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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和亲”，指古代中原王朝政权出于某种目的，与外族或外国王室结秦晋之好，双方互遣子女达成政治联姻。 在古代封建社会民族关系的变迁历程中，和亲政策自春秋战国起就贯穿始终，不论哪朝哪代，都有不少缘由各异的和亲。 从宏观的角度上说，和亲无疑能换取短暂的安宁、促进民族的融合。但对于每一位被送走的公主而言，独自离开生长的故土，孤零零地来到蛮荒异域，语言习俗完全不通，其间的辛酸又有几人能知。  在汉人眼中，用和亲换来的和平是一种屈辱的和平，是因为自己没能力保家卫国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只能靠一介弱女子来拯救苍生，可谓汉家男儿之耻。 然而，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两汉时期向外送出联姻的公主不知几何，可匈奴却一刻也不曾停止南下犯境的铁蹄，“汉匈和亲”的结果无疑是失败的。 有人据此抨击匈奴人言而无信、蛮横霸道，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一、“汉匈和亲”政策的由来：白登之围匈奴与中原政权的恩怨纠葛，其实早在汉朝建立以前就已经持续了近两百年。据《战国策》记载，燕王喜二十七年秦将樊於期获罪，逃亡到燕国受到太子丹收容。 后来太子丹听从太傅鞠武建议，派英勇善战的樊於期率军北上，联合齐楚三晋等国平定匈奴之患，而后再西进六国伐秦。  从这一史料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年间，凶悍的匈奴骑兵就已经常年在娄烦一带枕戈待旦，不时南下袭扰燕赵属地，与中原军队爆发冲突。 由于他们独立于中原割据政权之外，生活习性、政治生态等与战国七雄都不一样，从未受到外敌侵犯，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 在习惯了逐水草而居四海为家的匈奴人看来，恃强凌弱掳掠生存物资是天经地义的，其对中原地区物质的需求和野心也在日益膨胀。 秦二世胡亥即位的同一年，冒顿单于弑父篡位，在草原上建立起全新的奴隶制政权，一上位就南征北战，凭借强大的武力相继征服远近几十个部落。 至汉高祖刘邦登上帝位开创大汉之时，匈奴的控制范围已经十分辽阔，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北至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尔加湖，唯有南边跟中国隔着一道万里长城。  匈奴屯军之处距长安不过七百多里，草原骑兵疾驰一昼夜就能到达。 百战百胜的冒顿单于没有把汉军放在眼里，率匈奴军大摇大摆地越过长城，深入中原腹地的山西、河套、陕北等地，对长安、洛阳等地虎视眈眈，这对于刚刚完成王位更迭的汉朝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祸患。 仅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0年这短短六年间，刘邦就前后三次加强北方边防，虽然双方尚未正式大规模交手，但汉高祖始终对这个劲敌心存防备。 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爆发。当年匈奴大举南下，将汉朝北疆门户马邑围得水泄不通，马邑守将韩王信本就是异姓王，畏惧匈奴骑兵的巨大威力，还没有抵抗就开城献降了，甚至还为匈奴人指路，带着他们去攻打太原。 高祖刘邦大怒，率三十二万大军御驾亲征，欲打败匈奴后将韩王信碎尸万段而后快。  高祖没有想到，冒顿早已命精兵四十万在白登山一带设下埋伏，轻敌冒进的刘邦很快身陷重围，一连七天七夜无法脱身，军中粮草已尽，时有冻饿而死者。 好在谋士陈平献计，重贿冒顿夫人阏氏，这才打开一个缺口顺利脱险。 经历此番凶险之后，刘邦归国后仍心有余悸，他深刻地意识到，仅凭汉朝一己之力，是很难彻底消灭匈奴之患的，很快接受大臣刘敬和亲修好的建议，先后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匈奴单于，同时以嫁妆的名义馈赠了大量金银珠宝。 在其后的数年里，北方雁门、云中一带的匈奴犯境事件明显减少，和亲政策也被后继的统治者延续下来，在汉唐两朝十分普遍。每逢新君即位，都会有一位公主被送到匈奴和亲，几乎成为惯例。  二、匈奴南下犯境不断，和亲政策未获成效从宏观的角度上说，和亲无疑能换取短暂的安宁、促进民族的融合。汉朝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公主，当属被誉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成语“沉鱼落雁”中的“落雁”说的就是她。 汉元帝元年，王昭君作为汉朝公主远嫁匈奴，被单于封为王后。一代佳人沦为政治筹码，王昭君的心中荡起无限惆怅，遂作《怨词》一首，为后世久久传颂。“父兮母兮，进阻且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寥寥数语将背井离乡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纵观两汉历史，像王昭君这样身不由己的和亲公主共有16位之多，但更加悲哀的是，她们的美好青春和自我牺牲，并没有如愿换来家国故土的和平。  从公元前198年开始，北境和秋道等地再次传来匈奴入侵的军报，此时距长公主和亲还不到两年。 至公元前174年冒顿离世，二十余年里，有史书记载的汉匈大规模冲突不下五次，期间北疆上的“打谷草”事件及叛军降将更是多如牛毛。 由此可见，虽然汉朝将王室公主和大量财宝不断进献给匈奴，但和亲政策却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汉朝统治者十分恼火，认为单于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契约。后世历史学家也大都认为匈奴人荒蛮未开、贪得无厌，将和亲失效的责任全部归结到匈奴单于的人品道德上。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从客观角度来说，匈奴单于本人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三、从匈奴特殊的政治生态，窥探单于难以启齿的秘密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匈奴虽然势力版图上迅速扩张，但内部正处于从氏族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与中原王朝成熟的封建体制相比，匈奴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显得十分松散。 按照地理方位的划分，匈奴政权大致由三大部分构成，分别是坐落于中央的单于庭、东部的左贤王庭、以及西部的右贤王庭。 对于汉朝统治者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对国内各个地方的官员百姓都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但匈奴单于却不是这样。 由于缺乏紧密的权力机构组织，单于名义上是草原上的最高统治者，实则只是匈奴各部落首领中的话事人而已，对于部下的征伐活动，并不能做到绝对控制。  由于集权程度远不及汉朝，所以匈奴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作一个统一的政权，更像是一个不太稳定的部落大联盟，既没有绝对的领导权威，又缺乏恒常的官僚体系，各部族之间相对独立。 所以很多时候，单于并没有南下袭扰汉朝的意思，表面上看也是和和气气，但底下的人仍然像往常一样侵犯汉之边境。 左右贤王各自手握数万雄兵铁骑，如果部落联盟内部利益分配适当，他们自然相安无事，可一旦自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无须向单于请示，完全可能擅作主张带兵南下掳掠中原，对汉朝边境造成极大的破坏。 翻阅这一时期的史籍不难发现，关于匈奴犯境的记载用的一般都是“胡骑”“匈奴”等字眼，几乎没有指名道姓说单于的记录。  曾有历史学家提出，和亲破产的原因是冒顿单于骄纵狂妄，在统一草原部落的过程中鲜有败绩，故而也没有把汉人放在眼里，加上白登之围打了大胜仗，所以才敢明目张胆地出尔反尔。 这种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单于刚刚弑父夺位之初，为了稳住局势曾对强大的东胡百般忍让，直到有了绝对把握之后才一举将其消灭，由此可见冒顿绝非有勇无谋之辈，其城府之深、睿智之高反倒令人敬佩。 从汉匈实力对比的角度而言，双方也分不出明显的优劣高下。汉初虽然经历二十年的战争摧残，国力贫弱，但胜在权力高度集中，君臣齐心同仇敌忾。 反观匈奴则是一盘散沙，左右贤王各有各的算盘。由此可见，和亲失效的直接原因绝非单于失信背约，而是其对部落贵族的约束力不足导致的。冤有头债有主，下属之罪不能全部算到单于一人头上。  除了政治结构的差异以外，和亲失败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客观上的自然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匈奴人侵犯汉朝也是迫于生存的无奈之举。 中原人民在长江黄河边上生活了数千年，对游牧民族那种马背上的生活往往缺乏认知。 相比以耕种畜牧为主的农耕经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很难长期做到自给自足，为了补充必须的生活资源，匈奴人对对外的贸易和掠夺具有更大的依赖性。 那么，汉匈关系的最终答案为何不是加强双边贸易，反而越打越欢呢？ 这是由于匈奴人生存环境较为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各类生活物资相对匮乏，在与汉人的贸易活动中，很难持续性提供足够多的牲畜进行商品交换。 在贸易市场中无法获得利益，匈奴人转而露出獠牙，选择了更加简单粗暴的方式，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南下侵犯，抢劫掳掠人力、畜产和粮食。  结语： 为了应对来自匈奴的威胁，汉朝的选择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关闭关市，对匈奴赖以生存的贸易经济造成进一步打击，另一方面则是和亲政策，希望通过政治联姻换取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 只可惜，这两个方法都无法解决汉匈之间的根本矛盾，因为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由于游牧对农耕具有天然的经济劣势，所以二者之间很难建立起稳定持久的共存关系。 参考： 1、《汉书》 2、《战国策》 3、《史记·匈奴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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