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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帆 粤军起家，私下里抵制“清党” 余汉谋出生于风光秀丽的广东省高要县（今肇庆市），其父余起鹏是清末秀才，曾任广东地方县政府职员，掌管文书，民国成立后，赋闲在家。由于家中人口众多，家境清贫，余汉谋自6岁入私塾、9岁在肇庆城西门正街图始小学读书、14岁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到后来继升武昌南湖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进入保定军校，其间所需费用均由他已出嫁的四姐提供。1916年，余汉谋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与邓演达、顾祝同、张发奎、叶挺等人为同学。 1918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余汉谋分配到皖军当步兵排长，于第二年回到广东，投入粤军魏邦平的第三师任第六连连长。 1920年的广东，时值粤军由闽回粤驱逐了旧桂系军阀，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发展革命力量。当时的粤军总司令是陈炯明，而这支粤军也是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时的军政府警卫军，全体指战员都是曾宣誓效忠孙中山的国民党员。之后，这支训练有素、颇有战斗力的粤系军队，就成了陈炯明与孙中山争夺权力的资本。作为一名下级军官，余汉谋对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斗争知之甚少，在上司的指挥下，率部参加了讨伐桂军陆荣廷的战役。平定两广后，余汉谋升任少校营长。 1922年6月16日，余汉谋所在的粤军，受总司令陈炯明的指使，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发动了军事政变。其间，余汉谋他是否参加了军事政变不得而知，但作为中下层军官，他没有主动参与的动机。1923年陈炯明兵败离开广州，7月余汉谋调升粤军第一师第二旅中校主任参谋，应该说余汉谋是忠于孙中山的。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驻粤各部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统一受国民政府指挥。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旅扩编为第十一师，余汉谋被任命为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上校团长，从此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 广东统一后，余汉谋率部驻防高要地区，兼任该地区警备司令。当时，该地区是广东省内土匪最多最猖狂的地方，余汉谋到任后，率部清剿土匪，除暴安良，发展生产，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地方人士和广东军政当局的好评。 北伐战争时期，第十一师随李济深留守广州，余汉谋仍驻防高要地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余汉谋颇感惶惑。在他看来，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尚未打倒，国家尚未统一，革命任务还未完成，革命阵营内部却发生分裂，此兆实属不祥。谁是谁非，不敢贸然附和。 紧接着，李济深与钱大钧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4月17日，余汉谋接到广东当局发来的密电，命令他在高要地区实行“清党”，搜捕“赤色分子”。电报中列出的黑名单中都是当地协助当局工作的进步人士，余汉谋觉得若按这个黑名单实行抓捕的话，未免太伤情谊，便将电报交给团政治指挥员梁应能，让梁秘密通知中共负责人黄学增等，要他们立即离开城镇。第二天，余汉谋派人展开搜捕，查封各地工会、农会和工人纠察队，以敷衍上级。 1928年2月，李济深从南京回到广州，将粤军整编为三个军，任陈济棠为第四军军长，余汉谋升任第十一师师长，调防高要。高要地区是余汉谋的故乡，余汉谋一边编练军队，一边肃清土匪，改组基层组织，修筑公路，建设城镇，为家乡做了一些实事。 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企图以裁军的名义剥夺各地方实力派的军权，引发各派军阀的强烈不满。在蒋桂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蒋介石为破坏粤桂联合，将李济深诱至南京，囚禁于汤山，并拉拢陈济棠，陈济棠趁机投蒋，被任命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兼讨逆第八军总指挥，取代李济深掌握广东军权，与拥蒋的陈铭枢分治广东，余汉谋被任命为编遣后的第一师第一旅旅长。蒋桂战争开始后，余汉谋曾率部与桂军作战。 陈济棠掌握广东军权不久，1929年11月，在蒋桂战争中失败的桂系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拥护李济深的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举手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动员粤军同桂军作战。余汉谋奉命率部开赴清远，依北江西岸阻击桂军。由于陈济棠与省主席陈铭枢一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为了扳倒陈济棠，陈铭枢诬陷余汉谋暗中勾结徐景唐反对陈济棠。陈济棠信以为真，以通敌罪名将余汉谋关押起来，调李扬敬代理第一旅旅长。余汉谋部属为此愤愤不平，前方将士军心动摇，不愿作战。李扬敬不得不召集紧急会议，敦促大家率部阻击桂军。第三十一团团长黄涛愤然说：“如果幄奇（余汉谋字）死，大家就一齐死。” 眼见桂军已强渡北江，向花县挺进，粤军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加上李扬敬指挥不当，部队连连败退，一直退到军田车站，伤亡惨重。在军田车站，众将领强烈要求释放余汉谋，让余汉谋指挥作战。李扬敬无奈，只好电呈陈济棠，陈济棠担心激起兵变广州难保，在权衡利弊之后复电前方，同意余汉谋赴前方指挥作战。 余汉谋被释放后随即启程，到达军田车站后，将士们群情激奋，余汉谋在车站向官兵发表讲话：“桂军此次兴兵东犯，蹂躏吾粤，此种罪行令人不可容忍。希望全体官兵发扬邓仲元（即邓铿）的忠勇革命精神，保卫桑梓，勿以小挫即气馁，让桂军阴谋得逞。我与各级袍泽久共患难，保卫桑梓，责无旁贷，万望我全体将士跟我来保障广东安宁！”为了鼓舞士气，又高声问：“大家说，打不打？”全场情绪高昂，齐声高喊：“打！” 经过重新部署，余汉谋率部向桂军发起全面反攻，首先兵分三路围攻桂军主力，仅仅经过一天激战，桂军主力便全线崩溃，很快率兵全部撤回广西。此次粤桂战争遂告结束。从此，余汉谋深得陈济棠赏识。 1931年，蒋介石囚禁了反对他的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纷纷南下广州，在“救党救国”的旗号下，云集广州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和两广军人联合起来，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当局实行武力对峙。余汉谋被任命为广州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一集团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在广大民众团结抗战的呼吁下言和，广州政府取消。同年冬，余汉谋从中支持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余汉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2年春，蒋介石再次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要求陈济棠出兵入赣。余汉谋奉命率第一军两个师、一个独立旅加桂军一个师进驻赣南，接受蒋介石任命，兼任江西第六绥靖区司令。余汉谋入赣以后，表面上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实际上并不卖力“围剿”红军，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策略应对蒋介石。鉴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屡遭惨败的教训，“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固为主，尽量避免与红军的正面接触，以保存实力。 余部在赣南三四年，基本未向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除在水口与红军彭德怀、林彪的部队有过一次大的战斗，其余都是小接触，其实力一直未受到损失。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命令余汉谋率部追击堵截，余汉谋为了保存实力，也为防止蒋介石的军队乘机入粤，在红军长征北上后即返回广东。 倒陈投蒋，民族大义为重 由于两广地区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令蒋介极为不满。而胡汉民居于广州，成为两广军阀的挡风墙。1936年5月胡汉民突发脑溢血去世后，蒋介石立刻要求陈济棠与李宗仁交出兵权，取消两广地区的独立状态。 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桂系首先做出反应，由白崇禧赴粤，向陈济棠游说，共谋反蒋。白崇禧对当时的形势做了详细分析，认为蒋介石此时一方面忙于在西北“围剿”红军，一方面要在华北防备越来越猖狂的日本侵略者，抽不出兵力对付广东，即使用兵也不会超过20万人，认为此时正是倒蒋时机，与陈济棠的目标不谋而合，二人遂决定公开抗拒再度倒蒋。 5月16日，陈济棠召集余汉谋等高级将领在梅花村秘密商议倒蒋事宜，向余汉谋等人公布他的反蒋意图。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有的盲目服从，对陈济棠的计划拍手叫好；有的持谨慎态度，未予表态；有的即使持反对态度，为谨慎起见也未表示反对意见。 5月26日，陈济棠又召余汉谋、缪培南、李汉魂、张达等20余名将领开会，重申他的主张。在场的将领都默不作声，只有余汉谋站起来说：“关于党政方面，总司令很清楚，我现在只就军事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运输线，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请总司令详加考虑。”但陈济棠一意孤行，决计实施其反蒋计划，以图侥幸得胜，对余汉谋的意见未予理睬。 然而，大多数粤军将领经过思考后，对陈济棠在紧要关头不顾国家安危，不念民族存亡，为了争权夺利准备发动内战十分气愤，于是密谋倒陈，为此特派李汉魂、邓龙光、莫希德等人游说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希望他能站出来领导倒陈运动。由于余汉谋与陈济棠私交甚好，不忍倒陈，所以众将几经恳谏，余汉谋斟酌再三，终于借故从广州回到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余，对军队做出部署，准备对陈济棠实行兵谏。然后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请示报告。 蒋介石接到余汉谋准备倒陈的消息后大吃一惊，他立即给余汉谋复电，对他的举动表示赞扬，并派专机到大余，迎接余汉谋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7月6日，余汉谋、罗梓材、李煦寰等人飞往南京，向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报告陈、李共谋倒蒋的阴谋和在广州开会的经过，并表示了拥蒋的决心，汇报准备回师倒陈的计划，得到南京各方的赞许。 7月9日，余汉谋通电广东省各将领，呼吁大家服从南京，团结御侮，共济国难。首先是180余名空军人员积极响应，驾机40架北飞投蒋，加入南京中央军事系统。接着，广东军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封金挂印”，离职赴港，并推余汉谋收拾广东局势。 余汉谋于7月13日返回大余，同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做出决议：撤销陈济棠本兼备职，任命余汉谋为第四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在大余通电就职。其通电云：“外患日亟，非御侮不能图存；非统一不能御侮。中央之力图和平统一，实为集中力量之救国要图。”不料“我广东当国难日亟之际，忽然称兵，阴结外寇，进窥邻省，发动内战，破坏统一”，自己“忠言见拒，计智俱穷，用持飞京，请示挽救……”并敦请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以免同室操戈。 陈济棠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不得不给蒋介石发电，表示遵命下野，并于7月18日晚电告余汉谋，随后携家眷离穗赴港，余汉谋于24日抵达广州，接受广东军权，一场内战风潮终以反陈运动的结束宣告平息，西南割据数年的局面同时宣告结束，余汉谋从此成为蒋介石系统中的一名重要干将。 余汉谋的倒戈对蒋介石统一广东起了重要作用，但蒋介石表面上对余汉谋加以重用，实际上则采取各种手段分化瓦解粤系势力，对余汉谋给予压制。蒋介石以“军政分权，还政中央，军人不干预政治”为借口，改组广东省政府，趁机在各级要害部门安插嫡系亲信，以便控制广东。1937年又在余汉谋的绥靖公署之上设立军事委员长广州行营，以何应钦、陈诚为正、副主任，使余汉谋的绥靖公署形同虚设。同时采取调嫡系部队入粤，减缩部队经费，发展特务组织，消除余汉谋的军事分机关等各种手段，削弱余汉谋部的实力。同时挑拨余部内部矛盾，致使身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的余汉谋，不仅不能像陈济棠建权时那样干预党政，甚至连对自己部队的指挥布置也难以尽如其愿。余汉谋对此深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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