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到宋元的佛教寺院，往往集中了一批通经律论三藏的僧人，逗留着一些来往的文人墨客，保存着一批佛教文献及儒、道经典和文学作品。在这些寺院中，也都多少不等地保存有一些文物。 寺院是供奉佛祖、顶礼膜拜之所，宗教信仰上的虔诚使物品具有神圣的意义，僧侣亦不能随便破坏佛经、佛像等属于供养具的物品，他们对于残破的供养物有着一套埋藏和保存的方法。同时，作为圣地，寺院具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很少受到盗窃和破坏，即便遇到大的战乱和政治性破坏，教徒们也想方设法进行保护。因此，佛教寺院的文物相对更容易保存下来，并常常有文献、石刻文字为依据，文物的年代准确、性质清楚，是研究古代物质文化的重要材料。 佛教徒是出家的宗教修行者，需要社会上其他阶级的供养来维持生存。《妙法莲花经·法师品》则记有十种供养：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玻璃不属供养之列，但在七宝之中。佛教文献中有大量提及玻璃之处，以其晶莹透彻喻佛之清净无尘，用七宝之物比佛法无边，以琉璃之名代佛寺之地。从魏晋至宋元，是中国古代玻璃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玻璃制品佛教化的过程。 一 舍利塔基中出土的玻璃器 魏晋至宋元各朝代的舍利塔基中均有玻璃器出土，有明确资料的已达 40 余座，在出土的中国古代玻璃器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考古发现纪年最早的舍利塔基是河北定县北魏塔基，也是最早出土玻璃器的舍利塔基，为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五年（481 年）发愿修建。 塔基为夯土筑成，石函直接埋在夯土中。函内有 1 件玻璃钵、2 件玻璃瓶、3 件玻璃葫芦瓶和 1 件藏器（图1）；还有用以奉请舍利的铜匙、铜镊。用数千颗玻璃、玛瑙、水晶、珍珠、珊瑚、红宝石等组成的串饰和 200 余枚铜钱、41 枚波斯银币，作为“七宝”与舍利一起瘗埋。其他如金银耳坠、镯子、戒指、钗环等物是作为财宝施舍的。 
图1 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玻璃钵 玻璃钵较大，用来盛舍利。其他6 件均为小型器，器形简单。它们采用了罗马萨珊的传统技术，但工艺和质量远逊西亚产品，应该是国产玻璃器。可能是北魏皇室建塔时施舍而埋入地宫的。建于隋开皇九年（589 年）的西安清禅寺塔基用砖砌出方形砖匣，但舍入的物品与北魏塔基相似，有镶嵌玻璃珠、水晶、玉石、玛瑙、琥珀、金饰、银戒指、平常五铢、隋五铢钱等，还有盛舍利的玻璃小瓶。玻璃小瓶口沿略外展，细直颈，颈下有圆形的折棱托，托下为球形器体，下有圈足。器腹肩部饰凸起的倒置等腰三角形 4 个，相互对称。球腹还有顶面下凹的凸起圆形饰 4 个。由圆形饰向内正视，里面有 4 个小圆珠。绿色透明，无模吹制而成（图2）。器腹上凸起的圆形饰是萨珊玻璃器上常见的装饰，萨珊玻璃器中有许多相同的器物。陕西耀县隋神德寺塔基也在舍利石函的四周砌护石和砖墙。石函内分别用盝顶铜盒装舍利，圆铜盒装头发，方铜盒内的玻璃瓶中装淡红色液体。还有铜净瓶，也有以金环、银环、玉环、玛瑙、水晶、料珠等饰物和铜钱、波斯银币组成的“七宝”。这是隋文帝在仁寿四年（604 年）命全国 30 个州所建的舍利塔之一，代表了当时瘗埋舍利的制度。可知玻璃瓶是隋朝瘗埋舍利时必备的器物。《法苑珠林》卷五三《舍利感应记》记仁寿元年瘗埋舍利制度云：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坐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有唐一代，近 300 年，但发现的唐代舍利塔基并不多。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埋于唐延载元年（694 年）。地宫内置舍利石函，石函内置鎏金铜函，铜函内置银椁，银椁内置金棺，金棺内置白色玻璃瓶，瓶内盛14 粒舍利（图3）。这种用石函铜函、金棺银椁的瘗埋制度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形式的棺椁瘗埋更符合中国的习惯，并成为此后瘗埋舍利的定制。舍利形如米粒，质似珍珠。函内器物与石函铭文相对应，《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云 ：若夫能仁幽赞，沿圣敬以开祥；秒善冥扶，徇贞明而效彩……诸佛献喜，幽瑞腾光。彩发散身，复何疑也。勉加开显，当申资助。于是庀徒具锤，揆势施功。言未倍寻，便臻藏所。遂开砖室，爰得石函。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诜与长史济北史藏诸安定县令颍川陈燕客，并当寺徒众，俱时瞻奉。法公严持香水，诚祈就浴。倒瓶佇降，虚器匪延。合众惊嗟，咸沮情望……陕西临潼唐庆山寺塔基埋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33 年）。地宫一如当时的墓室之制。石质释迦如来舍利宝帐置于棺床上。宝帐内置银椁、金棺，金棺内置绿色小玻璃瓶 2 个，内装水晶舍利。宝帐前放 3 个三彩供盘，中盘供三彩瓜，两边供盘内放 4 个玻璃供果，3 盘间放 2 个彩绘陶瓶。宝帐东西两侧置陶瓷器，如钵、碟、碗、盒之属。金、银或鎏金、银的铜法器供具皆放在须弥座前的砖地上，诸如金莲花、银首金锡杖、铜菩提树、银勺、银箸、鎏金宝瓶、铜提梁罐等，罐中装开元通宝 12 枚。甬道中央立石碑一通，记述建塔的缘由经过。唐代塔基中最重要的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封闭于咸通十五年（874 年）。地宫为已发现塔基地宫中唯一的三室地宫，模仿了帝陵制度。法门寺地宫共发现金银器121 件（组），铜器 8 件，瓷器16 件，玻璃器 20 件，石质器物 12 件，以及大量难以计数的丝织品和衣物残片。不论地宫的规模还是遗物的数量、质量，都是空前的。地宫内出土《应从重真寺随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载有：“琉璃钵子一枚，琉璃茶碗柘子一副，琉璃叠子十一枚。”法门寺地宫实际发现各色玻璃器皿达 20 件之多，有国产、进口玻璃两类，其中伊斯兰玻璃器皿堪称稀世珍宝（图4：1、2）。国产玻璃器有 2 件
：淡蓝色玻璃茶盏和淡黄绿色玻璃茶托（图4：3），似为模吹成型。茶盏与宋代耀州窑的小平底侈口瓷碗相似，系典型的北方瓷碗形状，因公元 9 世纪饮茶之风尚未西传，故茶具应为国产玻璃无疑，为所知最早的玻璃茶具。而其他的伊斯兰玻璃器物，可能是输入中国的一批供品和商品。这批玻璃器工艺精美，年代可靠，是研究伊斯兰玻璃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图4 扶风唐法门寺地宫出土玻璃器-- 玻璃茶盏、茶托宋、辽时代，是中国玻璃制品佛教化最明显的时期，多保存完好地发现于寺院的塔基地宫中，其出土地点几乎遍布中国各地区，只有很少部分出于贵族墓葬。此时期塔基中的玻璃器，国产玻璃所占比例有了很大提高，且造型多样、种类繁多，但器形较小。输入的外国玻璃器主要为西亚的伊斯兰玻璃器，已知的宋代伊斯兰玻璃是河北定县 5 号塔基出土的刻花玻璃瓶、浙江瑞安慧光塔基的玻璃瓶、安徽无为舍利塔基的玻璃瓶。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重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出土遗物包括自北魏兴安二年（453 年）以来，经隋大业 二年（606 年）、唐大中十二年（858 年）、宋太平兴国二年等历代递藏供养舍利的各种遗物，而最后一次兴建地宫时奉纳的遗物为大宗。净众院塔基建于北宋至道元年（995 年）。长方形舍利石函置于地宫中央砖砌须弥座上，内装银塔、银椁和银瓶等。在石函内外有 50 余件定窑瓷器，时代虽较静志寺塔基所出的稍晚，质量却更为精美。静志寺和净众院中出土不少玻璃器，静志寺共 37 件，有一部分属于伊斯兰钠钙玻璃 ；而净众院共 34 件，全部为国产的高铅玻璃。器物与石刻记录相对照，可推断其入藏年代。静志寺出土有大小直筒杯各一件，小者浅色无纹，大者蓝色有简单竖线磨纹。大中十二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记大中二年（848 年）发旧塔基时所得：“银塔内有玻璃瓶二，小白大碧，两瓶相盛，水色凝结……”此二杯疑为“小白大碧”的玻璃杯（图5）。太平兴国二年《重修静志寺真身舍利塔铭》记 ：“开宝九年（976 年）岁次丙子三月中旬，申上欲开塔基，重取舍利，寻蒙太尉俞允，即日于塔身内取得银棺子一所……又于地宫内石函中取得银塔子一、琉璃瓶二枚……”。地宫内出细颈瓶二，均直颈、折肩、鼓腹，透明度较好（图6）。与日本唐招提寺所藏传由鉴真和尚携去的“西国琉璃瓶”（图7）相似。《塔铭》又记
：“（郧）崇信因舍俸钱……筑石塔基三间，旧基取土，又掘得石函一所，内有……琉璃瓶子一”，所指应为刻花细颈瓶，其为 10 世纪伊斯兰玻璃器中常见器物。大中十二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末记 ：“其塔中小石塔者，本天祐寺随塔，有舍利两粒，贮瓶四重：琉璃、金、银、漆，安在小塔顶旧函中”，最里面的玻璃瓶疑为附有莲花盖的透明方形小瓶，其成分和时代与细颈瓶相近。入藏的国产玻璃器多小型薄体器，以葫芦瓶居多，还有小细颈瓶、四联瓶，较大的有六曲钵、侈口碗等。种类和数量都远比唐代为多，反映了玻璃工艺的发展。与静志寺刻花玻璃瓶相似的器物还有两件：一件出于浙江瑞安慧光塔基，另一件出于安徽无为舍利塔基。浙江瑞安宋慧光塔（仙岩寺塔）基兴建于北宋景祐元年（1034 年），塔基内有舍利石函、银瓶、鎏金盂子、鎏金请舍利箸、鎏金银塔和银葫芦瓶等。刻花玻璃瓶高9 厘米，浅蓝色，口沿平折，高颈鼓腹，腹部刻花，内贮细珠粒。还有一件高约3-4 厘米的小玻璃瓶，小口，平底，薄如蛋壳，已碎。年代最晚的刻花玻璃瓶为天津蓟县独乐寺辽白塔上层塔室发现的刻花玻璃瓶。无色透明，内含小气泡，表面附着黄白色风化层。平口外翻，细颈，折肩，筒形腹，平底。颈部和肩腹部刻菱形和带状图案。经化学分析属钠钙玻璃，与一般伊斯兰玻璃相似，应为伊斯兰玻璃。此外，还有两件绿玻璃瓶和一件绿玻璃葫芦瓶 , 至于建塔时间，极可能与独乐寺重建同时，即辽统和四年（986 年）。同净众院一样，河南密县法海寺塔基出土玻璃器也为国产玻璃，大部分可能为高铅玻璃。法海寺塔基埋于北宋咸平二年（999 年）。地宫是由上下两层石函构成，上层石函内置三彩琉璃塔一座，下层石函内放琉璃塔两座和琉璃函一个，在琉璃函内置石盒，石盒内置银盒，银盒中装舍利。石函内还放有两个铜佛像、一个铜天王像，以及 50 余件各种玻璃器和400 余枚铜钱。玻璃器出土的数量比较多，能看出器形的 50 余件，分别放置在下层石函内和三彩琉璃舍利匣之上。形制有壶形鼎、瓶、椭圆形卵状物、宝莲形物和鸟形物等。壶形鼎为小口圆腹，薄胎，三实足；椭圆形卵状物和宝莲形物，皆胎薄如纸而密封；鸟形物昂头翘尾，两翅各穿一玻璃环。玻璃器的颜色分白色和淡绿色两种，表面有银锈，制作相当精致。而定县宋代塔基中也有玻璃鸟、玻璃葡萄等器物的发现。这些玻璃器物形体较小，造型奇特，不会用来盛舍利，可能只是作为供养器埋入地宫。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地宫（1078 年）内放一长方形大石函，函内用锦绣包着小石函两个，银函、银盒两个，漆盒一个，还有许多灵骨和400 枚左右的铜钱。漆盒内盛木函、玻璃瓶、舍利、灵骨等。玻璃瓶呈圆形，鼓腹，高 2.1厘米，极薄极轻，同样不能实用。这个时期，玻璃器除了用来做供养器外，最主要的用途是盛舍利。河南邓县福圣寺塔基地宫由宫道、大门、甬道、宫室四部分组成。石函盖上东西各放铁塔 1件，西侧塔体内还有两件玻璃葫芦。其间放铜钱编织手炉 1件，此外还有铜瓶 1件。石函内放置金棺、银椁等珍贵文物。银椁内前部放置金棺，后部放置玻璃舍利瓶。玻璃舍利瓶呈圆球形，小口、圜底、鼓腹，为了在银椁内摆放平稳，瓶底垫有油泥一周。瓶内满储无色液体，内含粗沙和碎石子“舍利”，以及鎏金双龙银壶、紫红色玻璃葫芦各一件。这件紫红色玻璃葫芦呈上小下大的葫芦形，圆口。底稍向内凹，高 4.5 厘米。连云港海清寺塔地宫（1026 年）的石函内有铁匣、银椁、鎏金银棺、银方匣、银精舍等。还有 3 个乳白色不透明玻璃制成的玻璃瓶。一件放置于石函横槽内，另两件分别置于银精舍内和银方匣内，内装舍利子若干。甘肃灵台宋代舍利石棺内亦有玻璃瓶三只，盛舍利子。有的玻璃瓶有比较特殊的用途，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 (1144 年 ) 出土两件玻璃瓶。一件敛口，溜肩，弧腹，平底。盖圆纽状，由上下两个半圆体组成，中间为一宽边沿，正好盖住瓶口。色呈玉绿。瓶内装有香料之类，出土时打开盖，还能闻到一些香气。另一件直口，筒颈，溜肩，弧腹，平底，盖纽略如前一件。白玉色中略带淡绿。开盖时也有香气。辽金舍利塔基发现的最多。从考古材料看，辽金的舍利瘗埋，基本上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制度。玻璃瓶仍主要作为舍利容器使用。内蒙古宁城辽代塔基石函内的出土遗物有 200多件。从外依次为石函、透雕座方形铜函、鎏金铜方函、錾花银方函。在银函内有一小玻璃舍利罐，内装松香颗粒和碎骨粉。其他遗物均放在银函与铜函之间，还有一件绿玻璃葫芦和 3 枚白色玻璃珠。辽宁朝阳北塔天宫 、北京密云辽冶仙寺塔基中也有玻璃器出土。河北正定天宁寺塔现存地宫为金正隆六年（1161年）重修时所建。出土玻璃瓶 2 件，造型相似。置于长方形石函内。瓶呈橄榄形，器壁半透明，有白玉质感，表面晶莹有光泽。盖为圆形，空心，面上有三瓣扁纽。鼓腹下收，平底稍内凹。另一件缺盖，口稍残，肩部有一道裂纹。瓶内盛有作舍利子的小砂粒。值得注意的是，魏晋至宋辽，玻璃器物一直存在于佛教塔基中。受时代早晚和考古材料等因素的限制，还不能作出舍利塔基随时代推移埋藏玻璃器更加普遍的判断。但是塔基中玻璃器增多、器类趋于繁复、用途更加广泛，却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不知原因，古代佛寺却用萨珊、伊斯兰玻璃器供奉舍利子。大概当时玻璃器仍是作为珍宝供奉于佛教寺院中，抑或被当作高级供养品，而僧众不了解也未考虑其代表的文化意义。从现有材料看，佛教绘画，尤其是石窟壁画中多绘有玻璃器。甘肃莫高窟、榆林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壁画又占据了绝大部分，新疆地区也有零星发现。这些洞窟壁画的内容虽然都是宣扬佛教思想的，然而毕竟是当时匠师所绘，匠师们描绘佛的世界时，不管采用怎样的虚构或夸张手法，最终是要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依据，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社会现实，使抽象的佛教经典在具象的壁画创作过程中，打上时代和民族的烙印。随着丝路的畅通和延伸，外来玻璃器大量传入中国，并成为丝路上常见的物品。而玻璃器，因其在佛教中的特殊地位，大量出现在丝路沿线的石窟壁画和绢画中。敦煌石窟隋至西夏壁画、遗书中的佛、菩萨、弟子手中及供桌上出现的透明器皿，包括碗、杯、钵、瓶、盘等，达 100 多件。这些器皿所盛载的供品或器皿后被遮挡的手脚都画得清清楚楚，这既不是画家的笔误，也不是颜料变色、褪色所致，而是画家的本意，是一种透明效果。透明度这样高的器皿有两种：一种是水晶制品，一种是玻璃制品。水晶几乎没有浅蓝色、浅绿色的，而壁画中的这些器皿的颜色恰恰是浅蓝、浅绿、浅棕和白色，这些色彩恰好是古代玻璃的常见颜色。况且，壁画中的玻璃器皿多可在考古发现的古代玻璃器皿中找到原型，因此可以断定这些器皿是玻璃制造的。安家瑶先生曾对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作了专门研究。莫高窟壁画中的玻璃器主要有杯、盘、钵、碗、瓶，许多能够与现今出土的玻璃器相对应，表现的多是进口玻璃。壁画中的玻璃器绝大部分托在菩萨手中，菩萨一般侍奉在佛的两侧，包括身份明确的观音、文殊、普贤等，及许多身份不易确定的菩萨。菩萨手中持有各种宝物，或托宝珠，或持香炉，玻璃器也是其中之一。其内多插花枝，主要是莲花（图8、9），表现的应该是一种宝器。梁沈约《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至二十七日中后，泯然而卧，作两炊久，方复动转，自云上兜率天，见弥勒及诸菩萨，皆黄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净罂，可高三尺许以上，弥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罂是一种大腹小口的瓶。第 199 窟西壁南侧盛唐画像中，观音菩萨左手托的就是玻璃净瓶。除此之外，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有大量保存完好的绢画。绢画大多带有佛教色彩，内容和风格都与洞窟壁画相似。画中亦绘有玻璃器的形象（表一），都可在莫高窟壁画中找到形制特征类似的器物（图10）。
图10 莫高窟藏经洞绢画中的玻璃器图像—菩萨像、父母恩重经变相图图10 莫高窟藏经洞绢画中的玻璃器图像—延寿命观音菩萨和杨柳观音菩萨
榆林窟壁画中也有玻璃器的形象。榆林窟现有石窟 43 个，遗存有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历时 800 年的壁画，是敦煌莫高窟石窟体系的一个分支。画有玻璃器皿的壁画主要在第 6、15、25、19 窟。这些壁画的年代多在晚唐、西夏时期，托于胁侍菩萨或供养菩萨手中。器类多为敞口圜底杯，与莫高窟同时代壁画上的形象类似（图11）。榆林窟位于敦煌东安西境内，是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其风格受到莫高窟的影响不足为奇。绘有玻璃器皿的壁画在其他地方发现的比较少。1999 年新疆库车县发现了阿艾石窟，其第 1号窟内保存有大量汉风格的壁画内容及汉文墨书题记。左侧壁画中保存有五身完整的立佛、菩萨像。由外向里依次为：立佛、药师琉璃光佛、文殊师利菩萨、卢舍那佛、药师琉璃光佛。药师琉璃光佛，存两身造像，佛左手托钵，右手执锡杖，着双领下垂袈裟，佛像端庄温肃（图12）。药师琉璃光佛即药师佛，据《药师琉璃光佛本愿经》载：药师琉璃光佛为东方净土琉璃世界之主，她在前世行菩萨道时，曾许下十二大愿，即为众生解除疾苦，她以此愿而成佛，一切欲望都得到满足。由于她迎合了世人祈求医治百病，解除各种疾苦，消灾延寿的愿望，在民间影响较大，造像亦多。唐代高僧义净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是药师信仰的又一重要经典，他以药师光佛为东方净土七佛之尊，这一题材在壁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玻璃钵，圜底球腹，口内收，器表布满圈点纹装饰。同阿艾石窟一样，莫高窟壁画中也有药师佛手持玻璃钵的画像，如第 220 窟和 446 窟，上面也有圈点纹装饰。当然更多的是陶瓷质的药钵，里面盛满了药丸。阿艾石窟开凿于盛唐时期，是汉人而且是由多姓群体集资兴建的。从壁画的艺术风格，到汉文题记的成熟书法体例，都反映了中原汉地文化的风格特征。壁画上有阿弥陀佛，卢舍那佛、药师琉璃光佛，还有大势至、观音菩萨，题记中也多次出现七佛、千佛、十方佛等，正壁绘有大型观无量寿经变，阿艾石窟所反映的完全是汉地大乘佛教的净土思想。敦煌观无量寿经变和东方净土变常为对称布局。阿艾石窟虽没有药师经变，但在左壁绘两身药师琉璃光佛，表明药师信仰也很流行。阿艾石窟的壁画样式、绘画风格、绘画技法等都来自敦煌，可以说是敦煌莫高窟盛唐佛教艺术的移植，是敦煌佛教艺术西传的重要实例。库木吐拉第 23 窟内有一玻璃器的图像。画面已残，玻璃碗捧在手中。敞口，圆唇，束颈，腹微鼓，外饰玻璃条粘贴的凸圈纹（图13）。与何家村唐代窖藏及敦煌壁画中的凸圈纹玻璃杯相似。残存的洞窟壁画当绘于公元 8 世纪。库木吐拉石窟是距安西大都护府所在地最近的大型石窟群。现存 112 个洞窟中属于汉地风格的约一半多，但多数是回鹘和吐蕃时期开凿的，属于唐安西大都护府时期的仅有 10余个，这部分石窟的内容和风格与阿艾石窟的内容和风格属于同一类型。第23窟有一汉风尊像，完全是汉族式样，像旁也标有汉文榜题。这类汉风尊像画在龟兹石窟中也仅见于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中。龟兹石窟中的汉风洞窟，其时代未见有早于唐代的。而文献和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证明，安西都护府设于龟兹的一段时间内，有大量的汉人来到龟兹。这些人中，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中原地区汉族的文化和宗教艺术，使汉传大乘佛教兴盛起来。而库木吐拉汉风洞窟的出现应同唐朝在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大量汉兵屯戍、汉僧移居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以后佛教绘画中的玻璃器皿形象发现较少。山西朔州市崇福寺弥陀殿东壁金代壁画中，一胁侍菩萨双手捧一玻璃钵。该菩萨位于南铺北侧，虔诚地侍于佛像一侧。玻璃钵较大，淡黄色透明，壁斜收，圜底，口沿扣金边（图14）。宋代一幅《观音》图中，也出现玻璃碗的形象。观音左手托一圜底圆腹的玻璃碗，右手正取放在玻璃碗中的杨柳枝（图15）。这些可以看作是唐代以后佛教绘画中玻璃器皿的孑遗。历经千百年，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保存下来的古代佛教绘画中的很小一部分。可以想见，古代佛教洞窟、绢画，甚至寺院壁画中应绘有更多的玻璃器形象，展现在信徒的眼前，留在人们的心中。令人感兴趣的是，玻璃器形象为什么会如此多地出现在佛教绘画上？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保存了大量玻璃器的图像资料，清晰完整、形制众多、内涵丰富。以此为例，得以管窥其缘由。“世俗人物形象，是以当时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物形象为依据绘制的。画中对生产、生活、风俗习惯、衣冠服饰等事物的描写也离不开当时、当地社会这个蓝本。”而壁画中出现的器物形象，亦多来源于社会生活。丝绸之路是输入玻璃器的主要通道，位于丝路主干道上的敦煌，在社会生活中应不乏外来玻璃器。隋唐时期，敦煌佛教昌盛。敦煌寺院不仅供养丰富，还包括不少丝织品、贵重金属器皿、宝石、药物及玻璃器等许多外来物品。荣新江先生对此有专门论述。所供物品记载于各个寺院用来分类登记寺院财产的物产账—什物历
；也登载于包括某人施舍某物的寺院的收入和支出账—入破历。此外，敦煌善男信女向寺院施舍时所写的施入疏，上面往往写有供养的物品和数量，也有供养者的名字，为了解当时敦煌佛寺玻璃器供养情况提供了重要材料（表二）。中西交流的频繁，使东西来往的使臣、商人、僧侣多逗留在敦煌，而他们又是输入玻璃器的主要载体。作为佛教虔诚的信徒，必然要以珍贵的物品作为供养。《法显传》记于阗：“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蓝名王新寺
，作来八十年，经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岭东六国诸王，所有上价宝物，多作供养，人用者少。”宗教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通过神圣而又神秘的事物调动广大信徒的宗教感情。无论佛教的建筑、造像、雕塑、绘画都是其宗教观念的外化和物化，都可以看作宣示佛理、开悟人心的法门。无论在西域还是在中原，佛教寺院都着力收集外来供养物品，以吸引更多善男信女的朝拜。寺院需要信徒供奉，佛教寺院中汇集大批包括玻璃器在内的外来供养不足为奇，而这种情况也会反映到佛教壁画中。莫高窟壁画中玻璃器最早出现在隋唐时期，晚于文献记载的年代，也晚于出土实物的年代。安家瑶先生认为：莫高窟早期壁画内容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要题材，主要表现故事情节，画面上的器皿相应的少而小。又由于早期壁画多用晕染法表示器物的立体感，线条粗犷，很难分辨器皿的器形及质料。隋唐以后的壁画以经变画为主，画面规模很大，画的中部为佛国世界，富丽堂皇，佛弟子及菩萨手中往往持着贵重器皿，而且画风逐渐转变为细线条匀描，设色匀染，色彩鲜艳，玻璃器皿透明晶莹的特点就容易表现得比较清楚。敦煌的绘画亦非常发达。在归义军曹氏时期，沙州不仅已经出现了民间的“画行”，还建置了隶属官府的“画院”。作为画行的画师，经营的项目主要有壁画及肖像画。所谓“画蝇如活，佛铺妙越于前贤”，“佛铺”即宗教题材的壁画，壁画一幅称为一铺。他们师徒相传，使绘画艺术和风格有着相当的延续，也使玻璃器的图像不断出现。莫高窟壁画中有 15件壁画碗钵上画有圈点纹，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凸圈纹玻璃碗极其相似（图16），表现的可能是从伊朗高原输入中国的带圆形纹饰的玻璃碗。这些绘有圈点纹玻璃碗的壁画年代从初唐一直延续到晚唐，而此时伊斯兰玻璃早已取代了萨珊玻璃。随着唐朝势力抵及西域，长安抄绘的大乘经和寺院壁画，也源源不断地传到敦煌。两京的寺院，如龙兴寺、大云寺、普光寺、金光明寺等，相继在敦煌出现。敦煌的豪门世族，如陇西李氏、南阳阴氏、太原阎氏等，无不大力开窟、画像，几乎完全按照两京寺院壁画的内容和布局绘制。两京的寺院不存，壁画的内容已不可知，但舍利塔基出土大量玻璃器，至少说明了僧众对其并不陌生。诸多因素的交织和互动，使得玻璃器在莫高窟壁画中留下可贵资料。而榆林窟、库木吐拉石窟、阿艾石窟等同样位于丝绸之路沿线，绘有玻璃器的洞窟壁画也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莫高窟壁画绘有玻璃器的缘由中得到一些启示。“香也者，解秽流芬，令人乐闻也。香为信心之使也。”香是佛教必要的供养仪物，而香水正是供养之一，故《陀罗尼集经》归纳供奉佛堂有五类必得
：一香水，二杂花，三烧香，四饮食，五燃灯。释典称香水为阏伽水，“本尊等现前加被时，即应当稽首作礼奉阏伽水，此即香花之水”“由献阏伽香水故， ， 行者获得三业清净，洗涤烦恼垢”。供佛，为香水的一大用途，塔基中发现的香水瓶，自是奉佛之物。莫高窟第 333 窟东壁南侧的初唐壁画上有一僧侣，右手持一玻璃瓶，圜底球腹、短颈小口，口上香烟缭绕。这件小口玻璃瓶不会用来点燃香料，所绘应是香水香气缭绕的情形。佛教仪式中使用香水，文献中也有迹可循。《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云：“诜与长史济北史藏诸安定县令颍川陈燕客，并当寺徒众，俱时瞻奉。法公严持香水，诚祈就浴。倒瓶佇降，虚器匪延。”而考古发掘提供了玻璃器用作香水瓶的证据。洛阳关林唐墓出土一件细颈玻璃瓶，翠绿色透明，外附金黄色风化层，细颈，球腹，微凹底。造型简单，无纹饰，无模自由吹制成型。其器形和大小与莫高窟第 333 窟的壁画玻璃瓶有相似之处（图17）。这种细颈瓶是叙利亚海岸罗马后期和伊斯兰初期普通的香水瓶。《波斯玻璃》一书选载的一件细颈瓶与关林唐墓之细颈瓶几乎一模一样，可资对照。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1144 年）出土两件玻璃瓶，一件呈玉绿色，敛口，溜肩，弧腹，平底。盖圆纽状，由上下两个半圆体组成，中间为一宽边沿，正好盖住瓶口。出土时打开盖，还能闻到一些香气，原应装有香料之类。另一件直口，筒颈，溜肩，弧腹，平底，盖纽略如前一件。白玉色中略带淡绿，开盖时也有香气。而陕西耀县隋代神德寺塔基出土舍利，函内分别用盝顶铜盒装舍利，圆铜盒装头发，方铜盒内的玻璃瓶中装淡红色液体。河北定县静志寺地宫（977 年）的出土器物中，有一大一小两件直筒形的玻璃杯，小者浅色无纹，大者色蓝，有简单的竖线磨纹，而地宫中发现的大中十二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中则说到“发旧基，得石函二，一大一小，函中有四珉像，金银钗钏诸多，供具内金函，函中有七珍缭绕。银塔内有琉璃瓶二，小白大碧，两瓶相盛水，色凝结”。可知两件玻璃杯，当日乃称作瓶。地宫中也出土有两件细颈瓶（图18），如前所述，这种瓶是 9 世纪伊斯兰玻璃器中的流行式样，而这些塔基玻璃瓶中的液体很可能是香水。中国佛教塔基下多次发现这种细颈刻花或磨花伊斯兰香水瓶，如河北定县北宋五号塔基中出土的刻花玻璃瓶，安徽无为北宋塔基出土的刻花玻璃瓶，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基出土的刻花玻璃瓶。这些玻璃瓶的出土，更进一步证实了我国佛教徒对伊斯兰香水及玻璃瓶的喜爱。前面举出的几例，这种细颈玻璃瓶在它的本土，原有专门的用途，即盛放蔷薇水。今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件细颈刻花伊斯兰玻璃瓶，原出土于埃及福斯塔特遗址，此瓶日人由水常雄著录在其所编的《世界玻璃美术全集》中，而在作者的另一本书《香水瓶》里，则明确指出此为蔷薇水瓶。又安徽无为塔基出土的高颈磨花玻璃瓶，也著录在前举《全集》中，作者推测其亦为蔷薇水瓶，而由大食输入中国。地中海沿岸盛产香水，深受唐宋时期上层社会的喜爱。《清异录》和《老学庵笔记》记载了唐代熏香之盛，《铁围山丛谈》卷五所谓“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唐宋时期我国进口了大量香水，盛着香水的玻璃瓶也随之进口到了我国。蔷薇水与琉璃瓶，同时出现在五代，《册府元龟》载周世宗显德五年九月，“占城国王释利因德漫遣其臣萧诃散等来贡方物，中有洒衣蔷薇水一十五琉璃瓶，言出自西域，凡鲜华之衣以此水洒之，则不黦而复郁烈之香连岁不歇”。至于两宋，文献与诗歌作品中，蔷薇水与琉璃瓶的记载均屡见不鲜。《左街大相国寺释迦佛灵牙序》：“始以梵仪宝华迎至禁中，且发祖宗御封而灌以海上蔷薇之水，忽于甘露穴中得舍利一，其五色照人，帝亲贮之琉璃瓶中，乃复制愿文，既又作赞，逾月始还寺，以七宝庄严金三重藉以上妙白㲲覆以璎珞龙凤之衣庆。”《宋会要辑稿·蕃夷》与《宋史·外国》之部多有蔷薇水入贡的记载，前者所录来自三佛齐，三佛齐国位于苏门答腊岛，当日它的物产多来自大食；后者则是大食以蔷薇水贡献宋廷的记录。原本用作盛放蔷薇水的伊斯兰玻璃瓶发现于辽宋遗址，与文献的记载正相符合。在弥漫缭绕的熏香雾中，祈祷者的精神得到抚慰，嗅觉得到愉悦，身体得到放松。莫高窟第 199 窟西壁南侧盛唐壁画中，观音菩萨手托玻璃净瓶。细长颈，球腹，圈足，带器盖。浅灰色透明，除下腹部外，均有纹饰（图19）。这种细颈瓶仅有此件。瓶口冒出香烟，随烟走势绘出万天诸佛的形象，可能是隐晦地表示香在佛教中的作用。供养器是用来供养佛、菩萨之物。玻璃不仅是一种贵重的物品，更是佛教“七宝”之一，故玻璃器在佛教中有时用作供养器。佛教壁画中，一些玻璃器皿绘在佛的前方。莫高窟第 400、306、307、308 窟的西夏壁画中出现了高圈足大盘，它们放置在画面中心的佛像供桌前，位置突出。此外，还出现在五代、北宋、回鹘、西夏时期的壁画、绢画上。这些大碗口沿有圆形和四曲花式两种，但从碗的大小，足部和腹部的造型来看，当为同一类型。这种高圈足玻璃大碗没有出土实物，但日本正仓院藏有一件9-10世纪的高圈足大盘，无色，透明度好，器型与尺寸都与莫高窟第 400 窟的高圈足大碗相似（图20）。佛像前放置玻璃器皿，在文献中也有迹可循。黄庭坚《南山罗汉赞十六首》记：“第一尊者宾度罗跋罗堕阇昆仑儿奉金匣，国王坐前琉璃花盆，正坐，左右手作印……第二尊者迦喏迦伐蹉迦湿弥罗国王坐右手作印，坐前琉璃盆花，昆仑奴奉经匣，国王作礼。”莫高窟第 306窟佛前供桌上放一四曲花式玻璃大碗，碗内插一盛开的花朵，可能正是诗中所说之琉璃花盆。《天中记》载一故事，（后唐）“岐王六岁时，戏佛像前，有大琉璃瓶为猫所触，仆然堕地，因惊得疾，薨。”说明佛像前也会摆放玻璃瓶，而且十分重要。法海寺塔基出土 50 余件各种玻璃器，大部分可能为国产高铅玻璃，分别放置在下层石函内和三彩琉璃舍利匣之上。形制有壶形鼎、瓶、椭圆形卵状物、宝莲形物和鸟形物等。壶形鼎为小口圆腹，薄胎，三实足；椭圆形卵状物和宝莲形物，皆胎薄如纸而密封；鸟形物昂头翘尾，两翅各穿一玻璃环。玻璃器的颜色分白色和淡绿色两种，表面有银锈，制作相当精致。这些器物并没有实用价值，应该是作为供养器而放入的。函内已有放舍利的玻璃瓶，其余的玻璃葫芦瓶内并没有放入“舍利”，且形制很小，可能只是作为供养品放入塔基的。《法苑珠林》卷五一记载：“武徳七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其舍利塔无人守护，时有道宣律师门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长寿坊崇义寺，乃发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黄色，并白发数十，余有杂宝、琉璃、古器等，总以大铜函盛之。”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考古材料来看，佛教塔基出土玻璃器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舍利盛器来使用。《舍利感应记》记仁寿元年瘗埋舍利制度云：“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坐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西安清禅寺塔基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舍入的财宝有镶嵌玻璃珠、水晶、玉石、玛瑙、琥珀、金饰、银戒指、和平常五铢、隋五铢钱等。萨珊玻璃瓶则用来盛舍利。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建于延载元年（694 年）。石函内置鎏金铜函，铜函内置银椁，银椁内置金棺，金棺内置白色玻璃瓶，玻璃瓶装有“舍利”14 粒，舍利形如米粒，质似珍珠，中间有人工所穿小孔，最大直径不足 0.5 厘米，最小直径 0.01 厘米，有些已风化。与石函铭文“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相吻合，说明一部分塔基出土玻璃瓶正是用于盛放“舍利”。此外，河北定县北魏塔基、陕西临潼唐庆山寺塔基、河北定县宋代塔基、河南邓县福
圣寺地宫、连云港海清寺塔地宫、浙江瑞安宋仙岩寺塔（慧光塔）基、内蒙古宁城辽代塔基、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河北正定天宁寺塔地宫、甘肃灵台舍利石棺等塔基地宫中出土的玻璃器中都分别盛放不同材质的舍利。玻璃器作为舍利盛器也有图像上的证据。莫高窟第 162 窟帝释天取佛牙舍利画像，绘于盛唐。帝释天左手持玻璃钵，右手取佛牙舍利。玻璃钵白色，深腹，外壁有打磨切面（图二一）。切面排列整齐，与大同北魏墓等出土玻璃碗非常相似。《林间录》载：“及阇维亲往临观，以琉璃瓶置坐前，祝曰：佛法果灵，愿舍利填吾瓶。言卒，烟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烟灭舍利如所愿，潞公自是竭诚内典，恨知之暮也。”在中国佛教中，玻璃的地位非常特殊。《药师琉璃光本愿经》曰：“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玻璃是一种人格、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的象征。“虚空无处所，仿佛似琉璃。诗境何人到，禅心又过诗。”用玻璃瓶盛舍利，既表示郑重，亦代表了佛教的精神，比之金银更贵重。而且，玻璃是透明的，信徒们可以透过玻璃瞻仰到舍利，而不必不敬地取出来。日本有许多舍利容器是由水晶制作的，应是与玻璃舍利容器有着相同的意义。文献材料也说明了玻璃器经常用作舍利容器。白居易《游悟贞寺诗》云：“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点缀佛髻上，合为七宝冠。双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隔瓶见舍利，圆转如金丹。玉笛何代物，天人施祇园。吹如秋鹤声，可以降灵仙。”《广弘明集》亦载：“泰州于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于是瓶内有声，放光高丈余，食顷乃灭，人审视之，见琉璃内金瓶盖自开，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虽急，转终不回，如此经八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石门寺，寺中有一僧，长念《法华经》已多年。近日感得舍利见，倾城人尽来供养。僧俗满寺，不知其数。得舍利之初源者：念经僧于夜房中坐念经，有三道光明来照满房，晖明而遍照寺。寻光来处
：从寺西当岩底出来。每夜照室及寺院，其僧数日之后，寻光到岩所，掘地深一丈余，得三瓶佛舍利：青琉璃瓶里有七粒舍利，白琉璃瓶里有五粒舍利，金瓶之中有三粒舍利。”沙门南叙《重藏舍利记》：“俄逢巨函，缝印香泥，记镌贞石。繇是撤其盖，发其缄。舍利光芒，异香郁裂……道俗□黄金瓶，如麸麦量，内藏一粒仁寿舍利也。二粒在塔□内，又二粒在小金合子内，又九十粒如银粟状在琉璃瓶内，玉环二发七综，金铜棺椁，异香钗钏等。今又有二粒舍利，光彩甚莹，在银结条琉璃瓶内”。这些材料有些夸张和想象的成份，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舍利放在玻璃瓶内。这样的记载有很多。琉璃瓶和金瓶是盛放舍利的主要容器。这应是当时社会中普遍的现象，反映了人们的观念。文彦博“获舍利五色，以上赐白琉璃瓶贮之，藉以锦褥，躬葬于塔。居士何震所获额骨、齿牙舍利，别创浮图”。皇上赏赐的玻璃瓶十分珍贵，文彦博用之贮舍利，不仅表示郑重，也代表了一种通行的做法。不论文献还是考古材料，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佛教寺院是中国古代玻璃器的重要收藏地之一。而两者的交集是多层面的，玻璃器的使用和功能符合经典的要求、人们对神圣器物的需要，更与人们对佛教义理精神的理解相契合。玻璃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首先在于其价值。玻璃是一种珍贵的物品，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佛教所宣扬的西方极乐世界正是人们所向往的，向往的东西正是人间缺少的。玻璃乃佛教“七宝”之一，故玻璃为地，光华耀目，金楼玉宇，仙山琼阁，丝竹悠扬，笙箫齐奏 ,佛坐莲花中央，圣众环绕，彩云飘飘，飞天散花，乃理想的佛国世界。佛教文献中充满了“玻璃”的身影，鸠摩罗什译《佛说阿弥陀经》说
：“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颇黎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颇黎、车渠、玛瑙而严饰之。”《智度论》云：“须弥山高三百三十六万里，四宝所成：东面黄金、西面白银、南面琉璃、北面玻璃、四面绕山。”这种理想世界，承载着人们对佛国美好的向往和心灵寄托，而对于遥远的佛教国度皆是珍奇异物，充满了好奇和幻想。玻璃器正好迎合了这种心理需要。在佛教塔基中出现大量的伊斯兰玻璃，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并非由于佛教的包容性，而在于僧众对伊斯兰玻璃器的认识。阿拉伯地区对当时人来说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谈不上有所了解，故这些传入的伊斯兰玻璃器仅仅被看作一种贵重的物品。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说，玻璃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的象征。金手指天，诸佛列位，宏愿庄严，这种冰清玉洁的仪式，这种纯净明澈的震撼，在繁杂的尘世间，其力量早已远远超出案头摆设之外，是故唐宋时人常把寺院净土比为琉璃地。王维咏佛 ：“翡翠香烟合，琉璃宝地平。龙宫连栋宇，虎穴傍檐楹。谷静唯松响，山深无鸟声。琼峰当户拆，金涧透林明。”罗珦至浮查山寺，有“春风一宿琉璃地，自有泉声惬素机”之句。元稹咏西明寺牡丹曰：“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不正说明了玻璃的种种洁净、寺院的处处庄严？而人们的心灵亦可在此达到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意境。佛寺本身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佛教传入中国后尽管很快中国化，但在思想、教义上仍体现着外来思想文化。中国古代佛寺建筑、设施和用品绝大多数是按宗教需要在中国修建和制造，由于通常以为宗教物品的另类和特殊性，混杂在其中的外来物品常常被研究者忽视了，而外来物品出现在中国，本身就包含了更有意义的历史。玻璃器带有外来文化的烙印，是一种珍奇贵重的物品。宗教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通过神圣而又神秘的事物调动广大信徒的宗教感情。佛教寺院中拥有多种外来物品，包括玻璃、金银、宝石、钱币，来源地区有罗马、萨珊、伊斯兰、粟特。这些外来物品的存在，能够极大地取得大众的信任，有利于佛法的传播。如此种种，使玻璃器在佛教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不仅仅作为香水瓶、舍利容器和供养器，在佛寺遗址中还经常出现玻璃珠，有的甚至达几万颗，可能是手中所拿念珠。有的极其细小，可以线穿之，或许是装饰绣像的材料。《药师琉璃光本愿经》曰 :“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明澈、无瑕之象征，这大概正是玻璃器在佛教中所扮演的角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