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卷一 ---- 卷五

卷一经一

经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经之行于世，犹日月之经天也。世不可一日无常道，犹天地不可一日无日月。一日无日月，则天地或几乎晦矣。一日无常道，则人世或几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为万代师者，功在于删述六经也。先儒言经术所以经世务，则今之学士大夫有斯世之责者，安可不留意于经术乎？世又有喜谈性命说玄虚者，亦经学之流也。故以次附焉，自一以至四凡四卷。

孔子赞《周易》，修《诗》《书》，定礼，正乐，作《春秋》。故其言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其门弟子之所记，则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史记》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夫六艺者六经也。”后世以乐经合于礼，遂称五经。汉五经皆置博士列于学官，而历代皆以之取士。苟舍五经而言治，则治非其治矣。舍五经而言学，则学非其学矣。今五经具在，而世之学者但欲假此以为富贵之阶梯耳。求其必欲明经以为世用者，能几人哉？

唐时则以《易》、《诗》、《书》及三礼《春秋》三传为《九经》，又益以《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四家，总为《十三经》。而孔颖达邢昺诸人为之作正义，谓之《十三经注疏》，今有刻行本。

《孝经》相传谓是孔子作。故孔子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今观《孝经》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为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为孝之终。则是人子必须自竭其力以养，然后为孝。苟但假于人力，则虽三釜五鼎不可谓养。苟不能行道，虽位至卿相不足为显。使非圣经，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后世以窃禄为能养，以叨名爵者为能显其亲，相去何啻天壤？

《尔雅》世以为周公作，然只是小学之书。但学者若要读经，先须认字；认字不真，于经义便错，则何可不列于学官？闻吾松前辈顾文僖公，其平居韵会不去手，亦欲认字也。

汉世称五经七纬，今纬书都不存。而散见于各书者，则有《易》纬，如乾坤凿度之类是也。有《诗》纬，如含神雾之类是也。有《书》纬，如考灵曜之类是也。有《春秋》纬，如元命苞之类是也。有《礼》纬，如含文嘉之类是也。有《乐》纬，如动声仪之类是也。有《孝经》纬，如援神契之类是也。有《论语》纬，如撰考谶之类是也。有《河图》纬，如挺佐辅之类是也。有《洛书》纬，如甄曜度之类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篇目尚多，不能悉举。皆是东汉时因光武喜谶纬，故诸儒作此以干宠，而世遂传用之。其不兴于西京之世明矣。然据此，则当是十纬，或者汉儒亦以乐记并在礼记中，而河图洛书别自有纬，不在此数。则五经孝经论语正合七纬目矣。

《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据《朱子》本义曰：“幽赞神明犹言赞化育。”引《龟策传》“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余甚不安其说。夫神明化育本是二义，如何将来混解？况蓍草亦众卉中之一物，若天下和平，则百物畅茂，蓍草自然茎长而丛密，与群卉等耳，何独于蓍草见得圣人幽赞处？且只是生蓍草，亦把圣人幽赞神明说得小了。不如注疏云：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用蓍求卦之法。盖神明欲告人以吉凶悔吝，然神明无口可以语人，故圣人幽赞其所不及。以阴阳刚柔配合成卦，又生大衍之数。以蓍钓之，则凡占者吉得吉，占凶得凶。占吉者以趋，凶者以避，则神明所不能告人者。圣人有以告之，而幽赞之功大矣，较之本义其说颇长。

《中孚上九爻辞》曰：“翰音登于天，贞凶。”本义云：鸡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极为登于天。鸡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居巽之极而不知变，虽得其正犹为凶道。此因《礼记》有鸡曰翰音之文，遂以翰音为鸡。然鸡何故遂欲登天，此解牵合实为无谓。不如注疏云：翰音登于天，名飞而实不从也。故朱博拜相，临延登受策，殿中有大声如钟。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师法以为人君不聪，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后博果坐奸谋自杀。岂非所谓虽得其正犹为凶道者耶？故世言朱博翰音，正谓此也。然则洪范徵应，与中孚上九之占正合，而必欲以翰音为鸡者抑又何哉？

《易》噬嗑九四，噬乾■〈月弟〉，得金矢。王弼注：“金，刚也。矢，直也。”程子传云：“金取刚，矢取直，以九四阳德也。”朱子本义乃引《周礼》古之讼者先入钧金束矢而后听之。黄东发云：“《周礼》出于王莽之世，未必尽为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后听其讼，周兴来俊臣之所不为，况成周之世哉？盖刘歆逢王莽之恶为聚敛之囮，旋激天下之乱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诬圣经乎？杨升庵云：“东发之论，亦可为朱子之忠臣也。”

《京房易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极，而明日方有两仪，后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两仪而太极遁，明日有四象而两仪亡，后日有八卦而四象隐也。太极在天地之先而不为先，在天地之后而不为后。杨升庵以为此说精明，可补注疏之遗。四明黄润玉是国朝人，所著有《经书补注》。如云：易之道扶阳而抑阴，卦之位贵中而贱极。阳过乎极，虽刚不吉；阴得其中，虽柔不凶。又曰：易动而圆，范方而静。八卦中虚故圆，九畴中实故方。其言多有可取者。

香山黄廷美云：《经书注疏》《论语》：仁者静。孔安国曰：“无欲故静。”周子取之。《易》利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予谓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动，一岁之运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声色臭味未感之际，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太极浑沦之体也，及感物而动，则性荡而情矣。群动既息，夜气清明，然后情复于性，与秋冬归根复命之时亦奚异哉。故君子自脩，亦不远复而已。予于注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乐中纂修大全出，谈名理者惟读宋儒之书，古注疏自是废矣。

余尝谓《诗经》与诸经不同，故读诗者亦当与读诸经不同。盖诗人托物引喻，其辞微，其旨远，故有言在于此而意属于彼者，不可以文句泥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是以子贡言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夫子告以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即引《卫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证之。夫子曰：“赐也可与言诗。”子夏咏诗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夫子曰：“商也可与言诗。”一则许以起予；一则许以告往知来，乃知孔门之用诗盖如此。他如《大学》引“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则曰“于止知其所止”。又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引《鸤鸠篇》“其仪一兮正是四国”，则曰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此曾子之说诗也。《中庸》引“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则曰言其上下察。衣锦褧衣，则曰恶其文之著，此子思之说诗也。孔门说诗大率类此，亦何尝泥于文句耶？荀卿子之言善学者，必曰通伦类，盖引伸触类维人所用。汉人说经盖有师授，故韩婴作诗外传，正此意也。自有宋儒传注，遂执一定之说。学者始泥而不通，不复能引伸触类，夫不能引而伸触类而长，亦何取于读经哉？

《诗》小序，世以为子夏作。今虽无所考，然梁《昭明集文选》，其于《毛诗大序》，亦云是子夏作。想汉晋以来相传如此。夫大序既出于子夏，则小序为子夏何疑？夫夫子删诗而子夏亲受业于其门，且夫子亦尝以《孝经》属参《春秋》属商矣。子夏以文学称，故夫子又以《诗》属之。故子夏为之作序，此可以理推也。今世乃不信亲有传授之人，而必以后世推测臆度者为是，抑又何哉？纵不出于子夏，而为汉儒所作。然汉儒去圣人未远，诸儒之授受有绪，与后之去圣人千五百年，况当绝学之后者又自有别。故诗旨必当以小序为据。

《诗》《卷耳》篇小序曰：“此后妃之志也。”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故其训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为思得贤人寘周之列位，亦甚有理。又何必以为文王行役，后妃思之，故不能采卷耳而寘之周道哉？或者以为妇人无壶外之思，则武王有乱臣十人，其一人谓文母，则后妃亦尝助成王业，安得以求贤审官非后妃之志耶？故《左传》中，楚以公子午为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择贤者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杜预注亦云：诗人嗟叹言我思得贤人，置之遍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为急。自汉以来说诗者相传如此。

《木瓜》小序以为美齐桓公也。卫有狄难，出处于曹。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卫人思欲厚报之而作是诗，甚为有据。朱子以为男女相赠答之辞，何耶？

《柏舟》小序以为仁而不遇。卫顷公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故夫子曰：“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易也。”朱传必以为妇人不得于夫之词。岂夫子之言，亦不足信耶？

荀子解《诗卷耳》曰：“卷耳易得也，顷筐易盈也，而不可贰以周行。”此是荀子用诗耳，盖亦断章取义也。杨升庵以荀为深得诗人之心，而以小序求贤审官似戾于荀旨，亦失之矣。

《丘中有麻》小序云思贤也。庄公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作是诗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嗟教民农桑，故人思之。施施难进而易退。子嗟在朝则能助教行政，隐遁则使峣埆生物。第二章子国。毛云：子嗟之父。笺云：言子国，著其世贤也。夫汉世传经有绪，书籍尚多，必有所据。而朱子以为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作，盖夫子删诗以垂后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备法鉴可也。岂有连篇累牍，尽淫荡之语耶？

《小雅鼓钟》小序云刺幽王也。幽王鼓钟淮上，失礼之甚，贤者为之忧伤。郑康成笺引孔子云：“嘉乐不野合，牺象不出门。”然则鼓钟淮上，此是嘉乐野合，正见幽王失礼处。朱子不取，而云未详。何也？

《棠棣》小序曰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笺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以亲之，故周王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郑玄答赵商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故杜预以为周公作诗，召公歌之，甚为有据。朱子但作燕享兄弟之乐歌，有甚意义。

杨升庵云：《毛诗》“棠棣之华，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诗疏云：华下有萼，萼下有跗。华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华，华萼相覆而光明，犹兄弟相顺而荣显。唐明皇宴会兄弟之处，楼名花萼相辉。唐诗有红萼青跗之句，皆本于此。至宋人解之，乃曰“鄂然而外见，岂不韡韡乎？”非惟不知诗，亦不识字矣。汉儒地下有灵，岂不失笑？余观注疏中，毛公诗亦作鄂犹鄂鄂然，言外发也。则言鄂然外见者，不出于宋人。至郑氏笺始云不当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明，则韡韡然盛。兴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显亦韡韡然。又云：古声不拊同，亦不遂训不为花足。盖升庵虽甚博，然亦考据欠详也。

《小雅宾之初筵》小序云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媒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武公既入而作是诗。笺云：武公入者，入为王卿士。盖武公为周卿士，见王政之阙而刺之。有关于王室，故列之《小雅》。若朱子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而作，则是卫武公之诗，当列之《卫风》矣。何得置《雅》中耶？

《大雅抑之》篇，小序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儆也。楚语云：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作懿诗以自儆。韦昭云：懿诗，《大雅抑之》篇也，作刺厉王因以自儆。方可置之《大雅》中。若只是自儆，则亦《卫国风诗》矣。朱子偶思不及此耶。

《吉日》小序云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盖卜日选徒是慎微，以御宾客是能接下。序与诗意正合，不知何故削去？

《庭燎》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之之意亦好，恐不可去。

《诗注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鸣”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从“鹿鸣”至“鱼丽”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内，后其武王以治外。宴劳嘉宾，亲睦九族。事非隆重，故为《小雅》；皆圣人之迹，故谓之正。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据盛隆之时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国之大事，故为正《大雅》焉。“文王”至“灵台”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声”三篇，是武王之《大雅》。如此等言论，皆诗家切实谨要者，不知何故削去？然何可使读诗者不知？今之读诗者，若问其何谓之《小雅》，何谓之《大雅》？何者为正，何者为变？必茫然不知矣。然则注疏其可尽废哉？

郑淡泉长于考索，其古言中所论经传，于考究尽有详密处，但于义理无所发明。独言《诗》无《燕风》有《召南》，无《宋风》有《商讼》，《鲁》亦然。《周南》，周未有天下时诗也，故不曰《雅》而曰《南》。此段甚好。

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以与诸大夫。献子谓成专曰：“吾与戊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惟善所在，亲疏一也。《诗》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训不倦曰“长”，庆赏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成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是春秋时已有说诗者矣。世有《诗传》一本，其篇首题曰：孔氏传，卫端木赐子贡述。其《关雎》序曰：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供内职，赋“关雎”。子曰：“关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能正其心，则无怨嫉邪辟之非。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其奏乐也必以关雎乱之，所以风天下也。诗之义六，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关雎”兼“比兴”以“赋”，而为“风”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其《葛覃》序云：太姒将归宁而赋“葛覃”。子曰：“贵而能勤，富而能俭，疏而能孝，可以观化矣。”

又有《诗说》一册，题为汉太中大夫鲁申培撰。其《关雎》序云：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嫔御之职而供祭祀宾客之事，故作是诗。首章，于六义中为先“比”而后“赋”也。已下二章，皆赋其事而寓比“兴”之意。

二家以为后妃思得淑女，朱传以为文王思得后妃。觉二家之义为长。

二家之序与毛诗小有异同。鼓钟，二家皆以为昭王诗。

王风，二家皆作“鲁风”，而“鲁颂”四篇次焉。盖汉儒传经，各尊其师说。如《论语》有《齐论》、《鲁论》，其篇目各自不同。

严粲诗辑，近亦刻行。严是朱子同时人，其诗旨全用小序。

卷二经二

《左传》用诗，苟于义有合，不必尽依本旨，盖即所谓引伸触类者也。余录出数条示读诗者，使知古人用诗之例。

周郑交质。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酌”，昭忠信也。

随叛楚，楚伐之取成。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诗》曰：“岂不夙夜，畏行多露。”杜注云：以喻违礼而行必有污辱，则凡违礼者皆然，而诗之用斯广矣。

孟明增修国政。赵成子言于晋曰：“秦师又至，必将避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晋请于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曰：“吾闻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鲁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

晋栾书侵蔡，楚退师。栾书从三帅之言，不战而还。《春秋》与之。《诗》曰：“岂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

吴伐楚，乘其丧也，君子以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管仲请桓公救邢，引《诗》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

晋立夷吾。秦伯问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臣闻之，惟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

宋人围曹。子鱼曰：文王闻崇乱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邾人出师，鲁不设备。臧文仲曰：“国虽小，不可易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

鲁跻僖公，传引《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

北宫文子相卫襄公如楚。过郑，印段廷劳于棐林。冯简子与子太叔逆客。事结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诗》曰：“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

秦伯伐晋，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孟明败于殽。左右曰：“孟明之罪，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败。’贪故也。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子产以诸侯之币重，寓书于范宣子曰：“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

周室有王子朝之难。郑伯如晋，子太叔见范献子曰：“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吾子其早图之。”《诗》曰：“瓶之罄矣，维罍之耻。”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献子惧，而与范宣子谋之。

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及子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兴师徒而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纵诡随。以谨无良，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练，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鲁昭公卒于乾侯。赵简子问于史墨，墨曰：“鲁君既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左氏传》所载，凡列国之大夫聘问邻国者，其主宾于燕享之际，各称诗以明志。余爱其辨而雅也，录之以列于左方。

鲁文公与晋侯盟。晋侯享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鲁公赋嘉乐。

晋公子重耳至秦，秦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鲁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拜曰：“大夫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卫宁武子聘鲁，公与之宴，赋“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昔诸侯朝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锡之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范宣子聘鲁，告用师于郑。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宾出。武子赋“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献功，受彤弓于襄王，以为子孙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为知礼。

晋伐秦，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鲁公如晋，谋郑也。公还，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鲁无鸠乎？”

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惟敝邑。”赋“六月”。

齐及晋平，穆叔会范宣子于柯。穆叔见叔向，赋“载驰”之四章，叔向曰：“匄敢不承命。”

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景子又使晏平仲私于叔向，叔向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俞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楚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享毕，谓叔向曰：“令尹自以为王矣”。

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赵孟赋“匏叶”。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赵孟欲一献，子其从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赵孟辞，私于子产曰：“武请于冢宰矣，乃用一献。”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蘩”，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孟赋“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庞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

韩宣子起为政，聘鲁，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宣子赋“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遂聘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郑。宣子曰：“二三君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焉，而赋“我将”。

小邾穆子朝鲁，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菽”，穆子赋“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吴伐楚，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传》曰：九能可以为大夫。其一曰：登高能赋。当春秋时尚未有赋，亦未必人人作诗，即如前之所赋是也，盖但以明志而已。

《春秋经》如公谷胡氏之传，特孔子书法之发明耳。若晋楚齐鲁郑卫之事，皆赖左氏作传，而孔子之经始有着落。故孔子称秦王，丘明称素臣，不虚也。虽其言诸侯之威仪言语，其徵应有若卜筮然，故韩子以浮夸病之。然孔子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而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得传于后世者，皆左氏之功也，岂诸传可得而并哉？然汉初唯用公谷，至刘歆移书太常，而《左传》始列于学官。

《礼记》一书，后人疑其出于汉儒附会，若“檀弓经”解诸篇是也。即“檀弓”所载，如孔子闻伯高之丧曰：“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之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而哭之，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又，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子思曰：“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只此两节，不但文章之妙非后人可及，求之典礼，亦岂后人所能议拟哉？

《经解》，世疑其非本《经》，或后人所撰。然所论诸《经》要旨，亦恐非后人所能道。纵出于汉儒，当时必有所本，必非出于凿空杜撰者。诸篇不能尽述，聊举此以例之耳。

古人言“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岂有废《经》而《传》单行者乎？则仪礼何可不列于学官？

张南园曰：予为稽勋员外时，江夏刘主事绩以陈■〈白浩〉《礼记》集说涂去什四，因与之议，其说良是。后孙九峰知之，谓予曰：“陈说朝廷已颁降天下，不可以刘言改易语人也。”予遂弃之。今追思其言，诚有补陈之不足正陈之舛误者，只缘刘狂诞自高，又制行不捡，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镇江府。镇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其说礼之善，人不及知。而予亦遂忘之矣。

《谈苑醍醐》云：《一统志》载刘有年沅州人，洪武中为监察御史。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八篇，则知古《经》之残缺多矣，不知有年何从得之。意者圣经在世，如日月终不可掩耶。然当时庙堂诸公，不闻有表章传布之请。今求内阁，亦不见其书。出非其时，亦此书之不幸。今人大言动笑汉唐，汉唐求逸书，赏之以官，购之以金。焉有见此奇书而付之漠然者乎？世之重经学者，如升庵者可多得乎？《谈苑醍醐》云：《礼记》“聘义说玉”云：“孚尹旁达，信也。”郑注：“孚，一作姇，尹，读竹箭有筠之筠。盖谓玉之滑泽如女肤，致密如筠膜也。”陈■〈白浩〉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尔雅》，尹，正也。”邢昺谓《尔雅》为解诗而作，则所谓“尹，正”也，以解“赫赫师尹”则合。若借以解“孚尹”，何异指白犬以为羊，捉黄牛而作马乎？甚矣，陈■〈白浩〉之不通文理也。

朱子作诸经传注，尽有说理精到处。若《书经》注出于蔡沈，《礼记》注出于陈灏，其何可尽去古注而独行之耶？

《诗经》有吕东莱读诗记，世有刻行本，学者亦宜参看。

高皇帝以《尚书》咨羲和与唯天阴骘下民二简，蔡沈注误，命礼部试右侍郎张智与学士刘三吾改为《书传会选》，劄示天下学子。

今之学者易于叛经，难于违传，宁得罪于孔孟，毋得罪于宋儒。此亦可为深痼之病，已不可救疗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子见南子章，栾肇曰：“见南子者，时不获已。犹文王之拘诱里也。天厌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厌也。”蔡谟曰：“矢，陈也，夫子为子路陈天命也。”《论语》正义曰：寂然至无，则谓之道。离无入有而成形器，是为德业。

卷三经三

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经，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故不若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如佛家所谓悟入，盖体认之功深，则其得之於心也固。得之於心固，则其施之於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呜呼！

朝廷求士之心，其切如此，而有司取士之术，其乖如彼。余恐由今之日以尽今之世，但用此辈布列有位，而欲致隆古之治，是犹以鸩毒愈疾，日就羸惫，必至于不可救药而后已耳。呜呼！惜哉。杨升庵云：《注疏》所称先郑者，郑众也。后郑者，郑玄也。观《周礼》之注，则先郑与后郑十异其五。刘向治《春秋》主《公羊》，刘歆主《左氏》，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由是观之，汉人说经，虽大亲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贯传道，而曾子以忠恕说一贯。曾子受业孔子作《大学》，而子思受业曾子作《中庸》，则知圣贤虽师弟子，亦不苟同也。今言学者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始则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谓之因陋就简则有之，博学详说则未也。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见之矣，安得二郑二刘而与之论经术哉？

近时之人皆言祖宗以经义取士，恐不足以尽天下之才。又以为作古诗文甚难，经义直浅浅耳，此大不然。盖经义皆圣人精微之蕴，使为古诗文，则稍有聪明之人，略加{隐木}括，便能成章。若圣人之言，非有待于蕴藉真积之久，其何能以措一辞乎？况必有待于蕴藉真积，则利根之人，沉郁既久，化轻俊为敦厚。钝根之人，磨砺已深，矫颓惰为奋迅。故贤智者不见其有余，愚不肖者不见其不足。盖以养天下之才，正欲得其平而用之。愚以为自汉以后，取士之科莫善于此。但今读旧文字之人，一用，则躁竞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会。而体认《经》、《传》之人，终无可进之阶。祖宗良法美意遂天渊矣，其流之弊一至于此，痛哉痛哉！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长五人，例有赃罚银数千。丁巳年，屠石屋叶淮源管印差，要将赃罚银送国子监刻书，因见访及。尔时朱文石为国子司业，余与赵大周先生极力怂恿，劝其刻《十三经注疏》。此书监中虽有旧刻，然残阙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不可读。福州新刻本复多讹舛，失今不刻，恐后遂至漫灭，所关亦不为小。诸公皆以为是。大周托余校勘，余先将《周易》校毕，方校《诗》、《书》二经。适文石解官去，祭酒意见不同，将此项银作修《二十一史》板费去，其事遂寝。

夫用传注以剿取科第，此犹三十年前事也，今时学者，但要读过经书，更读旧文字千篇，则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读千篇旧文，即取青紫，便可荣身显亲，扬名当世。而体认圣《经》之人，穷年白首，饥冻老死，迄无所成。人何不为其易且乐，而独为其难且苦者哉？人人皆读旧文，皆不体认经传，则五经四书可尽废矣。呜呼！有天下之责者，可不痛加之意哉！

余在南都时，尝与赵方泉督学言，欲其分付上江二县，将书坊刻行时义尽数烧除。仍行文与福建巡按御史，将建宁书坊刻行时义亦尽数烧除。方泉虽以为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

有司以近来学者全不理会经传，但读旧文字以取科第，近闻欲专以后场策论为主。呜呼！是见树木之枝干蠹蚀便欲拔其本根而去之。殊不知拔去本根，则枝干将曷从生哉？夫经术所以经世务，故经术，本根也。世务皆由此出，不由经术而求世务之当，得乎？故今时但当严立科禁，一切学者有应台试省试者，凡用旧文字之人，痛加黜罚。如能体贴圣人旨意，虽行文或未尽善，亦须曲为褒举。庶几可以挽回此风。然今之主司，未必非读旧文字之人，又安得此理会经传者而为之辨识哉？

我朝留心经术者，有杨文懿、程篁墩、蔡虚斋、章介庵诸人。

余以为《十三经注疏》板头既多，一时工力恐难猝办。但得将古注《十三经》刻行一部，则大有功于圣学，而于圣朝政治不为无补；且亦可以嘉惠后学，其费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守，便可了此。惜无可与谋者。

《纬书》出于东汉，盖因光武好谶，故东汉诸儒伪造此书。今《周易》乾坤凿度礼含文嘉诸书皆有传写本，大率皆言符谶占候之事，于本经无所发明。但古书难得，今不可不存其本也。

朝廷于有关经术之书，当遍加访求。士大夫一遇此类，亦须极力购之。若有力便当刻行，盖去圣日远，则《经》教日湮，而后之谈《经》者将日下一日矣。纵有小疵，亦当过而存之，使后世学士犹可取以折衷。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何独于经传而靳惜小费哉？

汉人说《经》皆有师法，不泥文字。盖于言句之外，自出意见而终不失本旨。世之所行，如焦赣《易林》、孔安国《尚书大传》、韩婴《诗外传》大戴《礼》，是《经》之别传，而皆可与之并行者也。较之后世，因文立义，泥而不通者，何啻天壤？今乃欲尽废彼而从此，抑又何耶？

《诗》有细，《春秋》有微，此书今皆不传。闻李中麓家藏书甚多，亦有意搜访诸经各家传注。想亦有世所不传本，恨无从一访求之耳。

京房《易传》一书，今虽有刻行本，但以五乡六亲世应生刻立说。正类今占卦家之言，恐是后人附会。然京房喜言祸福，或者是其本书，不可考也。

宋人说经，始于刘原甫。刘有《七经》小传，言简理畅，尚不失汉儒之意。余始得抄本，甚珍重之。后以与朱文石司成，已刻板于南太学。

刘原甫又有《春秋权衡》一书，甚好。余有一册乃宋板，今亦在文石处。

宋世名贤如范文正公、欧阳公、吕晦叔、王介甫、司马文正公、苏东坡、黄山谷皆言学，但皆本之经术以求实用，不空谈心性，此其所以为有用之儒耶。

东坡云《春秋》之学，自有妙用，学者罕能理会。若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绞绕，竟亦何用？惟丘明识其妙用，然不能尽谈。微见端兆，欲使学者自见之。

汉儒尚训诂，至唐人作正义而训诂始芜秽矣。宋人喜说《经》，至南宋人作《传注》，而说《经》遂支离矣。黄山谷在当时不甚讲学，然学问皆有切实工夫。又其言甚有理趣，如其言“以我观书，则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已茫然”，宋儒亦甚称之。余观集中言论更有出此上者，今尽拈出以示后人。

黄山谷与苏大通书云，既在官则难得师友，又少读书之光阴。然人生竟何时得自在饱闲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师，此居一州一县求师法也。读书光阴，亦可取之鞍乘间耳。凡读书法要以《经》术为主。经术深邃则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此皆切实近里工夫，其言迥出宋儒之上。又云：公家二父学术跨天下，公当得之多，辄复贡此，此运水以遗河伯者耶。则大通乃东坡之子侄也。

读书须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不虚用功。又欲进道，须谢去外慕，乃得全功。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觞。沟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后往与洞庭彭蠡同波，下而与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学，诚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师；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将观足下之水波，能遍与诸生为德也。

山谷又云：读书须精治一经，知古人关捩子，然后所见书传，知其指归，观世故皆在吾术内。古人所谓胆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毁誉爱憎动其心。此胆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根本。根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漂摇。古之特立独行者，盖用此道耳。

陈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荡四海会同者也。

汶山之水滥觞，及其成江，横绝吴楚，涵受百谷，以深其本源故也。

精于一，则不凝滞于物。鞭其后，则无内外之患。胸次宽，则不为喜怒所迁。人未信，则反聪明而自照。颜渊曰：舜何人哉，隰朋愧不如黄帝。夫设心如是，岂暇与俗人争能哉？

富贵在天，安可以人力计较耶？知寸心不与万物同尽，则在此不在彼矣。人当开拓胸次，以天地为量。求舜禹比肩，则衡门之下，古人不远。

我朝薛文清、陈白沙、吴康斋王阳明好谈理性，岂是不长于经术，但既托之空言，遂鲜实用。其门弟子又蹈袭其师说各立门户，深衷厚默，剿取道学之名以为进取之捷径。自是经术道学始岐而为二矣。

今朝廷若欲求经术之士，庙堂诸公集议行之，亦甚不难。盖翰林院元设有《五经》博士，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当精选深于经术者为博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经者皆隶焉，公家月廪饩之。日省月试，必待精深，然后官之，则庶乎可以广求士之门。而学者竞趋于经术，亦不长文词浮艳之习，此选举之佳事也。盖祖宗元有此门，举而行之，在当事诸公有意与无意耳。如欲访求经术之人，当令各郡太守凡遇考满之期，各选三四人自随，如古之所谓计偕者，与之俱至京师，送礼部考选。如计偕之人，果能通经，即筭任内功绩。若非其人，举主即加黜罚，其无者听。然亦必以有无为殿最，或庶几可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为南畿督学，是年岁考某适领案，后以事谪授松江贰守，遂为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访余敝庐，见堂中悬马西玄见赠诗，介庵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数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谈皆学业，不及公事。尝言少年时读书，《五经四书》大全书眉上标写皆满。又言，《圆觉经》说理精到，是与孔子对床睡的。宋儒传注只在孔子床脚底下钻，如何会识得。又痛黜词章之学。时余字登之，尝对郁子江言，我闻何登之喜读文选与艺文类聚诸书，纵读得精熟有甚用处？然文章亦学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某意以为力或有余则兼之，未必不是。

介庵是临川人，想其学亦出于象山，然只谈经学，未尝旁及理性，其议论自立意见，不随人可否。尝言王荆公三不足之言皆是，盖为治当法尧舜，则祖宗何足法；能修德以弭灾，则天变何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则人言何足惜。又言，南宋秦桧力主和议，盖因当时国势已蹙，中原未必可复。而诸军所过，残暴惨酷甚于胡虏，则休兵息民亦何可尽非。其言盖自有见。

余家旧藏书几四万卷，后皆毁于倭夷。近日西亭殿下以为余家藏书尚存，托蔡州守以书目寄来，假索抄录，皆是诸经各家传注。余细阅之，《易》有五十四家，《诗》十九家，《书》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礼》十二家，《仪礼》四家，《礼记》十一家。皆与《文献通考经籍考》相出入，亦有《经籍考》所无者，恨无以应其求矣。又尝见西亭所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有发明处，盖亦留心经术者。今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美官，则不知视经传为何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经传，何患经术不明？经术明，何患天下无善治乎？余所撰《语林》，山东各王府亦时时差人买去，则知河间献王何代无之。今议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无见。

卷四经四

阳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谓扩前圣所未发。盖此良知，即孔子所谓愚夫愚妇皆可与知者，即孟子所谓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谓本来面目，即中庸所谓性，即佛氏所谓见性成佛。乃得于禀受之初，从胞胎中带来，一毫不假于外，故其功夫最为切近。阳明既已拈出，学者只须就此处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圣之功。其或杂以己私，则于夜气清明之时反观内照，而其虚灵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愧者。因此渐渐克去，损之又损，而本体自无不具矣。又何必费许多辞说哉？夫讲论愈多，则枝叶日繁，流派日广。枝叶繁而本根萎，流派广则源泉竭。岐路之多，杨朱之所以下泣也，其于理性何益哉？

今世谈理性者，耻言文辞。工文辞者，厌谈理性。斯二者皆非也。盖文以纪记政事，诗以宣畅性情，此古之文词也。后世专工靡曼，若春花艳发，但可以装点景象，于世道元无所补。及其浮艳之极，或至于导欲宣淫。若夫谈理性则玄虚要眇，间有能反观内照，则澄汰之功，于身心不无所补。然其静默之极，遂至于坐忘废务。夫宣淫导欲，过止一身；坐忘废务，祸及家国，而况乎理性未易窥测。苟有毫厘之差，乃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此也。则亦岂细故哉？故学者莫若留心于经术，夫经术所以经世务，而况乎成性存存之说。精一执中之传，使后世最善谈理性者，亦岂能有加于此哉？

岩下放言云：三代绝学之后，心性之说，唯老庄佛氏窥测一二。其言亦似有见。

昔吕申公当国，申公好禅学，一时缙绅大夫兢事谈禅，当时谓之禅钻。今之仕宦，有教士长民之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徒，岂皆实心向学，但不过假此以结在上之知，求以济其私耳。浇兢之风，未知所届，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在上诸公，恐亦不得逃其责也。

晋人喜谈玄虚，南宋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终于不兢。宋自理宗之后，国势日蹙，而胡虏乘恤，得以肆其窃据之谋。故当时有识者云，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言不讲防秋讲《春秋》，盖深以为失计也。此非所谓游谈妨务祸及家国者耶？或者晋宋当偏安之朝，人主无意恢复，而豪杰之士无以展其所抱，故退处里巷，讲明学术以启迪后进，固无不可。岂有当此盛朝，士地之广，生聚之众，政事之繁多，既委身于国受民社之寄，日勤职业，犹惧不逮，而乃坐糜廪禄，虚冒宠荣，终日空谈，全废政务，岂非圣世之所必诛者哉？

心性之学，吾辈亦当理，盖本源之地，理会得明白，则应事方有分晓；然亦只是自家理会，间所有得，则劄记之以贻同志可也。岂有创立门户，招集无赖之徒，数百为群，亡弃本业，兢事空谈？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于天下慕而效之，则天下如狂。正所谓处士横议，惑世诬民，即孔子所诛少正卯。所谓言辨而伪、行僻而坚者，正此类也。其何以能容于圣世耶？

我朝薛文清、吴康斋、陈白沙诸人亦皆讲学，然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读书录》，康斋、白沙俱有语录。正门人劄记之以贻同志者，何尝招集如许人？唯阳明先生从游者最众。然阳明之学自足耸动人，况阳明不但无妨于职业，当桶罔横水用兵之时，敌人侦知其讲学，不甚设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而后世中才，动辄欲效之。呜呼！几何其不贻讥于当世哉？阳阳同时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学时讲学，其门生甚多。后为南宗伯，扬州仪真大盐商亦皆从学。甘泉呼为行窝中门生，此辈到处请托，至今南都人语及之，即以为谈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谤议纷纷也。

《庄子》比舜为卷娄。卷娄，羊肉也，以为舜有羶行，故群蚁聚之。今若在外之两司与郡县守令，凡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系，则又岂但如卷娄而已哉？故今两司郡县诸公，尤不宜讲学，盖以其声势之足以动人，而依倚声势之人进也。夫依倚声势之人进，则持身守正之士远矣。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耻言讲学哉？

今之讲学者，皆以孔子言“有教无类”，又以为佛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讲学，不当择人。是不然，盖孔子亦尝言之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记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夫所谓无类云者，盖指专心求道者而言也。然今世岂有专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鲁之人。其心最专，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鲁得之者是也。今之所当辨者，正惧其智巧过人耳。佛氏谓“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凿者而言，六祖盖混沌未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语耶？正以今世无不凿之人故也。是恶可以不择哉？

朱子作《传注》，其嘉惠后学之功甚大，但只是分头路太多，其学便觉支离。《论语》首篇“学而时习之”一章，便说差了。盖因有三个“乎”字，遂把三章分作三段看，以“不亦君子乎”属“在人不知而不愠”一句上，非惟失了夫子之意，亦且不知夫子作文之法矣。此学字说得甚大，盖即是学为圣人之学。即复其初，就是除此外别无学。夫学而至于时时习之，则功夫无有间断矣。夫颜子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今时时习之无有间断，至于中心喜悦，则完全是一个圣人体段。故程子曰：义理浃洽于中则说。此言甚好，然功夫全在此一句。后面两节只轻轻说过去，以见圣人之全体。夫学已到至处，由是人知之则乐，人不知亦不愠，岂不为君子乎？盖君子即圣人，悦乐不愠三字是对待说，而君子一句总说到学而时习之。今朱子以为人知之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则是以为到不愠方才成得君子，是岂圣人之意哉？且学以为己，人之知与不知，于我何与？何不知而遂以为逆，以此分别难易浅深，终是未安。

大凡读书须要通前彻后看，故得圣人之意。始《论语》一书，乃孔子平日所以教人者，其第三章即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曰：是故恶夫佞者。又曰：不有祝它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盖佞，是巧言，美，是令色。及圣人之所取者，则曰刚毅木讷近仁。盖刚毅则非令色，木讷则无巧言，正是相反处。又曰：恭近于体，远耻辱也。夫巧言令色足恭，皆是忘己以媚悦人者。想周末衰世，多有此等人，故夫子深恶而痛绝之。至许仲弓以南面，则取其居敬而行简之一言。他日又称之曰：“雍也仁而不佞。”孔门最重者仁，未尝轻以许人。想仲弓亦是个刚毅木讷恭而有体的人，故孔子以仁与南面许之。今世大率以柔颜媚语者为仁，以直言厉色者为不仁，其去圣人之意远矣。

门人之记孔子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盖温近于令色，厉则非令色矣。恭近于足恭，安则非足恭矣。威非作威，只是君子不重，则不威之威。故夫子所称五美，其一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威亦近于刚毅，实则何尝猛？合此数处而观之，可以见圣人之意矣。

《六经》之言，含蓄深远，如庄子《逍遥游》，其言理性最活泼处，然反覆数百言，只做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注脚。

《易》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孟子所谓四端，盖本于此，孔子但杂出之，未尝并论。其所雅言者，只一仁字。如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人而不仁如体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曰：“好仁者无以尚之。”盖人能全体得一个仁。此心纯是天理，则四德皆并包其中，盖自有不期合而合者。

孔子只说仁。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此是人心之生意，万善皆从此出，生生不穷。今人以果子核中之物谓之曰仁，最好。如言桃仁、杏仁、瓜仁之类是也。盖造化之妙，包于此中，而发生长养皆从此出，以此言仁，亲切有味。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正有若之言似孔子处，盖仁必自孝弟始。人能孝弟则仁根焉，而道自此生矣。至孟子以仁为事亲，义为从兄，便觉又生一个枝节。及其说到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恶可已，则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孟子自得之最深处。学者体认此章，须到有不知手舞足蹈处，方是有得。

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为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曰：“克己复礼为仁”，继之曰：“非礼不视，非礼不听，非礼不言，非礼不动。”此是为仁最切要的功夫。《心经》言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其原盖出于此。虽佛家亦以为第一义谛，然谓之曰“无”，便觉有着。

夫子许仲弓以南面。仲弓以子桑、伯子为问，盖二人皆简者也。其气质相类，因遂及之。夫子对以可也，简则未深许之也。夫简者多失之诞傲，故夫子他日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及仲弓问仁，夫子告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正欲裁之以敬也。则居敬行简之对，其在问仁之后欤。

孟子深造之以道章曰：“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皆是实际的说话。苟非身到其地，安能为此言？孔门诸子皆所不逮。

《中庸》尊德性章，此是圣人全体工夫。盖德性乃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者，所以体而全之也。若欲全此德性，必待问学以充之。问学而非广大，则规模狭隘，将泥而不通，故必致广大。广大者，易至于阔略，故必尽精微。非高明，则志意沉滞，将郁而不畅，故必极高明。高明者，常失于亢厉，故必道中庸。涵养寻绎，此温故也。然于旧知之中，又能引伸触类，潜滋暗长，故曰知新。淳庞磅礴，此敦厚也。然于混沦之中，又能节目周详，文理密察，故曰崇礼。工夫大约有此数者，然于数者之中初无差别，亦无渐次，必欲会其全功，又须打做一片，方是圣人之学。如何分做存心、致知两截？又云，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解支离破碎，全失立言之意。况曰日知日谨，加一日字，便有渐次之意在。

杨升庵云：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盖高远之蔽，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迓鼓，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世之俗学以之。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朱子以为先进于礼乐，文质彬彬，今反谓之野人，亦失圣人之意。夫野人未必便会文质彬彬。盖周虽尚文，始也承殷之弊。故先进尚质多于文，世遂谓之野人，及其后渐过于文，世遂谓之君子，均之为失中也。及夫子酌其中而言之，则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后进之君子，则据时世而言，其与彬彬者异矣。然孔子之用礼乐，乃舍君子而必欲为野人者何耶？亦只是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意，盖欲循其本耳，所以救时之失也。

朱子好将功夫分开说，如所谓省察存养之类。终难道教学者撇了省察方去存养，撇了存养又去省察，头路忒多，如何下手？极是支离。陆象山只教人静里用功，若存养得明白，则物欲之来，如镜子磨得明净，自然照得出。故后人以象山之学近于释氏，然为学本以求道。苟得闻道，则学者之能事毕矣。又何必计其从人之路耶？昔朱陆尝会于白鹿洞，两家门人皆在。象山讲君子喻于义一章，言简理畅，两家门人为之坠泪，亦多有去朱而从陆者。则知功夫语言，元不在多也。

余小时读经书，皆为传注缠绕，无暇寻绎本文，故于圣人之言茫无所得。今久不拈书本，《传注》皆已忘却。闲中将白文细细思索，颇能得其一二，乃知《传注》害人亦自不少。

在留都时，赵大周先生入觐反留都，语良俊曰：“在京师曾一见何吉阳，吉阳问余曰：'大周这些时何故全不讲？’余曰'不讲’。吉阳又问曰：'若不讲何所成就？’余应之曰：'不讲就是我成就处。’吉阳无以应。”盖大周先生之学已到至处，是即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夫佛家犹有打圈，有喝棒，有许多使人悟入处。吾儒只会弄口舌，口舌纵弄得甚伶俐，作么用处？此正如佛家云：别人弄了刀又弄枪，件件弄到都不会杀人。我家只有这把刀，提起来便会杀人。昔文殊师利往维摩处问疾，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人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义手向本位立地。文殊师利叹曰：“是真人不二法门者也。”今之讲学若悟得此意，便是进得一步。今世岂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师。是年冬，聂双江先生进大司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后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间谈。先生但问吴中旧事与吴中昔日名德，绝口不及讲学。盖这个东西人人本来完具，但知得者自会寻得出，何须要讲？况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不必讲，惟可与言者始与之言。此所谓因材而笃，正双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讲学者，不论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讲，而其言又未必有所发明，其视双江与大周先生盖天壤矣。

余授官南归，双江作文送行。而其举以相告者，惟自反于子臣弟友之间，今载在集中者是也。夫能自反于事亲、事君、从兄、处友之间，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学者切实近里之功。孰有能加于此者哉，又以见子思发明道之费隐，正是其吃紧为人处。然际鸢之所戾，莫高匪天矣；际鱼之所跃，莫深匪渊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极于天地，而实不出于愚夫愚妇之所与知与能者，及其至也，则圣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则自反于子臣弟友者是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苟于此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岂远哉？今之讲道者，率舍近而求之远，抑又何也？

我朝陈白沙、王阳明二公之学，功夫简捷，最易入道。世或病其出于象山，余谓射者期于破的，渡者期于到岸，学者期于闻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毕矣。又何必问其所从入哉？今存斋先生刻学则二书，独象山之言简明快畅。其吃紧为人处甚多，读之令人有感发猛省处。

程篁墩有道一编，大率言朱陆之学本出于一。愚谓颜子最明敏，孔子称其闻一知十，则是颜子闻道以敏。又曰：参也鲁，则是曾子闻道以鲁，然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圣人，此皆道统授受所系。然禹以拜善言，汤以执中，文王以视民如伤望道未见，武王以不泄迩忘远，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袭，然皆能上继道统，未必尽同，夫千蹊万迳皆可以入国。《易》曰：“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正此之谓也，则古人之所未必尽同者，安用强而同之哉？

阳明先生之学，今遍行字内。其门弟子甚众，都好讲学。然皆粘带缠绕不能脱洒，故于人意见无所发明，独王龙溪之言，玲珑透彻，令人极有感动处。余来尝与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论其辩才无疑，真得阳明牙后慧者也。

卷五史一

史之与经，上古元无所分。如《尚书》之尧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皋陶漠益稷禹贡，即有夏氏之史也。汤誓伊训太甲说命盘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洛诰君牙君奭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书，取之为经，则谓之《经》。及太史公作《史记》，取之以为五帝三王纪，则又谓之《史》。何尝有定名耶？陆鲁望曰：《书》则记言之史，《春秋》则记事之史也。记言记事，前后参差。曰经曰史，未可定其体也。案经解则悉谓之经，区而别之，则《诗》、《易》为经，《书》与《春秋》实史耳。及孔子删定六经之后，天下不复有经矣。而周天王及各国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内史过内史叔兴叔服，虢有史嚚，卫有史华，晋有史苏史狐史墨，鲁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专史矣。当时各国皆有史。《鲁史》偶经孔子笔削，寓一王之法，故独传耳。汉兴司马谈、司马迁世为太史令；东汉则班彪父子世领史职，而二氏卒能整齐汉事，成一家言。今亦与六经并行矣。后世虽代有纪言纪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于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风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则领史职者载之。若夫识其小者，则不贤者之责也。故备录以俟史氏之阙文，自五以至十四共十卷。历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数者，在古则有帝王世纪，在两汉则有司马彪续《汉书》、射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在魏则有鱼豢《魏书》、《江表传》；在晋则有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陆机《晋书》、曹嘉之《晋书》、《晋中兴书》；在宋则有徐爰《宋书》。 

其编年之史，在两汉则有荀悦《汉纪》、东观《汉记》、张璠《汉纪》、袁宏《汉纪》、薛莹《汉纪》、汉晋《春秋》、献帝《春秋》；在三国则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异同》、《魏武帝杂事》、《魏略》、《蜀记》、《吴历》、张勃《吴录》；在晋则有孙盛《晋阳秋》、檀道鸾《晋阳秋》、干宝《晋纪》、徐广《晋纪》；在宋则有裴子野《宋略》、《南史》、《北史》。此皆载一代之事耳。至司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于隋之显德，通作一史，名为《资治通鉴》，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焘长编，则继司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后又有《续长编》，朱晦庵作《通鉴纲目》，大率即《通鉴》之事而稍寓以书法。纲以法经，目以法传，盖欲以继春秋之笔也。 

如应劭汉宫仪、汉旧仪、汉旧事、汉杂事、汉宫典、职齐官职仪、晋公卿礼秩、大唐六典之类，此皆杂载各代之典章，以备作史者也。 

古称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蜀王本纪》；汉末有《九州春秋》，载袁绍公孙瓒诸人事；晋有崔鸿《十六国春秋》，载五胡之事；又有车颖《秦书》、《赵书》、《燕书》，有《秦记》、《凉记》；蜀李雄书；南唐有马令《南唐书》、陆务观《南唐书》，大率皆霸史也。余家旧得一抄本，乃载安禄山与史朝义时事，共三卷，又宋徽钦北狩，亦有窃愤录诸书，乃知史固未尝一日灭于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谒双江先生。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先生云：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记诵之学故也。余口虽不言，心甚不然之。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越历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庶有依据。苟师心自用，纵养得虚静，何能事事曲当哉？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亦可以意见处之哉。故一经变故棼集，则茫无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病，其人遂成■〈疒兄〉痼矣。可无惧哉！ 

太史公《史记》，为历代帝王作十二本纪，为朝廷典章作八书，为年历作十表，为有士者作三十世家，为贤士大夫作七十列传。其凡例皆以己意创立，而后世作史者举不能违其例，盖甚奇矣。《史记》起自五帝迄于汉武，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为诸人立传仅仅若此。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真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春藏之石室副在人间，实不为过。若后人作史，无秽冗滥，去一人不为少，增一人不为多。今宋元史中，苟连去数十传，一传中削去数事，亦何关于损益之数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联，故并作一传，然终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货殖传》。本传只载货殖事，若霸越诸谋画与越事相联者，则附见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杀人事，亦附其后。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谓太史公为孔子立世家非是。盖以为论道德，则孔子为帝王师，不当在诸侯之列；语其位，则孔子未尝有封爵，不当与有土者并，是大不然。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则爵夺，以德者德在与在。今观自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史记》又以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孟子、荀卿并列为传，则其尊之至矣。孰谓太史公为不知孔子哉？ 

《史记》序六家要旨，进道德，绌儒术，诚有如班孟坚所讥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陈得失，有若案断，历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粲然夺目。文章之奇伟，孰有能过此者耶？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中间略加点窜，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口非不奇，但嫌其气促耳。至《史记》季札观乐一段，全用《左传》语，但增点数字，而文字便觉舒徐。乃知此者胸中自有一副炉■〈韦冓〉，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记》游侠传序论，至取季次原宪，读书怀独行之君子，义不苟合当世者。以此两者相形以较短长，似为太过，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扬出入，若神龙变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盖甚奇矣。《汉书》游侠传序，其说稍近正，文章则去太史公远甚，二篇不可并观矣。 

《史记》游侠传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世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廪，伊尹鼎俎，传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梏饭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又引鄙语，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盖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窃钩者非，诛之是矣。而窃国者天下之大非也，则宜为诛首矣而为诸侯。夫为诸侯，则天下之为仁义者争趋之。仁义所往遂谓之仁义，不复计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门仁义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然则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庄子之ㄈ诡博达，谬悠其说以舒其轻愤不平之气。而世之不知者，遂以为此太史公之庄语也。岂所谓痴人前说梦耶？ 

班孟坚书，虽无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赡，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并称史汉，盖以为《史记》之后便有《汉书》。 

《汉书东方朔传》，不承袭褚先生之语而自立论，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顿挫，宛如画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设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二篇，文章亦甚奇伟。如谏罢上林苑与对武帝朕何如主诸语，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与《史记》角立。 

班固书杨王孙传，汉以后未必有如此人。纵有之，作史者亦未必能为之立传。盖此事虽无大关系，然能达大道之本，不可使后世不知此等议论。 

胡建传，其事亦甚俊伟，不知《史记》何故不为之立传。传中言孝武天汉中为军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后事也。 

杨子幼传，载子幼与戴长乐辨诘狱辞，仿佛魏其武安侯传。《东汉书》路粹诬奏孔融语，远不逮也。霍光传，废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详委，亦得太史公法。 

太史公以贾谊与屈原同传，故但载其吊屈原文与赋二篇而已。然谊所上政事书，先儒称其通达国体，以为终汉之世，其言皆见施用。又其所论贮积与铸钱诸事，皆大有关于政理，是何可以不传？班固取入《汉书》传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齐汉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亦是名言。 

黄山谷言，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又云，班固《汉书》最好读，然须依卷帙先后，字字读过。久之，使一代之事参错在胸中，便为不负班固矣。 

相传谓欧阳公不喜《史记》，此理之不可晓者。观苏子瞻与黄山谷亦只称班固书，不常道着《史记》，盖子瞻出欧公之门，而山谷则苏公之友也。 

范蔚宗《汉书》，虽则已落宋齐绮靡之习，然子长、孟坚世领史职，故自司马谈、班彪以来，皆撰述汉事，而子长、孟坚不无所因。若蔚宗则取华峤张璠诸书而整齐之，首尾贯串，勒成一家，其叙东汉二百年事，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 

陈寿作《三国志》，与丁梁州索米。又因诸葛武侯尝黜其父，故传中言临敌制胜非其所长。世遂称为秽史，然其叙事简严质实，犹不失史家体格。自寿之后，作史者殆无足言矣。 

自唐以前诸史，唯《晋书》最为冗杂。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虽至粗恶，然使其为完衣，则犹可适体。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其得为观美乎？盖经五胡云扰之后，晋事或多遗漏。而王隐之书，晋人元陋其浅鄙。唐之诸公，遂以郭颁《世语》、刘义庆《世说新语》诸小说缀缉成书。其得谓之良史乎？ 

沈约作《宋书》，虽非当行家，然约本文士，出自一手，终是可观。 

新《唐书》，欧阳公诸志序论甚好。宋子京作列传，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遗漏，世以为不如刘句之书为胜。 

自陈寿《三国志》后，惟欧阳公《五代史》平典质直，最得史家之体。即欧阳文字中，亦无有能出其上者，这便是当行家。 

杨升庵云：苏老泉曰，唐三百年文章非两汉无敌。史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而卒无一人可与陈寿、范晔比肩，其论当矣。盖虽韩退之顺宗实录，亦在所不取也。宋之琐儒，乃以《五代史》并迁。此不足以欺儿童而可诬后世乎？然以诸史较之，《五代史》固是史笔，亦难以尽诬也。 

史至宋元辽金四家而鄙猥极矣。余在南都时，赵大周先生尝议欲删改《宋史》，余以为非同志三四人不可。盖列传中有事不关于朝廷，又非奇伟卓绝之行，或武臣之业，非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传。须削去数百人，其有一事或相关数人，而彼此互载重复太甚者，当尽数抹去。或一人传中其一二事可录，而因及他事有猥琐不足纪载者，亦尽数抹去。然后以宋朝诸名公小说可以传信者，以次添人，则庶乎其书可传。大周深以为是。后大周以内艰去，余亦羁旅落拓，无可共事者，其事遂寝。 

双江先生在兵部时，尝欲托某修兵部条例。盖我朝不设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历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陈年案牍查之，事事皆在。若将六部案牍中有关于政体者一一录出，修为一书，则累朝之事更无遗漏矣。余观两汉有会要，唐会要，宋各朝皆有会要，大率即此类也。王守溪笔记言我朝不设起居注，而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者皆缺，恐后代修史无所依据。殊不知今皇帝临朝，原不曾有言。凡批出旨意即为记言，所行之事即为记事也。若各部条例一修，则欲考祖宗旧制，易于检寻。且甚有关于作史，双江此举可谓极善。会余补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归后，双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与之了此一事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