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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帆 一路求学到苏联 王叔铭是山东省诸城县人，他出生在相州镇城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王秩三读过私塾，因此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王叔铭18岁考入城里高等小学，他勤奋好学，胸怀大志，因一心想从戎报国，所以特别注意锻炼身体。 王叔铭19岁时，与同乡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刁步云等人在上海一起通过了黄埔军校的考试，四人又同往广州，顺利通过王伯龄主持的加试，考入黄埔军校的第一期。王叔铭编在学生第四队，与胡宗南、范汉杰、王敬久等人为同队同学。 1924年9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创办“广东军事航空学校”，该校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创办的中国航空事业最早的摇篮，一共办过两期。王叔铭从黄埔一期毕业后，和刘云、唐铎等被派到军事航空学校第一期学习。第一期一共有10名学员，担任他们教官的是德国飞行教官、贵族后裔冯·格莱姆。王叔铭对待训练特别认真，而且能吃苦，所以飞行技术提高很快。在学习期间，王叔铭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军事活动和对杨希闵、刘震寰的战斗。 1925年7月王叔铭航校毕业后，被广东革命政府派到苏联空军第二军事航空学校飞行科继续深造。在苏联学习期间，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感染，1926年2月，王叔铭和唐铎等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中共旅莫支部领导。王叔铭在第二航空学校学习过程中，不仅成绩优异，而且思想也在不断进步，他决心刻苦学习专业技术，以报效多灾多难的祖国。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送到苏联空军高级战斗射击轰炸飞行学校驱逐科和将校飞行侦察学校学习，掌握了当时空军的战斗、轰炸、攻击、歼击、侦察等飞行技能，成为具有全面飞行技术的第一流空军技术军官，并曾到苏联空军部队中见习。 1931年秋，王叔铭从苏联学习期满驾机回国，因燃料告罄，王叔铭不得不在沈阳机场降落，因涉及“共产党嫌疑”被张学良扣押审查，后靠主持空军的毛邦初在蒋介石面前力保才平安无事。此后，王叔铭等几十名中共党员与中共脱离，在蒋系黄埔势力中形成一个小小的宗派，被戏称为“自新派”，其知名人士还有宋希濂、文强、覃异之、黄雍等等。自此，王叔铭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并成为空军中毛邦初的主要拥护者和骨干。 回国不久，王叔铭进入设在杭州笕桥的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高级飞行科受训，接受蒋介石的政治思想教育，此间航空署全体职员改叙空军阶级，这是空军官制的开始。王叔铭毕业后留校担任上尉飞行教官。1932年夏，王叔铭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对江西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数次率领航空队轰炸红军。 1933年初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是一个反蒋抗日的爱国政府，李济深被推选为主席。蒋介石对这个政府深恶痛绝，不仅调集大批陆军对其发起地面攻击，还出动了海军、空军进行封锁轰炸。王叔铭奉命组织轰炸队，被派参战，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轰炸任务。这一战，王叔铭不仅解除了蒋介石对他的疑心，还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很快，王叔铭被任命为空军轰炸第二大队队长，接着升为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主任。后又调任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中央航空学校任教育处少将处长。 王叔铭对航校学生要求极为严格，训练一丝不苟，绝不松懈，王叔铭尤其强调时间观念，要求准时分秒不差。经王叔铭训练出来的飞行员到七七抗战后，均成为中国空军最有功绩的干部，而其后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者，都是王叔铭的学生。 西安事变爆发后，冯玉祥和宋子文、宋美龄及一些进步人士均主张和平解决以营救蒋介石，而何应钦等亲日派则坚决主战，并授意王叔铭率领空军讨伐张、杨，必要时可轰炸西安。可王叔铭已事先受了宋美龄的暗示，因此对何应钦的命令虚与委蛇，阳奉阴违，虽率机队到陕西执行轰炸任务，但只在渭南一带的空地稍事轰炸，敷衍了事。此举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之后，蒋介石派王叔铭赴意大利，考察空军及航空事业，回国后即被任命为空军第二队队长，中央航校柳州分校主任等职。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成都成立空军士官学校，培养空军预备飞行人员。王叔铭任该校教育长。为了促进空军发展，国民党中央成立了航空委员会，负责全国空军的组织和建设工作，王叔铭任副主任兼参谋长。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了以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中执委委员张冲为副团长的“实业考察团”，以实业考察为名，前往苏联进行抗日武器的秘密采购。该团从各个兵种中抽调军官和技术人员共40多人，分成空军、步兵、炮兵和交通通信等几个小组，王叔铭担任空军组上校组长。9月9日，在莫斯科西郊休养所“绿林”，王叔铭向出席会议的苏联代表拔也夫拉宁、瓦西列也夫等人，详细说明中国所需拟聘的苏联技师，重、轻轰炸教官和驱逐教官、飞行教官共70名。 9月14日，在第二次会议中，王叔铭凭着深厚的军事学识及经验，向苏方代表阐述了苏方各机型的优点和不足，使与会各方代表深为折服。中方由王叔铭决定，向苏方购买中型轰炸机、双叶驱机、单叶驱机及子弹、汽油、炸弹。在其后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中，王叔铭对所购飞机的运输路线、飞机的载重量多少、续航等问题，从实际出发向苏方代表提出具体要求，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不久，王叔铭带领中国空军飞行员和苏联空军飞行员（即苏联援华空军志愿军）一道，将试飞合格的中型轰炸机和歼击机（驱逐机）各十余架，从莫斯科、阿拉木图，经过伊犁、哈密飞往兰州，这就是中国购买苏联的第一批飞机。1938年，王叔铭奉命出任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空军武官。到任后，王叔铭广泛联系，多方活动，为争取到苏联空军的大量援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空中老虎的功过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航空委员会迁至四川成都办公。为了便于指挥空军部队的作战，航空委员会在重庆、兰州、成都分设空军第一、第二、第三路司令部，王叔铭任第三路司令，办公地点在成都红牌楼。当时，日机时常偷袭轰炸成都、重庆及附近各县，屡屡得手，中国空军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王叔铭决定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也就是说，敌机从什么方向来，就飞到那里去阻击，将敌机歼灭在路上。如果敌机数量多，就严密监视，截击尾机痛打。 当时敌机多数是从川东地区方向飞来的，中国空军即把战场搬到川东，从此掌握了主动权，并多次击落敌机。隶属王叔铭指挥的空军一大队，是战斗机大队，一共只有十多架落后的单人驾驶战斗机，性能较差、炮火不强，但该队的飞行员，大多是富有战斗经验和牺牲精神的爱国军人，他们与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同心协力对敌空战。由于指挥灵活，屡胜日本空军，并于1939年11月4日，将日本空军领队、号称“轰炸之王”的奥田大佐驾驶的飞机，击落在成都东面的简阳县及仁寿县之间。而当天日军出动27架飞机，对成都狂轰滥炸。王叔铭指挥中国空军凭借顽强英勇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重创日本空军，王叔铭为自己赢得“王老虎”的称号。 1941年冬，日军于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嘉林机场集结了各型飞机450余架，企图南北夹击，吞并整个中国。为了粉碎日军的战略企图，王叔铭在1942年1月24日指挥空军第一、第二轰炸机大队起飞轰炸嘉林机场，这日9点多，云南沾益机场CB-3型轰炸机在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杨仲安、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姜献祥领队下，等待王叔铭做起飞前的最后指示。10点10分，在领航主任杨愧的率领下顺利起飞，而美国志愿航空队8架P-40战斗机，则为两队作掩护。后报载：“我空军轰炸大队猛炸敌军事目标，投弹20余吨，敌损失奇重。”战斗中，中方空军吴乃安和通信射击员驾驶受伤的飞机迫降未成功，以身殉国；曾多次驾机深入敌后和日本本土执行作战任务的第二大队十一中队队长，被誉为孤胆英雄邵瑞麟，在给予日军沉痛打击后，不幸机毁人亡。 美国于对日宣战后，与中国飞行员在印度拉合尔组成驱逐机、轰炸机混合团，团长和副团长由中美两国军官轮任。后来重庆也成立了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王叔铭出任美国空军志愿大队中国人员管理处主任。 之后，王叔铭出任空军第三路司令的同时，兼任空军参谋学校教育长、航空委员会副主任及代主任，为培养我国优秀的空军人才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中，王叔铭出色地指挥了中国空军参加滇西、鄂西、豫西、鄂北、中原等战役，取得辉煌战果。其身先士卒，个人出击达230多次，战功卓著。1944年，王叔铭因在中原会战中出色的指挥，获得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王叔铭还因指挥国民党空军协同美国驻华空军对日作战，于1945年6月获得美国政府授予的“嘉禾勋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根据美国建制改组空军，其中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司令部，周至柔首任总司令，毛邦初为副总司令，王叔铭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并实际负责空军各项工作。 为了搞好空军的训练工作，王叔铭设立了训练司令部，由刘牧群任司令；又设立了供应司令部，由亲信王卫民任司令。总部设五署：第一署管人事，第二署管情报，第三署管作战，第四署担任通信，第五署负责训练。另设副官处、会计处、军医处、军法处、工程处及汽车大队，特务旅改为空军地面警卫司令部，司令为万用霖、副司令高瀛山。司令部直辖步兵有第一至第五团，并有直属工兵营、通信营。 同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空军军区，即沈阳空军军区；北平空军军区；重庆空军军区；汉口空军军区；昆明空军军区。各军区负责指挥所辖区内的空军作战、训练、地勤与后勤。担任空军后勤工作的空军总站改称为空军地区司令部，广州白云山空军总站改为白云山空军地区司令部，上海空军总站改为上海空军地区司令部。空军由抗战初期的七个大队及第十二直属中队扩编为20个大队，空军大队以三三制编制，即每个大队分3个中队，每个中队分3个分队，每个分队有3架飞机。 随着国民政府迁回南京，空军总部也随之迁回。王叔铭兼任了北平行营副主任，继续追随蒋介石参加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此时，他代表军队担任国大代表和第七审查委员会委员。 1946年10月，王叔铭指挥国民党空军向解放区的进攻，配合陆军攻占了当时解放区最大城市的张家口。为此，王叔铭得到了蒋介石授予的二等“景星勋章”和美国政府授予的“自由勋章”。1947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王叔铭亲自到西安督阵，并向延安派出空军指挥所，以配合胡宗南向陕北的进攻。他不仅帮助胡宗南侦察西北解放军军情，向胡宗南运送战略物资、生活用品，还多次派轰炸机向人民解放军狂轰滥炸。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最激烈时，王叔铭又几次派出飞机配合地面部队作战，阻止解放军的进攻，还给国民党军投放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弹药。他甚至多次亲自驾机飞临济南上空，通过无线电给地面的国民党军打气鼓劲。这次战役，在王叔铭的亲自指挥下，共出动战机520架次，王叔铭因此晋升空军少将。 辽沈战役期间，王叔铭随蒋介石来到沈阳，140多架战机也集结东北战场，为东北国民党军壮胆。在王叔铭的指挥下，空军每天出动上百架次的飞机，有些飞行员一天要出动两三次，他们从北平、沈阳等地飞向锦州，对攻城的解放军投弹、扫射。空军每天还要为被困在锦州城的守军运送百吨以上的各种物资。在这次战役中，空军出动上千架次，被解放军击落15架飞机，仅锦州就有4架P-51战斗机和3架C-46运输机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这是内战以来国民党空军损失最大的一次。11月8日，淮海战役打响，王叔铭又来到淮海战场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及给被包围的国民党军投放粮食和武器弹药。 为了挽回败局，蒋介石曾于11月22日至12月12日，先后六次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密谋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王叔铭在12月11日发表了意见，认为要对国民党部队散发一些简要的防护措施资料，“要油印50份，于明晨6时前送交空军司令部，以便空投给部队”，他还建议派一名技术人员随机前往，指导部队正确使用这些炸弹。 1949年1月9日行动正式开始，王叔铭指挥空军在陈官庄西北面匆匆投下毒气弹，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乘势占领了几个村庄。当天上午，王叔铭还亲自驾机飞临陈官庄上空，与杜聿明通话，告知这次参加作战的飞机数量，以增强杜聿明部的信心，鼓舞其士气。为了救出杜聿明的这支王牌部队，王叔铭、蒋纬国等每天都亲自到机场监督空投粮食、弹药的数量，王叔铭还亲自驾机到战场上方调查关于空投数量与杜聿明部所收粮食、弹药数量不符的问题，他甚至给杜聿明运去了一批毒气弹，可惜还没派上用场战事就结束了，而杜聿明的部队最终没能躲过惨遭覆灭的命运。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王叔铭奉命派出空军第八大队一批B-25重型轰炸机前往轰炸，终于在葫芦岛附近将“重庆号”“炸沉”。蒋介石获悉后大喜过望，即下令奖赏空军第八大队10万元大洋，两名首功人员各得2000元，其他每人得450元。而事实上，“重庆号”并非国民党飞机炸沉，而是“重庆号”官兵于3月19日晚奉解放军总部命令自沉军舰。 此外，王叔铭还多次驾驶飞机在东北、平绥、华北、陕北、苏北、鲁豫、京沪等战场指挥国民党空军对人民解放军作战并屠杀无辜群众。然而国民党的败势已经无法扭转，王叔铭的部下不少人采取了驾机起义的方式，投向共产党一边。1949年夏，绥远和平解放前夕，为了破坏起义，王叔铭、徐永昌由广州飞至陕坝，想要制造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的分裂。由于王叔铭与孙兰峰是同乡，即代表国民党中央宣布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副司令官，要求董其武将部队交给第九团指挥，向西撤退，想以这种方式夺取其兵权。董其武则以部队欠饷几个月，士兵多是绥远人为由，说部队开不走，抵制了王叔铭等人的阴谋。 9月19日，董其武主持驻绥远部队旅长以上军官和原绥省政府的高级官员、地方各族各界人士代表举行通电起义仪式。起义通电签名的共39人，通电签字后，傅作义派邓宝珊去找徐永昌、王叔铭等人签字，王叔铭等人自然不会签字，他们也明白这是逐客令，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于下午2时飞走。 全国大陆解放前夕，王叔铭随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并指挥空军对海南岛、舟山、大陈岛及其他沿海地区实施轰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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