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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水库的“专业户” 1974年双抢刚结束，队上就派我和队上的几个社员，去一个叫平垒的山冲去修水库。 那年头“全国农业学大寨，誓把山河重安排”口号喊得震天响。每到秋末冬初就是修水库的日子。生产队的青壮年几乎都被派到工地上去劳动。不完成任务就不能回队生产。 为了早日完成公社下达的修水库任务，有的生产队被迫倾巢而出，全力以赴去工地突击劳动。也有的生产队派几个人常年在水库工地施工，待秋收结束后再派人前往支援。据我所在的生产队估计：每年有近五分之一的青壮劳动力，自带口粮、工具，无偿地去参加修建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劳动。 每到修水库大会战的日子，路上尽是各村屯去修水库的人群。大家挑着席子被盖、瓜菜薯粮、盆瓢锅碗，锄头刮子，浩浩荡荡地涌向水库建设工地。走饿了就随便在路边找个有水的地方埋锅煮饭。一路上饮烟尘土滚滚，人喧马叫热闹非凡。其阵式不亚于解放战争淮海三大战役时支援前线的民工队伍。 在这蚂蚁般的人群中，总少不了到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因为知青身体好，有力气。能适应水库建设高强度的劳动。再是没有家务锁事拖累。能安心在工地劳动。另外是修水库无需什么农业技术。更适合刚到农村插队的知青们工作。插队知识青年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兴修水利的主力军。每个水库建设工地都有知青们辛勤劳动的身影。 对于知青来说也乐意被派去修水库。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吃“大锅饭”。队上同去修水库的人都是集体开饭、统一住宿，共同劳动。免去了个人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担忧，没有了一日三餐做饭的烦恼。“管它吃得饱不饱，共同鼎锅把饭舀”。大家在一起在水库过的是集体生活，使知青暂时忘记了乡愁，缓解了内心的寂寞和思念。 我插队时就是修水库的“专业户”。每一年去修水库的人员中都有我的名字。曾先后参加过县内的兰洞水库、峻山水库，金钱洞水库和蛋子江水库的建设。 今年双枪一结束我又“荣幸”地被生产队派去参加平垒水库大会战。准备又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去了。 记得出发那天早晨，我们去修水库的人分别挑着被盖席子、锄头刮子和米菜锅碗，太阳刚出山就启程了。临行前队长还慷慨地叫养猪场送了100多斤做“饲料粮”的红薯给我们饯行。并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们注意安全，争取早日完成“水库工日”任务回来。 “水库工日” “水库工日”是指在水库工地劳动，完成多少工作量才能算一个工作日的称谓。也是生产队对上级下达修水库任务的简称。 公社每年都把要兴修水库的人工折算为“水库工日”，再根据各生产队劳动力情况下达到各生产队。生产队则根据“水库工日”任务的多少，决定去修水库的人数和完成的时间。 所旷生产队派人去修水库通常叫做完成“水库工日”。去修水库的人则按照各自完成“水库工日”的多少回到生产队记工分。 “水库工日”有严格的考核定额。挖土挑泥、开石运砂各项工种有各自不同的定额。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县上修兰洞水库时，从500米开外挑够6000千斤黄泥巴到大坝上，才能算一个“水库工日”。 生产队给每个“水库工日”记10个工分（也有的队记12分）。相当于一个青壮劳动力一天的报酬。我所在的生产队10个工分的分值仅是3毛钱左右。 为了早日完成“水库工日”任务，民工们每天天不亮喝上二碗稀粥，吃几个红薯，就开始到工地劳动了。汗流夹背地一直干到日落西山才收工，每人免强才可以完成一个“水库工日”的工作量。虽然说是又累又苦，但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把这种艰苦的无偿劳动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现在看到祖国大地上70年代前修建的、每座碧波荡漾的水库、清水汨汨的每条沟渠，几乎都是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农民流血流汗、节衣缩食甚至吃糠嚥菜换来的。说农民穷，农村苦，其实是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默默无闻的地为新中国的农田基本建设，作出了无畏的牺牲和无私的奉献。 土方票 为了准确计算每个人完成“水库工日”的情况，水库工地上配有专职的施工员（验收员）进行考核验收。例如每挑一担黄土上大坝，工地上的施工员就会发给一张“土方票”。以示证明你的劳动成果。 土方票分为80斤、100斤、120斤、150斤等几个级别。每当我们挑着一担黄泥土上大坝时，施工员的眼睛就会远远地盯着你所挑的泥巴，心里立刻估算着这担土的重量。当你把泥巴挑到他身边倒好后，他就会从手里抽出一张“土方票”给你。 如果你认为他发少了给你，不服气的话，工地上还放有一把专用大称，随时都可以“兑称”。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兑称”后，给你的土方票重量低于你挑土的实际重量，就补足重量给你。如果高于你挑土的重量，就要没收给你的土方票。算是白挑了一担土。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教育你下不为例。不要干扰施工员的工作。 凭心而论绝大多施工员发给的土方票，基本上还是公平的。有时甚至还有些意外。 记得有次下午快五点钟时，气温突然下降并下起了小雨。洒满黄泥的挑土路上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个跟头。别说是挑泥，就是空手走路就得小心翼翼的。好多人都提前下工了，工地只有几十个人稀稀拉拉地还在坚持。 我仔细地数了数当天的“战果”：把重量不等的土方票加起来已有5000多斤了。盘算着只要再挑上三四担，就可以凑够6000斤了。于是决心咬牙继续挑上几担，准备完成一个“水库工日”才收工。 当时一个发土方票的施工员，看见我一身衣服不知被雨水淋的还是被汗水渗的浑身都湿透了。一双破了的解放鞋全是泥巴，脚指头露在破了的鞋帮外面，冻得象个小萝卜头又红又肿。可是我还在冒着北风冷雨，一步一滑地吃力地挑着泥巴上大坝。就关心地问我：“队里的人都收工了。怎么你一个人还在挑土？” 当他知道我想完成一个水库工日才收工的打算后。不知是我感动了他，还是他对知青的同情和怜悯。趁着无人看见的机会，一下子就偷偷地塞给了我几张土方票。并关心地说：“快收工吧。别弄出病来。”当时我摸着那摞厚实的土方票，感动得眼泪差不多流出来了。 得了份“爽工” 我刚到平垒水库工地住下的第二天，带队的副队长就通知我去“营部”政工组报到。 那时全国学解放军。参加修水库的民工又全是基干民兵，公社、大队、生产队就分别以营、连、排编制。在公社领导建设水库的机关称为营指挥部，民工都简称其为营部。 当我接到通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去营部政工组工作可是个“爽工”呀！同去修水库的社员都羡慕不已，赞叹地说：“还是有文化的人好呀！” 政工组没有具体的生产考核定额，做一天就能算一个水库工日。无需肩挑人扛，不用日晒雨淋，而且旱涝保收。就像当今考上了公务员。 接到通知后，我高兴得几乎一夜没睡。同时心里也有些纳闷：难道真是天上掉馅缾了，我怎么得了个这么好的“美差”？一夜辗转无眠。第二天一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也带着疑惑和不解去营部报到了。 去营部报到 营部设在离水库坝址有一里多地远的地方。我背着行李，东走西问才找到一间在斑驳的木质大门上贴着一张“栗木公社平垒水建设指挥部”的泥巴屋。旁边的人介绍：这就是营部了。 营部是间典型的桂北农村一堂二厢房屋：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也叫做“披纱屋”。 我刚跨进大门就从左侧的厢房里，走出一位身材壮实的中年人。我一看正是营指挥长黄永。黄永是归国华侨，50年代初就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了。文革前就曾担任栗木区副区长。文革后推选为公社革委副主任。平垒水库上马后公社党委派他来当指挥长。他给我们知青开过会，讲过话。下乡蹲点或者检查生产时也常见面彼此都认识。 我尊敬地向他问候：“黄指挥长好！”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接着他有些谦意的说：因为水库刚上马，营指挥部和各管理机构都没有办公场地，全部就近借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中。因为条件简陋，政工组与指挥部暂时在一起办公。这间堂屋就是政工组住宿和办公的地方。” 堂屋原是祀祭祖先和会客的地方。以前在堂屋的正墙上都贴有“香火”，供家人年节祭拜。文革“破四旧，立四新”把香火当作封资修产物都毁掉了。现在墙上正中贴着一张毛主席画像，两旁贴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一副对联。靠右侧的地方贴有一张36K大小的红纸，上面写着“水库政工组”五个大字。 打前站的人早己用毛竹在堂屋靠墙一边，搭好了一个高约40公分、长2米、宽约6米的竹架子，架子上高低不平地铺了些竹片。墙角上还堆着几梱禾草（稻草）。我参加修过多座水库，也算是“见多识广”。知道这就是我们铺床和当政工组桌子的地方了。 黄指挥长接着说：“你先铺好床，晚上好有个地方睡觉。天气冷多铺些禾草。”他关心地交待说：“等下公社团委书记兼通讯干事黄仁斌就从工地回来。他是水库政工组的组长。具体工作他会告诉你们的。” 黄仁斌是水库政工组长？听了黄指挥长的介绍后，我心里立刻“咯噔”了一下，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组长黄仁斌 “真是兵贵神速呀，这么早就来报到了！”刚铺好床，门外就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水库政工组长黄仁斌回来了。 黄仁斌毕业广西师大政治系。曾在上枧大队下布结生产队插队锻炼。后来抽调上来后任公社团委书记兼通讯干事。 记得他那时每天都背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黄布挎包，骑着辆除开铃铛不响，其余都响的破单车来往于山寨村屯，到各生产大队配合党的中心任务，领导和开展共青团的工作。是农村后生仔们的“娃仔头”，更是我们知青的“知心朋友”。我们希亲切地喊他“黄书记！”他听了总是谦虚地摇着头说：“叫我黄仁斌就行了。” 黄仁斌工作踏实，平易近人。有时下乡晚了就干脆不回公社，来到知青点与我们吃几个干辣椒送饭，洗个冷水脚后就和我们一起滚大铺。没有一点当领导的架子。我们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有什么事都爱向他倾诉，有什么困难也爱向他反映。他知道后也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予以解决。没事时就和我们天南地北的扯板路呱聊天。青年人都很喜欢地。 我当时是大队的团总支部书记。他常到大队指导和检查共青团工作，彼此都较熟悉。加上我在工余之时还经常为公社的广播站写点稿件。记得有次为了帮我修改一篇通讯稿，他硬是在知青屋等了我差不多一个下午。待我日落收工回来后，又逐字逐句逐段地教我怎样改写。他的敬业精神和丰富的文学知识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在黄仁斌的教育和帮助下，我除努力抓好共青团工作外，更加热爱业余写稿的工作。常常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躲在知青屋中，伏在煤油灯下，用笔把身边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学大寨的动人事迹表现出来。广播站常播出我写的通讯稿件。受到了公社和县革委会的表扬，还光荣地出席了自治区业余通讯员积极会子大会。 刚才听到黄指挥长说黄仁斌是政工组长后，我心里头豁然明白起来，昨晚的迷团也解开了：我来政工组肯定是黄仁斌书记推荐的！我才得以来到水库政工组工作。顿时心里涌现出一股激流，是他这个伯乐相中了我这匹“菜马”。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报答黄书记对我的关心。 水库政工组 黄仁斌组长回到指挥部不久，政工组其它人员也陆续到了。做事一贯干练利落的黄仁斌介绍大家相互认识后。立即召开了政工组的第一次会议。 他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然后严肃地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水库建设的根本。 政工组的工作就是为政治路线服务。主要是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工地上的先进典型和事例，鼓舞民工士气、激励斗志、大干快上。争取早日建成水库，为实现大寨县作出贡献。 真不愧是广西师大政治系的毕业生，黄仁斌一该起政治工作不仅轻车熟路，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更是浅入深出，通俗易懂。他接着说： 政工组的具体工作是负责水库的广播站、出版一份名叫《平垒工地》的小报，及时更新指挥部宣传栏和工地上的标语口号。 《平垒工地》是张64K页面的双面版小报。原则上每三天要出一期。主要发行对象是全县水库建设工地的对口部门、公社领导、各营连、排干部等。 黄仁斌同时强调：政工组是个政治很敏感的部门，宣传口径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写的不写。吃不准及有疑问的要及时汇报，千万不要自作主张。 最后黄仁斌殷切地对大家说：公社党委分工我组织水库政工组。政工组的编制是6个人。2个人负责采编；2个人负责刻印；还有2个是广播员。政工组上下班时间与营部一致，但是没有铁饭碗，不称职的就回生产队劳动。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不要辜负了公社党委的期望。 听了黄仁斌的讲话，我心里头完全明白了我来政工组是他的意见。政工组中6个人有4个是插队知青。可见他的知青情怀。难怪50年后一次县里知青聚会邀请他参加，他不顾70多岁高龄不仅一口答应热情参加，还在联欢会上表演了节目哩。 会议结束后政工组就开始工作起来了。 赶鸭子上架 按照黄仁斌组长的分工，我和一个名叫李成秋的负责采编。也就是负责为工地广播站和《平垒工地》写通讯稿。 专职撰写稿子，对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来说，可以说是被“赶鸭子上架”。我这三脚猫功夫在生产队业余写几篇广播稿免强能凑合。可是在政工组真刀实枪地干，不知道是否称职。心里头有些怵，生怕做不好被撵回生产队。但是又不想打退堂鼓，失去这个“爽工”。一想起天天要去“出大力，流大汗”，挖泥挑土去挣“水库工日”更是不寒而栗。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学习的主要方法…干就是学习。”的教导，决心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干了先，否则就对不起黄仁斌！。 “勤能补拙”。每天吃过早饭就下到各营、排工地去采访。收集一些“出大力、流大汗”挖土挑泥的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的素材。然后回到政工组，伏在又是床铺桌子上开始写稿。那时每天的任务是要完成一篇通讯稿件。可是我坚持下基层多搜集材料，力争多写多练，平均一天写二篇甚至三篇的稿件。 加上那时写稿子一般都是“语录加例子”的套路。将收集到的素材，套上一段例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加上一些“立下愚公移山志，誓把山河重安排”的豪言壮语，就拼就成一篇稿子了。 稿子写好后就交给黄仁斌审核。如果黄仁斌回公社了就给李成秋过目。只要符合政治要求，语句通顺，农民能看得明、听得懂，基本上都能过关。 经过黄仁斌和李成秋的不断指点，使我逐渐适应了政工组的工作，慢慢地得心应手起来。 李成秋 李成秋也是知青。比我长6岁。身高一米七左右，不胖也不瘦。按当今女孩子的审美标准属于帅哥。他的左腮角下长着一颗黑痣，每当高兴或者紧张时，他都习惯地摸着痣上长出的几根胡须。虽然黄仁斌是政工组组长，但是若大的一个公社团委工作他必须去管。因此当黄仁斌不在工地时，李成秋实际就是政工组的业务负责人。 他1964年毕业于当时桂林地区名声显赫的平乐高中。没考上大学后曾在公社小学当过代课老师。算得上是镇上的“文化人”。 1966年4月县里动员青年上山下乡，他不知怎的，放着好好的老师不当，竞和我一样年报名插队了。他先是到虎尾桑场种桑养蚕，1969年又从蚕场转到常家大队务农。公社要修平垒水库，他就被抽调在政工组搞筹备，比我和广广早两天报到。 他凭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在政工组工作游刃有余。《平垒工地》的报头是他设计和书写的，一些重要的大块文章也都由他捉笔。包括黄指挥长的一些会议讲话及水库上的一些报告、总结也常由他撰写。是水库工地上公认的“笔杆子”。后来招工出来后，分到了公社教育组工作，不久还当上了栗木中学的校长哩。 刻腊纸 广广和一个名叫李冬秋的知青负责写字。大家现在也许觉得奇怪：怎么要设两个人专门写字呀？这是因为那时没有电脑和复印机。工地上要出一张《平垒工地》的小报，要先刻好腊纸，然后才能印刷，最后才是见报。 这刻腊纸实际就是写字！ 但是这写字又与平常的写字有区别。首先是笔不同。这种笔不用上墨水，也不用醮墨汁。其笔尖是钢材特制的如同针状，所以叫做“铁笔”。再是纸不同。纸不是普通的书写纸，而是一张薄薄的双面涂有腊的纸。名曰“腊纸”。用铁笔在腊纸上写字，还必须有一块专门的钢板垫在腊纸下面，否则不仅写不上字还会弄坏腊纸。 因为在腊纸上写字可不是件轻松的事。首先这腊纸很薄，稍有折揉腊纸就有皱纹痕迹，油印时就会留在纸上面。同时在腊所上写字又不能改动，必须百分之百的正确。 写的时候先将腊纸垫在钢枝上，然后用铁笔小心翼翼地一笔一划地上腊纸上刻写。是类似于雕刻一般的手工活儿。正所以不叫写字而叫“刻字”就是这个道理。 这刻腊纸是个技术活，不仅要字写得好，而且在刻的时候用力要均匀，不能轻也不能重，轻了油印时字迹会不清楚，重了腊纸则容易烂。一般的人刻出来的腊纸印百十份就报废了，水平高的人刻出的腊纸印二、三百份不在话下。所以当时找个会刻腊纸的人，比当今找个会编程的高水平IT人员还难。 油 印 腊纸刻好后就可以印刷了。一台手工油印机是政工组唯一比较现代化的办公用具，每期《平垒工地》小报都靠它油印。 油印小报前要先把腊纸铺在油印机的纱网上，再用滚筒在油墨盆上来回滚动，使油黑调匀地沾涂在滚筒上，然后用滚在腊纸上顺着同一方向滚动，这就是印刷了。 油印像刻腊纸一样，也很讲究技术。用力过大腊纸容易皱折甚至断裂，造或腊纸报废。如果用力过小，字迹会不清楚，必须重印，既浪费了纸张又浪费了时间。所以在油印的时候不仅要用力要均匀，滚筒上的油墨涂抹也要均匀。这样印出的字迹才清晰。 印的时候还必须两人操作。一人持滚筒印刷，一人把印好的纸张翻开。印一张翻一张，急不得又快不得，是纯属手工活儿。 每次印报时都是广广他俩负责。有时我们也一起帮忙。 记得黄仁斌也感叹地说：“亏了当年的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印《挺进报》啊！” 广播员 两名女广播员分别来自栗木大队。一个叫“兰兰婆”，一广叫“何阿姨”。我至今都弄不明白：俩个年纪轻轾的妹仔，怎么被人叫了个这么老气的名字。 “东方红，太阳升…”每天早晨6点钟，指挥部的发电机开始发电，她们的广播喇叭就准时响起来。雄壮的歌声立刻响彻整个大坝工地，也久久地回荡在平垒的山谷中。 那时没有什么流行歌曲，广播站的几个大喇叭，除放些毛主席语录歌曲外，其余时间就是反复地不厌其烦地播送我们采访的新闻稿件。如果没有电时，两个广播员还要拿着个铁皮喇叭去到工地上喊叫。 广 广 广广是乳名，书名叫黄继锦。他比我少三岁，人很灵活聪明，鬼点子也多。尤其是字写得漂亮。他来政工组写字可以说是“物尽其才”了。 说起写字，不得不佩服广广的聪明。他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在家了。他在栗木街上的的一个邻居，曾经当过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文职人员，姓洪，文革时被清退回家了。一手字写得非常漂亮，无论楷书、隶书写在纸上如同印刷的样。每年春节及街方四邻的红白喜事，都请他书写春联及贺语悼词之类，常常略有一些收入。 生性聪明的广广立刻就萌生了跟他学写字的念头。心里想如果自已也学会了这一手，说不准是个弄钱的门道。 从此他就多了一个心眼：每当洪老先生要写字时，他立刻帮他搬桌摆凳，铺纸拿墨。然后在一旁认真地观看洪老先生运笔。从起坐到落点，横竖撇点折一招一式仔细观看，心里也暗暗揣摸。回到家后就立刻练习。不懂的地方就拿去向洪老先生请教。 洪老先生见广广的悟性好，写出的字也有模有样，很受感动。那年头像广广这年纪都是“造反有理”的学生哥，天天喊打减杀的四处乱跑。没有几个看书拿笔的后生仔。而广广不受影响能静下心来学写字，真是难能可贵了。就高兴地收了他作“关门弟子”，一有机会就教广广写字。 “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广广不断地刻苦练习，加上冯老先生的耐心指导，广广的写字水平迅速提高，在同龄人中已小有名气。 在毛主席“知识青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广广也报名下农村插队了。虽然书法家没当成，但是由于写得一于好字，全村大凡小事包括春节对联，只要是用得上写字的，几乎都由广广包了。这下平垒修水库，他又成了政工组专门写字的人。也算是“人尽其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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