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源泉。以管理学视角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既是深化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文化与管理的关系上来看，一方面，管理是文化的一部分。各国历史传统与基本国情不同，“管理”也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差异。为提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能力，必须扎根传统文化与中国情境，在管理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式上展现出中国特色。另一方面，管理是一种带有文化烙印的实践行为。理解“天人合一”“修齐治平”“无为而治”等传统思想对行为动机与方式、价值排序与选择的影响，有助于构建和谐组织关系、打造灵动组织形态。

因此，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管理学路径，在管理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唤醒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是中国管理学派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此外，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管理学路径要回答好三个层层递进的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文化，什么又是优秀文化；二是中西文化有什么异同，共性如何兼容、差异如何互补；三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遵循什么样的逻辑、采取什么样的路径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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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优秀文化

从定义上看，中西都认同文化有人为塑造的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它是一种经过历史检验的共同默契。英文的“culture”（文化）一词是由“cultivation”（农业）的词根“cult”（耕种，栽培）加词缀“ure（行为）”组成，从最初的农耕、栽培之意逐步过渡到心灵的培养，最终演变成代表人类所有观念形态与创造活动总和的文化。中文的“文化”一词则源于《说苑·指武》中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意为“以文化之”，其中“文”通“纹”，代表自然色彩纹理与人为修饰痕迹，“化”则代表社会化认同。

文化在认识世界、涵养人性与构建秩序的效用上四海皆准，但中西实现方式各有不同。可以从相似的顶层设计着手，将中西理论置于相同框架下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在尊重实践差异性的同时提升理论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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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路径

传统文化不等于优秀文化，以管理学视角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提升理论深度、推动国际传播，运用一系列方法让古典智慧转化为能够解决企业现实问题的管理生产力。简言之就是要平衡好古今、中外与知行三组关系。其中古今是夯实家底基础，中外是价值生根传播，知行是理念化为实践，三者分别对应抽象到具象、从个性到共性、从学理到术理的演进。

（一）古为今用：理论开发与范式构建并举

自经济全球化以来，面对理论上管理移植的排异现象与实践上跨国公司运营的文化冲突，中国管理学者掀起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管理智慧的热潮。

随着理论的不断丰富与深化，中国管理学派注意到应从青灯黄卷中提炼出逻辑主线以阐明文化本质、构建理论体系。众多系统化的理论成果中，都关注到了《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演化路径与《庄子》“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内在一致性。这两个耳熟能详、日用不觉的精神标识洞见了中文语境下“管理”一词“人为为人”的底层逻辑。

不论是苏东水“治国、治生、治家、治身”的四治体系，还是曾仕强“修己安人”的管理历程与“利乐和安”的层次目标，亦或是马文军和吕力从心本管理、我本管理、家本管理、业本管理、国本管理到全球治理的嵌套叠代，以及笔者自我管理、家庭管理、经营管理、国家管理与军事管理的管理五维，都映射着古今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追求，在实然型管理学体系中探索出应然型道路，为世界管理理论创新提供了中国坐标与系统增量。

（二）中西对话：以中验西与以西证中并重

古为今用的理论升华正在消解“有理说不出”的窘境，但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管理理论在国际舞台上“说了传不开”的难题仍然存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规模大、不平衡等特征下的个性问题是研究需要植入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等“软环境”因素，运用案例研究等定性范式来讨论的。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的目的不仅仅是检验西方理论的本土适用性，更是要解释西方现有管理学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管理实践。

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概念深描与理论开发后，应站在中华文化的主场，发现中西的内在契合。如孔佳南和郭毅聚焦“教化”这一传统构念，经扎根编码后归集为渐变过程、化成特性、顺势策略与共同价值四大范畴，与领导研究中施加过程影响力、推进理念执行力、统筹资源整合力和塑造组织协同力的过程高度一致。同样地，以“家文化”为核心构建的“家长式领导”，其行为表征中的垂范、托底与教练型领导、安全基地型领导也存在同质化内容。当中国理论能够被世界认可与接受，伴随着论文国际合作发表的日渐深化，用西方实践数据来检验中国理论普适性也越发可行。

以中验西与以西证中双管齐下是为了从不同角度解答世界共同的管理难题，在彼此对话中生成自身意义，找到更大的“公约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正如张树旺等发现的，面对管理学知识属性从现场性向前瞻性过渡的现状，如果仅仅用成熟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追求群体概率的因果关系，容易使管理理论与历史性、经验性的生活世界相去甚远，即产生“理论实践脱节”问题。集体人格作为文化的最终成果，表现为价值准则与行为方式上的共同默契，同样蕴含着“知行合一”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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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管理尽物之性也成人之美

2023年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局之年，管理学追求效益及现代化需要与增量的底层逻辑相契合。因此，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激发产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管理学派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面对资本中心发展逻辑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全球生态危机等难题，更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循序渐进、统筹兼顾、行有所止等思想来平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而落脚在人民中心的发展轨道上。

“没有中国五千年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建设与社会实践中孕育和创造的。随着国家文化建设进程持续推进、文化传播的载体逐渐丰富，《百家讲坛》《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化节目精彩纷呈，国潮、国风为国画、国漫、国货等载体文化赋能，都向普罗大众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站在中华文化的主场，构建中国管理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正当其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一个传承与创新、培育与传播、身体与力行的立体化工程。中国管理学派要复兴与结合的是沉淀千年的文化内核，要讲清楚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与追求、独特发明与创造，使传统文化取其精华也推陈出新，让中国管理尽物之性也成人之美，与西方管理各美其美也美美与共，既用科学规范化解感性的紊乱，也用历史经验弥补理性的冷峻，同世界各国文明一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