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恋是当今社会热度持续升高的话题，前些年还催生出了热门综艺《非诚勿扰》。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另一半，部分人干脆放弃，成为单身一族，还有人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致力于不断寻找属于自己的情缘，有时是亲朋好友充当媒人，有时则是通过进交友APP、婚介机构或是相亲角。所以，“做媒”二字虽有古味，但在新时代依然焕发着生机。  媒妁在我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东汉时期已出现最早的释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阐释道，“媒,谋也”，指谋合二姓之义，即帮助两姓男女缔结婚姻；“妁”即“酌”，指斟酌二姓之义，即权衡两姓男女的配适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古时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方式，可以说是“无媒不婚”。  媒妁起于何时并无明确的历史记载，神话传说中，女娲是媒人的起源。据宋人罗泌《路史后纪·女皇氏》记载，女娲“祷于神祗，而为女妇正姓氏，职昏因，通行媒，……是曰神媒。” 夏商时期，媒人就已经出现，但不称为不过，西周时期，媒人应该已经出现，但尚未有“媒妁”这样的专有名词，而是以“使”为媒。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使者议婚的卜辞“己口卜,使人妇伯”，大致意思是男方使者前往女方家中，与大家长伯商议婚事。 收集有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也媒人的记载。《诗经·卫风·氓》中也有“匪我衍期,子无良媒”之语。“媒妁”作为婚姻的中介人已有三千年的历史。  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礼法制度的基础。“婚礼,万世之始也”，作为社会制度基础的婚姻制度，在礼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周代政府还设有专门的官职——“媒氏”，掌管“万民之判（婚配）”，职权范围包含出生人口、婚姻登记，举办适龄男女“相亲会”，彩礼执行监督，还负责实施类似于婚姻法的条文规章。到春秋时期，官媒的设立已成为一种制度，《管子·入国篇》中有“凡国皆设有掌媒”的记载。 战国以后，私媒逐渐取代了官媒，不免出现为谋私利吹捧坑骗的行为。到了汉代，凡男女婚姻，即使是“离婚”都要经过媒人。班固在《白虎通》中有载，“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东汉，岭南边郡还特设有“媒官”。到了隋唐，媒妁得到了更高的地位，是婚配所必需的法律条件。唐代的《唐律·户婚》明确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  到了宋代，媒妁这一职业已有了明显的阶层划分，且服饰泾渭分明，《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的汴京，“有媒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宫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清凉伞儿”。元代对该群体的管理也很严格，媒人一般由当地推举选出，并在官府登记，还要学习并遵照官方的行媒规范——《至元新格》行事。  明清两代基本沿用前代有关媒妁的条款律例，比如《大清律》、《大清现行刑律》不仅规定了媒人在婚姻缔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还以法律严格约束着其行为。  在漫长的历史中，作为婚姻中介，不仅仅有媒妁、媒人这样的称谓，这一群体还被称为“伐柯人”、“冰人”、“红娘”、“月下老人”，甚或是带有贬义的称呼“马泊六”等等。 “伐柯人”的称呼，来自于《诗经·幽风·伐柯》中有“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的诗句。 “冰人”一词则来源于《晋书·艺术传·索紞》，“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紞曰：'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媒人便有了冰人的称呼。 红娘则源自耳熟能详的唐代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后为元代王实甫改编的杂剧《西厢记》中撮合张生与崔莺莺爱情的侍女红娘。“马泊六”也称“马伯六”，原指马群中公马与母马的比例，在做媒方面则指为了敛财而为男女连线搭桥的老妇，带有极为强烈的贬低含义。  媒人，作为传统社会中撮合男女婚配的重要力量，从物色对象到婚姻缔结其作用贯穿始终。媒人不仅要在初始阶段介绍男、女双方及其家庭的情况，还要在双方达成婚姻意向后，沟通、协调双方的生辰八字、聘财数量、婚期等等，即“送庚帖”、“送聘贴”、“送礼金”等等。 作为婚嫁中的焦点——聘财，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媒人在商议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唐律疏议》直接道明，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聘则为妻。到了清代，聘娶十分看重经济条件，《大清通礼》还详细列举不同身份等级的当事人应纳聘财的种类、数量。 媒人在其中拥有代理人和调解人的双重身份，使“讨价还价”的结果得到男女双方家庭的认可。 当今社会，“嫁妆”与“彩礼”仍是很多家庭谈婚论嫁的关注点。 笔者并不认同一味地索要嫁妆或是彩礼，但是很乐于见到双方原生家庭根据自身条件给予新组成家庭“新生活红包”，里面包含着双方父母对子女开启新生活的祝福。 媒妁能够在古代社会长期存在并且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确定下来，是与我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结构息息相关的。 古代社会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以“家国一体”的政治观、“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利用血缘纽带建立起从朝廷到家庭的政治秩序。 严格的等级尊卑制度等条条框框限制了男女间自由恋爱，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观念使“父母之命”成为婚姻的先决条件，其结果是媒妁成为 “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的婚姻礼制成立的重要条件得到高度重视并被广泛应用。  可以说，媒妁用于拼配男女婚姻的标准相对简单，着重于双方的“门第”，即家庭地位、财力等等，而个人感情因素则无关紧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现代婚姻观念的传播，封建婚姻制度逐渐被废除，实现了自由婚恋，以说媒为唯一职业的群体亦逐渐消失。 但由于现代社会专业分工的细化以及现代人际交往趋于表层化,为各类群体的的情感交流增添了障碍。“介绍人”便应运而生，不过，介绍人一般只牵线搭桥，而不介入成功与否、双方彩聘数额等等。当然，以盈利为目的的婚介机构根据会员等级不同，还是会有数额不等的“入会费”。 媒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礼制制度和婚俗文化，在社会秩序控制、家庭管理方面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媒妁制度下出现的“盲婚哑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抹杀了婚姻当事人的意愿，扼杀了两情相悦的爱情，造成了很多家庭、婚姻悲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