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秭归遗址“陶顶盘”之“文”字与书契——简论文字的起源

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陶支座”1000余个，直身支座973个，其中一个直身支座圆顶盘（T0916⑧120，下简称“陶顶盘”，图1），上有八个“文”字，分为四组，每一组两个“文”字的头与头相对，是初始的“合文”。这个“陶顶盘”的意义非常丰富，首先是数学天文学，这里只探讨“文”字与书契的起源。

《秭归柳林溪》说明：“遗址无测年数据，只能根据相关材料的类型学、地层学分析，并对照周边地区以往发表的材料判断其相对年代”。经过周密的推算，“可以确定柳林溪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介于城背溪晚期和大溪文化早期之间，估计绝对年代在距今7000—6000年左右”。【1】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工程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彩板2；第140页）刘俊男《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介绍，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沿岸的秭归、宜昌宜都、枝江等地，集中分布在长江三峡峡口和峡口以下不远的地段。城背溪文化诸遗址以兽骨为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数据有4个”，“如果考虑到树轮校正有大约10%的差数，年代可达9000年前”，“估计城背溪文化距今9000—7500年”。【2】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据此，估计“柳林溪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绝对年代，最为保守的表述应该是“7500年前”至“6000年前”。此“陶顶盘”（T0916⑧:120）属于“特形支座3件”之一，出土区域为“东二区第八层”，在“新石器时代典型陶器组合分期表”中，属于最早的第一期的第二时段，即“五时段”中的第二时段，【3】《秭归柳林溪》，第129页）绝对年代最保守的估计是“距今7500—6500年”，可简称“距今约7000年”。

“陶顶盘”的“文”字，与山西陶寺遗址出土陶扁壶上朱书“文”字完全相同（图2），都是象正面直立人形。今考古学者多释读这个朱书“文”形为“文”字，而对陶扁壶反面相对的朱书符号有不同的解读，于是有的释为“文勿”，有的释为“文禹”，有的释为“文尧”，对于朱书“文”字则无异议。【4】罗琨《陶寺陶文考》(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二期)，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文字”新探》（见于《三代考古》2004年第1期）葛英会《破译帝尧名号，推进文明探源》(见于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三十二期）这个“文”表示什么意义？造字之意是什么？未见学者解释。

秭归遗址“陶顶盘”中的“文”字，与山西陶寺遗址陶扁壶（公元前2100年）上的“文”字相距近3000年，其形体高度一致，一直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公元121年）中小篆正字“文”基本没有变化。例如，殷商甲骨文“”（《合集》36134）字、晚商金文“”（《���乍文父丁鼎》铭文，《集成》2318）字、战国时期《郭店楚简》“”（《缁衣》），东汉《说文》中“”字。这相距近5000年的时段，古体“文”字的基本形体超稳定的保持一致。秦汉隶变后“”（《睡虎地秦简》）字则失去了本形。

许慎《说文解字叙》开篇论述文字的起源：“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5】〔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经韵楼藏版，第753页）这是文字学中关于文字起源的最为著名论断，在秭归遗址“陶顶盘”及同期文物中得到印证：

（1）仓颉“初作为书”。东王充《论衡·骨相篇》记载：“仓颉四目,为黄帝史。”【6】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影印本，第23页）秭归柳林溪遗址与“陶顶盘”同期的“陶法器”（T0915⑧48，图4）【7】《秭归柳林溪》，第115页，图版43）之人面形为“四目”，其“四目”中间的书契为数字，即两组“二五”。当然也涉及“陶顶盘”中的“文”字、数字。

（2）仓颉“初造书契”为“文”，用“分理”。《说文》释“文”：“错画也，象交文”【8】《说文解字注》第425页）。秭归“陶法器”中的数字“五”是交错笔画，殷墟甲骨文数字“五”（，《殷虚书契前编》1.44.7）相同。“陶顶盘”中的“文”是“六（）”（《合集》5825，宾组）与“五（）”的“交文”之“十一”。即（《殷虚书契前编》1.44.7）之合体“十一”，仓颉造字“知分理”即是“文”字“十一”分为“六（）”与“五（）”。

（3）《说文叙》所谓“分理”包括字形中的“分数”，是数学“分数”的源头。〔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论述古巴比伦数学（公元前2000年左右）:“六十进制的一大优点是，用分数进行计算相当简单。”而“六十进制”是指“基于60这个数”，“十进制”是指“基于10这个数”。【9】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0页、第22—23页）这种用“分数”计算“六十”，与中国秭归新石器时代的算法有相通之处。

（4）“神农氏结绳为治”。秭归遗址“陶顶盘”全是数字、数理符号，从数字“一”到数字“十二”，唯独横式两条线上是“结绳”之“绳纹”（图4）。总体为菱形“格”：右边是“四”、“一”、“四”、“九”、“四”；左边是“四”、“一”、“四”、“一”、“四”。这种“结绳为治”算法暂不探讨，可以提示的是“神农氏”炎帝，一是制陶，二是神农架“尝百草”，三是随州历山的“神农故里”，三项都可以得到秭归遗址“陶顶盘”、“陶法器”最为合理而有力的证明。

（5）伏羲（庖羲）氏“始作《易》八卦”。秭归东门头遗址“太阳神女石刻”是伏羲与女娲之合体。柳林溪遗址“陶顶盘”圆周边的8个“八方格”，即是“八卦”的原型。理由是，第一，“陶顶盘”中的数字有“一”到“七”，未见“八”，九为“六”加“三合（亼）”，另有数字“十”、“十一（文）”、数字“十二”，数八与“八方格”相关；第二，原始“八卦”是用算筹小竹木棍占卜，笔者用小竹木棍拼合“八方格”恰好是22根（图5），合“十干”与“十二支”之数，这是殷墟《干支表》的原型。所以，8个“八方格”是原始“八卦”，8乘以8为64，即六十四卦。

（6）伏羲“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而作“八卦”。这里探讨“地之宜”。殷墟未见“地”字，有“土”字，为“地”之本根。《说文》释“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也；丨，物出之形也。”殷墟“土”字的形体诸多，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土”字收其形体39个【10】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9—761页），仅举相关者3例：“”（《合集》28111，无名组）为“三合（亼）”。“”（《合集》6057正，宾组）为象土丘之形。“”（《合集》34187，历组）为绳纹之菱形。此三形均表示“生”。“（亼）”见于秭归遗址“陶顶盘”中的两条绳纹（图）正中圆穿孔之“生”。

屈原《天问》提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王逸注：三合为天地人三合。【11】黄林庚《楚辞章句疏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99—1013页）《说文》释“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12】《说文解字注》第492页）。这是说“天地人”的三个大“一”形成几何形“三合（亼）”，即三角函数，与“土（）”字的相同，即是王逸所注。

《庄子·应帝王》曰：“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浑沌死于“浑沌之地”，在南极与北极之中央之“地（帝）”。【13】〔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139页）。

东汉张衡《浑天仪注》的天地结构图示（图6）【14】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明确圆形天文图示的正中心为“地”。

（7）伏羲视“地（土）之宜”。殷墟“宜”字有两种形体：“”（《合集》387正，宾组）形为“土”形中上下两个“三合（亼）”；“”（《合集》388.宾组）形为上下两个“六”，中间横画为“地平”。秭归“陶顶盘”正中穿孔为“三合（亼）”，东西方向的斜线上，有6个数字“一”，加上中心穿孔“三合（亼）”为数九，与“宜”字两种形体的数理相通；这条斜线右上端在张衡的天地结构图示中为右上角之“气”。这种思维方法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8）殷墟“盤”（，（《戩寿堂收藏殷墟文字）45.1），从般、从月。“般”中“殳”为右手执“日”与“丨（十）”之合体，是“数”的本字之一；“般”中“舟”，原形为版丁。“般”（，《殷墟文字甲编》590）字，从攴、从版丁；“攴”为“数”字的本字之一。“舟”是“版丁”的引申义。所以陶盘又为陶板。

中国“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最早见于东汉末张整《三五历纪》：“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15】〔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这个神话不断衍化，传播甚广。现在我们见到了秭归遗址中的“盘古”，就是“陶顶盘”。

三峡地区湖北来凤土家族民歌《神歌》（比脚）词曰：“自从盘古开天地，农伯祖先到这里，日日夜夜开荒种地，年年风调雨顺，家家户户平安。”【16】湖北省文联图书编辑部、理论研究室编《楚艺术研究》，杨匡民《楚声今夕初探》，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299页）土家族应该与殷商“土”字相关。这个“农伯”，实际上是指“岐伯”。《黄帝内经·素问》“三部九候篇”：“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高士宗注：“九野，地理之合于天度。”【17】〔清〕高士宗《黄帝内经素问直解》，孙国中、方向红点校，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年版，第152页，159页）歧伯所言与秭归遗址“陶顶盘”的数理相通。

屈原《天问》有“疑问”：“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王逸注：“女岐，神女，无夫而生九子。”【18】《楚辞章句疏证》第1225—1226页）女岐即“神女”，与秭归遗址“太阳神女石刻”相关。土家族《神歌》传续着先祖的文化精粹。

总之，秭归遗址“陶顶盘”之“文”字象正面人形，又为“大”字原型，表示“人文”，即是天地人三合之“文明”；同时表示数字十一，为“六”与“五”合体，也是运算干十与枝十二交合运算的关钮。“合文”即是“化”，所以成“文化”。“文”字、“数字”、天文图形，皆出能书者之书契，所以有“陶盘”；这是书契审美的范型，为天地人的生命活力之呈现，所以这个“陶顶盘”为“恒动”。

2021年10月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