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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
程光炜正式起家，应是一九八四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对谢冕先生“开刀”的那一篇商榷文章，至此进入批评角色，一发不可收。一九九一年出版《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虽然薄薄的只有十二万字，却有较高的含金量。从当时整个诗学水准上看，这本小册子具有诗歌语义学的开拓意义。它切入先锋诗歌内部形式结构因素：语调、词根、语气、旋律、语相、转喻等，进行仔细揭示，不少识见，常被引用。 以语义学为核心武器，程光炜斩获不小。他对诗人原型、心理、生命形式、幻象、非个性化等逐一解剖，颇见通透。例如，对于坚、韩东等人创作的批评、对女性诗歌语言内在结构的深入，毕光明曾评价道：“新理论的运用，反映出他的聪明矫捷，就尖端的艺术问题与诗人们进行激烈而愉快的精神博弈，绝不是才具稍逊者可以胜任的。”⑧ 九十年代初，程光炜做出战略性转移——从诗化批评进入学术圈。他加强知识分子身份立场和文化研究力度，这与他彼时正攻读现代文学博士大有干系。他先后完了成艾青、卞之琳、何其芳四十年代创作心态研究、李瑛五十年代创作与当时体制关系的研究。他从单纯的作品分析中走出来，开始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结合，用更专业的方式为当代诗学寻求完整，时有新意。他有意“退回”历史，重新挖掘那些值得思考、却被掩盖、扭曲的现象和问题。这一学理化的回转和研究视域的延伸，无疑为后来新诗史撰写打下深厚基础。 九十年代，程光炜的主要影响是三篇诗歌叙事学论文——《九十年代：叙事及其他》等，揪住了诗歌本体演化中的新变，全面阐释叙事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思维方式的可能、可取，及功能作用。这些年诗界叙事之风盛行，与程光炜的理论倡导是分不开的。
近日在读完《程光炜诗歌时评》⑨ 后（那里有对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等的贴切评论），我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程光炜是属于史家之类的人才，从知识结构、学术训练、学风变化、中心位置，是可以“预见”其归宿的。按此“规律”与趋势，他已完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史》，那么我们有理由期待，程光炜拿下更具创意的中国新诗史或中国新诗史论这样的工程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从散文诗这一邻近文类出发，一九八七年王光明写出中国第一本散文诗理论《散文诗的世界》，引起散文诗界瞩目。一九九二年写出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启蒙”本《怎样写新诗》，对诗爱好者的书写与鉴赏，起到了普及推广作用。一九九三年，在谢冕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里，王光明又亮出了专著《艰难的指向》。该书以“国家话语”到“个人话语”再到“诗歌本体话语”为思路，揭示了新诗潮、后新诗潮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该书强调诗歌写作的个人、个别性，并开始对新诗本体进行初步反思。 最近刚结集的《面向新诗的问题》⑩，则收入作者二十年主要诗歌批评文论，三十五万字清晰显现王光明的足迹。他善于在反思对话中进逼，在翔实佐证下判断提升。这期间影响较大的文论有《重建个人的话语空间》、《不断破碎的心灵碎片——论新生代诗》、《后新诗潮》等。但我以为最能代表王光明个人水平的，当推《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他在对新诗“逻辑”、“情结”、“局限”的追索中，深入质疑“新诗”概念的合理性，反省新诗现代性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同时探讨现代汉语与新诗的复杂关系。一九九○年，唐晓渡与芒克创办《现代汉诗》，曾对这一命名斟酌再三给予裁定。六年后，王光明再次对“现代汉诗”进行理论深化，藉此正视中国人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语境，同时纠正“新诗”沉积的愿望。该文思辨周密，是九十年代诗学理论的一个成果和进展。 我一直相信，王光明与程光炜具有同类项性质，亦属史家人选。稳健中的切中、爬梳里的推敲、细致的辨析过程，在史料里穿梭严谨，有着较全面辩证的把握能力，这对于其他众多诗人出身的诗评家——在重大史论面前，难免某种夸饰含混的言说，也是一种克服与正偏。 九十年代初，王光明几经反省，决定从批评转向学术，甚至把目标定在“从最具体的学问做起，从基本材料做起”。本质地说，光明二十年的积累、发表、出版、访学，包括其他文学评论，甚至包括一系列批评的再批评(11)，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学问和学术——即对中国百年新诗的盘点与结账。
果不其然，本文写完后的半年，见到了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12)，六十万字的精耕细作。开放的理论思辨，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诗、诗歌文类的互动中，高屋建瓴地澄清了新诗诸多问题。印行后得到多人的高度评价。 在这批人当中，应该承认，耿占春是最具哲学底蕴的：谛听、静默、冥想，在神性信仰光圈的映照下，弥散着智者的气息。 早在八十年代，耿占春就有两篇关于诗歌想象力的长论，引人注目，达到当时诗歌基本要素研究的最高水准。 一九九五年他出版《观察者幻象》，虽然以断想的形式，有些逸出诗学范围，但他提出的种种与诗歌有关的“时间”、“声音”、“回忆”、“光芒”、“触摸”、“心灵”，却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让人获致诗性启迪。 耿占春依靠语言学的全面投入和哲学底子的支撑，于九十年代推出《隐喻》，笔者以为，这是中国新诗史上关于隐喻写得最为深刻的一部专著。 不必讳言，海德格尔、马丁·布伯和维特根斯坦的血脉，布满耿占春的隐喻肌体。作者从语言、诗、思三种维度入手，指出隐喻是我们全部文化的基本构成，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是对更高、更深、更神秘之物的追求，是对意义和终极的追问。作者不满日常语言对隐喻的扼杀，试图恢复诗在人类存在中的地位(13)。这使得隐喻成为神性诗学中的核心。耿占春为“筹建”这个核心做出了出色的努力。 他的精彩言说逐渐上升为某种箴言，充满理想、信仰，又超出浪漫派美学情结：“诗是语言的隐喻形式。因此诗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神话。”“诗赋予语言一种追加的密度，使概念在隐喻中达到了砰然破碎的思之极点，逻辑在意象里充满了精致的癫狂。”“一首诗其内在地是自我解释自我释义的。因为一首诗总是写到其语境开显时，写到它成为自己的隐喻为止。”“隐喻作为一种探测世界表达世界的方式，也作为对世界的一种信念，构成了人类思想的根基。”
周全而深入的隐喻理论，是神性诗学的支柱，耿占春无愧于这一古老“专利”的新申请者。他的行文充满智慧的光彩。可惜的是，耿占春把一部分精力用于其他研究，如果他更专注于神性诗学的全方位开发，则体系性构筑有望成型，因为他早已占有“隐喻”这一块强大基石(14)。 出身于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李震，最终没有成长为该所所长吕进先生模子下的“部件”，反而以更大的叛逆背离他的导师。一九九二年他出版《当代西部诗歌诗潮论》，属于小试牛刀。同期的《诗符号论》、《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才是重头戏。 《诗符号论》树立动态本体观：真正的诗歌本体是一个不断被发现、不断被认识、不断被展开的动态结构。它是一种虚幻的所指，分属于不同动态序列的各个阶段和层次，有着内在结构的潜在文本。有论者称动态本体论观是一次“致命的总结”。诗歌符号学是李震诗歌批评的主要理论表述领域，他摆脱语言沦为套用工具的惯性，挖掘诗符号三种功能，在诗歌语言学上达到一定的理论造诣。 《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全面清算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价值观和悲剧美学，倡导另一条“人的能指化”途径。即反神话写作——“由美向真、由病态的崇高向健康的快乐、由悲剧向喜剧、由假设向实在、由书面经典式的口语向活的口语过渡，而这些，正是诗歌的艺术精神加入并照亮工商业时代的可能的途径。”(15) 在此积累基础上，二○○二年李震顺藤摸瓜完成《母语诗学纲要》，该著首次对“母语”做出全新的阐释：母语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祖国语言”，而是指人类最早从大自然中习得的、并用以命名了大自然的语言，因而母语是一个种族童年的乡音，是种族无意识的存在形式。当代诗歌的写作是诗人在“异国他乡”对母语境况的不断回返和重临。他指证汉语是一种先天具备诗性特质的母语。其命名方式决定了汉语意象化、空间化的诗意构成方式，和静观——顿悟的诗意审美方式。它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呈现为：立足于解构语言的文化负荷的元语言写作、努力寻找母语的当代形式的口语写作，以及带有某些原生形态写作的倾向。 进而，李震通过精彩的个样追踪描述（李亚伟、于坚、王小妮、严力、胡宽、伊沙、非非诗歌）细致地对母语诗学做出佐证。 李震是属于悟性与理性结合的那类人，逻辑的思辨穿梭于直觉的丛林中，生命的律动感应着并扩张理论言说的表现力。《母语诗学纲要》，展示了李震对诗学体系（建立在语种意义上的语言诗学）的雏形向往和理论原创追求，这在当代诗学已属不小成绩。李震尚有提升空间，而要成就大气候，李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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