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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罗标
01 住在磨坊 我是1968年12月下乡的。没有别人家知青集体下乡轰轰烈烈的热闹，一个人背着行李，静悄悄地来到离家8、9里远的一个村庄：三王庄大队大郭庄村。那是我一位姑姑所在的村庄，一个很大的村庄，有9个生产队，2000多人，社旗和唐河两县交界处，很偏僻的地方。 我原本住在一个小镇--唐河县源潭镇。镇上有一个组织叫“手工业综合社”，是由那些做裁缝的、理发的、打铁器的手工艺人组成的。当时，我在读书，姐姐在缝纫社做会计，是手工业合作社的成员。我们这些人，叫作“非农非商”，既不是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也不是下农田干活拿工分的农业户口，每家有购粮本，每月有购粮标准，但供应的是原粮，不像吃商品粮的供应的是面粉。政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手工业综合社解散了，要求全部到乡下去。可以集体组织下乡，可以投亲靠友。我是投亲靠友的方式下乡的。 来到乡下，我被安排在我姑家表哥所在的生产队。队里给我腾出一间磨坊，那种驴拉石磨的磨坊，在村庄的边沿上，隔壁是牛屋，约有10个平方大小，拆除了磨盘，搭起一张床、一个灶台和案板，就是我的家了。
初来乍到，没有柴禾生火做饭，队长就让我到队里的晒场上拿麦秸烧饭用。还分给我一些粮食和油。当年的春节，就是在这里过的年。记得除夕的晚上，一大帮生产队的年轻人，聚在我这小小的屋内，有帮我蒸馒头的，有拉板胡的，谈笑风生，很热闹，也不寂寞的。我姑家表哥在村子里辈分高，有喊我表爷的，有喊我表叔的。生产队长大我30多岁，喊我表叔；生产队长的儿子是大队民兵营长，大我10多岁，喊我表爷。一开始很不习惯，后来慢慢地习惯了，感觉也很亲切呢。 当时，我还在唐河二中（源潭）读高中，文革中间录取的高中班。虽是下乡了，开学时，我还是回镇上上学，放假时，回到村上参加劳动。
02 修焦枝铁路 那个年代，常常会有许多施工工地需要抽调农民前往参加施工。我先后参加过唐（河）枣（阳）公路；焦（作） 枝（城）铁路；明（港）毛（集）铁路；虎山水库工地的施工。下乡三年多时间，其中有一半多时间是在各种施工工地度过的。 1969年10月份，焦枝铁路开工。每个生产队有一个民工指标。据说每月还有30来元的工资。我姐姐得到消息后，让我给生产队长说说能让我去。我回村庄给队长讲了。一直到了11月份，得到通知，同意让我去修铁路。第二天我就离开学校，收拾起行李，跟着大队民工，拉着架子车（有的地方叫板车）上路了。修铁路的地方，离我们家乡有100多公里路程，走了两天一夜才到达。晚上就在公路旁边，铺个席子，盖上被子，睡在架子车的下面。
来到工地，住在方城县一个村庄里。自己搭棚子，建住房，100来人一起，睡地铺。吃的都是从家乡各个生产队收缴上来的粮、油和菜，隔一段时间，送来一批，伙食很不错的。那时，全县民工叫民兵团，一个公社或两个公社的民工叫民兵营。我们公社是大公社，叫民兵营。营长是公社的武装部长，教导员是公社党委的副书记。大约过了三、四天，营部通知我所在的连队，抽调我到营部办事组，负责办工地战报。这样，我就搬到营部办事组了，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吃饭也在营部食堂了。 当时修的焦枝铁路，是指从河南的焦作到湖北的枝城的一条铁路（后来延长到广西的柳州，叫焦柳铁路）。当时叫战备铁路，是三线建设的组成部分。很多从东北搬迁来的兵工厂，就建在我们铁路工地附近的深山沟里。工地施工，主要是土石方工程，抓的很紧，常常要挑灯夜战，赶进度。宣传声势很大，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加上伙食好，还有工资，民工们干劲十足。多数民兵营办的是《工地简报》，32开的，一个月一期，四平八稳，会议纪要般的内容。我们办的叫《工地战报》，16开的，每周两期或三期，每期就是一张纸，内容有营部会议报道，有工地活动特写，有单位或个人先进事迹等。我负责写稿，另一位同志负责刻写蜡纸，来得快，及时，内容活泼。七个多月的时间，出了80多期，得到大家的好评。唐河县民兵团宣传部在工程结束前，布置各营总结经验，汇集成册，给我们营布置的任务就是总结如何办好工地战报。我四易其稿，最后编入了团部编印的经验汇编。
大规模的土石方工程完成后，撤回了大部分的民工，只留下少部分的人进入桥梁、涵洞施工。我们营只留下30几人。营部变成了连部，不再办工地战报了，我留下来做连部文书，轻松了很多。到了1970年的11月份，在全部人员撤回前，上级要求选留一人看铁路道口，成为正式铁路工人。这是人人渴望的好事，都认为非我莫属。结果，是我下乡所在村庄的一位农民留了下来。再后来，两年以后，这批留下来的人员，全部又回到了家乡，据说是上级不承认这批人员国家编制的身份。假如那次真的是我留在铁路上，后来又被遣返，就错过了招工进工厂的机会了。
从焦枝铁路工地撤回的时候，我接到公社的通知，让我回去以后，马上到丹江口水库施工工地办报，说我们公社在那里的宣传工作跟不上。当时，鄂豫两省正联合修筑丹江口水库大坝。 我期待着新的工地生活，踏上了回乡的路程。
03 在明毛铁路工地上 回到生产队不久，又接到公社通知，说丹江口水库工地停工了，不必去了。 不久，大队干部通知我，让我到大队学校做民办教师。我心里明白的，大队学校的校长，也曾抽调到焦枝铁路工地，在施工工地时，他就问过我，回去以后，愿不愿意到学校当民办教师，我说，愿意。那个时候，能当个民办教师，就是很幸运的事情。 我去到学校时，正是期末复习考试的时候，让我辅导五年级一个班的数学。两周后，就放寒假了。 春节期间，大队干部转告我，接到公社通知，说春节过后，组织民工去修明毛铁路，要我仍然去营部搞宣传工作。
我姐姐原本在公社做农田水利建设测量工作，后来解散了，也来到我插队的生产队，与我生活在一起。当时，公社也通知她到铁路工地做技术员。姐姐和我商量说，能做民办教师很不容易，不能丢掉这个机会，让我跟大队干部说，我去铁路工地，让我姐姐接替我做民办教师，大队干部同意了。于是，我又作为生产队的民工指标，来到了明毛铁路工地。 明毛铁路，是从信阳县的明港镇到桐柏县的毛集镇的一条小铁路。这次在工地上，与中学时的两位同学一起办《战地小报》。营部办有文艺宣传队，我们公社马湾大队有五位姑娘在采石场打钻放炮采石，我把她们的事迹编成四幕剧本，由宣传队演出，唱的是河南曲剧。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写戏曲剧本。我还把她们的事迹写了一篇报道，寄往《南阳日报》，被采用了，题目叫“采石场上铁姑娘”。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见诸报端。 明毛铁路工程不大，三个多月后就收工返回家乡了。
04 住牛棚，盖新屋 从明毛铁路工地回村后，因为生产队没有磨坊影响了社员们的生活，重新恢复了磨坊，在养牛的屋子里腾出一端，半边是牛屋，半边给我住，与牛相伴。每天晚上，听着老牛吃草料的咀嚼声，闻着牛粪散发出的气味，酣然入梦。那是真正地住了一段时间的牛棚。
1971年初夏时节，把镇上的老屋扒掉，生产队派牛车，一车一车的把砖瓦拉回来，在生产队指定的一块地上，盖起了两间瓦房。真的准备在农村扎根了。记得上梁（墙体砌好了，架起屋脊大梁）的前一天，生产队长在社员大会上说，明天大家都来帮忙，但中午都要回自己家吃饭。乡下的规矩，不管是谁家盖房子，上梁这一天，大家都要去帮忙，主人家中午要管饭的。我们上梁的那天，来了很多人，其他生产队的一些人也来了，我和我的姐姐还是准备了午饭，但大家并未在我家吃饭。 记得，我在上梁的梁上贴的对联是：托毛主席的福，承贫下中农的情。 记得，一位村上好友告诉我说，盖房子的地方，原来是一座山神庙，看你命硬不硬，命硬，可能会带来福气；命不硬，可能会带来灾祸。 记得，我在屋前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土窖，用来储存秋天收获的红薯。那时候，家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土窖，储存的红薯可以吃到第二年麦熟时。 记得，屋前是一个水塘，当年春节，门框上贴的对联是：“莫道小塘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借用了毛主席诗词。
05 乡里乡亲 干农活，我体力不行。从小身体就不好，缺少营养，又不喜欢运动。“十七、八，猛一发”，长得瘦瘦高高的，就是没有力气。割麦子，割豆子，谁割到地头谁休息。常常是我，老队长，还有一位原来做兽医的，一位1958年下乡的，我们四个人落在后面，腰痛的直不起来。好在总是会有几个喊我叫我表爷表叔的几个女孩、小伙子们，常常来帮我截割，不然，那就根本没有休息的机会了。特别是收割麦子，天蒙蒙亮就出发了，收割到八点来钟回来，别人有现成的饭吃，我还要匆匆忙忙地做饭，吃过饭马上又该出发了。中午回来，自己擀面条，腰累得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用双手往前推擀面杖。刚刚烧开了水，队长喊男劳力到晒场翻晒麦秸，就熄火去晒场干活，然后回来再接着做饭。
秋收不是那么累，不象麦收那样赶得紧。但是，如果赶上收获红薯，收获完后，就地分给各家各户，已是天色昏暗了。分来的红薯，又需要就地刨成红薯片，就是把红薯刨成一片一片的，再一片一片的摊晒在土地上，常常忙到半夜里才能完事。如果遇到阴雨天，还要一片一片地捡回来，摊晾在家里所有能够摊晾的地方。这也是很累人的事儿。“锁表哥”和“八表哥”，常常帮我把红薯担回家。 冬季往田里送粪肥，女的铲肥装筐，男的挑担送肥。姑娘们看我挑起担子银环挑水般的摇摇晃晃，就给我只装半个粪筐。看到别人挑的筐是满满的，我会很不好意思的。但说实在话，真的装满了，跑一趟可以，两趟也凑合，长时间就干不动了。 当初来到生产队时，队长给我定的工分标准是每天8分，和女社员一样，不安排干重活。后来涨到10分。队里只有几个种庄稼的能手，样样农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的，拿的是最高工分，每天12分。有一次，队长安排我和几位男劳力一起，去十里地以外的地方，挑化肥回来，我心里直发怵，两袋化肥，100来斤，那远的路，我怎么能挑回来呢？但又不敢说我不去。队长也说了，不能总是照顾我，别人会有意见的。好在那次挑化肥的活儿，最后取消了，说化肥没有运到，不用去了。
当时，农村的生活很苦，我所在的生产队是“三类队”，就是说，是最落后的生产队。那个时候，给农民每人每年的粮油棉分配都是有指标规定的，不得超出。但农民有农民的智慧，他们自有办法对付上级左的政策。我在另一篇日志里写到过，我所在的生产队，农民编有顺口溜：“三类队，一类膘（指吃得饱，长得胖）；低产量，高指标（指分得的粮食多）”，“一类队，三类膘，高产量，低指标”。据说，先进生产队是把白菜萝卜也折算成产量和口粮指标的。我们分红薯时，把收获的红薯分成三堆：大的；小的；红薯须根。大的，计入产量和口粮；小的红薯和带有更小红薯的红薯须根，不计入产量和口粮。分麦子，干净的麦子计入产量和口粮，麦鱼子（带有麦壳的麦粒），不计入产量和口粮。分棉花和食油，说的是多少多少斤，回家自己一称，多了不少。前面提到的1958年下乡的那位，曾经在“四清”运动时，向工作组告发生产队私分粮油，自那以后，他全家在生产队里一直受孤立，每次队里分东西，分到他家时，队长和会计，都会喊他来看称，问他称得准不准，一两不会少给他，一两也不会多给他。
我在生产队里那几年，虽然干活累一些，一开始住的条件差一些，但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分得的粮油棉是充裕的，也没有人歧视我，毕竟有亲戚在，村庄里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家族的，有人帮我挑水，有人帮我运送红薯、粮食，闲时有人来聊天，病时有人来看望，结识了一帮同龄的朋友，至今令人难忘。有一位青年，看我喜欢读书，把自己家里的一本民国时的《唐诗三百首详解》送给我，说他爷爷撕这本书卷烟抽，不如送给我。后来，进工厂，上大学，我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有空时就拿出来看一会儿。要知道，在那时，很难找到可看的书的。
06 招工进厂 1971年的10月份，县里修筑虎山水库，我再次作为生产队的民工指标，来到水库工地，仍然是抽调到营部，这次是做通讯员，不办报，除写写东西外，还负责每天上工和下工吹哨子。期间，有一次领导派我回公社办事，恰好遇到地区钢铁厂来我县招工，公社领导告诉我，已经同意这次招工让我走，让我到县政府招待所去见招工的人。见了招工的领导（就是后来我进厂后的车间主任），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参加了体检，然后就让我回水库工地等候消息。
1972年的春节，大家都放假回去了，我和我们镇上的派出所所长留守工地值班。春节过后，还是同样的拉土筑坝。到了三月底，就要收工撤回了，我还没有收到招工的消息，心想，这次恐怕又泡汤了。就在扒掉工棚的那天，接到公社电话通知，说被招工的人都已经到钢厂报到了，让我从工地直接到钢厂报到。我姐姐这时也在家里帮我办好了所有手续，在县城里与我见个面，我就直接去了钢铁厂。 那时，知青招工，已近尾声，我们那一批走了之后，还有一批去的是平顶山煤矿，再之后，知青招工就停止了，我赶上了最后一班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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