格就颇有其祖父的影子； 父亲苏洵乃是苏序第三子，早年喜好游玩，屡试不第，到了27岁方才发奋读书，虽受赏识但仕途终归暗淡，于是便潜心钻研学问，悉心教导两子。 苏洵共有三子三女，苏轼和苏辙其实是最小的两个，怎奈长子苏景先和长女、次女早夭，幼女苏八娘在婆家受虐致死，唯有苏轼、苏辙硕果仅存。  △三苏像 苏洵对儿子们的教育十分严格，苏轼晚年被贬海南儋（dān）州时，夜里想起当年父亲的教导，还作诗《夜梦》，发出了“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的感慨。 但也正因如此，苏轼与苏辙的学业才格外的扎实，为二人日后成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嘉祐元年（1056年），为了参加来年京城的科举考试，苏氏兄弟在父亲的带领下首次出川。 蜀道难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父子三人先北上成都，然后穿剑阁，越秦岭，再从关中向东进入河洛之地，最终到达汴京，用时需要两个多月。  △苏氏兄弟第一次出川大略示意图 一路跋涉自然十分艰辛，但好在父子三人相伴，苦中作乐，倒也排遣了途中的苦闷寂寞。 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举可谓龙争虎斗，盛况空前，苏氏兄弟才华初显，双双登第高中。 苏洵虽然一生科举不顺，但是他教导出来的两个儿子首战告捷、轰动京师，当真是把攒了数十年的郁气一朝吐尽。 这一年苏轼仅21岁，苏辙仅19岁，然而这对兄弟的才华已为世人所认可，看起来前途不可限量。 二次出川江上同舟诗满箧，昔时欢聚慰平生。 （箧qiè：小箱子） 通过科举后，正当兄弟二人准备踏入仕途时，母亲程氏去世，噩耗传来后，二人不得不随父返回老家，治丧守孝。 按照儒家礼法，古代至亲去世讲究守孝27个月，因为这正是一个母亲哺乳婴儿所需的时间，而常说的守孝三年实际是指跨越三个年头，二者并不冲突。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苏洵将亡妻的坟墓安置妥当后，便再度带着苏氏兄弟出川返京。 这一次是“全家总动员”，不光是三苏，苏轼、苏辙的老婆孩子也一并带上。 然而妇孺的体力不济，难以翻山越岭、踏高涉远，所以改走了水路，即便也有所艰险，但好歹可以借助水力。  △三苏第二次出川示意图（蓝为水路，红为陆路） 这次旅行从嘉州登船，沿岷江入长江，通过三峡到达江陵，再改走陆路北上开封，从十月一直走到来年（1060年）二月，用时比上次三苏走北线长得多。 不过旅途虽长，但年轻高中又有家人相伴，兄弟二人不禁意气风发、兴致盎然，沿途还和父亲遍览蜀中古迹，作诗唱和，留下佳作百篇，汇成诗集《南行前集》； 改换陆路后，从江陵到开封父子三人又作诗73首，汇成《南行后集》，前后合称《南行集》。 回到汴京后，朝廷任命苏轼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河南府渑池县主簿，苏洵也得以免试留京任职。  △河南府相关辖县示意图 不过兄弟二人没有就任，而是向着更高级别的制科考试冲刺，这种考试极难，苏轼却考出了“百年第一”的好成绩，苏辙本来考得也还行，但在殿试环节由于言辞过于激烈，被认为对皇帝不敬，因而受到了打压。 制科考试之后，朝廷授任苏轼为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不过由于苏洵老迈，需要有人照顾，于是苏辙让兄长上任，自己则申请留京照顾老父。 如此一来，兄弟二人迎来了人生中的首次分别，时值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25岁，苏辙23岁。 首次分别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苏辙此前与苏轼长年生活学习在一起，未有一日分离，对于苏辙而言，兄长亦师亦友，感情甚笃。 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评价兄长为“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而苏轼也曾作诗评价苏辙为“岂独为我弟，要是贤友生。”，可见兄弟二人相处得有多融洽。 上任出发时，苏辙送了兄长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140里外的郑州城西门，二人方才分别。  △苏轼前往凤翔上任示意图 这还不算完，返程后苏辙仍然挂念兄长，听闻苏轼经过渑（miǎn）池时，写了一首《怀渑池寄子瞻兄》，子瞻就是苏轼的字，怀渑池是因为此地既是当年三苏首次出川时的留宿之地，兄弟二人曾在此访僧留题，又是苏辙曾经的任职地，尽管未曾赴任。 回应弟弟关于人生捉摸不定、聚散无常的感慨，苏轼写了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与之唱和（hè），安慰弟弟人生本就充满无数偶然，众生都应以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适应它。
古时文人作诗唱和讲究有问有答、韵脚一致，通过诗文来传递彼此的思想感情，这也是日后兄弟二人天涯分隔时经常使用的交流慰问方式。 四年之后（1065年），苏轼任满归京，通过学士院的考试，任职直史馆，这样一来留京照顾父亲的苏辙便得到了释放，被外调到大名府任职。 此时，仁宗皇帝已于1063年病逝，英宗皇帝在位，对苏轼极为赏识。 物是人非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 原本再次准备耕耘仕途的苏氏兄弟，被又一件哀事打断——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在汴京病逝，享年58岁。 苏轼、苏辙再次聚首，不辞千里地护送父亲灵柩回乡安葬，并按制守孝。 1068年，守孝期满，当二人再次回到汴京时，朝廷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宗皇帝于1067年去世，在位仅四年，之后便是神宗皇帝继位。 神宗志向远大，想要革除大宋积弊，他启用有同样抱负的王安石为相，开始推行新法。 改革的初衷原本是好的，然而在推行的过程中，以“拗相公”著称的王安石犯了“刚愎自用、脱离实际”的错误，一味忽略新法带来的诸多弊病，并且听不得反对意见，凡是反对新法的官员纷纷遭到贬斥，最后惹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 当时的朝廷可谓是安石独大、死水一潭，仁宗时期留下的贤臣名宿诸如韩琦、张方平、欧阳修、司马光、范镇、赵抃、吕公著等人，有的辞官告老、有的被贬外调，总之都是因为反对新法，带着失望和厌恶被迫远离朝堂。 公道自在人心，年富力强、立场相同的苏氏兄弟都无法违背心中良知，纷纷出言陈说新法弊端。 熙宁二年（1069年），弟弟苏辙因为屡次上书反对新法，先被贬出京，任河南府留守推官。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也因为公然上书抨击新法，遭到新党御史攻讦，苏轼为避祸，自请外调，出任杭州通判。 至此，迫于新党的蛮横霸道，苏轼、苏辙开始了外任蛰伏的仕途生活。 外任蛰伏猿鸣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辙的推官干了不到一年，便在新党的排挤下变得举步维艰，于是第二年便接受了老臣张方平的征召做了陈州教授，官职虽然低微，但好在可以明哲保身。 当年张方平曾知益州，苏洵出川前便带着儿子们拜会过他。后来两家来往密切，苏氏兄弟待张方平如亲叔伯一般。  △苏氏兄弟外任蛰伏期间任职地示意图 起初，苏轼前往杭州赴任时，途径陈州，在苏辙家逗留了好一阵子，两家还一起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佳节。后来苏辙不舍分别，又将兄长送到了颍州，在恩师欧阳修隐居处又盘桓了半个多月，方才与欧阳修一起将苏轼送上了前往杭州的船。 那会儿做教授的苏辙收入微薄，住所低矮，苏轼还曾作诗打趣弟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戏子由》） 杭州任满后，苏轼请调密州，为的就是向在山东做官的弟弟靠拢。 颍州一别，又是三年未见弟弟，从杭州前往密州的途中，苏轼思念子由，做了一首词《沁园春》，有道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一番回忆往昔，稍解心中烦闷。 后来在密州任上的最后一年（1076年），兄弟二人已是六年未见，苏轼在中秋节时分外思念子由，于是作下千古中秋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道尽了中秋思念。  直到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离开密州，赶赴新任时，兄弟两人才重逢于澶濮之间，一同前往徐州相聚了百余日，一起诗歌唱和，探讨时势。这一年的中秋，兄弟二人得以在一起度过，苏辙和了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以回赠兄长。
与弟弟的沉稳谨慎、韬光养晦不同，苏轼的性格豪放直爽，心中有话便不吐不快。 苏辙自从外任避祸开始，就不再对时政发表只言片语，同时也极力劝谏说话“没把门”的兄长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当看到新政之下百姓受苦受难的场景时，苏轼就不禁会将所见景象融汇到诗中，并阐发出自己心中真实的思想感受，其中有同情、愤怒、厌恶、悲悯等等。 这是一种发乎自然的个人性情，并非有意造作，但政坛本就不是一个可以随性说话的地方，苏轼的一生都因为这种真性情而变得坎坷波折。 对于执政的新党而言，苏轼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反动言论，但苏轼的名气太大了，他写的诗流传得既快且广，诗中描述的情景和思想处处都有反讽新政的嫌疑，这是执政一方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一场人生巨变逐渐降临到了苏轼的头上。 患难与共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 元丰二年（1079年），离开徐州，43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惯例给皇帝上谢表。 结果苏轼状态太松弛，说了些带有个人情绪的话，新党一下子抓住机会，指责苏轼讽刺新政、藐视朝廷，再加上苏轼早先写的一系列诗，一场文字大狱骤然形成并欲要了苏轼的性命。 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抓捕回京，在狱中接受审讯，史称乌台诗案。 新党一心想除掉苏轼这个“旧党喉舌”，一度令苏轼的处境岌岌可危，好在旧党元老纷纷上书救援，就连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也出言留人，外加神宗本也是想敲打苏轼，便做了顺水人情饶了苏轼性命。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职位低微，没有实权，还要受朝廷监视。 苏辙的日子也不好过，此前为了营救兄长，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来为兄长赎罪，结果被牵连入案，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 清山认为这才叫真正的亲兄弟，荣辱与共，生死相随，不知天下有多少亲兄弟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做不到，更别说还有为了利益反目成仇的。  △黄州、湖州位置示意图 苏轼在黄州可谓是心灰意冷，专心过起了自己的日子，为了贴补家用，还带着儿子开垦东面的坡地种菜，从此便自号“东坡”，东坡居士的由来实则尽是苦味。 元丰五年（1082年），乌台案已过去三年，形势稍微缓解，苏辙沿赣水而上，前往黄州看望兄长，兄弟二人把臂同游黄州以及江对岸的西山，久别重逢，欢谈唱对，足以慰藉谪居的苦闷。 东山再起小人如蝇闻腥至，君子如麟留养难。 1085年，坚持新政的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因为皇帝年幼，所以先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高太后反对新党，启用司马光为相，旧党势力再次主政，新党惨遭清洗。 苏轼作为被新党重点打压的对象，旧党自然拿他当自己人，于是49岁的苏轼被重新启用，并且节节高升，短短数月便从地方知州升到了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苏辙自然也在旧党起复官员之列，在谏院担任右司谏，然后按照本分将新党一干人等通通弹劾定罪，同年又升为中书舍人。 这段时间苏轼兄弟同在京中，没了新党的打压排挤，生活相对惬意，算是暂时翻了身。 然而苏轼如果只是为了高官厚禄，他就不用受前面那么多罪了。 他的可敬与伟大就在于他始终心系百姓，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秉持公道、不平则鸣，新党不对他看不过去，旧党有错他同样忍不住要说出来。 结果就是苏轼同时得罪了新党和旧党，从此将面临两党的仇视和夹击，无法自处的苏轼只好再次请求外调。 元祐四年（1089年），53岁的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主政杭州。 处世严谨、立场明确的苏辙则成为旧党的骨干，权任吏部尚书，之后在元祐年间历任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位列宰执。 清山认为苏辙绝非是贪恋权位之人，他在过去贬谪的岁月里，深刻明白拥有自保之力的重要性，尤其是兄长公义直爽的性格容易取祸，自己更要尽可能地保全这一大家人。 后来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当苏轼不断遭人诟病打压时，苏辙总会挺身相护，向世人宣告“愿与兄长同进退”的态度。  △苏轼元祐年间外任地示意图 苏轼在元祐年间虽然始终无法融入旧党，先后在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任知州，但有弟弟的掩护，过得还是比较安定的。 然而到了元祐八年（1093年），随着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被重新起用，朝中又将迎来新一轮风雨。 远贬天涯海滨一别已白首，心知此番难回头。 新党之前惨遭清洗，好不容易夺回权柄，自然要狠狠地报复回去。 苏辙是旧党的骨干，亲手将新党一众人等贬谪定罪，自然不可能被放过。 绍圣元年（1094年），苏辙连续遭贬，相继知汝州、袁州，最后回到筠州处分居住。 同年六月，两头得罪人的苏轼更是被远贬惠州。 绍圣四年（1097年），新党进一步打击旧党人士，61岁的苏辙被贬到雷州，63岁的苏轼则被贬到昌化军，也就是以前的儋（dān）州。 苏轼年事已高，此番被贬海岛已经做好了客死他乡的准备，声称一上岛就开始准备自己的棺材，并吩咐小儿子苏过就地下葬即可，不必扶柩回乡，以此为苏家门风。 同年五月，兄弟两人相遇于藤州，结伴同行。到达雷州后，苏辙送兄长渡海，二人在海滨艰难分别，不想这次分别竟成了兄弟二人的诀别。 △绍圣年间苏氏兄弟被贬位置示意图 直到1100年，宋徽宗即位，朝廷大赦旧党众臣，苏轼才遇赦北归。 遗憾的是，北归之途迢迢，转过年行到常州时，苏轼不幸去世，临终前未能见到弟弟，令他深感遗憾。 当时已先一步回返颍川的苏辙，听闻兄长去世，悲痛至极，按照兄长遗嘱亲自撰写墓志铭。 其实，兄弟二人是有相聚的可能性的，可惜受限于朝廷法令，最后错过了。 罪臣只能前往指定地点居住，不能随心所欲，所以苏辙先一步被调往湖南一带安置，而苏轼才刚被通知调往雷州；等到苏辙途中又被复职太中大夫，获得自由行动权时，苏轼还在广东一带盘桓。 由于苏辙在颍川有田产，儿孙都扎根在那边，所以苏辙就回返颍川居住，并时刻关注兄长的行程，想让兄长来颍川定居，二人好做邻居。 可惜，等苏轼费尽千辛万苦回到常州时，刚想接受弟弟的邀请去颍川定居，朝局再次发生了不利的变化，旧党老臣很大可能会遇上新的麻烦，于是苏轼只得无奈地取消了迁居行动。 结语按照史料记载，苏氏兄弟样貌迥异、性格也迥异，但却感情深厚、相处融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血脉相连、互相倚重，这是外人所不能替代的。 不论遇到怎样的坎坷磨难，有兄弟相伴总能够获得安慰和治愈，于是又有了继续坚持的动力与勇气。 即便相隔天涯，数年未见，但联络不绝，相知相扶，便好像近在咫尺，始终不曾分别。 清山觉得，这才是亲兄弟应有的相处方式，让人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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