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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说 ,重点阐释了周、隋、唐三代政权的性质与特点 ,对中古史研究影响颇深。但学界对该说有一定的争议。虽然陈先生明确界定了关陇集团的性质与特点 ,但因拘囿于该学说 ,不恰当地超越了“关陇集团”的界限 ,导致了研究中的自相矛盾和理论上的僵化。事实是关陇集团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 ,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该集团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降及隋唐 ,已不存在具有一致目标和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说是陈寅恪先生治中古史非常独到的见解,曾广泛地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古史研究。但是,关于“关陇集团”的存续时间,史学界颇有争议,不少学者与陈先生的看法相左。本文通过归纳“关陇集团”的定义与特点,介绍该学说在学界引起的争议,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关陇集团”说。
一、“关陇集团”说的基本内涵清人赵翼论及“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时,认为武川镇区区弹丸之地“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赵翼的“武川镇王气”说未能真正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故难以令人信服。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根据北周、隋、唐三代均出自北周创业集团的事实,提出了著名的“关陇集团”说,借此阐释周、隋、唐三代政权均局限在北周创业集团内部更替的原因。本文根据陈先生本人的阐述,采用原文表述的形式归纳“关陇集团”说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关陇集团”产生的历史背景、“关陇集团”的性质与成员构成、“关陇集团”的延续时间。(一)“关陇集团”产生的历史背景陈先生认为,宇文泰之所以创建“关陇集团”,实为当时形势所迫,“(宇文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为此,宇文泰采取了一系列 “关中本位政策”,主要包括物质政策与文化政策两部分。“建立府兵,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并命府兵军士改从其将领之姓,是宇文泰关中物质本位政策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关陇集团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宇文泰改易氏族的政策,可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改易西迁关陇汉人中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以断绝其乡土之思,并附会其家世与六镇有关,即李熙留家武川之例,以巩固其六镇团体之情感”;第二阶段,于西魏恭帝元年(554年),“诏以诸将之有功者继承鲜卑三十六大部落及九十九小部落之后,凡改胡姓诸将所统之兵卒亦从其主将之胡姓,迳取鲜卑部落之制以治军,此即府兵制初期之主旨”。至于宇文泰的关陇文化本位政策,“要言之,即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内容是上拟周官的古制”。陈先生还指出,“就整个关陇本位政策而言,物质是主要的,文化是配合的”。(二)“关陇集团”的性质与成员构成陈先生把在“关中本位政策”下形成的政治集团称之为“关陇集团”,“关陇集团”具有如下特征:2.“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3.“籍隶关中、职业为军人、民族为胡人、组织为部落式的强大的军队,以与东魏、梁朝争夺天下。这就在关中地区形成了一个集团——关陇集团。这个集团是一个统治集团。”4.“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三)“关陇集团”延续的时间陈先生认为,隋及唐初,“关陇集团”依然是统治阶级的核心力量, “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武则天上台执政后,由于她的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导致“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
二、“关陇集团”说引起的争议“关陇集团”说概括了西魏、北周时期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特征,故发表后不乏支持者。如汪先生在其理论基础上,对唐史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其后,胡戟先生认为,在武周革命以后,关陇集团长期垄断中央政权的局面才真正改变。吴宗国先生亦持相同观点,认为“唐初建立起来的统治,依然是门阀士族的统治,关陇贵族仍然是统治的核心”,经历武周革命后,“西魏以来,关陇贵族集团长期垄断中央政权的局面,就最后结束了。关陇贵族集团随之崩解”。但武周以前“关陇集团”是否一直垄断中央政权?“关中本位政策”是否仍是隋唐统一帝国的政治与组织路线?这些问题值得商榷。自“关陇集团”说提出至今,不少学者相继提出批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关陇集团”是否在隋及唐初垄断政权而展开。关于唐初中央高官的来源与王朝政策,岑仲勉先生在考察了太宗朝25位宰相的籍贯后,发现有18人非出自关陇地区,占宰相总数的7/10强,由此认为太宗朝并未保持“关中本位政策”;岑先生的观点后为乌廷玉先生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论据亦完全相同,乌先生根据太宗朝25位宰相的籍贯出身,认为有18人都不属于关陇集团,由此推论“唐初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不是被关陇士族集团所垄断”。(《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1同时反驳了陈先生的“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的观点,提出“初唐已优待太原元从,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布目潮先生在《隋唐史研究》上篇第三章《李渊的起义》中,分析了太原起义与进军长安期间唐高祖的党羽集团,指出,此期间高祖的决策执行机构——大将军府,基本是由隋朝的文武官员组成。他对任职大将军府的官员按其籍贯进行了统计,认为大部分官员来自全国其他地区,只有小部分出身于西北地区。韦其勒先生分析了初唐(618—649年)时期三省长官的籍贯,提出,“唐代文官体系的地理重心之转移,在时间上至少比陈寅恪所界定之武周之世要更早些。”同时他还考察了在唐太宗朝引起广泛争议的六个问题中朝臣的态度,发现“朝臣之本籍或所属集团,与其所持之意见并无关连”,故他认为,在唐初,“陈寅恪假定之集团无法成立”。由上可知,许多学者不承认唐初存在“关陇集团”垄断中央政局的局面。再往前溯,隋朝是否存在“关陇集团”垄断政权的局面呢?韩先生认为隋炀帝已经“开始改变关中本位的用人路线,排斥和抑制他难于驾驭的元老重臣,提拔和重用江南世族,更多地依靠江南集团的支持。”黄永年先生考察隋高祖朝“四贵”、炀帝朝“五贵”与越王杨侗时“七贵”的出身和经历,认为“关中本位政策”最迟到隋炀帝手里已不复执行,关陇集团已开始解体。他还对唐初的政治人物所属的集团进行划分,同样认为高祖、太宗朝并未执行“关中本位政策”。近年,韩先生通过对隋文帝朝用人政策的考察,进一步指出,文帝时“所谓'关陇集团’垄断政治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虽然隋初的三师三公都是胡人,且为北周创业集团成员,但他们并不管事,外示尊崇而内夺实权;而作为政治决策的核心——三省长官,几乎都出自汉族,他们不属于北周政权的核心成员,大多为原北周的中下级官吏。另外,在六部尚书、禁军卫府大将军这些高官中,“出身于原北周地区者占绝对多数。然而,真正出自北周创业集团或来自原北方六镇者却实在少见。”在论述过程中,他十分注重分析君主的出身、性格、夺取政权的经历对其执政路线的影响,并认为大臣的政治立场至关重要,更值得关注。韩先生并未忽视“杨隋、李唐君主均出自北周创业集团”这一历史事实。不过,他认为,北周隋唐的政权之所以局限于特定的几个家族,乃因以武川军人为核心的军事集团“绝非他人能够轻易控制得了的,其领袖人物势必也要出自集团内部”,“隋唐两代君主都出身于武川镇,与此亦大有关系”。同时,隋文帝多用关中人士,与他基本都在关中任官的经历密切相关。但是,正因为“关陇集团”的成员与其平起平坐,故首当其冲成为杨坚当政后清除的对象,而从此时起,隋文帝已经在改变关陇本位的用人政策。的确,在隋唐帝国形成的过程中,已经隐藏了重大的政治变革。因此对于隋唐政权的嬗代变更,如果仅以“集团内部政权的转移”来解释,则显得有些简单、粗糙。上述研究均认为“关陇集团”垄断政治的局面最早在隋文帝时已经开始动摇,隋及唐初,政府并未依旧实施“关中本位政策”的用人方针,统一国家的政权在人事上具有相当的包容性。
三、“关陇集团”说存在的问题陈先生治史,对“种族与文化”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注意到关陇地区的民族与文化特色,并从党派政治的视角提出 “关陇集团”说,为后来学者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不过,陈先生过于执着“关陇集团”说,因而忽视了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正如严耕望先生所云:“(陈先生)治学长处在于提出一个深具启发性的见解,但往往过分强调这个见解,有时为了强调新见解而走偏锋,自是他的短处。”“关陇集团”的范围有严格的限定,遗憾的是,陈先生很不恰当地超越了这个界限。虽然他承认“建立府兵,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并命府兵军士改从其将领之姓”是“关陇集团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又认为周武帝与隋文帝的改革,并未影响到关陇集团的存在,“只是这个集团原来所带的鲜卑化色彩,经周及隋文帝的改革,已经退色。隋文帝的改姓,表明这个集团事实上、名义上都是关陇地区的汉人的一个集团”。这意味着陈先生已经把“关陇集团”由“胡化的军事集团”变为“关陇地区的汉人集团”,并认为“关陇集团”在隋唐时期又有了扩大。与此同时,“关陇集团”说的继承者们,也在任意扩大“关陇集团”的范围。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关陇集团”说的适用性,但由此也大大降低了该学说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使得“关陇集团”由最初的胡汉高度结合的特殊的政治性集团,蜕变为纯粹的按“关陇籍贯”来划分的排他性的地域集团。然而,即使隋唐历史上真的存在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关陇”地域集团,也已不是西魏、北周时期的“关陇集团”。更何况隋唐时期根本不可能存在“关陇”地域集团。因为,在进行集团划分时,作为地域集团划分标准的“籍贯”,本身就很难确定。由于历史人物居住地的迁移变化,在确定人物的籍贯时,就存在原籍(或祖籍)与寄籍(或客籍)两个地域的选择,究竟如何取舍判定,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固定可行的标准。因此,以“籍贯”划分历史人物之集团归属,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只能是个人的一厢情愿。陈先生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在根据“籍贯”来划分人物的集团归属时,就显得比较随意。如长孙无忌,《旧唐书》本传系其籍贯于河南洛阳,盖取其祖籍;但长孙无忌的妹妹太宗皇后长孙氏,《旧唐书·后妃传》却言其为长安人,盖取其客籍。陈先生在确定长孙无忌的集团归属时,取其客籍,同时因其反对立武氏为后,又将其归入关陇集团。而上官仪,《旧唐书》本传云“本陕州陕人。父弘,隋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卷80,P2743)据此可知,陕州为上官仪的祖籍,江都为其父上官弘的客籍,陈先生根据上官仪的祖籍,将其划入关陇集团。为方便立论,他甚至表现得相当牵强任意,如在划分许敬宗与褚遂良的集团归属时,虽然二人均来自南朝之系统,但褚遂良因支持王皇后之故被陈先生归入关陇集团,许敬宗则因支持山东地域之武氏归为山东集团。同样,来济虽为“扬州江都人”,(卷80,P2742)因其反对立武氏为后,便归为关陇集团。此种划分方法,没有标准和原则可言。由于陈先生把“关中本位政策”的实施时间延伸到唐初,同时扩大了“关陇集团”的范围,结果把自己推入到“关陇集团”的理论陷阱中,导致在隋唐史研究中出现不少自相矛盾的结论。例如,他一方面认为隋唐继承遗业,继续施行“关中本位政策”。但在论述隋唐制度的渊源时,却又认为“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并指出,苏绰“依托关中之地域,以继述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实为“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还有,陈先生坚持认为武则天打击关陇集团,使关陇集团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他把卷入高宗朝王、武二后废立之争的朝臣,按其主张(支持立武后与反对立武后)分为两个地域集团,认为“此事非仅宫闱后妃之争,实为政治上社会上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决胜负之一大关键”。但随后陈先生又不断从种族、门第的角度,认为武则天上台后创立了“一牢固之复合集团”,即以“李武为其核心,韦杨助之黏合,宰制百年之世局”的最高统治集团,并阐述了该集团在政治史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陈先生既认为武则天破坏了关陇集团,又认为武氏与李、韦、杨结合形成了新的统治集团。然而,在陈先生看来,李、韦、杨三家都属关陇集团成员,这不免前后抵牾。因为,若承认“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存在,则“武则天极力破坏关陇集团”的可信度必将大打折扣。不仅如此,陈先生还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他认为“禁(通)婚令”颁布于太宗朝,在“禁婚令”前明确注明由“太宗”颁布。征诸史籍,《资治通鉴》卷200与《唐会要》卷83《嫁娶》都明确记载“禁通婚令”首次颁布的时间是“高宗显庆四年(659)十月”,《太平广记》卷184《氏族》条亦云“高宗朝”。《新唐书·高俭传》虽然没有记载诏令颁布的确切时间,但在述及高宗时修撰《姓氏录》后,随即云及禁婚事。其实,从文中“李义府始奏禁焉”就可以推断“禁通婚令”的首次颁布应该是在高宗显庆四年,而非太宗朝。
由此可见,如果仍将“关中本位政策”看作隋唐王朝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将会增加该学说的不严密,容易陷入主观判断上的错误,并导致在具体论证中穿凿附会。毕竟,政府人事上的变动,是非常复杂的,正如胡适先生所云:“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P60)虽然,不少“关陇集团”成员及其后裔在隋和唐初的中央政局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对隋唐政治保持一定的影响,但我们并不能由此断定国家仍旧实施“关中本位政策”。他们能够出将入相与其“关陇集团”的身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忠诚和卓越功勋。在许多重大的政策决定上,他们并没有联成一气,达成一致的目标,故我们很难认为:在隋和唐初依然存在具有一致性的目标和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关陇集团。四、重新认识“关陇集团”说关陇集团产生于南北分裂之际、东西对峙之时,这既是它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也是它作为排他性、封闭的政治、军事胡化集团得以生存延续的重要条件。《北齐书·杜弼传》中高欢与杜弼的一番谈话,十分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欢)。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卷24,P347—348)宇文泰组建关陇集团,是为了集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于西北地区,建立一个上下齐心、同仇敌忾的统治集团,以提高集团作战的能力,同时增强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唐长孺先生认为,“不论是高欢或是宇文泰都是将自己的利益寄托在以边镇各族组成的武装力量上,因此必须维持一个强大的、职业性的胡化军事集团,北齐所置的六州都督与宇文泰的府兵制度同样具有这一个目的。”(P287)作为西魏、北周政治与军事的核心力量,关陇集团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定。其核心成员基本上都参与了西魏与北周王朝的建设,领有重兵,与宇文泰一起出生入死,故《周书》云“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卷16,P272)当时,也有一些官员虽有大将军的名号,如念贤和王思政,虽然也称作大将军,“然贤作牧陇右,思政出镇河南,并不在领兵之限”,(卷16,P273)故不包括在十二大将军之内。此后,随着立功将士的增多,有柱国和大将军名号的官员也越来越多,以致“柱国”及“大将军”逐渐成为散秩,实际无所统御,最初的“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后,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诸公之下,不得预于此列。”(卷16,P273)由此可见,仅凭历史人物的“柱国”或“大将军”的称号也未必能确定其政治集团的归属,宇文泰一手打造的“关陇集团”核心力量应该是西魏大统十六年以前形成的“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故此,不难理解唐高祖李渊得意洋洋地言于内史令窦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卷36,P663)“关陇集团”还有内涵与外延的限制。陈先生认为,关陇集团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为“建立府兵,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并命府兵军士改从其将领之姓”(P308—309)等。随着国家统一进程的深入,在周武和隋文时,“关中本位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府兵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改府兵的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卷24,P680)杨坚建隋前夕,于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十二月发布诏令,要求文武百官“诸改姓者,悉宜复旧”;(卷8,P135)十年后,即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颁布诏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卷2,P35)。府兵兵源的扩充与府兵将士由胡姓恢复为原来的汉姓,表明府兵的胡化性质开始发生转变,府兵不再是胡人的军队,而是名实相符的汉人或夏人的军队。陈先生也承认府兵制性质的变化,“然则府兵之性质,其初元是特殊阶级。其鲜卑及六镇之胡汉混合种类及山东汉族武人之从入关者固应视为贵族,即在关陇所增收编募,亦止限于中等以上豪富之家,绝无下级平民参加于其间,与后来设置府兵地域内其兵役之比较普遍化者,迥不相同也。”(P132)由此可知,“关陇集团”赖以存在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周武与隋文时,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关陇集团”的不断扩大和增容,“关陇集团”的排他性和封闭性有所改变,这无疑加速了“关陇集团”的瓦解和分化。在集权体制下,统一国家的君主必须注意平衡各个区域集团的势力与利益,单纯依赖某一集团而压制其他集团,在现实政治中是很难行得通的。隋王朝建立后,“关陇集团”赖以存在的政治环境已不复存在,故其瓦解乃至消亡也就无可避免。
应该承认,陈先生的“关陇集团”说精华不少,这是后来治史者应该好好吸收的;但它也有自身的缺憾,如果我们不加区分地一并接受,很有可能把研究推入穷途末路的境地,这显然不是陈先生所乐意见到的。宫崎市定先生曾云:研究历史,不是顺着已经树立的路标来走向指定好了的目的地。任凭旁人牵着鼻子走,决不是富有创造性的历史家所作的事。”(P317)其实,陈先生本人亦声明“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P513)可惜的是,一些学者为遵从“关陇集团”说,不得不“削足适履”,以致于常轻率地接受历史的表象,对史书的记载作出囫囵吞枣、牵强附会的解释。陈先生深厚的学识、学养,及其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关陇集团”说并不是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地,治学之途依然漫长,我们只有不断前进,才有可能推动学术的发展,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以上内容纯为公益性分享（侵删） 编辑：周伟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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