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象形文字：古彝文上文提到古老的岩画与象形字，如陶文、水书、东巴文等，还有一种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象形文字——古彝文。 彝文，是指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文字，又叫“爨文”、“韪书”。彝文是一种发展完善的单音节表意方块文字。据专家考证，古彝文创制的历史甚至达到了一万年或甚至更长的历史，她目前是当今世界惟一存活的第六大古文字。 惟一存活的古文字彝族文字发育很早，彝文古籍不仅收藏量大，而且富有特色，形制稳定。彝族文字与包括中国甲骨文在内排列前茅的世界文字具有同源性，发展源流均表现出“图画——符号——文字”的过程，具有世界古文字的形成基础。目前，专家论证认为，彝族文字是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世界古文字之一，她是中华民族古代语言文字瑰宝之一，是世界古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在一篇名为《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纪要》一文中，说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这一结论是两岸有关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为了加强人类古文字遗产的拯救、研究与保护，由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邀请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等权威机构合作，共同组成的“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组”所得出的。 该课题组就古彝文的价值展开讨论，经过多次进行研讨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古彝文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1这是该课题组选取了全球公认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古文字进行比对参照，如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中国甲骨文、古玛雅文字、腓尼基文字、哈拉巴文字、阿拉姆文字、伊特鲁里亚字母等；选取香港发现的贵州毕节地区《彝文字典》（1978年手抄油印版）作为彝族文字样本，与选取的世界古文字、国内4个考古区的远古文字文化符号，以及十四篇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资料作为参照佐证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的权威性结果。 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已连续三次召开“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根据《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体系——试行体系》，该课题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古文字进行总体评鉴后，得出结果是“彝族文字的总分值排名第一”2。 另，该院又于2009年8月22日在香港正式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即提出了中国古彝文依托主要历史方言区整体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世界记忆工程名录）”的建议。 该课题组组长、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秘书长吴淳说，《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是依据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独立研制的《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体系——试行体系》中有关指标、方法、流程，依托和参考大量专业性、史料性、考古性彝族文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完成的。 课题组主要从古彝文的生命力——“长度”、古彝文字的影响力——“宽度”、古彝文字的文化力——“厚度”、古彝文字的传承力——“活度”、古彝文字的稳定力——“定度”、古彝文字的价值力——“值度”等六个维度，依据保护人类珍稀文化遗产的主旨精神，遵循系统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对彝族文字进行了全面、科学的定量与定性评鉴。 从文字长度——生命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支持中国彝族文字走过10000年以上时间“长度”的观点在学界上比较认可，即原始的古代彝文的创制和出现时间“大致可推算为7000-10000年或以上”3。 从文字的宽度——影响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彝族文字曾在中国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根据最近国内相关考古研究成果的新闻报道，截至2008年12底，中国考古工作者已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甘肃、山西、青海、西藏、新疆、北京、上海、重庆、海南、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内蒙古、宁夏、台湾、香港等29个省、市、区考古发现或陆续出土了大量刻画在陶、石、骨器、岩画、服饰上的古彝文字“刻画符号”。 目前，除了仅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4个省市暂时尚未发现古彝文外，其它省市区都不止一次出土了古彝文字——由此可见，古彝文在远古时期与中古时代曾覆盖中国90﹪以上地区。湖南省株洲工学院教授、全国著名彝学专家刘志一认为：“在夏朝以前，彝族可能曾经是个中国大地上的统治民族，要不然古彝文字不可能遍及全中国。”4 古彝文早期被考古发现时，都一直被认为是“难以解释的文字”，或被说成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字”，甚至有国外考古专家称其为“外星人留给地球人的信息密码”；而经过与现有的古彝文进行对照、识别、翻译、破译和释读，85﹪以上都能够识读和解译。另，通过对比研究发现“4000多个甲骨文中有600多字与彝文的形义相同”5。由此可以看出，古彝文在古时候的适用性与普及性，也证明了古彝文是古老而成熟的中国文字。 此外，专家认为，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脉中的10万幅左右距今3500年以前的岩画，许多牛耕图案及描述表达的意思，与云南九乡崖刻的图像几乎完全一样。云、贵、川、桂的许多彝族毕摩（毕摩，即祭司，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和古彝文字专家能够用彝族文字解读被称为世界古文字苏美尔文字、腓尼基文字、阿拉姆文字、伊特鲁里亚字母、塞浦路斯字母中的一部分文字。至今，贵州省毕节地区还有不少学者能解读出一部分距今数千年的世界古文字。 而在国内，彝族许多毕摩和古文字学者“能够对中国甲骨文、西安半坡彩陶刻画符号、三星堆巴蜀图谱、印度考古出土的古印章、复活节岛石像文字等等都能够进行一定的语法、语意、字义上的破译解读。”6这些都说明了古彝文的历史长度和认知广度，也从侧面说明了古彝文字的稳定性与延续性。 弥勒原始岩画另，据云南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师有福同志等撰《弥勒原始岩画的发现及其内涵》一文载，在云南红河州境南盘江东侧海拔1800多米的高山悬崖之间，1982年发现金子洞坡岩画……金子洞坡岩画画面长10米，高3米，绘有古朴粗糙的人物、太阳等图形，并于画面左上角书有五个彝文大字。经翻译，此五个彝文汉意直译为“天祐岩度”，意译为“天祐我部逃难三岩得生存”；老虎山岩画则是在岩石洞穴内，画面以人物、动物、供品等以及十四个彝文组合成整体，彝文意译为“觅食求生洞穴居地摆献生神至上”7。根据与云南沧源、广西左江等岩画的构图、颜料、风格、手法、内容等进行比较，研究者认为弥勒岩画更为原始、朴拙，推断作画的时间距今约在3000年以上，甚至更早。 从文字厚度——文化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曾创制并使用过的三十几种古文字中，古彝文是其中文字与文献数量最多、体量最大、底蕴深厚、内容丰富、体制完善而成熟的古文字。据统计，彝族文字是世界文字中字数最多、体量最大的古文字。目前，《彝文字集》共收录彝文单字87046个，而世界古文字没有一种文字能够达到这样的体量。因此，专家认为，彝文“真正体现了能完全承担彝族语言载体的功能，是发育比较成熟、稳定和具有厚实饱和度的文字”8。 从文字活度——传承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古彝文与其它任何古文字相比的优势在于“活”，尽管其它古文字都一一不复存在，其它世界上的古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消亡类型或整体形制过渡变化了的文字，而古彝文至今还鲜活在人间，被当代彝族人等活学活用。专家认为，有万年历史的古彝文至今依旧保留古代固有型制而在中国大西南比较广泛的地区活态传承，实属人类文字发展历史上的奇迹，也是是最重要的文字活度的体现。 从文字定度——稳定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围绕古彝文历史、特征、体制、人类贡献率等诸多方面所表现的文字定度——稳定力来看，目前国内彝族人口有800多万人口，国外彝族人口已有近100万，长江、珠江上游流域是彝族的主要生息片区。彝族人口众多，生息地域广泛，历史上曾经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文化底蕴十分悠久而丰厚。 近代以来，尚遗存、流传于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纸书、皮书、布帛书、岩书、瓦书、木牍、木刻、金石铭刻、印玺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 纸书是彝文文献绝大部分为手抄本，大多由毕摩（彝族原始宗教祭司）世代传抄流传，用的纸多为土纸类竹纸和绵纸，用竹签或毛笔从左到右直书；用的墨多以松明烟尘兑酒加畜胆汁配制而成。 早期的彝文文献多用竹签书写，因首笔落墨较多笔划较粗，随之墨少笔划渐次显细而字体形似头大尾细的蝌蚪，故有汉文文献称彝文为“蝌蚪文”。文体多为五言句，“一般没有断句，用一似带尾云朵图符或三角符号表示某段完结”9。 彝文文献关于彝文文献的内容。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马学良先生深入云南武定、禄劝、宣威、寻甸等县彝族地区，对彝族的原始宗教、礼俗、语言文字等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武定县万德彝族那氏土司帮助下收集到的彝文文献（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地）进行了分类：一祭经：1.作祭经，2.作斋经，3.百解经，4.除崇经；二、占卜经：1.膀卜经，2.鸡骨卜，经3.签卜经，4.占梦经；三律历；四、谱牒；五、伦理；六、古诗歌及文学；七、历史；八、神话；九、译著等共九类。由于马先生调查的深入，并身体力行地研习彝语文，接触和掌握的彝文文献量多且内容丰富，他的分类简明，基本反映了彝文文献的面貌”10。 而据朱琚元先生综观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文文献，根据接触的资料与现存书目，按内容概括地做了以下类别：“一、宗教类：为彝族原始宗教各种形式祭祀活动中由毕摩按程序诵念和查对的经典。二、历史类：记载彝族氏族迁徙、繁衍分支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历史，以及历史人物传记等。三、谱牒：记述各氏族谱系的彝文文献。四、神话类：记载各种神话传说及古代彝族英雄故事的彝文文献。五、哲学类：记载彝族先民通过观察和认识世界，对天地万物起源的理解，反映朴素的唯物史观的彝文文献。六、伦理类：论述伦理道德准则的彝文文献。七、天文律历类：记录日月星辰分布及运行现象、年月日辰推算法的彝文文献。八、地理类：记述彝族先民迁徙路途所经高山、河流、曾经居住耕种地地名等的彝文文献。九、文学及论著类：彝文文献多为五言句，其中文学作品更讲究格律押韵，且多用譬喻、对偶和排比等修辞方法，富于想象，艺术感染力极强。十、医药类：记载各种治病药物及各种病证诊断的彝文文献。十一、农牧生产类：农牧生产类。十二、军事类：彝文文献中此类内容较少，主要记述训练兵马的一些经过，至于战争记述，多在历史类中可见。十三、契约、账簿、通告类：房产田地契约等。十四、译著类：翻译、注释汉文典籍的彝文文献。十五、文字类：毕摩为传授徒弟，将其所识彝文按同音排列收集的单字集”11。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六个方言区，即东部言区、东南部方言区、南部方言区、中部方言区、北部方言区；在彝语六大方言之下，又分五种次方言，二十五种土语和二十种次土语。 彝文造字法各彝族地区流传使用的彝文，尽管有不同的变化而形成差异，但始终未脱离其固有的结构规律和独具的特性，因而具有明显的自成系统的共同点。归纳起来主要有“笔画简单、字形可由主笔进行分类、有规律可循的造字法、通假现象突出、异写字繁多”12等特点。 所以，朱琚元先生认为“彝文与汉字是同源异流，分别发展、演变而各自成为不同体系的两种中国方块文字。……总而言之，彝文造字法在具有一些汉字'六书’规律的同时，亦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彝文的造字，除少部分有如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等法则外，产字更多的则是按其特有法则进行造字，即在同一主笔或独体字上于不同部位增添笔画。”13。 彝文的造字，除以上列举的一些特有法则外，在用字方面与汉字相同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即是通假借用。所谓通假借字，许慎是这样下的定义：“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也就是说，当某个事物出现之后，在语言里已经有了这个词，但在笔下却没有记录这个词的文字，需要借用与它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示。假借与一字具有本义和若干引申义不同，它只取读音相同或相近，与字义毫无关联。假借在汉字中有两种表现，即“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种不辨字义仅辨音的用字，即是使用白字或错别字，在彝文中“这两种表现亦然。……彝文真正意义的假借比例不大，更多的则是'本有其字，依声托事’的白字。……彝文仅从具有'本有其字，依声托事’的通假法来看，已经改变了它的表意性，所以严格地说，彝文是一种表意为主而兼有表音的文字”14。 彝文再一个较明显的特点是一字有多个异写字，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同义音同或音近的彝文，即在不同的彝语方言、土语区有着不同的写法，而且在同一彝语方言、土语区内，甚至在同一部书中，亦往往出现一字多写。总而言之，现今流传于各彝区的彝文“最明显的共同通病则是用字混乱和体形往往不固定，这与汉字发展中殷商甲骨文有所相似之处”15。 考古印证1992年，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一块属龙山文化的灰陶平底盆残片，上刻有11个字符，被简称为“龙山陶文”。这些陶器都属于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200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冯时先生对上述龙山陶文进行研究后认为： “丁公陶文（即龙山陶文）不同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符，它成组出现，字形结构完整，已具备了书面语的形式，这说明刻符显然是为记录语言而使用的，因此它已是一种成熟的文字。 丁公陶文的基本笔画和字形结构，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表现在陶文多具的曲笔和弧笔在殷商文字中无迹可寻，同时其字形结构也与甲骨文迥异。这意味着丁公陶文与殷商文字之间明显缺乏发展的连续性，不可能是汉字的祖先。丁公陶文表现出的特点是明显的，首先，其字形结构属方块字，其次……陶文体系具有一部分象形字。这些特点说明，陶文可能属于单音节的表意文字。通过对丁公陶文字形结构的分析，我们认为，它与古彝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古彝文属方块字，基本笔画以圆、弧、曲笔为主，具有强烈特点。如将古彝文的部分基本笔画与丁公陶文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陶文中都已出现。很明显，丁公陶文的笔画系统与古彝文是相同的。”16 所以，不少彝文专家认为丁公陶文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巴蜀图语”一样，都是古代彝族文字。 据《云南日报》1992年5月22日周末版登载的一篇《古彝文创制时间有新说》（作者：黄克学、周晓农）的报道文章说：“湖南株州工学院刘志一先生在1922年4月份贵州彝学年会上发言时说，他确认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的8200年至9000年前的石饰刻符是古彝文的原始形态。这些石饰刻符只能用古彝文释读，从而可证古彝文出现在约9000年前。刘志一先生还认为，刻画符号虽然是古彝文的原始形态，但仍然是文字。对出土在不同地点、不同时期的刻画符号考证分析证明，它们已有文字的流通性、语义性、定型性等本质特征。”17若论彝文的结构，专家认为彝文如郭沫若论汉字结构一样，具有刻画及图形（象形）两个系统。 有不少人认为古彝文的历史不可能有上万年，因为甲骨文也只有3600年的历史（当然，若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来说，甲骨文创制时间约有9000年）。其实不然，若以陶文及各类刻画符号来说，中国文字的创制时间的确有9000年的历史。何况，上古时期有没有史前超级文明至今还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如在三叶虫化石上发现的6亿年至2.5亿年前的穿着鞋的人类脚印、描绘着2.7万年前的古代星空图、7万年前的人类头骨上有子弹射击才能形成的圆孔、2000年前的化学电池、1.1万年前的精致铜器、2万年前的铁钉，3万前的壁画以及4万前的牛羊骸骨中子弹穿过的痕迹、非洲加蓬共和国发现的20亿年前的大型链式核反应堆、在现今南非发现的28亿年前的金属球、中、美等国专家最新联合测定出的中国广西百色出土的80万年前的打制石器等。 而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距今5万年至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分布很广。据《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一书不完全统计，四川省（含重庆市）有5处，贵州省有10余处，云南省有10多处，西藏3处，湖北省4处，江西省2处，安徽省共有旧石器地点12处，江苏省3处，而湖南省则多达60处之多，这还不算近十年来考古发现的遗址。 2005年，湖南怀化洪江市高庙文明遗址清理出一处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目前世界发现最早的大型祭祀场所；重庆市奉节县云雾乡兴隆洞发现了1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时代遗址，出土了鸟形石雕、石哨和有刻画纹的剑齿象牙雕；湖南道县玉蟾洞出土近20000年左右的人工栽培稻遗址，伴有原始陶器、原始编织物；在地层堆积跨度为20000-9000年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同样发现了野生和人工栽培水稻、陶器；湖南怀化洪江市高庙文明遗址；凤鸟崇拜是长江流域先民最早的祖族图腾之一，高庙遗址中发掘出距今近8000年前的凤鸟图案等，由此更能证明中国文明的古老。 在众多的遗址考古中，却发现了不少与彝文相同或相似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如陕西西安东部半坡村的半坡遗址，经碳14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4800~3600年，在半坡出土的一些陶钵口部和少数陶盆外壁及钵底发现有刻符共一百一十多件，“半数为一竖道，也有两竖道并列的，共二十多种。这些刻符，有一部分与彝文相同或相似”18。以上“列举了八处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出土的陶器刻画或彩绘符号，其考古年代晚者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即距今约4000年，早者为距今7350~7800年。通过分别与彝文进行对比，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每处遗址的陶器刻符或绘符，其形体或多或少地都与彝文有相同或相似”19。 而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年代，按最新树轮较正数据则为7600~8600年之间，属裴李岗文化类型遗址。其中新发现的甲骨、石饰上的契刻符号，比以往发现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画年代要早一两千年，并且“这些龟甲和随葬品中的骨器、石器上发现的契刻符号，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这批契刻符号的发现，为研究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20 湖南省澧县大坪乡孟坪村的彭头山遗址，其年代距今约9000~7500年之间。1998年冬由湖南省考古所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出土陶器以夹炭红褐陶、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全部为原始的贴塑法制成，其纹饰有绳纹、刻划纹，器形有圜底罐，深腹钵、盆等。 专家认为，贾湖遗址与彭头山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两处遗址虽一北一南，但它们反映的文化却有相似之处，“将两处遗址出土的龟甲、石饰、石质棒形坠饰上的刻画符号与彝文进行对比，在彝文中不但全能见到与其相同或相似的文字，而且对贾湖遗址出土的石饰上竖排连接契刻的四个刻符，若按彝文字义连接起来，具有完整的语意。”21由此，可以看出古彝文字的悠久历史。 专家认为，彝族文字发育很早，彝族文字与包括中国甲骨文在内排列前茅的世界文字具有同源性，发展源流均表现出“图画——符号——文字”的过程，具有世界古文字的形成基础。世界六大古文字，目前只有古彝文一项还在中国西南彝族地区存活、传承、使用，是活化的文字遗产，其余五种早已经“作古”。全世界大约有2500种语言面临灭绝，相比之下，中国彝族文字经历万年而依然存活并运用在生活中，其所表现出的极强生命力、影响力、文化力、传承力，令世人震撼。 彝族文字的图画之美、象形之美、厚实之美、灵变之美，已被世人认可是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世界古文字之一，它是中华民族古代语言文字瑰宝之一，也是世界古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与甲骨文相媲美的古老文字，一定会绽放出美丽的风采，世人将为之侧目。 注释 1、见天下口碑网：《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纪要》一文，2009年8月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9 8、见天下口碑网：《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纪要》一文，2009年8月 9、《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2 10、《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36 11、同上 12、《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48 13、《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50-53 14、《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57 15、同上 16、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载《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月第六版。转引自《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74-75。 17、《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81 18、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129 19、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134 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参见《文物》1989年第1期。转引自《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141 21、《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朱琚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P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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