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秦会稽刻石摹本

     会稽禹陵是华夏最古老的帝陵之一。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出巡至会稽。“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1]秦始皇不远万里到会稽山亲祭禹陵，登上秦望山，命丞相李斯立石歌颂秦国功德，世称“会稽刻石”。因年代久远，故原碑在宋代已无踪迹可寻。会稽刻石作为秦始皇刻石之一，自古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历史上不同的摹本便是焦点之一。

一

申屠駉本

元代至正元年（1341），绍兴路推官申屠駉以家藏旧本重摹，与徐铉所摹的“峄山碑”镌刻在碑的阴阳两面，保存在绍兴府学宫稽古阁内（今绍兴市稽山中学）。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摹会稽刻石（钱泳本）

二

钱泳本

钱泳在《写经楼金石目》的《重模秦会稽刻石》一文中记述：“按秦会稽石刻在秦望山，一云在鹅鼻山，一云在何山，究莫知所在。莫子齐诗序云，碑凡二百九十六字。今以摹本验之，则二百八十八字而已。且旣云石已缺，字不可见，又不知子齐何所据而云然也？《索隐》《正义》二家所引证碑中诸字非一，而小司马又引张徽所录会稽南山碑文，则当日所见，想亦非一本矣。元至正初，绍兴路推官申屠駉曾以家藏旧本摹勒于会稽郡庠之稽古阁，与徐铉所摹“绎山碑”表里刻之，其事见《金䪥琳琅》。乾隆壬子春日，余客绍兴府李太守晓园幕中，与修郡志。暇时往郡庠，徧访不得。越数日，又与府教授俞君甡谒崇圣祠，乃于祠门外见“绎山碑刻”，为大惊喜，则知此石竟于康熙间为石工磨去，又刻别碑，可惜也！因告之太守，复将原石再磨，仍刻此文。而又得钱唐赵晋斋氏所藏申屠駉本参校，为重临勒之。虽不能如徐铉、郑文宝诸家，然较申屠駉所摹者，似有过之，无不及也。嘉庆三年夏六月十日书。”

元代至正元年（1341），绍兴路推官申屠駉以旧拓本重摹刻秦会稽刻石，存立于绍兴府府学之中。然至清代康熙年间被石工磨去，重刻崇圣祠记。乾隆五十七年（1792），绍兴府知府李亨特命金匮钱泳磨去祠记，仍根据申屠氏本重刻于原碑。徐铉，字鼎臣，五代至北宋时期书法家。宋代欧阳修曾称，“昔徐铉在江南，以小篆驰名，郑文宝其门人也，尝受学于铉，亦见称于一时。”由此可见，徐铉、郑文宝的小篆成就之高。钱泳称由他重摹的这本会稽刻石虽不及徐、郑二人的摹本，却较之申屠駉本更为接近原貌，自谦之中透露着自信。同时，刻上了李亨特、翁方纲等人的题跋。1987年，此碑从绍兴府府学原址移至大禹陵碑廊。

▲钱泳本拓片

三

焦山本

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向万鑅跋称：“秦'会稽刻石’久不可得。乾隆间，会稽太守李亨特据申屠駉本补刻于'绎山刻石’之阴，今渐漫漶。余藏有旧拓，因商之陈寅谷学博从王氏重刻'碣石门’篆例，属鹤洲僧勾刋四石，嵌置定慧寺丈室壁间。”^[2]向万鑅根据钱泳本的旧拓本，请僧人重摹放置在镇江定慧寺，即焦山寺内。此本即为钱泳本的翻刻本。

四

日本本

日本安政四年（咸丰七年）七月刻本。源知足跋称：“高槻千叶氏藏双钩本，五世于今矣。去岁余借观之……有井田乐之者，市人也，喜学篆法，并读说文，来询于余。余偶出此碑示之。乐之云：'是今不摹刻，后世不可复见。’遂捐资刻之。”光绪十一年（1885），郑芸青复重摹上石。其字较申屠駉本大，形神俱失，为后人的临摹本。其中“后敬奉法”四字中不见“敬”字。

五

俞樾本

今存于苏州俞樾故居曲园内。此本节临“内惠汥、长卅有、桼省习、黔首斋、壮圣临、国定刑、立恒裳、骄阴通、谋侵运”二十七字。

俞樾自跋称：“咸丰十一年，余避兵上虞之槎浦，偶从王氏借得《金罍子》一书，书每叶以故纸衬之，其中有篆书数纸，启视之，得廿有七字，乃双钩而以墨填之者，其钩之痕迹犹可见也。字体严重之中有飞动之致，非近人所能为。余因有'黔首’字，疑是秦碑；又因有卅七字，忆《秦本纪》始皇帝三十七年上会稽立石颂德，疑此乃会稽残石。行匧中无《史记》，未能取证也，笔墨黯淡，纸质靡烂，又粘连于书不可取，乃景写其字，姑以为玩而已。今年冬始以《史记》证之，则此二十七字无一不在'会稽刻石’之中，乃大惊异，岂好事者依《史记》戏为之邪，抑会稽一石尚有拓本在人间也？何意穷海之滨，获此希有之迹，奚忍听其泯没欤？因摹数本诒好事者。同治七年除夕前一夕，俞樾书。”咸丰十一年（1861），俞樾暂避在绍兴府上虞县。他借阅《金罍子》一书，发现每页用旧纸衬垫，里面有几张篆书，共二十七字，于是双钩临摹下来。后来与《史记》核对，发现是会稽刻石的残文，便又临摹了几份送给友人。此后，俞樾将此事记录下来，并与二十七个字一起勒于石上，留在曲园之内。

碑中又称：“七作桼，庄作壮，常作裳，皆叚字，据《说文》常裳本一字也。刑字移刀于下，运字中作两车，字体小。变修作汥，与许君所见'峄山刻石’合，而与张徽作录'会稽碑文’作攸者又不合。”容庚先生认为，所书二十七字多由臆造，殆文人故弄狡狯之所为，虽不若钱泳之有心作伪，但也不足作为依据。

六

会稽禹庙本

秦会稽刻石的摹本除了以上五种为世人所熟知以外，尚有一种被忽视和遗忘，即立于会稽大禹陵庙内的秦会稽刻石本，姑称之为会稽禹庙本。

南宋庆元四年（1198），陆游在《冬日出游十韵》一诗中道：“金石秦遗刻，衣冠禹旧陵。”提到了秦会稽刻石和禹陵，但似乎不太明确这块会稽刻石立在禹陵内。嘉泰元年（1201），陆游在另外两首诗中再次写到了秦碑。《出游》：“秦碑禹窆风烟外，一吊兴亡万古愁。”秦碑和窆石作为会稽禹庙的两大标志性意象出现在诗中。又《天凉时往来湖山间有作》：“秦篆旧碑荒草棘，禹书遗穴惨风烟。”此句则突出了秦碑和禹穴，且称其为旧碑，足见此碑的历史之悠久。从陆游的这三首诗中可以看出，立于会稽禹庙内的秦会稽刻石历史久远，且是会稽禹庙的代表物之一。

清顺治八年（1651），太常寺少卿孙廷铨奉旨于八月初五日告祭南镇，八月初六日告祭禹陵。《南征纪略》卷二：“是日复出五云门到禹庙，事讫谒陵。访诸前闻探求禹穴之迹而不得，盖杨用修已尝辨之矣！山下有石井，题曰：菲泉。当是后人远慕明德追仿遗踪耳。李斯所篆秦碑在庙堧内，亦为人破碎，零乱草间，拂拭就读，虽历年久远摹勒非一，然其遗意犹存。殿庭楣上旧有梅梁，张僧繇画龙，而龙去者也。”除了提及菲饮泉和梅梁之外，孙廷铨着重描述了秦会稽刻石的现状，清初的秦会稽刻石早已被人为破碎，残碑零乱地散落在大禹陵庙内，但仔细识读，秦篆的笔意仍在。这一历年久远的秦碑，应即是陆游多次提及的会稽刻石。

虽然会稽禹庙本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颇有可圈可点之处。首先在年份上，会稽禹庙本所存在的年份是现今所知六本之中最久远的。元代申屠駉本摹刻于至正元年（1341），至清康熙年间被磨去，存在时间为三百多年。而其余四本则是清代中后期摹刻的，距今仅一二百年。此本最晚在宋代以前就已立在大禹陵庙之内，至清顺治八年（1651）尚存残碑，至少存在七百多年之久，且上限不得而知。其次在保存上，申屠駉本和钱泳本一直存立于绍兴府府学中，另外三本则是晚清各地摹刻而流传到外地甚至海外。而会稽禹庙本所在的地理位置十分耐人寻味，因秦始皇到会稽祭大禹后再立的秦碑，故在会稽禹庙立有秦碑也合情合理。总体而言，会稽禹庙本的历史价值较以上五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六》，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2页。

[2]故宫博物院编：《焦山续志》卷三《会稽刻石向万鑅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故宫珍本丛刊》第247册，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