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学家茅海建的名著《天朝的崩溃》，其副标题为“鸦片战争再研究”，其实鸦片战争的冲击只是揭开天朝崩溃的序幕，天朝最终的崩溃是在庚子事变，这是庚子事变对中国历史最大的意义。
天下观念与华夷之别是支撑中华帝国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所谓天下观念，简而言之即是中华帝国处于天下之中，高高在上，其他的国家与中华帝国的关系由近及远，为藩属，为羁縻，为化外，众星拱月。华夷之别则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最优，在中华文化之外的都是蛮夷，不值一提。这一套观念体系及其支持的政治实体可以总称为天朝体系。这种强烈的文化自恋在15世纪以前（全球史时代开启以前）或许不会遭受重大的面对面的挑战（伊斯兰文明、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都足以与中华文明比肩，不过受交通条件所限，不能发生大规模的冲撞。），在18世纪以前在东亚文明圈内也还勉强行得通。利玛窦、汤若望等基督教传教士带着西方宗教与科技文明抵达中国的时候，如果有足够的敏锐和谦逊，士大夫们应该能察觉出这和以前的“夷”是完全不同的文明，它对中华文明已经展现出了超越之处。但是，信号被忽略了。
1840年的鸦片战争事实上是天朝崩溃的开始。英军其实只有区区数千人，万里扬帆而来，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除了展现它的颟顸无能，漏洞百出之外无所作为，铁桶一样的江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裂缝。面对危机，观念的应急自救机制开始启动，先是对自身的妥协退让进行美化，如赔款是大皇帝赐给外夷的，海岛是大皇帝看夷人远来，不忍心，赏给一块晒衣晒货之地，不继续开战是饶尔等一命等等。同时丑化对手，如夷人膝盖不能打弯等等。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到甲午战争之间是天朝的解体期，若干次的丧权辱国使得天朝作为政治实体已经不可能继续天下之中，万国来朝的迷梦，但是文化的自信作为小团体利益的内在支撑仍在士大夫群体中顽强挣扎。天朝观念进行自我阉割以继续自保，一个是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它最早的提出者是冯桂芬而非张之洞，它的意思其实是希望用放弃“中学在当世有用”来换取它至少“可以为体”。这一时期的洋务运动是这一士大夫期望的具体表现：只引入机器，不动制度，不触及思想。一个是缩小地域范围，天朝观念在西方列强之前不再适用，但是在东亚文化圈内还可苟延。当世的看法是“失之西洋，存之东洋”。虽然其间日本进犯台湾，吞并琉球，但是在不愿意睁眼的国人看来，不过是前明倭患的延续而已。
甲午的惨败使得天朝的崩溃已经无法掩盖，无法通过调整天朝观念的解释续命，无法通过洋务运动这样的局部应激反应来挽回。正是从这次失败起，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的主旋律。今天看来，救亡图存毫无疑问只有一条路，就是融入世界大势，成为近代国家。但是，当时摆在清人面前是两条路，一条是保守的道路，一条是洋务运动的道路。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就产生了这两条路线的纠缠，之所以不能在几十年间或是迎头赶上，或是如奥斯曼帝国被瓜分，也是因为两种势力互相牵制。前一条路走到底便是义和团运动，后一条路走下去便是新政与立宪。公正的说，这两条路都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为避免国家被瓜分，民族被宰割而形成的两种选择。
不幸的是，在历史的关头，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选择了保守主义的极端发展——义和团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失败了，保守势力随之殉葬，才毫无选择的走上了另一条路，开启了清末新政。
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照允辛丑和议十二条后的一个月，西安行在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实行新政的上谕。这个时候，朝中的保守派在列强的压力下已经被扫除一清，大大减轻了内部反对变革的阻力。在中央层面，端王、刚毅、赵舒翘等或死或贬，此后徐世昌、张之洞、袁世凯等开明派陆续进入中枢。在地方官员的层面，仅4月29日、8月19日（1901年）两次惩办“保护教民不力”的地方官员就达112人，这些人多为地方顽固派。在慈禧个人的层面，逃离北京三天的亲身经历就足以让她打销一切侥幸。她认识到，祖宗留下来的治内驭外之法，在采用新的政治制度，拥有先进的工业军事技术的国家面前，显得无用而落后，只有老老实实的走上行新政的道路上来。
庚子之后的社会风气的变革也为新政做好了思想准备，由“ 攘夷排外” 逐渐变为“ 崇洋”。戊戌时期，康有为提倡“断发”、“易服”，改良服饰，应者寥寥。辛丑之后，大城市穿洋服者渐多，甚至在广西等偏僻省份的新式学堂中也允许学生穿洋服，穿着洋服向孔孟行礼。纸烟在 19 世纪末就进入中国市场销售，但吸食者甚少，还是以水烟、旱烟为主。辛丑之后，进口的“红锡包＂、＂哈德门”、“前门”等品牌的香烟销路大开，上海这样的地方，妇女都有吸食纸烟的，各地效尤。科举的取消势在必行，留洋成为上层人士的第一选择。
清末新政也是一场变法，它与戊戌变法有一些不同，戊戌时期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变法，是方向之争。新政时期则是聚焦于如何变法，权力集团之间如何平衡，是路径和权力之争。戊戌变法的领导权掌握在光绪手里，新政的领导权掌握在慈禧手里，慈禧要把自己的权力和新政捆绑在一起，以重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
但是新政没有挽救大清的命运，新政推行三年后，发生了日俄战争，东亚小国日本竟然打败了沙俄，给中国人巨大的刺激和鼓舞，他们把日本的强大和立宪联系在一起，清廷必须要立宪才能实现真正的改革。这个时候决定中国命运的要素中，立宪和革命在赛跑。慈禧误判了形势，过于拖延，在立宪之前，革命爆发了。
庚子事变给中国指出的道路——立宪新政夭折了，中国新的时代主题变成了革命救亡，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