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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乌撒地区的职业社区制探析

 昵称14979747 2014-11-20

坚信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  代表世界古文字一个重要起源-

为了加强人类古文字遗产拯救、研究与保护,由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主办,邀请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等机构合作,共同组成的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组,于6、7、8月连续三次召开“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会间邀请了两岸四地有关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参与讨论,最后于8月22日在香港正式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

该评鉴与建议报告一个阶段性评鉴结论是:中国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课题组还通过这份报告提出了中国古彝文依托主要历史方言区整体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世界记忆工程名录)的建议。-

从六个维度独立研制古文字遗产评鉴体系-

研讨会上,该课题组长、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秘书长吴淳重点介绍说,形成的该评鉴意见及建议报告,系课题组依据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独立研制和首创的《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评鉴体系—试行体系》有关指标、方法、流程,依托和参考大量专业性、史料性、考古性彝族文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完成的。这个课题依据保护人类珍稀文字遗产的主旨精神,最值得总结的是遵循系统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形成了该古文字专项评鉴指标系统,以六项内核评鉴单元构建了研究评鉴矩阵模型。这一研究评鉴系统主要从文字的生命力——“长度”、文字的影响力——“宽度”、文字的文化力——“厚度”、文字的传承力——“活度”、文字的稳定力——“定度”、文字的价值力——“值度”等六个维度对彝族文字进行定量与定性评鉴。此次研讨会及涉及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是基于数十年来其他诸多专家学者既有研究成果而进行的评价意见与建议。-

调研毕节等中国六大彝族文字方言区-

据悉,这个课题从古彝文毕节方言区为出发点,对中国云南贵州四川范围的彝族文字六大方言区均进行了一定的调查比较。由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首创研制该评鉴体系与方法辅助课题研究,一定程度上创新了古文字及人类记忆遗产研究方法,弥补了目前人类古文字评鉴方法与评鉴工具的某些空白,从更具深度、广度、新颖度的方面,为各种相关机构、专家、学者研究世界古文字并作为人类记忆遗产保护提供了社会第三方的参考研究工具,丰富了研究方法。-

关于世界古文字比对选例,该课题应用该体系,1)选取了全球公认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古文字进行比对参照,如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中国甲骨文、古玛雅文字、腓尼基文字、哈拉般文字、阿拉姆文字、伊特鲁里亚字母等;2)选取了香港发现之毕节《彝族字典》(1978手抄油印版)作为彝族文字样本,与选取的世界古文字、国内4个考古区的远古文字文化符号进行比对;3)选取了世界古文字与国内四个考古区的远古文化符号进行比对; 4)历史文献、论著文献参照佐证,则从上百篇专家学者论文中精选了十四篇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资料作为参照佐证。这样,就形成了互为交叉比对,形成了相对的评鉴可证性、推衍性、可靠性。在此基础上,围绕“长、宽、厚、活、定、值”六个维度,对古彝文遗产保护传承之总体价值进行了分析评鉴。-

文字长度——生命力指标评鉴分析-

课题组搜集和查阅了中外大量的史料,认为支持中国彝族文字走过10000年以上时间“长度”的观点在学界已比较认可。与之作比较的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中国甲骨文、玛雅文字、哈拉般文字等学界比较一致公认的世界最古老文字,最早出现约在3000——10000年以上。该课题报告依据大量考据资料评鉴认为,原始古彝文的创制和出现时间大致可推算为7000—10000年以上。该结论得到与会专家一致赞同。-

文字宽度——影响力指标评鉴分析-

首先彝族文字曾在中国范围具有广泛影响,根据最近国内相关考古研究成果的新闻报道,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古彝文刻划符号。截至2008年12月底,中国考古工作者已在湘、鄂、豫、冀、鲁、晋、陕、陇、青、藏、新疆、京、沪、渝、港、琼、滇、黔、川、粤、桂、闽、浙、苏、徽、台湾、赣、内蒙、宁夏等全国29个省、市、区考古发现或陆续出土了大量刻划在陶、石、骨器、岩画、服饰上的古夷(彝)文字“刻划符号”。由此可见,古彝文足迹在远古时期与中古时代曾覆盖中国90%以上地区。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四千多个甲骨文中有六百多字与彝文的形义相同。彝文所载的有关内容亦与先天八卦以及河图洛书理论相似,彝族先民在哎哺时代最早出现的哎哺(乾坤)、且舍(离坎)、鲁朵(震巽)、哼哈(兑艮)四个部族名称,正是以八卦合称命名的。此外,彝族除了十月太阳历之外,还有一种古老太阳历,规定一年365天,分为18个月,每月20天,余5天为祭祀日,与古玛雅人使用的历法基本相同。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脉中的10万幅左右距今3500年以前的岩画,许多牛耕图案及描述表达的意思,与云南九乡彝族崖刻的图像几乎完全一样。毕节著名彝文专家王继超教授,如今能用毕节地区的彝族文字解读被称为世界古文字中的苏美尔文字、腓尼基文字、阿拉姆文字、伊特鲁里亚字母、塞浦路斯字母的一部分。毕节地区还有不少学者也能部分解读出这些距今数千年前的世界古文字。以上活生生地提供了彝族文字能够与世界其他古文字对话交流、可能是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或重要同源的现代例证。-

文字厚度-文化力指标评鉴分析-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曾创制并使用过的三十几种古文字中,古彝文是其中文字与文献数量最多、体量最大、底蕴深厚、内容丰富、体制完善而成熟的古文字。彝文的典籍涉及社会各个层面且内容非常宽厚,其著名典籍有木刻本《太上感应篇》、《玛牧特衣》、《摩史书》,手抄本《勒布特以》、《玛姆特以》、《物始纪略》、《尔比尔吉》、《彝族创世志》、《阿细的先基》、《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等。长期以来,彝文有两大传承特点:一是以手抄本方式为记录与传播载体,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在香港藏家处赎回上世纪70年代《彝族字典》,就是手抄+油印的珍本;二是彝文古籍的收藏主要以个人收藏为主,致使至今仍有大量的彝文古籍散落于民间,只有少部分进入公立馆藏。据统计,仅毕节地区彝文文献古籍在民间存藏就约有6-7千册,已实现公立收藏2千余册,其余散落民间。目前云南各地约收藏有1万多卷册;四川凉山等地约收藏有1000余卷(册)。因此,该课题认为,从文字厚度与文化力上看,彝族文字可谓在世界古文字中首屈一指。此外,根据统计,彝族文字是世界文字中字数最多、体量最大的古文字。当代出版的彝文译著本,单字有8万7千余个,与汉字的单字数量相当。马立三主编的《彝文字集》共收录彝文单字87046个,毕节学院目前正承担的彝文计算机编码输入法的国家课题,收录彝文单字也有8万余字,其它的彝文字典也有数千字的收录。而世界古文字没有一个文字能够达到这样的体量。由于彝文可以对应记录语言,有很多文献古籍和金石碑刻,历史上曾用作公文文书,因此它的使用范围比东巴文、水书、哥巴文都要广泛得多。用彝文著编的典籍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十分丰富。因此,彝文真正体现了能完全承担彝语言载体的功能,是发育比较成熟、稳定和具有厚实饱和度的文字。-

文字活度-传承力指标评鉴分析-

古彝文的与其它任何古文字相比的优势在于“活”,尽管其它古文字都一一不存,而古彝文还鲜活在人间,被当代人活学活用。在世界古文字发展史上,苏美尔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字,中国殷商时代甲骨文,金文、还有古西夏文、古突厥文、古龟兹文、古于阗文、古契丹文、古女真文等,这些古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消亡类型、或整体形制过渡变化了的文字。然而,有万年历史的古彝文至今依旧保留古代固有型制在中国大西南比较广泛的地区活态传承,实属人类文字发展历史上的奇迹。彝族语言文字的活态教育仍在现今彝族方言区普及,这是一项最重要的文字活度——传承力体现,反映了政府对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导向。双语教学是彝族文字得以保护传承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经过几代努力,彝文典籍逐步构建了一级类、二级类(哲学、伦理、宗教、巫术、政治、法律、律历、通告、军事、经济、语言、文字、文学、传说、神话、谚语、故事、散文、诗歌、小说、文艺理论、艺术、历史、地理、民俗、谱牒、历史、地理、天文、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医药、病理、农牧业技术、科学技术、工艺技术、其他、碑刻、摩崖、译著)等比较科学完整的分类体系,以便于研究、考据、使用、传承。贵州毕节地区不仅加强了彝族文字文献收集、文字编译、双语应用,而且将古彝文作为打造、传播彝族文化的重要元素,将在大方古彝文化胜地集中收集展示古彝文献,并利用彝族文字图画之美、象形之美、厚实之美、灵变之美、多彩之美,在中国十大避暑名山——乌蒙山韭菜坪创建“天书石林,石头字典”古彝文化景观,将古彝文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传承价值进一步激活-

文字定度—稳定力指标评鉴分析-

经过近一年努力,课题组围绕古彝文历史、特征、体制、人类贡献率等方面所表现的文字定度——稳定力,研究评鉴形成以下阶段性共识意见。彝族人口800万余人,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云贵川及广西四省区。长江、珠江上游流域是彝族的主要生息片区,尤其以乌蒙山、大小凉山一带为主干。彝族人口众多,生息地域广泛,历史上曾经建立过自己的政权,文化底蕴十分悠久而丰厚,因此,彝族文字发育很早,彝文古籍不仅收藏量大,而且富有特色,形制稳定。彝族文字与包括中国甲骨文在内排列前前茅的世界古文字具有同源性,发展源流均表现出“图画—符号—文字”的过程,具有世界古文字的形成基础,符合世界古文字产生流传路径规律。在长、宽、厚、活、定、值的6D评鉴指标系统中,其中长、宽、厚、活指数的古文字同类项有关数据横向比较,彝族文字具有显著的表现,各项数值均排列首位。目前可证为世界古文字行列中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世界古文字之一,如果主要以长度作为评鉴要项,彝族文字更可名列前茅。彝汉文共同属于中华古方块字造字类型,同属音节文字,并可分笔画部首,同样具有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功能和转注、假借的用字规律,在文字发展史上都有一些象形文字、图画文字传承。“彝文古籍是彝族的百科全书”,是中华民族古代语言文字瑰宝之一,是世界古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字值度:价值力指标评鉴分析-

该课题总结指出,古文字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记录与传播载体,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人类记忆遗产。多年来,中国彝文专家、彝族文化专家、古文字专家、考古专家、历史专家和其它领域有关专家,对彝族文字、彝族文献、彝族文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发掘、整理、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解译了许多学术难题。该课题组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及申遗建议报告,基本上是基于这些专家大量既有研究成果,而应用自创古文字遗产评鉴体系提出的社会第三方评鉴性研究意见,目的是在彝族文献档案于2003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古彝文进一步深化研究,强化保护,丰富完善,并作为一个民族完整的文字文献整体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研讨会指出,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字遗产,是两岸四地学界共同的天职。这个课题组织中华两岸四地十多位专家学者联手参研,而且是两岸四地汉族、彝族、土家族、高山族等多民族专家一起参研,具有特别意义和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最新数据警告说,全世界大约有2500种语言面临灭绝,这一数目超过了世界语言总数的三分之一。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就是在努力拯救保护中华各民族优秀语言文字遗产的宗旨下联手开展的。相比而言,中国彝族文字所表现的极强的生命力、影响力、文化力、传承力,令人震撼。该课题所比较甄选涉及的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等世界六大古文字,只有古彝文一项目前还在中国西南彝族地区存活、传承、使用,是活化的文字遗产,其余五种早已“作古”。同时,课题报告也指出,需要看到,彝族文字如不加强保护和合理研发利用,也可能面临传承困难。因此,将彝族文字申请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等级加以保护,刻不容缓。-

研讨会纪要两项重要事宜:-

事宜之一:该课题应用《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评鉴体系—试行体系》,对选取的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古文字进行总体评鉴后,彝族文字的总分值排名第一。再通过计算机模型测评后,确认此次评鉴的客观性、公正性符合要求,综合评鉴分值的信度较好。最后采取德尔菲法进行综合性总评,课题组专家、学者达成共识后产生阶段性综合结论:中国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可能是世界文字的一个起源。-

事宜之二:该课题根据专家团队形成的共识性意见,建议中国彝族方言区应充分利用彝族文献档案于2003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既有成果,对中国古彝文进一步深化研究,强化保护,丰富完善,积极启动和推动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世界记忆工程名录)的工作。-

台湾学者、世界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高明达博士发言指出,参加研究彝族文字,越深入越觉得彝族文字非常古老而有生命力,非常恢宏而有传承力,当今活着的彝族文字,自古以来体制形式变化不大,不仅是彝族同胞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两岸四地各民族共同文化遗产,是世界级别的记忆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屹立于世界六大古文字之林,当之无愧,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非常必要,需要抓紧再抓紧。-

  课题总指导、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执行院长乔惠民先生指出,《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提出的有关评鉴意见与建议,比如“中国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靠了诸多过硬的历史数据及其它专家既有研究成果作支撑。作为一种第三方学术性研究评鉴结论意见,欢迎百家争鸣,欢迎各界提出不同意见或更好的意见,但课题组相信在继续获得大量的充分的数据、论据支撑下,中国古彝文,包括彝族文字文献整体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是可行的。(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新闻组  赵德靜整理)-

链接背景新闻①-

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建议以03年入选国家文献遗产名录之彝族文献成果为基础继续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由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主持、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等参与联合组成的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组,于6、7、8月连续三次召开“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反复围绕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提议进行了认真讨论,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

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文献保护项目,其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世界记忆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延伸,世界文化遗产关注的是具有历史、美术、考古、科学或人类学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或遗址,而世界记忆遗产关注的则是文献遗产。《世界记忆名录》文件中阐述:该名录“与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遗址一样,同样是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

研讨会形成的该报告表达了该课题专家团队形成的共识性意见:建议中国彝族方言区应充分利用彝族文献档案于2003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既有成果,对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中国古彝文进一步深化研究,强化保护,丰富完善,特别是把现有及民间尚存的彝文典籍、历史文献史料等整理成为成套彝族字典,再把古字典、古文献作为配套档案,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程序,积极启动和推动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世界记忆工程名录)的工作。-

链接背景新闻② -

港台专家赞扬毕节保护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古彝文有十大亮点 -

6、7、8月,由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主持、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等参与联合组成的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组,专门组织港台专家,赴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古彝文的家乡贵州毕节进行考察访问与友好交流。期间,重点考察了当地彝族古文献保护状况,专家们亲临实地看到了彝族先民和当代彝族兄弟为开发大乌蒙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卓越贡献,认为贵州省和毕节地区是在保护古彝文历史财富上工作比较扎实的地区。-

专家通过调研,认为毕节可以作为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发起方言区之一,特别赞扬毕节保护传承彝族文献遗产成果斐然,亮点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亮点一,贵州的彝文古籍文献抢救性保护整理,不仅数量多,而且很有特色。贵州彝族人口约占全国彝族人口的十分之一,有16个收藏单位藏有彝文古籍8000余册,占全国彝文献藏书总数15000册的一半以上;-

亮点二,毕节地区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彝文金石图录》等,属于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彝文古籍珍品,并出现了罗文笔三代人的彝文古籍翻译世家;-

亮点三,毕节发现的彝文的金石铭文年代早,价值高且数量多;-

亮点四,贵州威宁发现的李氏呗髦珍藏、青铜铸刻的夜郎人君神印,是毕摩极为重要的法器或法印,毕摩不看中官印,故名“神印”;-

亮点五,大方县发现的镌刻于蜀汉建兴丙午年(226年)的《妥阿哲纪功碑》彝文刻石,是彝文广泛使用的重要物证;-

亮点六,大方县征集到的罗甸水西铜钟的彝汉铭文年代为“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岁(1458年)四月十五日丙寅吉旦”,并且是钟鼎铭文,显示出重要的文物价值,比云南“镌字岩石碑”还早48年;-

亮点七,贵州绘画插图的彝文古籍(如《那史彝文古籍插图》)特色浓厚,而在滇川桂三省区的彝文藏书中极难看到。-

亮点八、贵州省教育厅和省民委早于1983年就联合发文决定在有关学校进行民族语文的教学实验,彝文开始正式进入中小学,拉开了贵州省彝族聚居区的彝汉双语文教学序幕。在汉语文教学的同时开设彝语文课的“二类模式”双语教学,是贵州彝区推行的主要教学模式,试行过程中,彝族较为聚居的毕节地区效果尤为显著。-

亮点九、早在1955年,贵州毕节地区就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彝文翻译组,文革期间被迫解散,1977年10月恢复重建,取得系列重要成果。经过20多年的抢救, 全国收集不足2万册,贵州毕节收集的彝文古籍就高达8000多册。-

亮点十、贵州毕节地区不仅加强了彝族文字文献收集、文字编译、双语应用等,而且将古彝文作为打造、传播彝族文化的重要元素,拟利用彝族文字图画之美、象形之美、厚实之美、灵变之美、多彩之美,在大方古彝文化胜地集中收集展示古彝文献,在中国十大避暑名山——乌蒙山韭菜坪创建“天书石林,石头字典”古彝文化景观,毕节彝语歌《阿西里西》歌以统编教材走进全国中学音乐课堂,“阿西里西指数”同时被海内外专家机构作为山地避暑旅游与清凉人居评价指标体系的命名性代名词。古彝文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传承价值正被进一步激活。-

毕节地委副书记安金黎向港台专家介绍说,彝文古籍涉及内容广泛,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当代适用价值,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宝,也是世界性的珍宝,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抢救和保护彝文古籍仍然任重道远。现在一是要救书,二是要救人。在毕节,虽然聚居区彝族人民还在进行双语教学、双语扫盲,但像王继超老师这样的精通彝文顶级专家已不多见,70-80岁掌握彝文古籍的“毕摩”也为数甚少,如不重视,彝文高级人才有出现断层的可能。民间现存彝文古籍大多在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条件有限,许多书籍正在遭受虫蛀、烟熏火燎和雨淋。存世的彝文古籍70%以上多属国内外孤本、珍本,一旦毁损或丢失,就意味着这份古籍在地球上彻底消失。因此,我们正加大力度做好“救书”、“救人”的工作。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彝族文字申请世界记忆遗产,会像东巴文字文献文化那样,得到最有利的保护与传承。


     古乌撒部属地的今贵州省威宁、赫章两县地及周边地区,魏晋以来至清朝初年,存在过一种同一社会分工、同一种职业的人们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彝族内部实行、并使其支系化明显的同时,还深入到入住同一地域的有关民族。维系和巩固了乌撒部政权长达千余年占据一隅的统治。研究彝族社会历史,不可忽略对这种制度的研究。

古乌撒地区:即唐宋时称之“乌蛮三十七部”的乌撒部地,这一地域概念,形成于魏晋时期,消失于清朝初期。初十仅包括治今贵州省威宁、赫章两县的大部分地区,宋代后,扩大为今贵州省的威宁、赫章两县的全部地方,今贵州省毕节地区的毕节市、纳雍县各一部分地方,六盘水市的水城县、钟山区、盘县各一部分地方,甚至还包括今云南省宣威市与贵州省威宁县毗邻的部分地方。
职业社区制,是古乌撒彝区曾经实行的一种住民居住制度。在乌撒部政权的支配作用下,把具有共同族群特征(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同一社会分工并从事同一职业的人们相对集中居住在同一片相对固定的区域,如稻民、牧民和铜、铁、石、木、竹、毡等工(匠)村落,职业社区就是对这样一些典型村落遗存作学术上的界定。这种职业社区制的存在,巩固了古乌撒部政权长达千余年割据一隅的统治,并对彝族多支系的存在提供了基本土壤。使彝族支系化明显的同时,还影响入住同一地域的有关民族。虽系特殊现象遗存,但对研究彝族社会历史,彝族支系的存在成因,彝族与有关兄弟民族的关系史,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研究彝族社会历史,不可不研究彝族的支系,不可不研究彝族支系存在的基本成因。这种看法,在本文提出之前,还鲜有人提及。


一、职业社区制现象在威宁、赫章两县部分地方及其周边的遗存
职业社区制现象的遗存,反映在分支系、民族的居住上,即使以生产队—村民组形式居住的今天,这种现象仍未完全消失。对这种现象的分析,以基本固定居住的历史可追溯至百年以上为依据。如有选择新的居住点移居这种情况,亦可考证其原先属集体居住而后又属集体搬迁新居,新的居住点也基本固定。这种固定或者相对移动居住的村落,同样都可以看出职业社区遗存的烙印。


(一)职业社区制在彝族以内的遗存
1、腊够支系
腊够支系(习惯性他称“红彝”):历史上主要以铜、铁、木、石匠为职业,负责铜铁农具、生活用具、饰器等的制作;土、石、木等建筑。在他们居住的社区内,有其特色而与其他彝族支系存在一些差异的的人生礼仪,包括生、婚、丧礼仪,有属于自己标志性的习俗歌舞,有自成一家的掌握传统文字文化的毕摩,有自己的来源传说。以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神工神匠够阿娄、葛阿德为自己的始祖,这种认同反映在大量的婚嫁歌和丧礼歌的歌词中。从现在遗存的彝语古地名中则反映出该支系彝族是黔西北(甚至今贵州省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最古老的世居(土著)族群,如贵阳这一地名彝语称之“古诺,”“古诺”(或作苟诺、轨诺、鬼诺等),“古”或“苟”等,即“腊够”的“够”的同音异记;异发音。“古”、义为工匠(氏族),“诺”、义为“土”、“土地”、“地方,”即腊够支系的地方,这一地名同先秦汉文献记载的“鬼方,”从音上和地理方位上都十分吻合。相同的地名还有“古珠”或作“葛仲、”“果仲、”“仡仲”等(今贵州省黔西县城及其附近一带、威宁县东风镇与板底乡交界处一带)等,“古阻嘎”(今贵州省威宁县龙场镇张家院子一带)、“古叩”(或作“葛魁、”“姑开”等,今贵州纳雍、云南宣威、彝良等),类似彝语地名,在黔西北地区,不会少于十余处。以寨子(村民组)居住形式放映古老职业社区遗存的,现在仍有:贵州省威宁县大街乡品洛沟村铁匠寨、雪山镇斗口子、新发乡俄嘎有村数个村民组相连,有高、罗、曹、李等姓)、新发乡开新村一带、龙场镇的红光村红布沟组,水城县木果乡的比登、苏嘎寨等、玉舍乡的海坪村一带等,在威宁县二塘镇属梅花山的“省堵期”一带,清末民初尚有“顺数三百户、倒数三百户,”后来发生伤寒病传染,这一村寨因而消失。

2、葛铺支系
葛铺支系(或作果铺、葛濮等,他称“青彝”、“篾匠”等),这一支系主要从事竹器的制作,在他们居住的社区内,同样有其特色而与其他族支系有一定差异的礼仪习俗,生、婚、丧习俗礼仪及与之相关的歌舞一直保留自己的特点,目前仍极少与其他彝族支系或外民族通婚。有自己的来源传说,从婚丧歌、叙事、叙史歌等歌词中,以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神工神匠够阿娄、葛阿德为始祖;以(米凯)阿德葛为始祖则反应在作为姓氏的“能益”中,与彝文文献《彝族源流》[第19卷221—225页]的记载相吻合,阿德葛系从彝族“六祖”第五支(布)的第10代始分支,属于父子连名谱第10代梯妥诺的长子诺濮迂的子孙,葛铺支系以云南省楚雄、红河、曲靖、及东川市至贵州省威宁县一线不连接分布居住。其古老的职业社区遗存有,以今贵州省威宁县云贵乡马街村、雪山镇新民村为典型。
3、吐苏(勾则)支系
吐苏(勾则)支系(他称“白彝”、“大白彝”),居住以片区,往往是多个居住社区相连,保持自己的一套生、婚、丧人生礼仪,有自己标志性的礼仪习俗歌舞,有传承不断的文献与文化人—毕摩阶层,有完善的宗法组织及与此相反之相适应的习惯法。在历史来源上,自称“勾则”的部分,认为是武僰氏—阿着仇(阿仲赤、阿佐赤、阿朱提、朱提氏等)、益毕(布)、阿都乃素等“白蛮”彝族君长后裔,“勾则”往往被借代为贵胄,“白蛮”彝族的“勾则”政权为南诏与布、默支系打败或削弱;相当一部分“吐苏”则与“六祖”中的武支系(武氏在叫“输”的这一代后,分为九大支输氏)有关,根据《彝族源流》(19卷31--236)、《西南彝志》等记载,“六祖”中的布与默两支系曾先后打败或灭掉居于今云南省巍山一带的苏僰武氏、居于昆明东部及陆良、曲靖、宣威一带的武输氏、武谷氏、武注(杼)氏,俘获或斩杀其君长,毁其君长政权,掠其土地、牲畜、掳获其民众,供奴役驱使。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勾则”部分来源于武僰系统;“吐苏”部分主要来源于“六祖”中的武支系。“勾则”与“吐苏”支系的职业:一是山地农耕与畜牧、部分稻作;二是征战时担任作战任务。历史上有四姓“勾则”担任乌撒二十四苏保中的四苏保,分别任有摩魁与军事职务,如罗姓(阿底)至今称之“卓多骂色(领兵官、与土目官同级)家,”并见于彝文文献与地方志记载中[1],吐苏(勾则)支系是乌撒故地彝族各支系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支系,在今威宁县的板底、赫章县的珠市等地,以乡的规模连成一片居住,在威宁县的龙场、金钟、猴场、腊寨、盐仓、新发、东风、哈喇、二塘、龙街、雪山等乡镇,赫章县的妈姑、双坪、财神、结构、雉街、兴发等乡镇则以大片居住,多至三个至一个村、少至一个村民组居住,虽有迁移居住的情况,大多系在本支系的居住范围内习惯性调剂。他们现在的居住现象同样反映出古时职业社区的遗存。


4、纳苏支系
纳苏支系(他称“黑彝”),同其他支系相比,职业社区的遗存尽管不甚明显,但依然可以看出痕迹。这一支系主要来源于“六祖”的布默两支系,其中部分系乌撒君长的小宗亲(旁系家族、家支),苏保(土目)阶层的近亲家支,这部分一般拥有土地,分布居住一般都较散;一部分为德施系的阿芋路部、阿哲(水西)部、芒布部等君长分散在乌撒部地的远房家支,故也相对冀中居住。以威宁县的雪山、龙街、大街等乡镇的部分村落为典型,纳苏支系在乌撒部政权存在时的主要职业是:出征打仗、从事畜牧兼农耕、为乌撒王室提供主持丧事祭祀或各种祭祖(大、中、小型)及各种祭神的服务。纳苏支系集中居住的村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偶有人会唱其支系与别的支系有差异的婚丧歌。还因为有职业毕摩的遗存,彝文文献在这一支系中有相当多的遗存。

(二)职业社区制在彝民族以外的遗存
这种遗存在彝民族以外的民族中也有反映,如在白族(南京人)和未定民族蔡家人中,情况基本与彝族一致。在古乌撒部境内,白族(南京人)的职业分工,一是从事稻作,二是同乌撒以外的地区进行商品交易,从外地贩入丝织品、布匹等到乌撒地区来卖,相当一部分白族(南京人)历史上同彝族通婚,熟知彝族礼俗,部分还操彝语、彝文,在赫章境内及其毗邻毕节市境内,还保留有一定数量的清代或民国初年的彝文碑刻。彝语称白族(南京人)“阿武吐,”彝文文献甚至记载白族(南京人)的来源,认为他们是“濮系”‘尼武娄、能武布’的直接后裔[2],并有十数代父子连名谱。白族(南京人)的职业社区遗存,典型的是威宁县二塘镇的诺卧,赫章县松林乡的窝 皮寸(音崩)两大村寨,诺卧全称“发卧诺秋、”窝崩全称“俄补滴索,”发卧诺秋、俄补滴索是原乌撒十一大稻田基地中主要的两个基地[3]。在其他稻作民族进入之前,乌撒部地的稻作很大一部分为白族(南京人)承担。这种说法,还反映在彝族长篇叙事情歌《私奔情歌》中。
原乌撒部境内的蔡家人,彝语称之为“阿武那,”蔡家人的主要职业分工是擀制毡子,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垫、盖和披在身上遮风挡雨、取暖。蔡家人在原乌撒地区的威宁县新发、龙街、羊街,赫章县兴发等乡镇的部分村寨集中居住。蔡家人有自己的习俗礼仪,并保留有语言。蔡家人语言中的部分单词与彝语北部方言即凉山彝语相同。在彝文文献中,根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的综合记载认为:彝族“六祖”四支系古侯氏传16代至卧侯德额,德额生九子,其中德额罗为乌蒙部祖,德额辉为扯勒部(分布在川南古蔺、叙永等县)祖,德额抽一支,父子连名传26代后,在叫做“叟楚博几”的地方,形成了“阿武那”这支人(即今蔡家人)[4]。对蔡家人的来源,彝文记录可备一说。

三)、职业社区制的存在还反映在彝文文献记录中
职业社区制的存在还反映在彝文文献记录中,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藏书第523号《迎毕摩献酒经》(威宁板底龙毕摩原藏书)p10页载:“先是吐(白彝支系)的知识广,吐毕(摩)佩其铃,佩铃阵阵响 ,从吐住地来;次是纳(黑彝支系)的地位高,纳毕(摩)佩其铃,佩铃阵阵响,从纳住地来;三是武家(指腊够支系)威力大,武毕(摩)佩其铃,佩铃阵阵响,从武住地来。到场三毕摩,同解一场灾……。”第125号藏书《丧仪经》(威宁雪山卢毕摩原定藏书)p59页载:“先是纳位高,纳毕(摩)佩其铃,佩铃阵阵响,从纳住地来;次是吐知识广,吐毕(摩)佩其铃,佩铃阵阵响 ,从吐住地来 ; 三是武威大,武毕(摩)佩其铃,佩铃阵阵响,从武住地来 ……。”又:云南民族大学张纯德先生藏书《丧祭经.毕摩献酒经》(昭通市永善县五寨乡吴毕摩“阿额德歹毕”家原藏书)载称:“先是武威大,武毕佩其铃,从武住地来;次是纳位高,纳毕佩其铃,从纳住地来;三是曲知深,曲毕佩其铃,从曲住地来……。”彝文文献的记载,有力地印证了彝族地区古时以社会分工为标志的职业社区的存在。


二、乌撒地区职业社区制形成的历史背景
1、乌撒部沿革
职业社区制是乌撒部政权由蔺的一般宗法形态升格为“勾则”的高级形态,即由家族为主的统治扩大为吸收不同宗支、家族、甚至族群进入统治层,进而扩大控制管理不同的宗支、家族、族群,使地域范围得以扩充这种因素的产物。因乌撒部政权的存在而产生,但却不因为乌撒部政权的消亡而彻底消失,并且留下遗存。关于乌撒部的发展及其政权沿革,根据彝文文献《彝族源流》、《克博诺理》等记载:约公元前6--5世纪,彝族“六祖”分支,其中第五支系的始祖名慕克克,时活动在今云南东川(广义的东川:范围在今云南省东川、会泽、巧家、甚至曲靖和滇池周围一带)的卓雅纪堵,父子连名7代传至阿德布,所谓布支系,即取阿德布的“布”为支系名。阿德布时迁至多同米谷(或作“觉妥姆姑”,在今云南曲靖市一带),《乌撒献酒经》载“武择地多同,多同及周边。”阿德布夺武支系与夜郎地盘而居,父子连名传10代至梯妥诺,诺迁居“妥濮欧博”(今云南省宜良与石林一带),娶两妻,长妻生诺濮迂,诺濮迂任彝族葛濮支系部落长,遂为葛濮支系始祖之一,分布在称“洪鲁打毕”的地方(在今云南永仁、武定、元谋、东川之间),次妻系“六祖”六支系莫德施氏之女,名叫娜咪鲁,生陇邓与克博(又作“且保”)两子,布支系的第11代陇邓生九子,从升麻举垓(云南沾益、宣威一带)迁徙分布到今滇黔两省的昆明、曲靖、红河、玉溪、安顺、兴义、毕节等地。克博氏被其兄陇邓氏从妥濮欧博驱逐,四处流浪,至洛武博所(今云南陆良、罗坪、师宗一带),克博氏先租借洛武博所三部武氏(“六祖”长房支系,即武输之子洛武亘、洛武谷、洛武注)地,势力壮大后,向三部武氏发动进攻,或驱赶,或征服、役使三部属民,“先发动进攻,后作吐差遣[5]。”将收容的武氏残余及属民称之为“吐。”克博生12代维遮,维遮生五子,称“五支维遮,”布氏13世维遮的长子维遮阿买传18代至默邓,默邓生两子葛余和阿仁,葛余为磨弥、乌撒、罗婺祖;阿仁为播勒祖。阿仁支移往黔中地区。葛余传23代至陡阿姆,陡阿姆生两子,长子姆阿余为磨弥、罗婺祖;次子姆默遮为乌撒祖。姆默遮之子名默遮乌撒,乌撒部名即从默遮乌撒而来。《环宇通志.乌撒军民府.建置沿革》载:“本乌蛮巴的甸地,以蛮祖名乌撒,故号乌撒部。”默遮乌撒传至第27代依孟德时,从滇之会泽一带跨牛栏江入黔(约在北朝北齐年间左右),先以今威宁抱都一带为中心,在西凉山周围活动,再辗转到今威宁夸都一带,到第29代阿太阿姆(一作阿蒙,见《大明一统志.乌撒军民府.建置沿革》)时以今威宁草海一带向四周活动,并进一步拓展活动空间。到第36代阿那阿博时把部政权中心又移至今威宁县盐仓镇一带。其时,乌撒部已占据了今贵州省威宁、赫章两县地(时间约在隋朝初年)。这个时期,乌撒部境内的职业社区制应当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形势为这种职业社区制提供了保障。乌撒部传至第48代那周德皤(约北宋初年),乌撒势弱,德施支系的阿头、易良(今彝良)、易溪等部在阿哲(水西)等大部的强势支持下,占据并几乎瓜分了乌撒地盘。《大定府志.卷十五》称:“德朴(皤)弱,为他部所并,降为庶人,其妻生子曰勒(即第49代德皤阿努。努、勒,土语异记),字仲甫,甫数月,避乱弃之野,土人收养之,及长有勇略,与其故臣慕魁特直阿迂阿租二人复乌撒土宇。”德皤弟那周阿吉、德皤子折怒与特直、阿租等若干战将为光复乌撒故土,并扩大地盘,展开了四十七次恶战,取得了四十三次大的胜仗,把乌撒部地北扩至乌蒙部地,东北至芒布地,东至水西部地,南至于矢部(普安)地。可谓拓地千里,一代名将那周阿吉也战死沙场。故《彝族原流》载:“阿吉未生时,乌撒给人牵马,乌撒当人家背夫;阿吉出生、长大后,人家给乌撒牵马,人家当乌撒背夫。”经过德皤阿努、德皤折怒之后,乌撒地区的职业社区制更趋完善。有规范性地下传,历经23代君长(土司),约700年左右时间。公元1664年,吴三桂攻入乌撒,杀害乌撒末代君长(土司)安重圣,灭掉乌撒世袭72代的部政权,有组织、带规范性的职业社区制在总体上被打破。

 

2、乌撒部政权的体制与基本构架
约在唐朝年间,彝族部政权赖以生存的“则溪”制度在今滇、川、黔毗邻的地区得以实行,进一步成熟并完善。连成一片的水西(阿哲)、播勒、扯勒、芒布、乌撒、乌蒙、闷畔(阿芋路)、磨弥等部地都相应实行了“则溪”制度,水西阿哲部拥有十三“则溪”,扯勒部的“则溪”则号称有十八个,乌撒部有九“则溪”,乌撒部的“则溪”又别称“耿亨”。除乌撒、水西、扯勒三部使用“则溪”这一同名称外,其他各部则使用了别的名称,实同而名不同。以乌撒将“则溪”别称为“耿亨”即可印证。乌撒部的九大“则溪”当建立于唐(南诏)初,完善于宋(大理)时。乌撒部将自己的地盘划分为九个“则溪”区域,中央“则溪”由其本部直辖,其余八个“则溪”由二十四苏保掌管,每三家苏保管理一个“则溪”的钱、粮、兵马事务,为便于管理,每个“则溪”内的居住民,以社会化分工的兵、粮、牧、艺等职业分系统集中居住。在二十四苏保之外,又设四十八“尼余、”十三“遮吉、”十六“汝额、”十三、“陡吉、”三十四“朵柔”[6]等文武职官,且存在于兹摩(君长)、慕魁(苏保一级)、毕摩为统治阶层的基本政权构架下,直接听命并服从于乌撒部政权。社会化分工、职业化居住的乌撒地区,在九大“则溪”范围内,形成彝族吐、纳、够、葛各支系职业居住的格局。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166号藏书写道:“我纪俄勾(乌撒政权名),首至米诺则,边至色洪下,左揽色图山,右辖四耐恩,这块地盘上,依孟德为民,格孟德为奴,阿都十七支,阿那十八房……奴民十一姓,腊够七大寨,彝外一百零八姓。”又:《局卓布苏.解咒经》载:“濮入十一代,吐、纳八百姓,阿都十八支,相识者叫名,不识者称姓……”。这些文献,大略概括了乌撒地域范围彝族和其他民族的分布情况,即职业社区的基本框架,存在着社会等级与职业分工的明显特征。


3、职业社区的补充与民族关系
古乌撒地区在隋唐时期,尽管除彝族外,还有诸如白族(南京人)、蔡家人等若干少数民族分布,但人口主要以彝族为主。从职业分工上看,
彝族吐苏支系从事山地农耕兼稻作,白族(南京人)耕作水田。宋元以后,随着布依族进入,带来更先进的稻作技术,稻田的精耕细作作业,稻谷产量有了提高。以今威宁县新发乡为例,布依族聚居于可渡河(北盘江)边的民族(窝都)、花园、宝塔等若干村委会。至少明代以来就形成这种居住格局。根据布依族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仲甲兵,随明洪武调北征南而来,然而他们的进入或许早于明洪武时期。乌撒部地的布依族应当来自当时于矢部等控制的今黔西南和播勒部控制的今安顺等地。于矢是乌撒、播勒的姻亲,水西的宗亲,播勒与乌撒是宗亲。早在部地相连,彝族控制得紧密的时期,布依族有可能因掌握先进的稻作技术被集体引进,而沿盘江与乌江水系而进入。他们的进入带来稻粮产量的增加。在稻谷产量增加的前提下,乌撒部把新“则溪”建在今新发乡境内的开坪一带,故留下“遮期”这一地名。在这一区域,彝族与布依族兄弟一直和睦相处,语言文化上相互交流,表现在服饰制做上的挑花刺绣等相互学习,语言词汇上的相互借用,在新发布依语中,借用了彝语的诸如“腰带、”“岩羊、”“燕麦、”“喜鹊、”“大姐”等若干名词,即可证明彝族与布依族交流历史之长。新发布依族尽管在他们居住的社区境内拥有土地使用权,但又同彝族原住民的大多数一样,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主要掌握在欧、杨、史沓、倮基等几家彝族土官手里。故这些地方直到新中国成立,布依族里面还没有出现地主。
苗族进入古乌撒地区,可能比布依族还早,应不晚于南宋时期。苗族亦是以寨子为单位集中居住与分布,职业分工的要求不那么明显。但作为狩猎以消除虎豹豺狼的侵害是得以公认的。虽以民族社区的形式居住,彝苗两个民族却十分容洽,苗语中保留有“衣服、”“撮箕”等彝语借音,“衣服”的彝语古语在常用语里消失,却还保留在苗语滇东北方言中。古乌撒地区的彝族把苗族代称为“a mu yai”[大哥],以示尊重,在当时,其他民族在这一地区还少有如此礼遇。
乌撒部地这一地盘,历来都为彝族所据,至少在商周时期,属武僰氏的仇娄阿摩—阿朱提活动地,战国至秦汉时,先后有夜郎、“六祖”中的乍支系、古侯支系在逐鹿,东汉至三国时,易为“六祖”中的德施支系所属,魏晋时乌撒进入。两汉之交时,逐渐有汉族进入,直到唐宋,因其人数少,大部分都从了“夷俗,”汉族大量进入明洪武年间。沐英、付友德的部队进入后,许多都驻扎了下来。一是建立了监视乌撒政权(由君长受封土司)的哨、屯、所、堡、塘、站等军事机构,并打量圈划土地作屯田之用,同时汉族移民从湖广、四川大量进入,但基本没有改变乌撒地区以职业集中居住的社区格局,也没有形成太大的冲击。屯田、地域划定居住也同职业社区这种模式基本统一,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乌撒部(土司)政权同样委任他们本民族的人管理自己的事务,级别高者还进入二十四苏保之列(二十四苏保在土司制建立后亦名为二十四土目),如威宁盐仓附近的蔡银匠、赵打狗两家[7]。

4、职业社区制的瓦解
历史上对乌撒地区职业社区制冲击最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1664年吴三桂进攻乌撒、直至其叛乱被平息的时期,彝族等各族民众被大肆杀戮,幸存者逃离家园,乌撒部地传统的职业社区制基本上瓦解。第二次是清雍正八年至十五年的时期,云贵总督鄂尔泰实行“改土归流”的残酷高压与杀戮政策,鄂尔泰等“日攻三关、夜烧八寨”的战果,使乌撒西部的彝族等各炸民众惨遭杀戮,贵州威宁稻田坝(德歹额珠)“八寨”各族民众在一夜之间消失,几乎摧毁瓦解了乌撒西部的职业社区。以致各族民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修养生息。彝族古乌撒部地的职业社区制经历了形成、发展、完善、被瓦解、遗存这样一系列过程。

三、对职业社区制的几点分析
1、宗法制与职业社区
职业社区制的存在是宗法制支配的必然结果,彝族宗法制的具体体现是兹(君)、摩(臣)、毕摩(师、司)、够(工匠)、陆(民)、卡(将、武士)等级组成的政权架构,它要求职务职业世袭,家庭、家支(族)主导权掌握在嫡长子、嫡长子分支的长子手中,同一家族团结在同一祖宗的名份(旗帜)下,以共同祭祀同一祖宗的方式来维系家族(支)的团结,进而生存、发展。以此幅射影响社会的各个行业和层面。宗法制这种严格的长子继承制,职务职位世袭制,决定着职位职业的不可更改性,即不可改行性,并主宰着社区和家族成员的存亡。关键还有着与之配套的严格的婚姻制度,决定了社区成员离开本社区或本系列职业社区后不能生存、发展下去。
2、职业社区的组建
职业社区的组建,一是源于原部落的社会分工,即对相应的人作相应的社会职位安排、社会职业安置,以此为基础形成基本的社区结构。二是部族、部落的被收容性,即对所征服部族、部落的收容安置,对小部族、部落的兼并与安置。三是根据生产技术的需要引进移民的安置。
3、单一家族(支)的职业社区
单一家族(支)的职业社区,即从事某种生产职业的单一家族集中居住的社区。系原先多个从事同一职业的家族共同居住,而其中某一或几个家族(支)的人口繁衍,达到新组建一个以上居住社区的条件,再组建另外的居住社区。这种单一家族职业社区循环发展,在宗法制的主导下,往往容易使其家族中的代表性人物地位上升。这时候,乌撒部统治者只得安排其相应职位。
4、研究职业社区的必要性
整个中国彝族,至少在商周时期,曾经是有过统一政权的民族,其“米”(或作“慕”、“姆”等,有尼慕、什慕、武慕、笃慕)这一王位名称,相当于“天子”或“帝”,在米(慕)王之下,有数以百计的兹摩君长,也相当于列国,这是一系列古遗址、出土文物,如三星堆等遗址及文物可以证明的,尤其是彝族古文字在历史上的统一性与记录所发出的信息。当然还有后来的南诏时期也一度有过相对统一的政权。在统一过的彝族古老政权中,必然有职业社区(当然是放大的)这种形态存在过。在“六祖”分支,彝族“米”(慕)政权体制解体后很长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乌撒部内,存在职业社区这种形态,理所当然不可能是孤立的。由农奴制发展到封建领主制,领主制下形同军事化的社会分工明细化,生产基地化,居住职业社区化,不乏为一种特殊模式。这种模式又为封建土司制所兼容。在本民族内部,则由职业社区这种模式发展为支系化,支系化封闭了连姻这种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交往沟通方式,文化上形成了保守发展的势态,因而出现了文化与习俗上的差异,并由此形成文化上的板块性,加大了一个民族内部的支系化程度。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规律上看,把彝族古乌撒地区职业社区制个别的和特殊的情况,追溯放大到整个彝族曾经有过统一政权的时期,进行深入研究,彝族存在多支系的历史原因也就不难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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