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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幹校刻的章氏遗书 陶存煦
章学诚 章学诚是我国有数的史学家，也是清代学术界中之怪杰。他当乾隆年间举世以“考订名物”为务、“补苴襞绩”为名而认“整齐比次”“考遗搜逸”为史学的时候，独自肩起了“即器见道”“史以经世”的旗帜。这种学术上的反动当然要引起“一时通人”的攻击。因此，他便蹭蹬了一世。他的遗著，虽未散佚，而多未刻，淹没不彰，殊属可惜。所以刘先生的传刊遗书，不可谓非一种功绩。 这一部《章氏遗书》，论它的内容，有内编七种，外编八种，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校记一卷。内编的七种是《文史通义》内外篇、《校雠通义》内外篇、《方志略例》《文集》《湖北通志检存稿》《外集》《湖北通志未成稿》。外编的八种是《信摭》《乙卯劄记》《丙辰劄记》《知非日记》《阅书随劄》《永清县志》《和州志》《纪年经纬考》。补遗就是内外篇的补遗；校记就是各种钞本的校勘；附录则录各本《文史通义》的序跋、章氏传记及章氏遗书发现的经过。
《章氏遗书》 它的内容既是这样丰富，而册数又有三十余册之多，校刻之难，可以想见。不过，当我读完以后，因对刘先生希望过奢，不免求全，还要指出三点：第一，章氏的遗稿，照他本意，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编的；第二，刘先生之对于章氏遗文搜罗似尚未遍，校勘亦太敷衍；第三，刘先生之编次前人文集尚不免有守旧的偏见，所有附录和刻书的格式都不完善。 编次前人的遗书，照章氏的意思，只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做“精”的，换言之，就是所谓撰述式的；一种叫做“备”的，换言之，就是所谓比次式的。“精”的方法，照他说，是要“明专家之长”。“备”的方法，照他说，只是“待采择之便”（见《韩文五百家注后》）。“精”的书，是诸子之遗，是要“因其实而立之名”（见《繁称》）。“备”的书，是文集之滥，不妨“因著书之人而锡之名”（见《章格庵遗书目录序》）。章氏的书，假使他自己有机会编，一定不违他所自定的原则，不是“精”的，便是“备”的。 照“撰述”的目光来编，章氏的书是研究文史的普通意义（姚名达先生《章实斋遗著叙目》所说如此。我的意思：却根据《横通》《史释》《原道》，以为研究文和史，通于大道之义。大致姚氏之说是章氏五十三岁以前的主张；我所说是章氏五十三岁以后的主张；详见拙著《章学诚评传》第四篇）。“因其实而立之名”，当然要以“文史通义”题他所著书的全部。 编次的方法，照他说：“古人著书，内外分篇，盖有经纬。内篇必立其言要旨，外杂诸篇，取与内篇之旨，相为经纬。”（见《立言有本》）。《文史通义》的内篇当然是讲明文史的普通意义（就是现在的《文史通义》内篇）。但其编次编第，却以命意为本，不以形貌为宗的。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的外篇，第一部室《校雠略》，就是《校雠通义》，据章氏《诗教》自注可知。第二部是《方志略》，就是方志略例，据章华绂所刻的《文史通义》及沈赤然《与章实斋书》可知。因为，史有“记注”“撰述”两大宗门。“记注”就是史料蒐集法，史料的蒐集：“由下而上”之方志，“书掌于官”之校雠，当然都是最好的办法，而与“撰述”的《文史通义》内篇“互为经纬”。 此外，据章华绂说：他还有《文史通义》杂篇（见华绂所刻的《文史通义跋》），大致是录铭志叙记之文，与内外篇意互相发明的。而《史籍考叙录》《湖北通志传稿》也是他得意的著作，或者作为《文史通义》的附编，也未可知。
刘承幹 至于不今不古之传志述状，因请而给，无有新解者，照章氏宗旨，当然是不会编入（见《又答朱少白书》）。他所修的《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以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大致也不会编入。因为我最近看到一部章鹤汀先生转钞的章硕卿钞本《章氏遗书》，其中有一册题为《方志义例》，所录的《和州志》有《氏族表》《田赋书》《政略》《列传》《阙访列传》《前志列传》诸序例；《永清县志》有《诸图》《六书》《政略》《烈女列传》《前志列传》《文徽》诸序列；《亳州志》有《人物表例议》《掌故例议》；《湖北通志》有《人物表》《府县考》《序传》《掌故》诸序例。四部志书的精华既已都入方志略，其他的“剩稿”当然不用说了。 这就是章氏遗书“撰述式”的编法，可惜从王宗炎到章华绂，无一人能知此意（章华绂刻《文史通义》，以《方志义例》为外编，而以《校雠通义》附之，尚与其先人原编编次无甚出入。惜仅据他父亲的未成稿件草草编排，不知其中体制非一，命意各殊。所以，他也不能算是能读父书的）。 至于“比次式”的编法，以我看来，照王宗炎的编法也好；照章氏原稿以《辛丑年钞》……等名目编次也好；不但不今不古的传志述状和《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检存稿》的全部应该编入，就是《乙卯劄记》《丙辰劄记》……和已佚的《文学》以及章氏所编的一切著作也不应该遗掉（关于章氏所编校的书，姚名达先生已考出四十余种，成《章学诚著述考》一篇，日内即将发表）。横竖，这只是研究章氏学说的原料，而不是藉此可知章氏学说的著述，只要搜罗完备就算了。书的名称，最好还是用章氏编《章格庵遗书》的例，叫做《章实斋遗书》。
章格庵 刘先生所刻的《章氏遗书》，说它是“比次式”吧，刘先生当然不肯承认；说它是“撰述式”吧，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刘刻《章氏遗书》的编次，据说是根据王宗炎所编的目录的。王宗炎虽是受了章氏遗嘱编次其所著书，但他只知道“章学诚文章成家数”，而不知其史学更成家数（据宗炎《答汪龙庄书》）。他所提议的编法，见《晚闻居士集·复章实斋进士书》，说是“拟分内外二篇。内篇分为子目四：曰《文史通义》，凡论文之作附焉；曰《方志略例》，凡论志之作附焉；曰《校雠通义》；曰《史籍考序录》。其余铭志记叙之文，择有关系者，录为外篇。而以《湖北通史传稿》附焉。” 这种方法，因与章氏原稿的编次不合（据章华绂《文史通义跋》），但是相去还不甚远；至于刘先生的所谓“王宗炎目录”，就更是无所足取了。第一，“文集”“外集”的名词，是章氏所深恶的，也是王宗炎原目所没有的，今目列为第四第六；《湖北通志》，王宗炎原目只有传稿，今目则有《检存稿》四卷，《未成稿》一卷。第二，铭志记叙之文，与内篇有关系者，今目或入《文史通义外篇》，或入《文集》《外集》；家史之论，不附于方志，而附于校雠；《文史通义》内篇外篇次第，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在，而强以篇题形貌相拘；《方志略例》，亦不遵方志义例篇次；杂乱无章，真不可解。 尤其可怀疑的，《某某某八十寿序》……等“涉世之文”，也都跑进《文集》《外集》里面去了，岂不是叫章氏“自具村俚供招吗”（章氏骂程瑶田的话）？现在的王目，既然如此错误，则刘先生刻书的时候，至少应当为之更正。今则不但未能改正，反于王目之外，又弄出许多错误来！ 姚名达先生尝说： 《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本是一书而分为二，犹可委曰“章氏之子实名之，其目必有所受”。若“某某某文集”“某氏遗书”之称，曰“集”曰“氏”，乃章氏所深恶者，顾举而加之其书，何为也？既题名为《章氏遗书》矣，《文史》《校雠》《文集》各有内外篇，而皆隶于内编！方志有《略例》，有《通志稿》，有《州县志》，而分隶于内编！谓以文体分乎？则序跋传记诗信同隶一卷！谓以文义分乎？则家谱之论，可附《校雠》；古书之辨，可附《文史》；同样书信，或隶于《文集》，或隶《外集》，或隶《文史》外篇！语其乖谬，累纸难穷。而名姓标题，亦有不可解者。同一邵晋涵也，忽名邵二云，忽名邵与桐；同一朱珪也，忽名朱中堂世叔，忽名朱大司马，忽名石君先生。或一人数信，毫无异称；或空录官衔，不记名姓；或论学而称论文，或与书无殊面辨。欲一览而得其指归，鲜有不大失所望者矣（见《章实斋遗著叙目》）。 名达先生所不满意的“内之中又有内外”，我以为尚不足为病。犹之丛书之中又有丛书，也自有他的苦心。不过，书名之不当，编次之不类，标题之不可解，刘先生虽有“百喙”，恐也“难辩”。又章氏著书，自言“必注撰述年月，以备后人考证”。刘先生把《辛丑年钞》……等名目一齐删去，也是无谓。
姚名达 尤可异者，王目《校雠通义·论修史籍考要略》下原有《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一篇，这是很有深意的，因为章氏《和州志》在清朝修《四库全书》以前，其中所用分类法，折衷七略四库，别出心裁，实是章氏对于校雠学的特识。刘先生却用“今《和州志》刻入《外编》故删”十字，将它削去，岂是章氏“互著”的本意？其余，《阅书随札》只是章氏读书的札记，而不是著述；刘先生刻入《外编》，似乎也不知别择。 刘刻《章氏遗书》的编次，既不能得章氏原意，即于章氏的遗文搜罗亦不完备；校勘之潦草，更可惊异。 搜罗不备之例：如日本文求堂所藏《与朱少白论文书》和《朱先生别传》《朱先生墓志》均是极有关系，刘先生却不曾见到。又如山阴何氏钞本（现藏清华大学）内《与史氏诸表侄论策书》《家石亭封君七十初度屏风题辞》《许可型七十初度幛子题辞》《清漳书院留别条训》《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定武书院教诸生集经传文字异同凡例》等等酬世之文，要依照“某某某八十寿序”收入《文集》《外集》之例，刘先生也不能把它们遗弃。 校勘潦草之例：如《文史通义内篇》，大梁本和钞本颇多差异，而《原道》《书教》为尤甚，刘先生恰未校过。钞本错字极多，如《文集七·与周次列举人论先集》，“论”字下夺一“刻”字；《外集二·上石君先生书》，“尚然争食鸡骛”，“骛”应作“鹜”，刘先生亦不暇改正（这类的例甚多，恕不备举）又刘刻本所阙的字，有许多一望可知，如《乙卯劄记》第四十六页第十六行“朱子学于李愿中侗，愿中出于罗仲素□□”。罗□□自然就是罗从彦，何用阙疑？刘先生疏忽处太疏忽，谨慎处太谨慎；可说是“过犹不及”。 由上所论，《章氏遗书》的本身，既已百孔千疮；但《章氏遗书》的附录，尤为不伦不类。《遗书》的《附录》，照刘先生的原意，大概有两大类：一类是各本《文史通义》的序跋和《章氏遗书》发现之杂记，可称之为“著述考”；一类是章氏的传记，可称之为“传略”。而关于章氏学说“穷源竟委”的附录，竟是没有。就是传略，刘先生只录了《两浙輶轩录》王宗炎的附记、钱林《文献存疑录》、谭献《实斋章公传》三篇，于章氏学问行谊，均言之不详。在刘先生，不肯将此二部分融会贯通，当然是“谨慎”的原因，也是“守旧”的偏见。至于《遗书》全部，不曾利用新式标点，也是一大缺点。
《两浙輶轩录》 总之，照刘先生所刻的这部书，要使我们窥见章氏的学问，除非自己再作整理外，当然是不可能的。刘先生表彰章氏，我固然绝端佩服，但是为欲藉此以求了解大史学家章学诚的学说，我于刘先生，犹不能不过分求全。管见所得，公之于世，希望爱好章氏学说的读了拙作以后能够用“精以明专家之长”的意义，重编《文史通义》。同时，我更希望全国藏书家对于编校前人遗书，先后的类序，总要依照他的原意。 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于光华大学。 来源：一九三三年《图书评论》第一卷第十二期/ 编辑：堂堂/图片：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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