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队第一天（散文） 胡征 上个世纪的一九七三年三月，我上山下乡来到黔阳县大崇公社，与十余名男女知青被安排在公社所属的秋茅坪林场，开始了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期大有作为的知青生涯。 农闲时节，知青们集体在林场垦荒造林，但每一个人都相应地分配到了公社不同的大队、不同的生产队，到了抢种、抢收双季稻（俗称'双抢’）的时候，便回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劳动。 那时候每个生产队种双季稻的面积是有硬性规定的，从五月下旬早稻插秧开始到立秋之前插完晚稻，收割季节任务重，农时紧，是农民们最辛苦的时候。知青下乡后第二年的口粮由所在生产队分配，所以“双抢”是必须去的。 我记得第一次回生产队是当年的七月中旬，我的生产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花厅生产队。 花厅生产队属岩脚大队，其实就在林场山脚下。沿着灌木丛生的山路，间或穿过一片竹林或一片油茶林，往下十几里，行得快个把小时就到了。我因为是第一次回生产队，怀疑自己能不能当个合格的公社社员，教育我的贫下中农会怎样待我，心有忐忑，卷了芦席被褥，还带了一本那个时代流行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磨磨蹭蹭，东张西望，好半天才到。 下到山脚，一条碎石公路从山外一直铺到了岩脚大队的粮库，公路便到了尽头，再往里，就是去往公社最边远的盘龙大队的盘山路了。公路下一条小溪，溪里的水据说是八面山上流下来的，蜿蜒曲折，一直流经十几里外的公社所在地往山外走，清澈纯净，从不干涸，也可以说是两旁公社社员的母亲河。 走下公路边十几级高低不平的石板台阶，再过架在溪上面用几根用马钉连在一起的杉木小桥，再上十几级高低不平的石板台阶，便到了我的住户家门口，户主便是花厅生产队指导员段承来。 在公社分配知识青年到各个生产队的时候，我见过指导员一次，只是当时没说几句话。此时他正蹲在家门口抽“喇叭筒”，老远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味道。 我记得当时商店里卖的有“大前门”“飞马”“三门峡”等牌子的香烟，大概两到三毛钱一包，最便宜的是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可在农村仍很少有人抽得起，大多把自己种在田埂边上的旱烟晒干后切成细丝，用纸卷成喇叭似的形状，也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戴在南霸天头上的高帽子，只是小了许多，抽起来特别呛人。 指导员见了我站起来，很惊奇地问了一句：“你禾兹（地方话，怎么的意思）也晒黑了？”大概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皮肤要白一些，其实我皮肤只是在秋冬季稍微白一些，太阳一晒便黑不溜秋，跟贫下中农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指导员接过我的铺盖卷，说有一股子霉气。秋茅坪林场海拔近一千米，晴少雨多，尤其是梅雨季节，从半山腰开始就成天云里雾里，好像神仙住的地方，日子久了，床下面能出长豆芽菜般长短粗细的菌子，有霉气很是自然。 指导员说他今年刚满四十岁，高矮和我差不多但很壮实，上半身赤裸着，显出疙疙瘩瘩的肌肉，皮肤黝黑，小平头，四方脸，眼睛小小的，一笑就眯成一条线，有些浅浅的胡须，模样很是平常。 我打量着指导员的家：木屋三间，青瓦铺顶，中间是堂屋，泥地面，干干净净，门槛有点高。正面壁上挂着一幅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招手的画像。那个年代，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情感真挚且虔诚，家家户户都都挂有毛主席画像。堂屋两边挂着蓑衣斗笠之类的东西，中间一张已不见漆色的八仙桌，围摆着四条长凳，堂屋后面一件不大的偏房，便是厨房了。 堂屋两边是主屋，也就是现在的卧室，铺了杉木地板，门朝堂屋里开，一间指导员夫妻住，一间指导员母亲和几岁的小孙女住。挨着主屋的东头是两间稍矮一点，更加简陋的木屋，一间是粮仓，一间堆放着一些农具杂物，也是杉木地板，走上去吱吱响。为了防潮，屋基都架在石头上，离地尺余，下面经常有一些小蛇小虫做窝。 指导员带我走进粮仓，用扫帚把不多的稻谷往边上拢了拢，到门口稻草垛上扯下几把稻草来铺在地板上，再把我的芦席摊开来铺在上面，被褥则拿到外面，说让他娘洗一洗晒一晒。 我四下看了看，粮仓连窗户都没有，只有几块封仓门的木板。 指导员说，睡觉不要关仓门，队里安全得很，天黑叫妈妈拿盏煤油灯来，还嘱咐我睡前熄灯，不要燃了稻草，又补了一句：到时累得你连灯都不爱点。 我楞楞地看着指导员，又看看我的床，总算安家了！ 安排好我的住处，指导员带我屋前屋后转了转，给我介绍生产队的情况。 在岩脚大队，花厅生产队得天独厚，二十来户社员格局一样，新旧不同的木屋大多建在从溪边延伸过来的石板路两旁，屋前屋后是细高的椿树，还有已长出小孩拳头般大小果实的桃树和李树。透过稀疏的树丛，可以望到夹在两山之间，四五十亩地大小的一片平坝，大大小小的稻田里杂交早稻已是金黄，间杂着几块绿油油的秧苗田和干干净净的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水田，景致倒也别致好看。 指导员说生产队的稻田大多在平坝上，当然也有在山上的小丘田。指导员顺手一指，我便注意到平坝边的山上有层层梯田，大概二、三十级，螺旋般的由下往上直到山顶那郁郁葱葱的松林边，越往上越小。指导员告诉我，花厅生产队人均田地二亩一分，社员年底分红比较好，但田多双抢任务重，很是累人。 指导员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卷喇叭筒的烟丝和纸片，他自顾自卷了一根，然后把塑料袋递给我，问我会不会。 我当然会！上山下乡我学会了抽烟，但抽喇叭筒还是第一次，第一口便呛呛起来，指导员便笑，笑得两眼弯起来，我突然觉得，他好像我的兄长。 晚饭很简单，老南瓜汤，干椒炒腌蕨菜，指导员还给我倒了杯7毛5分钱一斤的金刚藤酒。段妈妈很热情，不停地说苦了我这个城里伢子，农村不像城市天天有肉吃等等。指导员说生产队集体也养了猪，要到过年才能宰，分给社员们过年，到时候我也有一份，平日里一天两餐，大米为主，间杂着红薯苞谷荞麦等，少有荤腥。可我也知道，当时的城市人家，也不是天天有肉吃。 晚饭后天已擦黑，指导员从屋里翻出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和一个小记录本，说带我去生产队的晒谷坪开会。 记得那时有一首歌，有“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之类的词，小学生都会唱。我问指导员是不是晚上要诉苦斗地主，指导员楞了片刻，回过神来说哪里哪，是安排明天的活计，给社员们派工。 晒谷坪边立了一根木柱，挂了一颗顶多25瓦的电灯泡，飞蛾不停的往上扑。 晒谷坪里坐满了大哥大嫂，老头老太，个个摇着蒲扇，也有打着赤脚，裸着上身甚至赤身露体的半大男孩围着晒谷场跑圈圈，女孩则依偎在妈妈身边。叽叽喳喳好像早晨出窝的麻雀，狗狗猫猫则在人们的脚下串来串去。 晒谷坪是生产队里难得一寻的宽敞地，用石灰、沙子和黄泥混成“三合泥”地面，不见一根草，两边摆了些低矮的长条木凳用于集会，正面就是生产队的谷仓。到了傍晚晒谷平就成了社员们拉家常的地方，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已婚的和单身的，话多的和话少的，蹲着坐着站着，喇叭筒抽得一片烟雾，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家长里短，夫妻婆媳等等新闻全发源于此，热闹得紧。唯独让人受不了的是蚊子多，只一小会，我的小腿上便布满了小红包包，看着像剥了皮的苞谷，痒的难受。我看看四周，其他人却好像没什么反应。 指导员在中间的长条凳上坐下，让我坐在他身边，然后干咳一声止住场上的喧闹，首先把我介绍给大家。 指导员说我是秋茅坪林场的下放青年，平时在秋茅坪劳动，按要求回队参加双抢，住在他家，还带了一本寸把厚的小说，是有文化的好青年。众人便鼓掌欢迎，眼光全盯在我身上，没想到后来我一页也没翻开过的保尔.科察金成了指导员夸奖我的理由，这让我很不自在，有点像丑媳妇初见公婆。 按当时的要求，开会前要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通俗易懂，实实在在，形象生动，读来朗朗上口容易记，毫无晦涩难懂之感，老百姓很爱听。 指导员打开那本有夹叶的《毛主席语录》念起来。我估计他念语录没什么针对性，这次念完后夹起来，下次接着往下念。依稀记得那天他好像念的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一个奶着孩子的大嫂就笑，指导员问她笑什么，大嫂说指导员好比种子，指导员娘子好比土地，可种子下地老不发芽，众人便一阵哄笑，段大嫂就在那女人身上一阵猛掐。 指导员又说了些干农活要注意的地方，接下来就由生产队长派工，队长和指导员年龄相仿，派工比较简单，十分工的壮劳力分别是犁田、耙田、从牛栏里出牛粪，打禾、修田埂等活，妇女们插秧、收割，老弱病残则晒谷风谷，修理农具等等，倒也井井有条。 没想到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他白天被犁尖划了腿流了好多血，明天不能下水。指导员看了看他的脚，确实裹了纱布，便说了句：你个四类分子还名堂多。便安排他修农具，但一天只能记八分工。 好不容易散了会，我以为该回家了，没想到队长喊了声：有细伢崽的可以回家，其余的人去扯秧，把明天插的秧准备好，免得耽误农事。 指导员叫两个年轻伢仔把木柱上的灯连同长长的电线取下来，挂在晒谷坪下面的一块秧苗田边的树上，众人便纷纷下到了泥水没膝的秧田里。 飞蛾随着电灯转移了方向，泥水没膝少了蚊虫叮咬，微风习习，山里的夜晚也比较凉快，一弯月儿已挂在山巅，月光皎洁纯净，柔和如水。 可恶的是蚂蟥却不断地往脚上爬，扯下来就是一条细细的血丝。 那时候杂交水稻刚开始推广，指导员告诉我，生产队种的是“南优二号”，植株矮，抗倒伏，产量也高，亩产可超过一千斤，所以有“矮子矮，一肚子崽”的说法，虽然有人说杂交水稻不如平常的水稻品种软糯好吃，但产量高，可以保证人人都有饭吃。 东拉西扯，从天上说到地下，我很惊奇，社员们居然知道那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也有人关心地问我父亲的情况。估摸着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扯下的秧把已堆成一大垛，众人便一个个打起呵欠来。 指导员和队长商量了几句，吩咐收了电灯，各自回家。 回到住处，我和指导员下到溪里洗了个冷水澡，水是从八面山上流下来的看来不假，炎热的夏季也冰凉刺骨，指导员便“哦嚯哦嚯”的喊叫，像个孩子。 回到住处，我连眼睛也睁不开了，忽听得有人喊“承来”，接下来便是一阵说话声，声音很小，听得出有男有女。不一会指导员进了粮仓，手里拿着一块烟熏的腊肉和一包晒干的小鱼。 指导员说：这是会计和妇女队长拿给你的，干农活很累人，让你吃好点。 指导员又高兴起来：托你的福，以后天天可以开荤了。 躺下来我反而睡不着了，老想着今天的事情和社员们对我的关心，打开让段妈妈洗晒得干干净净的被褥，已经没有了霉味，只闻得一股淡淡的皂角水的清香。 1978年通过高考离开大崇公社后，我很久没有回生产队去看看。 2015年8月，距我下乡已过去四十二年，我有机会回到了花厅生产队，此时公社已经改名为乡政府。一打听，指导员和段妈妈已于多年前相继去世了，女儿也远嫁到了其他乡。 望着村里一栋栋新建的楼房，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作者简介 胡征：男，湖南黔阳人，中共党员，1955年11月出生，1973年3月上山下乡，1978年参加高考，毕业于怀化学院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怀化学院工作，历任教师，从事新闻摄影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2015年11月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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