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愚公为什么伟大 ——《愚公移山》新读
近天命之年，再次执教《愚公移山》，不由思考，这样一个老人形象何以在华夏文明史上站立千年，他究竟伟大在哪里？是有克服困难的雄心，还是有说干就干的行动力？是有率众移山的领导力，还是有突破年龄局限的创业精神？是有智怼智叟的好口才，还是有感动天帝的影响力？ 一 目标决定伟大 故事开端：“年且九十”的愚公深感“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号召全家人一起移山。对于这样一个开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现实中，无论是谁提出移山的目标，都不可能是愚公——一个年且九十的老人。首先就是年龄的问题。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人们常说“一岁年龄一岁心”。说的就是不同年龄的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都会不同。老人有老人的角度，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角度，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角度。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常听一些老人说：“折腾啥？还能活几天呢？”于是按部就班、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得过且过就成了很多老年人的标签。在社会生活中，老年人也最容易成为改革的阻力。因为，从成果受益的角度，老人是改革受益率最低的人群。同样，愚公是最不可能享受到移山的成果的那个人。老年人本来活动范围就有限；更何况一个年近九十的老人。他走出家门的时间都很少。 另外，从思维活跃度、创新能力的角度，愚公也是最不可能提出移山决策的人。因为老年人受惯性思维影响最大。现状已经运转多年，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多少代人就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人提出异议。没有感到不适。在巨大的困难的面前，人们最先选择的往往不是改造，而是适应环境。一般情况下，这可以称为考虑成本的明智之举。人是很聪明的动物。每做一件事，都会考虑投入与产出。如果不成比例，就不会选择去做。这是从有益生存的角度来衡量的。 还有，住在山北的不止愚公一家。我们看后文有京城氏之孀妻和遗男。孩子们能忍，孤儿寡母的邻居能忍，你一个九十岁的老头为什么不能忍？你还能活几天呢？你较什么真？再说，你如果真的不能忍，你可以选择搬家啊。搬到山南边就是了。就不用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了。 照这样分析，既然现实中的“愚公”老人不大可能提出移山，那么谁有可能来提出移山呢？ 提出移山的可以是愚公的儿子。不仅仅因为年轻力壮，更因为年轻人进出家门的频率高，次数多，“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更严重。可是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往往越是浸淫其中的，越无法产生推翻、铲除、否定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思想”被“现实”包围了。反倒是跟问题有一定距离的人才会清醒地看到解决的路径。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也。 愚公看着自己的儿孙们进进出出都受到大山的阻碍，很不方便，于是看不下去了，于是提出移山。由此看来，“移山”这一伟大的目标源自实用的距离感，也源出于爱，对家人的爱。 提出移山的也可以是愚公的孙子。为什么？小孩子的头脑较少受到陈旧生活方式的约束，他会第一时间产生推翻大山的念头。还因为小孩子出入之余会感到更痛苦，因为小孩子身体没有长成，个矮腿短。但是，现实中小孩子反而是在改造现实中力量和意识都最弱的一部分人群。为什么？因为，小孩子本身能力有限，凡事大多听命于成人的安排，而绝少想到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他没有那个视野和魄力，没有那个胆量和雄心。即使有，也容易失败。 历史上“二王八司马”便是例子。刘禹锡、柳宗元等一些二十岁上下的新科状元感到国家某些方面不合理，于是商量改革，结果改革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被搞掉了，刘禹锡、柳宗元都被流放了。柳宗元49岁就死在了流放地。刘禹锡一辈子因此颠沛流离，志向难伸。这就是年轻人的不靠谱。他有想法，但他视野不宽，智慧欠缺，方法不够，于是，最容易遇到失败。 邻居也可以提出来移山。但是，她会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阻力。比如，一个寡妇带着个没成年的孩子，能干什么呀？活着就不错了，还移山？做梦吧？这是不是我们普通人的想法？生存、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数不清的困难。疫情期间，网上流传一句话：有人只是活着就耗尽了全身的力气。现实中很多人确实如此。生存尚且无比艰辛，哪还有力气喂饱理想？于是，人们宁愿庸庸碌碌，也不愿意去想那些没用的，不能解决现实温饱的东西。日升月落，许多生命沦为一个个等待消失的实体。 研究历史，我们会发现，提出伟大目标的那个人往往未必是目标的直接受益者、最快受益者，不止如此，提出伟大目标的那个人往往会成为目标最直接最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例如，中国共产党提出要解放受苦的工农百姓。但是你看，共产党领袖中有几个是受苦的工农百姓？毛泽东出身富农，周恩来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朱德是知名的旧式军人，彭德怀算当过学徒，但家庭却是大地主成分，这些人的生活都要比一般的工农百姓状态好。为什么却会产生推翻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想？很显然，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受益，而是寻求一种更理想的社会状况，寻求更多更好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品质。它不以利己为目的，它以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为目的。它不以苟且偷安节省生命能源为目的，它以改良环境实现生命价值为目的。它不以从众从俗获得认可为目的，它以挑战困境改革现状重建社会生存体系为目的。 因此，愚公的伟大首先不是体现为积极行动消除困难，而是体现为提出一个众人都没有想到、都没有提出的目标，都不敢提出的目标，都不愿意提出的目标。就这样，愚公给习惯了逆来顺受的人们注入了思想的活力，生活的希望，使人们摆脱了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因循守旧的日子，看到了生命新的可能，新的价值，新的未来。愚公，这个年且九十的老人，他的想法，让所有人眼前一亮，看到更广阔的生活前景，从此生活不再是简单机械、周而复始的重复，而充满了江河奔涌般改天换地的激情和斗志。 两千年前，有一个叫陈胜的人。和许多人一样，受着残暴的秦王朝各种折磨，像被虎狼驱赶的羔羊，等待着“左右都是一死”的结局。但是，这个小伙子猛地喊出一嗓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反抗暴秦。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样奴隶一般身份的人列入“世家”系列，是因为后来推翻暴秦的刘邦项羽等人大都是因之而起，是陈胜的将领，他因为这一个敢于反抗黑暗现实的伟大目标而最终真地将自己活成了王侯一般左右风云的人物。 因此说，愚公的伟大首先在于提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目标。这不是简单的要克服眼前苦难，而是要为后世子孙打造一条康庄大道。漫漫人类历史，谁提出这样的目标并敢于为这样的目标而奋斗，谁都将永远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之上，光照古今，无一例外。 提出目标之后，愚公的第二个伟大之处也还不是积极行动，而是扛住质疑和困难。第一个本能地站出来质疑的就是他那同样年迈的妻子。她从最现实的角度出发：“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她做了一个比较，把魁父那座家门口的小山和太行、王屋两座大山进行比较，来让愚公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力量和目标之间的距离。如果你连小事情都做不到，那怎么去克服大的困难呢？我们常常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又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都被这样的教育教麻了：谨小慎微，举步维艰。否则就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空想瞎想。 但我们却忘了：小目标小收获，大目标大收获。小目标，小动力，大目标，大动力。小目标，小智慧，大目标，大智慧。小目标，小格局；大目标，大格局。是的，人生最终拼的就是格局和境界。没有大目标，就没有大格局，大境界，大视野，大胸怀，大智慧。古人说“志不强者智不达”。我们要说：”志不大者智不达”。大目标能够激发调动起人全部的激情和智慧。行为研究学发现，人的智慧往往是在目标之后诞生的，在为目标而行动的同时诞生的。不是有了智慧才有目标，而是有了目标才有智慧。 不是有了智慧才有行动，而是有了行动才有智慧。 一个大目标仿佛是一剂迅猛的催化剂，促使人身上所有的能量和情感围绕目标重构。 但这个目标不是只有大就可以了，它还一定要有益于众人，如此才能够团结众人的力量共同奋斗；有益于众人才有意义，才能激发众人的干劲和斗志。如果愚公移山的目标无益众人，那么就不会有邻人京城氏孀妻之遗男来帮助。而得到众人帮助，再大再酷的目标也无法成功。 这个目标还要有可操作性。“率子孙荷担着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这就是“移山”的可操作性：有一定人力，有行动途径，有实践工具，有操作方法，有操作路径。 这个目标当然要能解决现实问题。终止“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的现实。给全家人和众邻居带来交通的便利。 这个目标还要能“持续”激发人们的奋斗精神。这个目标让人们在一点一滴的行动中看到不断进步的希望，而不是长时间的劳而无功。 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不依赖于提出目标之人的实力，而依赖于这个目标能在多大程度上给最大多数普通人带来更好的生存境遇。 但这样的目标往往普通人难以提出。 普通人有什么特点呢？普通人最大的特点是适应而不是改变；是单干，而不是联合。不懂得借助集体的力量，来完成集体的愿望。愚公之妻就是这样的普通人：你一个快九十的老头子，一个小土堆你都移动不了，你还想移山，你疯了。这绝对不可能！愚公如果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人，他的伟大梦想就会给自己妻子先否了，夭折于内室。 说起来，最容易偷走我们梦想的人恰恰不是陌生人，而是身边的普通人，最亲近的人最容易偷走我们的梦想。因为你身边的人往往最了解你的能力和经历，你的本事，你的过去，在他们那里如水一样透明，却如铁一般被限定固定圈定。他们因为没有看见过你做出大事情，所以他们打死也不能相信你会把事情做成功。他们每天都会觉得你这个人就是那样了，这辈子就是那样了，不可能有另外的建树。 所以，一个人想要做点事，最大的支援可能来源于身边人，但最大的阻力也往往来源于身边人。 但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于，他怎样看待这些阻力和支援。他是把阻力作为止步的借口，还是把支援作为前进的理由。 普通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考虑问题只考虑实践层面，不考虑理论层面，不考虑理论上的可行性。例如，愚公之妻首先看到愚公年老力弱，不适合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儿了。其次看到土石无处存放的问题。这两个都是实践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力量来源，一个是方式方法。一个属于行动力问题，一个属于策略问题。愚公明显行动力不行，其次还没有提出方法，让人无法跟从。 但是事实证明了什么？证明了行动力不是问题，行动方法也不是问题。这两者都不足以构成移山的障碍。对于第一个问题，愚公根本没管它，其他人也根本美管它。对于第二个问题，众人立刻回答：“箕畚运于渤海之尾”。这说明什么？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力量总比困难多。 力量和方法永远不是干事创业的首要问题。目标才是首要问题，敢想敢干才是首要问题。但是普通人就是往往不敢想，更不敢干。 我们看，在伟大的目标提出后，众人紧接着提出了行动操作的方法，但它是个方法，却也不是个多么好的方法。“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这个方法太笨了，效率太低了，进度太缓慢了，工程量和运输量都太大了，成本太高了。我们无法想象愚公一家拖儿带女，风餐露宿，车拉人扛，翻山越岭，一筐一筐由内陆向渤海边上运送土石的情形。但是现实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采取这个办法。一点点叩，一点点垦，一点装，一点点运，一点点铲除。但是想想，现实做什么事情不是如此？ 往往管用的方法都是笨方法。有方法总比没方法强。愚公就带着儿孙干了起来。“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一种豪情万丈、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甚至不计成败、不问收获的创业精神。 没有好的资源，没有好的办法，没有更多人手，只能用最原始最机械的方法一点点啃动困难的大山。好在愚公没有被这些困难吓住。基本条件具备，就开工了。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不是方法先出来、摆在眼前等你取用，而是在你干的过程中一点点诞生方法。你不能等万事俱备，再去行动。愚公很明白这个道理。虽然老的老，小的小，人手确实少，但毕竟还是有些人手的；其实，即使人手多，真正愿意为理想而拼尽全力去奋斗的，也永远属于少数人。 愚公带领全家开始移山之后，立刻在邻里掀起影响。直接结果就是邻人京城氏孀妻的遗男，“跳往助之”。这个地方故事编得很有意思。为什么是这么弱的一个支援者。而不是更有力量的支援者？如果用心想一想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决心最大的往往不是实力雄厚的，而是处境最差的。例如，掀起反秦浪潮的为什么不是朝廷官员、地方豪绅，而是最基层的被驱使的农奴？因为他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反还有可能有点活路——就反了。同样，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队伍在旧中国的革命势力中属于社会地位最低、能力最差、资本最弱的群体，但为什么那么多财团、资本家、政府官僚、甚至帝国主义势力最后都没有能够决定中国的走向，反而是这最不起眼、最没实力、力量最弱的工农大众？就是因为工农大众活不下去了，而其他阶层都还能够活下去。所以，实力最差的境遇最差的最喜欢变革，最愿意投入变革，最欢迎变革。你想啊，不移山，对一个青壮男人来讲，影响大，还是对寡妇孩子影响大？肯定是后者。因为后者力量弱小，出入绕远所耗费的能量远远超过了它的体能极限。所以，它改革的愿望最强烈。所以，最强烈支持改革的永远是弱势群体，而非强势群体。强势群体往往是得过且过的。我们看今天国家的治理思路也是按照这个原理来。扶贫，扶持弱势群体；惩腐，惩治既得利益破坏公平秩序的群体。发展三农，改良弱势群体的生存土壤。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一个社会的危机根源。让地位最低、境遇最差的人能够生活下去，不至于走投无路，如此我们这个社会才不会有太大的危机发生，才能够长治久安。 愚公的聪明在于，眼前社会还没有暴露出危机，还没有“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就启动伟大的改革，着手改善环境，这样，既利用了社会富余力量，又给贫困者以希望。于是，整个社会都活跃了起来。那些力量富余的，看到了自己行动的伟大价值，拥有了拯救者、奉献者的体验角色，以及走在前面带动大众的自豪感；那些力量差些的，也看到自己生活的希望，感到了被关心、被爱护、被照顾、被拯救的温暖，不再起反抗之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没有压迫只有帮助也就没有反抗，只有共同奋斗了。 这就是伟大目标带来的伟大功绩。 因此，从团结弱者投入到一个伟大的改造社会的进程中来——这个角度来讲，愚公移山有着改天换地、重造乾坤的伟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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