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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易县大北城窖藏发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今大部收藏在易县博物馆，少量为河北博物院藏。2018年仲夏和2019年深冬，我曾两次往易县博物馆参观，第二次系与浙江省博物馆诸位同道相约而行，承蒙馆方提供观摩之便，得以细审窖藏中物。归来整理印象，感觉窖藏虽发现于辽地，但其中的金银器并不都是辽物。窖藏主人究竟何等人，其中又掩藏了怎样的历史风云，实在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发现窖藏的大北城位于易县县城东南约十公里处，金银器、玉器以及琥珀、水晶等制品四百余件放在一个小底大口的绿釉瓮里，还有一枚“翦”字印章。窖藏以金银器为主，中有百余枚金叶子和十八枚银锭，银锭铭文年代最晚者为北宋末年。此外的金银器可大致别为两类：酒器其一，饰品其二，而以饰品种类为多，并且品类、造型、纹样都很丰富。
此所谓“酒器”，用宋人的话说，也可以称作“馔器”，亦即筵席用器。窖藏金银器属酒器者，为注碗、酒盏、果菜碟与盘。 （一）注碗一副。执壶亦即酒注，长颈、折肩，盖钮做成一个二重台，顶端是花台上的一个小狮子，盖钮下面的一重以连珠纹为边框，錾一周龙牙蕙草，其侧接焊一个桥形鼻，壶柄从中穿过，桥形鼻与壶柄之表均以龙牙蕙草为饰（图一·1）。同出一件花口银碗（图一·2），口沿与圈足分别环以龙牙蕙草，当即与酒注构成组合而为注碗一副，又或称作注子一副，四川彭州南宋金银器窖藏中有以此自铭者（图二·1）。这一类样式的注子流行于宋代，今所见北宋物多为瓷器，如江西南城县北宋嘉祐二年（1057）墓出土刻划牡丹纹狮钮注子一副、铅山县北宋元祐元年（1085）墓出土青白釉剔刻莲瓣纹狮钮注子一副[1]（图二·2）。纪年墓之外的实例则更多（图二·3）。  （二）银酒盂一件，平底，光素，惟口沿下方打制一道凹线（图三）。银盏数件，均为六曲花口。窄窄的口沿稍稍外翻，其表装饰缠枝卷草，或锥点，或錾刻。圈足下方饰以连珠纹勾边的花瓣或花叶，纹饰鎏金（图四）。从造型来看，当是酒盏。河北宣化辽张世古墓后室壁画有此式酒盏的使用情景[2]（图五）。 （三）银碟数十件，都是素面平底花口，底有铭文，顺序皆为计重在先，记名在后。计重则“三两二钱（或一钱、三钱，'两’和'钱’均为宋人习用的俗写）”，记名则为“杨”（图六）。尺寸与形制大体相同的实例，有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出土银花口碟一组八件：平底，器腹为花瓣式，器心錾刻蟠龙（图七）。易县窖藏银碟未錾花，惟以花朵式造型彰显装饰效果。这一类尺寸不大的花口碟，或是用作盛放干果。宣化辽张文藻墓后室大木桌上有放置果品的白瓷花口碟[3]（图八）。  （四）银长盘一件，造型取式于荷叶，不过依照长盘通常的样式把荷叶拉长，底有矮圈足（图九·1）。长盘唐代已经出现，席面铺设饾饤，是其用途之一。辽代继续流行。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一件金花银摩竭戏珠纹菱花口长盘（图九·2），与镇江丁卯桥晚唐银器窖藏中的菱花式长盘的造型、盘沿装饰以及盘心构图大体一致，惟后者易凤凰为摩竭。出自辽墓的一幅木板画中[4]，此式器具是用来承托酒具。赤峰敖汉旗四家子镇闫杖子村北羊山一号辽墓壁画也有类似的样式（图一〇）。  二、饰 品 辽代金银首饰中簪钗很少，此类饰物当为汉族女子所用。唐五代满头插小梳的习俗，也是辽代汉族女子的妆容，如河北蔚县杨庄窠辽壁画墓所绘女主人（图一一）。易县窖藏中的簪钗与梳篦数十件，多数造型和纹饰都是北宋气韵。 （一）金银折股钗数十枝。钗梁装饰螺旋纹的金缠丝钗、錾花的金鈒花钗（图一二·1、2），皆为典型的宋钗样式。其中一枝银钗钗梁錾云朵间的仙人（图一三），似为他处所未见。  （二）簪。金龙头簪一枝，簪首龙头口衔宝珠，龙鬣飞卷，龙身细细满布鳞甲，虽与龙头比例悬殊，却是以两番夸张的弯折助成金龙破浪穿云之势（图一四）。济南市卫巷遗址宋金窖藏金凤钗钗头凤的设计构思与此相似（图一五）。银脚金凤簪一枝可与赤峰市博物馆藏一枝对看，二者题材相同，风姿一致，但细节处理仍有诸多不同（图一六·1、2）。拨子式金簪一枝，装饰部分两侧及顶端向下翻折，簪表折痕处錾作连珠，遂成装饰框，框内布鱼子地，其上打作缠枝牡丹，下方锥点一缕卷云（图一七）。银鎏金花头簪五枝（图一八），形制相同，不过簪首花朵大小不等，簪脚细粗有异、长短稍别（10.7~12.4厘米）。拨子式簪与花头簪，都是宋代金银簪子的式样，只是今所见多为南宋物，由此可知其流行当更早。  （三）梳子。满池娇纹金梳子一枚，虹桥式梳背两面都是鱼子地上的缠枝莲，莲花上的鸳鸯一对布置在中间，两边缠枝莲上分别是双鸳鸯和水禽各一，下方又是对称排布的莲花、莲蕾和慈姑叶。梳脊以缠枝卷草缭绕为五个团窠，每个团窠里一个孩儿，三人起舞在花心，两个孩儿在莲花上侧卧而眠，两边分别是水禽和慈姑叶。梳背下缘内折打作仰覆莲瓣，与梳齿相接（图一九）。缠枝莲纹金梳子一枚，梳脊和两面梳背均打作鱼子地上含娇吐润的缠枝莲花，花瓣和花叶细錾脉理仿佛画笔，花心点蕊（图二〇）。毬路纹鎏金背银梳子，梳脊和梳背展开来是毬路纹，弯折过来，便成花瓣里的折枝花。梳齿分制，插焊于梳背（图二一）。梳子的造型与工艺都同宋物一致，如江西彭泽易氏夫人墓出土双狮戏毬纹银梳（图二二），墓葬年代为北宋元祐五年（一〇九〇）。  （四）耳环。窖藏中的几对耳环式样都很别致。一对金葫芦花叶耳环是象生的做法，随轻风而微动的叶子，绽放的花朵和花朵下垂着的小葫芦分别制作，然后攒聚成型（图二三·1）。辽宁朝阳轮胎厂辽墓出土玉葫芦花叶耳环与此相似（图二三·2）。又有金荔枝耳环一对（图二四·1）、双荷叶金耳环一对（图二四·2），都是铸造而成。银穿玉伞盖耳环一对，伞顶莲苞，下为覆莲，缘边碾琢一周沥水（图二五）。金穿玉摩竭戏珠耳环一对为白玉琢出“简化版”的摩竭戏珠，稍见辽代风格，上方的金穿耳部分是一束花叶上的一只蜻蜓，却又是宋风（图二六）。一对金包青金石慈姑叶式耳环，包镶所用金片是镂空作的花叶，耳环造型则取自莲塘小景中的慈姑叶（图二七）。宣化辽张匡正墓前室壁画中的奉茶女侍戴着的便是慈姑叶耳环[5]（图二八）。  （五）钏镯，也可概名为钏。可调式多环连续的钏，魏晋南朝已经出现，为唐宋所承续。宋人或称作缠臂金，又俗称缠钏。但考古发现中的辽代实物很少。易县窖藏中有银缠钏一、金缠钏三（图二九）。又金鈒花钏两副，一对为窄式，一为宽式（图三〇·1、2），前者式样简单，不过等宽的一道弯环，合拢处留出开口，开口的两端各錾花叶。宽式其表横一道弦纹将钏面中分，一半光素，一半满錾缠枝莲花，由中间的宽处向着两端收窄而形成开口，此即宋人俗称之“钳镯”。它是唐代样式的继续，而把唐钏两端收束处做出的缠丝简化掉。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缠枝花卉纹金钏一副（图三一·1），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双龙首錾花金钏一副（图三一·2），都是如此。易县窖藏的这一副更接近宋式，如出自前举彭泽易氏夫人墓的一对银钳镯（图三二）。   （六）带具。银鎏金菩萨献香花带銙二十枚（图三三），另有带扣两对，带卡两枚。带扣形制相同，惟纹样细节微异，当有一对与带銙构成一副完整的双䤩尾式革带。其中一对，带扣其表打作鱼子地上的折枝牡丹，装饰框外以毬路纹缘边，与扣舌相对的边框上下各錾花叶，窄边一溜毬路纹，宽边为龙牙蕙草（图三四）。另一对，其他均同，惟宽边錾方胜。带銙二十枚：方銙十，圆桃銙八，䤩尾一对。带銙的装饰面设在立墙中间稍稍偏上的部位，与带扣相同，双钩出来的装饰框外也是以毬路纹缘边，鱼子地上錾莲花、草叶，又犀角、象牙、金锭、银铤、宝珠、古禄钱等杂宝。方銙上五个献香花菩萨，头顶束高髻，下方覆披巾，衣袖和裤脚都是外翻荷叶边，个个俯首低眉，其中一人打着曲柄伞，伞两边各飘一朵流云，此外四人捧盘，盘上一个莲苞，惟方銙中的一枚菩萨手里捧的是香盒。䤩尾也是大致相同的纹样，不过增至九人，左侧山石边的一个手持一柄鹤扇。方銙与䤩尾图案中的人物凸起如圆雕，好像正从画面里走出来。原来它的制作方法有些特别，即在打制地纹的时候预留出插入人物的孔眼，人物另外以片材打制成型，从孔眼穿出，复在背面翻边，然后焊牢。圆桃銙则只是片材一枚，人物便从背面打制而成。带銙背面的银条原用于固定带板，今银条之端仍是固定带板之后砸扁的样子，可以推知窖藏之际带銙是依次从带板上卸下来的。双䤩尾式革带通行于辽和宋，颇见于各类图像，如宋仁宗后坐像中两侧的捧物女侍（图三五·1），如宣化辽墓壁画中的侍从和伎乐[6]（图三五·2）。  （七）其他。 （1）一件尺寸极小的金五佛冠，直径3.2、高2.6厘米。金冠正面做出三个尖拱的波曲，中央是火焰背光前莲花上的坐佛，两边又各有上下分列的两身，惟正中坐佛头顶粘焊螺髻。留白处满布卷草，均为镂空作（图三六）。从尺寸来看，它很可能是小型佛造像上的金冠。 （2）剑环式金饰两枚。其一长8.5、宽6厘米，系以两重金片扣合，其表双钩连珠纹的边框内打作龙牙蕙草，主图是鱼子地上的双凤戏珠，背面金片两侧分别有用来穿环的牛鼻孔，今孔里尚存银环一枚（图三七·1）。其一长9、宽6.9厘米，两侧各有一对小孔，其中一对穿透至背。其表缘边一周连珠纹，贴边环以如意卷云，其内卷草一般的海浪间起伏着螺和贝，浪花中是戏珠双龙，宝珠却是用了“写意”的办法以见其飞速旋转隐去形体，左侧之龙返身回环的长足探出利爪勾住龙尾（图三七，2），是辽代龙纹的流行式样（图三八·1），右侧之龙与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金花银砚盒盒盖上的出水龙意态相近（图三八·2）。  （3）造型略如覆钵的一件金饰，高3.8、口径7.6厘米，不明用途，惟见制作精好。连珠纹三道把器身分作鱼子地上的三个装饰区域：第一重环以龙牙蕙草，第二重缠枝牡丹，顶端蟠龙戏珠，空白处两朵流云（图三九）。 （4）金饰一对，高4.3厘米，枝叶纷披垂坠果实的枝干上立一只长尾鸟，口衔一串荔枝（图四〇）。背面平整，没有系结装置，也不见任何焊点。不明用途。 （5）金荷叶两件（图四一·1、2）。展开的一件，直径8.8厘米，系由片材打制为荷叶象生，边缘五个圆孔。合拢的一件长5.6厘米，亦为荷叶象生，似在风中摇摆而敛，又为轻风撩起叶边，合拢处的一侧做出一个圆环。两件均不明用途。 （6）造型略如橄榄的金珠一串二十四颗，当是仿珠子璎珞（图四二）。 从目前的出土情况来看，可见辽代金银器既有着北方草原民族的特质，而又以汉风贯穿始终。与五代的关系自不必言，入辽的后唐庄宗德妃伊氏墓，葬制与出土金银器来自不同风俗的情况正是极好的实例[7]。马具、带具和丧葬用器中的各种装饰用具，是辽代金银器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而器皿一类，早期多是由唐五代而来，晚期则与北宋相近。各种节日里，辽宋之间互赠礼物中的金银制品可以见出汉与契丹的趣向之别——辽之馈赠以马具、弓箭、装备等为主，宋之馈赠则以金银酒食茶器为大宗[8]。宋廷赐契丹使节物件中有金带，金束带，又银瓶、注椀、银器若干两等[9]。辽代早期金银器显示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它是建立在俘掠人口的基础上，其制作很可能是出自汉族工匠——胡峤《陷虏记》曰上京“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那么发现于辽境的金银器中有宋物，并不奇怪。不过首饰的式样原与发式密切相关，易县窖藏中的金钗和梳子当为汉族女子所用，从造型、纹样与工艺来看，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宋人之手，钏镯类亦为宋风。仿珠子璎珞的金珠串少见宋人制作，所仿之珠子璎珞多为辽物。而金葫芦花叶耳环、双荷叶金耳环，则不是典型的辽代式样。目前发现的宋代金银耳环大部为南宋物，多很轻倩，工艺以打造攒焊为主，鲜见铸工。银鎏金带銙，可资对比的实物不多，苏州吴中陆墓御窑宋墓出土银鎏铜带具三件，为北宋物[10]（图四三），其中带扣与䤩尾的构图和人物造型与此十分相近。花叶式玉钗首（或簪首）一对（图四四），镂空碾作双龙戏牡丹，花叶尖端尚存绿锈，原初当有银或银鎏金的花萼与之插接，即如杭州临安吴越国康陵出土银鎏金镶玉钗首（图四五）。二者相较，出自康陵者造型柔美，碾琢为精，不过相近性究竟是明显的。又二龙戏珠纹玉梳一对，玉孔雀衔牡丹银脚簪一对，玉练鹊衔花银脚簪一对，考古发现中，似鲜见同类的辽代实物，题材相近的玉饰片多为唐宋遗存。窖藏银铤最晚纪年为北宋政和六年，那么它也正是这批金银器的下限。考古发现的两宋金银器，北宋多为出土于塔基地宫的舍利容器，酒器与饰品集中在南宋。大北城窖藏则保存了品类与造型丰富、设计与制作优胜的诸多饰品，梳篦与耳环制作尤精，金五佛冠似为辽宋时代唯一的一件，几件尚未能明确用途的金饰同样以工艺精湛引人注目，可见窖藏金银器均非俗工。自可视作北宋以及融合辽与北宋两种风格的金银器标本。 总之，已经发现的辽宋金银器窖藏，以易县大北城窖藏面貌最为独特。酒器与辽代金银器的风格大体一致，惟盖顶狮钮的做法多见于宋。首饰就品类和纹样而言，窖藏主人应非契丹族，至少眷属是汉人。论整体风格，宋风是其要，但也有若干辽代纹饰与工艺融汇其中。《河北易县窖藏十八件北宋银铤的调查及初步研究》一文认为窖藏中的银铤“最晚纪年为政和六年（1116），最终与金银器一起埋入窖藏”。“而窖藏所处的位置，正位于北宋东京至辽燕京的交通要道。宣和四年（1122），北宋开始北伐，辽军大将郭药师以所辖的涿州、易州归降北宋，属燕山府路。宣和七年（1125），金军东路军经易州南下，郭药师再叛，易州得而复失。靖康元年（1126）至二年，金军围攻东京，大肆搜刮金银后北归”，易县窖藏，应同以上历史背景相关[11]。本文则从金银器的角度推测，窖藏器物的拥有者，当与宋廷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或许有着使宋的经历。 注释： [1]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宋代纪年墓与纪年青白瓷》，页66，页69，文物出版社，二〇一六年。 [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三年考古发掘报告》，图版一三六（图版说明称“备茶”，非），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3]《宣化辽墓：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三年考古发掘报告》，图版五七。 [4]尹承《北宋佚名〈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图〉考释》一文引述（《故宫博物院院刊》二〇一五年第一期，页32）。原文称作辽墓壁画，不过细审此图，当是木板画。 [5]《宣化辽墓：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三年考古发掘报告》，图版一四。 [6]《宣化辽墓：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三年考古发掘报告》，彩版二七。 [7]赤峰市博物馆等《内蒙古巴林左旗盘羊沟辽代墓葬》，《考古》二〇一六年第三期。 [8]见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一《南北朝馈献礼物》一节。 [9]《续资治通鉴》卷六十真宗景德二年五月纪事。 [10]陈曾路《吴中博物馆导览》，页170，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二〇二〇年。 [11]魏祝挺等《河北易县窖藏十八件北宋银铤的调查及初步研究》，页23，《易水寒光》，文物出版社，二〇二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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