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炜华将军 曹甸战役与黄克诚的建议 黄炜华 曹甸战役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于1940年11月发起的对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的一次战役行动。对此役行动，黄克诚提出过一些建议。当时及以后有些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当时，我是三师七旅参谋长，我认为要说明这一问题，必须全面了解当时敌伪顽我的整个情况和深刻理解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政策，了解经略华中、创建苏北根据地的任务和黄桥战役后的苏北战局，继而分析曹甸战役对全局的影响，才能避免就事论事，从根本上分清是非。 事关战略全局的苏北 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和部分八路军，从1938年3月起陆续开赴大江南北，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并陆续在苏鲁豫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边、苏南、皖南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至1938年冬，基本上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由积极抗战转为消极抗战，到处制造磨擦，妄图将新四军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黄河以北。因此，尽快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沟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扩大我军战略行动的回旋余地，就成为事关全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中共中央作了明确的部署。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在致刘少奇、项英电中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华中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认为苏北是最有发展希望的地区，其原因有二：一是苏北地区全属敌后，多数县城无敌人据点，只在交通沿线和部分城镇驻有日伪军，国民党仅有韩德勤部，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且军纪败坏；二是苏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临京沪，北控徐蚌，依江濒海，回旋余地大，有利于新四军建立根据地。一旦苏北局面打开，向南可与苏南抗日根据地呼应，扼制长江下游，向西可与豫东、皖东、皖东北尤其是山东联系，有利于新四军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因此，中原局确定把苏北作为新四军的战略突击方向，并对江北部队作了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具体部署。同时建议中央令新四军一部北上，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华中和苏北。194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中原局关于全力发展苏北的部署和建议，并随即电令新四军苏南陈毅部北渡，华北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二纵队黄克诚部南下。 可见，开辟苏北是事关我党抗战全局的大事。因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一切行动都应当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 曹甸战役之前的苏北战局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按到中央指示后，立即部署渡江北上。6月向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地区集结；7月上旬渡江北上；7月中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由陈毅代指挥，所部统一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7月25日，陈毅率部击溃韩德勤拦阻部队，进驻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并迅速分兵各地，创建了以黄桥为中心，包括泰兴、泰县、靖江、如皋、南通等县在内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北进的跳板。与此同时，苏鲁豫支队和黄克诚纵队接到八路军部电令后，迅速南下皖东北和淮海区。其中黄克诚率二纵队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5个团，计1．2万余人，分两个梯队由鲁西南南下，6月进入豫皖苏，与彭雪枫会师，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南，7月遵中原局指示东进皖东北淮宝地区；苏鲁豫支队则经过战斗，开辟了沭阳、泗阳、宿迁、淮阴、涟水等几个县的抗日局面，初步建立了淮海区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南下通道，与陈毅遥相呼应。 新四军的北上和八路军的南下，使韩德勤大为恐慌。他不顾抗战大局，提出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即先集中兵力进犯黄桥，消灭或驱逐陈毅部，然后移兵北上，驱歼黄克诚部。10月4日，韩德勤分兵两路进犯黄桥。陈毅部被迫自卫反击，经三天激战，在黄桥大败韩军。 黄桥战役打响后，黄克诚按照中央指示，立即率部出动东进，苏支(五纵队一支队)突破韩军盐河、废黄河防线，直下阜宁盐城，形成了对韩部的南北夹击之势。10月10日，五纵队苏鲁豫支队一大队(三师七旅十九团)和新四军北进部队在东台白驹狮子口会师，从此揭开了两军联手作战的序幕，并因此使国民党妄图将八路军、新四军分割两地，各个击破的战略阴谋遭到失败。 黄桥战役后，苏北战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即由原先的日韩对峙，变为日、韩、我三足鼎立。面对这一新格局，日军的方针是固守静观，伺机而动；国民党反共之心不死，令皖东的桂系军队增援苏北，并进占了津浦路西的新四军游击中心周家岗、界牌集等地；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霍守义部则以“武装调停苏北磨擦”为由，从山东南下，进至淮阴东之凤谷村等地；退守曹甸的韩德勤亦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而我军则立足未稳，刚刚占领的淮海、盐阜广大地区内的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游杂部队还没有肃清，骚乱、暴动到处发生。在这种形势下，究竟是应该先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把脚跟站稳呢？还是应该先吃掉韩德勤部，彻底解决苏北问题呢？这就是曹甸战役的缘起，也是日后争论的焦点。而实战结果表明，曹甸战役不仅不合乎中央的指示精神，而且发动的时机也不当，具体打法也存在问题。 曹甸战役剖析 曹甸是苏北宝应县以东水网地带的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其四面有土圩，墙角筑有碉堡，墙外有水壕，水深三四米，宽七八米，是个比较坚固的镇子。其东南为射阳镇、沙沟、陶家林，东临安丰和水荡，北倚车桥、凤谷村，西临大运河，水网密布，易守难攻。黄桥战后，韩德勤率八十九军、保安纵队等部数万人退守该地区。 为彻底解决苏北问题，建立统一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940年11月29日集中陈毅所部一纵队、二纵队和黄克诚所部五纵队一支队、二支队一部共10个团对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发起攻击，在扫清了外围射阳、陶家林和安丰北宋庄后，于12月13日发起总攻。此战役共计18天，虽歼敌8000余人，我军伤亡2000余人，却攻而未克。 曹甸战役虽已过去60年了，作为一个直接参与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想就曹甸战役未完成预定战役任务的原因，简单地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战役决策者犯了急性病，战役发动时机不当。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抗日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斗争作战，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三项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曹甸战役不同于黄桥战役，黄桥战役是顽军向我进攻，自卫反击完全有理；曹甸战役是顽军已退守老巢，并未进攻我们。当时韩德勤由兴化北移曹甸，所部正在休整部署中，尚无能力向我进攻。因此，我军完全可以不攻曹甸，而应转入肃清后方敌顽残余和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站稳。这样在政治上对苏北全局都会更有利一些。我认为曹甸战役的决策者犯了急性病，想一口气把韩顽吃掉，解决苏北问题，这是不符合当时党的斗争方针的。曹甸战役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12日致刘少奇电中指出：“应全面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过了4天，即12月16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指出：“华中斗争是长期的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和耐心。”实际上韩德勤是在同我们磨了两年多，直到1943年春日寇“扫荡”之下，才西逃的。但当时不同意打曹甸战役的黄克诚同志曾受到了批评和责难。后来，1944年7月10日刘少奇同志在给黄克诚同志的信中说：“至于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至于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些话是不妥当。” (二)战役组织指挥不严密。我参战部队来自两个系统——八路军、新四军，彼此不熟悉，通讯联络不畅，缺乏战役组织计划性，战前准备不够充分，敌情地形不甚清楚。虽有统一的行动时间，但有的部队并不遵守时间，有的部队作战任务太重，兵力分散，既要担任主攻，又要担任打援。特别是战场纪律不严，有的部队伤亡大，就自行撤出战场，不通知兄弟部队，让兄弟部队处于孤立作战中。后刘少奇同志由盐城乘汽船来到陶家林前线，准备对敌长期围困，但电报发出去，命令参战部队回到战场，却没有一个部队回到曹甸来。这说明部队游击习气太重，战场纪律不严。 (三)战役准备仓促，具体打法不当。战役开始前，我军对敌人部署不甚清楚，诸如对敌人兵力的多少、工事构筑情况、地形，水网(河流)情况等都不太清楚。并且由于参战部队的北方同志多数不识水性，更不会撑船，因此对水网地区作战有顾虑。部队临时征集的船只一般都不太大，能装一排人的船只很少，而在夜间航行时指挥员更是难以掌握，有的甚至走错了方向，船只行驶速度快慢不一，难以协同。其他许多事项，如粮食未筹备好，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如果走到人烟稀少而且贫穷的地方就只有饿肚子；伤兵收容工作也未布置好，伤兵下来送往哪里、走什么路线等均不清楚。如此仓促上阵，怎么能打胜仗呢？ 从军事上看，曹甸战役是在水网地区实施攻坚作战，利于守而不利于攻；若能先将敌人吸引出来，在运动中予以消灭，将会有利得多。黄克诚同志曾建议，即使要打，也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准备，用持久作战的方法。以坑道筑垒推进，如猛冲猛打，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的可能。战役的进程恰好印证了黄克诚同志的预见，战役指挥既没有集中兵力，也没有用持久作战、坑道推进的方法，而是猛冲猛打，前赴后继，结果不仅未达到战役的预期目的，而且给部队带来了重大伤亡。 总之，实践证明，战役的发动和打法是存在问题的，因此陈毅同志后来在回顾曹甸战役时也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统一战线就未如黄桥战斗那样成功。而且战斗部队也未详细解释动员，仓促作战”；“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非常不够，变成浪战”；“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可能成功”。我认为这些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选自《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12期，转载时编者修改了个别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