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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冬天，湖北农学院的林学教授干铎，应聘从抗战时期湖北省的战时省会恩施，去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任教。那时交通阻塞，他只能取道利川，徒步翻越崇山峻岭，到万县后乘船前往。当他途经万县磨刀溪（一称谋道溪，今属湖北省利川县）时，路旁一棵苍劲的古树，引起了这位留日林业专家本能的注意。此树似松非松，似杉非杉，拔地凌空，昂首云天，高约30余米，胸围5米有余。打听当地百姓，都说这是一棵已有400年历史的“神树”。乡民们在树下修了小庙，四时焚香膜拜。这时，树叶已落，他随手带走了几根枯枝，数片落叶。受他之托，万县友人杨龙兴，第二年春季也采了一些枝叶寄往重庆。遗憾的是，那些标本未及鉴定，就在当年的日机狂轰滥炸中遗失了。 1943年，重庆政府农林部派下属的中央林业实验所，与湖北省合作考察神农架森林。该所技正王战应命前往，路过万县，杨龙兴建议他经磨刀溪时，留意看看那株不知名的“怪树”。王战到了那里，果然感到这树有些异样，便采了一些枝叶。球果的生长部位高，一时无法采集，他估计小庙的瓦沟里，会残留着干裂的落果，想请人帮忙，爬上去取下一些，可都怕得罪神灵。费了许多口舌，才有一人战战兢兢地爬上屋顶，检了二十个落果。王战把标本带回重庆，初步鉴定为孑遗植物水松分布的新记录。 1945年，中央大学森林系技术员吴中伦，在王战处看到了他定名为“水松”的水杉标本，便带回一份，请本校教授、著名松柏科专家郑万钧研究鉴定。郑得到标本，欣喜地吟哦小调，彻夜未眠。他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植物是介于杉科和柏科之间的新属、新种，甚至还可能是一个新科。决定一方面派人继续去磨刀溪采集完整标本，以便进行准确的鉴定；另一方面，积极从各方筹措资金，准备作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1946年2月和5月，他两次派森林系技术员、研究生薛纪如去磨刀溪,但时值春季，未采到成熟的球果。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由于得到国际同行的资助，1947年8月下旬，郑万钧派助教华敬灿从南京飞往重庆，乘船到万县上岸，再去磨刀溪。南国的秋天，骄阳似火。这位年轻人背负着海拔高度计、测树高计、生长锥、照相机等仪器工具和生活用品，大汗淋漓地攀登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历时3天，他终于到了磨刀溪。放下行装就去仔细观测那棵古树，记录各种数据。次日，开始在方圆10公里的范围内寻找它的同类，但收获甚微。在将近一个月中，除了原来已知附近的两棵小树外，在10公里外的红板营还找到了一棵中等水杉树，其他各处均无新的发现。他沉不住气了，便半天半天地坐在大树下，向过往行人打听，在别处有无类似的“神树”。9月中旬，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位过路人告诉他，利川小河一带，有很多这样的树。他大喜过望，决定自己留下继续调查，随即托一人去采集标本，并预付了劳务酬金。那人当面应允，走后却杳如黄鹤。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便亲自前往。当他来到小河水杉坝，顿时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在一条蜿蜒的小河两旁，散生着大小水杉树上千株，有的地方形成了小片成熟的水杉次生林。水杉数量之大,分布之集中,出人意料，它堪称是一座水杉天然植物园!华敬灿不虚此行，他不仅发现了我国的水杉中心分布区，而且又在汪家营发现了一棵高50米的我国“水杉之王”。临行时，请了挑夫，满载着近两个月得到的“宝贝”——水杉成熟种实、水杉的伴生树种共200余号标本、水杉及其它树种的野生苗等等，送至万县长江码头。这些标本和树苗，为水杉新种新科的正式发表提供了较全面的材料。此后，郑万钧又派华敬灿三次去磨刀溪、水杉坝一带，采集了大量常绿和阔叶树种标本，以及水杉、秃杉、黄杉果实种子；采回了水杉树干解析圆盘和整段木材，为研究水杉生长规律、木材构造和物理力学性质，提供了难得的实验材料。他还充当过郑万钧、曲仲湘（复旦大学生物学教授）、钱耐（R．W．Chaney，美国加尼福尼亚古植物学家、生态学家）等科学家去磨刀溪、水杉坝进行考察时的向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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