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城文史★第十辑》入选作品(82)丨华敬灿与水杉的发现

【编者按】《薛城文史》第十辑，以记述发生在薛城的事件和人物为主，涉及领域和内容不限，反映薛城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风土人情以及文化渊源。开设“古薛史话”、“往事钩沉”、“人物春秋”、“红色经典”、“城市记忆”、“记住乡愁”、“民风民俗”、“民族宗教”、“非遗传承”、“世家汇语”、“家乡味道”等栏目。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抢救、挖掘、收集、整理薛城的珍贵史料，做好《薛城文史》第十辑的征稿编辑出版工作，″是说新语'即日起陆续编发部分入选作品，以飨读者。″投稿邮箱：[e-mail]——编者

作者：许志强华敬灿，1921年出生于荀子的故乡古兰陵(今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今年已77岁高龄。1938年春，日本帝国的铁蹄践踏着祖国大地，战火烧到鲁南，华敬灿含泪告别故乡，投身于民族自救的洪流，流亡徐州、郑州、武汉、荆门等地，后来在郧阳国立湖北中学学习，接着又就读于重庆前中央大学附中，194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前中央大学森林系。他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他的名字会与当今人人皆知的水杉树在一起，此后他将与水杉有不解之缘。（一）干铎发现“水桫”，郑万钧断言为新种，华敬灿受命赴万县考察也许是一种机缘，一个人的一生总是伴随着一连串的巧合与机缘。就在华敬灿进入中央大学森林系前两年——1941年，日本植物学教授三木茂在植物学杂志上公布了一个新发现，他指出，长期被人们误认为是红杉或落叶松的一些化石种、应该属于古植物的一个新属，这个新属称为Metasequoia，在四千万年前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第四纪冰川期之后已全部灭绝。三木茂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美国、中国等世界植物学家们的极大兴趣，胡先骕教授便是其中之一。胡先骕曾旅居美国的阿诺德树木园，是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植物学家。回国后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他密切注意着这一研究的进展，期待能再次寻找到这样的化石。这时，也就是1941年，中国的“活化石”水杉已呼之欲出。

说来话长。这一年，原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干铎应聘赴重庆，途经川鄂边界万县时，在磨刀溪村(今名谋道溪)前偶然发现一株挂牌的高大“水桫”树，一种职业敏感性促使干铎教授对此树进行考察，但他弄不清此树的种、属，于是便采集了标本，以备研究，但由于战乱，这一标本在敌机的轰炸中丢失了。随后，到1943年，原农林部王战在万县磨刀溪又一次采得枝叶及落果标本。这次的标本没有丢，带回到实验所，被命名为“水松”。1944年，郑万钧教授由云南大学森林系转到重庆中央大学。郑万钧曾先后师从陈焕镛、胡先骕等老一辈植物及树木学家，通晓英、法、德、拉丁四种外文，他造诣极深，治学严谨，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当郑万钧见到王战采集的不完整的“水松”标本时，立即断定：这不是松，也不是柏，而是介于杉科和柏科之间的新属、新种。郑万钧清醒地意识到，这有可能是植物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和突破，于是，他通宵达旦地研究标本，查阅文献，并决定派人去万县进一步采集标本。1946年2月至5月中旬，郑万钧教授委托薛纪如先生两次到磨刀溪，再次采集到了那株“水桫”的枝叶标本和掉落的球果，并将这些标本寄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请胡先骕先辈帮助鉴定。1946年秋，胡先骕教授接到寄送的标本，他完全同意郑万钧提出的这一树种是一个新属、新种的鉴定，同时，他又在傅书遐先生的协助下，找到了日本三木茂氏的论文，经过与郑万钧教授通信研讨，确认磨刀溪的活植物“水桫”与三木茂发现的化石植物同隶一属，是中国的“活化石”。1946年底，胡先骕发表研究报告，宣称三木茂原来仅知为化石的植物，今日在中国万县的磨刀溪依然存在。这仅是研究的开始。郑万钧收到胡先生的回信后，决心继续探索，进一步弄清这一树种的分布情况、分布群落以及生态特性等种种问题，于是，他想到了华敬灿。

华敬灿当时已从中央大学森林系毕业，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担任树木学助教，他科学救国的豪情及其勤恳严肃的工作态度深得郑万钧教授赞赏。1947年秋，华敬灿受郑万钧教授之命，赴万县进一步考察“水桫”，机缘选择了华敬灿。（二）从磨刀溪到利川，华敬灿发现了一个古“水桫”世界。胡先骕、郑万钧联名将“活化石”定名为“水杉”。1947年8月下旬，华敬灿全副武装，携带着海拔高度计、测树高器、生长锥、照相机等仪器和工具，只身从南京飞赴重庆，然后乘船沿江而下到万县，下船后又步行3天，经长滩井、龙驹坝，于9月初到达磨刀溪。华敬灿在磨刀溪仔细观测了干铎教授在此发现那株大树，只见树冠参天，高30多米，生长在小溪边，树前有一座祭祀的小庙，据说当地百姓以此树为神树，因此建庙祭祀。原来，这株古树得以保存下来，还多亏乡民建庙奉祀呢。附近还有没有同样的树种?为了不辱使命，华敬风餐露宿，在磨刀溪周围几十里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采集。不几天，在磨刀溪西南方约20里的红板营，他又发现了一株中等的“水桫”树。惊喜之余,他加快了搜索的步伐。9月下旬，根据百姓提供的线索，华敬灿过利川县城，经老屋基、忠路，翻山越岭，到达小河河谷一带。这一带位于湖北省西南边陲，距万县城已有185公里，这是一个底部平坦的高原山区的谷地。谷地西北面为海拔1500米的齐岳山，东部与另一走向的海拔1400米的佛宝山相接，南部是一座高200余米的峭壁。这是一个被群山和陡壁所包围而与世隔绝的谷地，就连谷地内的一条主要河流也在南端的石灰岩峭壁下悄然消失。谷地的地面上覆盖着一层松软的禾本科龙常草属植物和各种蕨类植物，到处都生长着一种小棕榈树及各种高大的树木。华敬灿在河谷上下几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往返碾转，他兴奋之至，与大自然融成一体，有时连饭也顾不得吃。在这里，他发现了大大小小的“水桫”树几千棵，大的胸径1米多，高30多米，小的则刚刚出土，他还发现了成片的“水桫”林。他发现了一个“水桫”世界，这是一个古老的而又现存的植物世界。后来，经植物学家们证实，华敬灿发现的是一个生长旺盛的水杉次生林，这个林带生长在顺着河流延伸的长25公里，宽1.5公里的狭长地带上，海拔在1000至1100米之间。这个地方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水杉坝地区。华敬灿并不满足。10月下旬，他回经汪家营、利川县城，到团堡寺一带继续考察。在汪家营南山坡的一所小庙前，华敬灿又发现了一株特大“水桫”树，树高达50多米。10月下旬，华敬灿重返小河河谷，采集已成熟的“水桫”种子，并挖掘了一部分野生的树苗。11月10日，华敬灿回到磨刀溪，又采集了一些种子，然后步行回万县，乘船回到南京。华敬灿满载而归，他带回的树木标本共200多号，约3000多份，其中包括油杉、金钱松等，还带回成熟的“水桫”种子两公斤。郑万钧教授尽管在9月份就已收到了华敬灿发来的关于新发现的电报，但当他见到这些宝贵的成果后，仍然异常惊喜，立即将这些标本再次寄到北平，并选择了179份，分出一小部分种子，寄往美国。1948年初，以薛纪如和华敬灿两次采集的标本为依据，胡先骕与郑万钧二教授联名发表了《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的论文，在植物和树木学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至此，中国的Metasequoia活化石被正式定名为水杉。（三）三次重返水杉坝，华敬灿与水杉有不解之缘，然而他却甘为他人作“嫁衣裳”。华敬灿受郑老之托，发现了水杉的集中分布区 ——今已称水杉坝，此后，他又先后三次重返这一地区，进行深入调查和采集工作。第一次是在1948年2月，华敬灿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古植物学家钱耐教授作向导，对华敬灿所发现的水杉次生林进行详细考察。钱耐教授回到南京后，促使美国大使馆与国民党政府联系，成立了水杉保存委员会。第二次是在1948年3至5月，华敬灿将钱耐教授送回重庆登机后，又只身重返水杉坝，采集分布区树木的花期、幼果期标本及木材试材。这两次调查共采集标本300多号，约5000多份，还采回水杉树干解析圆盘一套，木材一段，为进一步研究水杉的生长规律、木材结构和物理力学性质提供了试材。第三次是在1948年秋，华敬灿先陪同郑万钧教授亲自考察水杉产区，然后又单独留下，进行调查与采集。这次调查将近3个月，从8月中旬直到11月初，共采集标本700多号，约10000份，采收水杉种子4公斤。华敬灿两年四次赴水杉坝调查，共采集标本1289号，每号10至20份，其调查经费由美国阿诺德树木园和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因此，回赠植物标本一套，水杉种子两批约700克，另外还分送给英国邱园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植物标本各一套。这些材料，经专家研究之后，发表了不少论文与报告，直到八十年代，仍不断有报告发表。华敬灿为水杉的发现与研究作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他置身科学殿堂，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将功成名遂。但解放后，他却服从国家需要，从林业部调到了林业出版社，当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编辑，半个世纪以来，他在这一岗位上勤恳努力，为林业出版工作呕心呖血。199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的《编辑家列传》介绍了他的出色贡献，称他为“不为名、不为利，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家。”1997年，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如今，中国水杉已引种于亚、非、欧、美、拉美等60余个国家和地区，几乎遍布全球，远远超越了它的历史分布区，在我国国内，似乎随处可见其高大、清隽的雄姿，水杉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远远超出了人们原来的估价。当你看到这一树种时，你可曾知道，华敬灿的名字与水杉紧密相关，他是一位值得人们敬慕的学者。（本文原载1998年第2期《枣庄政协》杂志，1998年6月3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