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读前辈学者的论文集特别是带有总结性质的那种既是一种充分的学术享受，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良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论文都经过作者本人的细心斟酌，既能代表其学术成就，也能体现其治学特色，反映了作者对个人学术历程的一种梳理和总结。 对后学者来说，不仅可以从中学习作者的学术观点与治学方法，更可以领略到字里行间所透出的一种精神，那种可以形成优良学术传统的内在精神。 近读萧相恺先生新出的大作《中国古代小说考论编》，对这些问题有一些个人的感悟，算是粗浅的读后感吧。 萧相恺先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他既是这三十年多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亲历者，同时也是其中的中坚力量，一直走在整个学科的最前沿。 他除了个人的学术研究外，还担任过《明清小说研究》主编、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会长等多种学术职务，近年来还和笔者一起创办中国古代小说网，因此其身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其个人三十多年间的治学历程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发展演进的内在脉络及特点。 萧相恺先生研究古代小说是先从两个方面着手的，其一是《水浒传》的专题研究，其二是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的编纂。 前者反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古代小说研究的新变，那就是在思想上打破禁区，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对作品进行更为深入、更符合文本实际的解读。 此前对《水浒传》的解读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农民起义说成为不容质疑的权威观点。但这种观点难以解释作品中的诸多现象。对此，萧相恺先生与欧阳健先生在认真解读文本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思考，提出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这个观点是《水浒传》主题诸说中的重要一说，尽管在当时还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但它比农民起义说更进了一步，更为合理，也更具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为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提供了新的空间。 《水浒传》研究在八十年代古代小说研究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学界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水浒传》研究时，往往会提到萧相恺、欧阳健先生提出的这一新说。收录在该书中有关《水浒传》的论文多写于这一时期，反映了其当年的研究及思考情况。 以《水浒传》为起点，萧相恺先生拓展研究领域，对宋元话本小说、《西游记》等其他小说作品及流派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收入在该书中的《〈欢喜冤家〉考论》、《对才子佳人小说问题的思考》等论文即属此类研究。 后者同样反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古代小说研究的新变，那就是从最为基本的资料工作入手，为研究的新突破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这是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前提，也是当时古代小说研究的内在需求。 萧相恺先生的小说文献研究切合了这种需要，他与欧阳健等人合著编写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书目》是继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后中国小说目录编撰的又一次重要突破，这是一部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著作，代表着古代小说研究在八十年代的新进展，影响深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仍是古代小说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其后虽然又有几部大型小说书目著作问世，但它们还都不能完全取代该书。 在全国各地辛苦访书的过程中，萧相恺先生得见大量珍本秘籍，实际上也是对整个古代小说从文献角度进行了一番梳理，形成了深厚的文献功力，也养成了偏爱实证研究的学术兴趣。 正是因为文献功力的深厚，使他在古代小说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该书第二编考论部分所收论文不少为小说文献的梳理和考辨，扎实厚重，反映了萧相恺先生在此方面的成就与特色。 萧相恺先生还注意调整学术思路，在小说研究领域不断进行新的拓展。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的研究方向有了新的转变，开始偏重对文言小说的探讨。这种转变实际上也代表着整个古代小说研究思路的调整，那就是开始朝着更为精细、深入的方向发展，重点解决小说研究中的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相比之下，文言小说正是其中薄弱的一环。 萧相恺先生对文言小说的研究同样是从最为基本的文献工作入手的，他主持编撰了《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一书，与其他学人一起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作家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考察，收入在该书中的《小说家的张鷟和张鷟的小说》、《小说家的苏辙和苏辙的小说》等论文就是他进行此类研究的成果。 此后，他又对许多重要作品的作者、版本、本事等问题进行考察，有许多新的发现，如《新发现瞿佑〈妙集吟堂诗话〉考索》、《和邦额文言小说〈霁园杂记〉考论》、《〈琐蛣杂记〉与〈六和内外琐言〉叙考》、《邹弢和他〈浇愁集〉——兼与〈聊斋志异〉比较》等文，所论作家作品都是前人很少涉及或未曾涉及的，所征引文献也有不少为首次披露，这些论文代表着萧相恺在文言小说研究领域的新成就。 在多年研究过程中，萧相恺先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个性与风格，根据笔者个人不成熟的理解和体会，这种个性与风格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具体作品的深入考察与小说史的宏观把握相结合。 萧相恺先生偏爱实证研究，对很多作家作品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和辨析，其《稗海访书录》等专著及相关论文显示了他在这一方面的造诣和成就。在考察、辨析的基础上，上升到理论层面，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特点进行整体把握，发现一些带有共性和规律的东西，这样具有局部的剖析，又有全局的观照，将点与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收入该书的《文化的·传说的·民间的：中国文言小说的本质特征——简论文言小说观念的历史演进》、《中国通俗小说的本质特征》、《中国小说的近代化——试论古、近代小说史的分界》等论文就代表了他的这种思考。在这些论文中，他对古代小说的概念、起源、特点及起止时间一一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是正确可信的，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是考证与论述相结合。考论结合是古代小说研究者及古代文史研究者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萧相恺先生在此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做得相当成功。 收在论文集中的各篇论文都是以充分、扎实的文献作为基础，其中很多是其在图书馆所得的新文献，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这种深厚的学术功力是萧相恺先生多年各地访书、泡图书馆查资料的结果，是艰辛和汗水的结晶。 即便是其早年进行的理论性较强的《水浒传》研究，也往往以文献的梳理和考辨作为基础，其《龚开及其〈宋江三十六赞〉并〈序〉初探》、《龚开资料辑录》、《宋江与梁山伯关系新考》、《李卓吾〈水浒传〉评本的一个新推测》等文反映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考辨并非为考辨而考辨，而是着眼于对古代小说发展演进内在规律的把握。而建立在充分、扎实文献基础的见解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容易为研究者接受。 萧相恺先生在研究过程中还表现出可贵的求实精神。这表现在，发现自己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并不讳饰，而是及时给予说明和纠正，如《石成金及其著作考论》对此前《关于小说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一文中材料审察疏失进行的补正。这种直面疏失，勇于改正的求实精神也是让人感佩、值得学习的。 以上是笔者拜读萧相恺先生大作《中国古代小说考论编》之后的一点感想，限于个人水准，可能不够深入、到位，权作抛砖引玉。萧相恺已届八十高龄，目前还在承担着中国古代小说序跋大全的编撰工作，这同样是一部值得期待的精彩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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