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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区别于任何动物的精灵，在你被岁月推着往前走的时候，你的身后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足迹，虽然会被风霜雨雪给淹没，给遮盖，但你所经历的一切早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沉淀在心灵深处，随时随刻都会某些人或事而让其重新浮出，勾起你美好的回忆。 此生从读小学开始至大学，因为特殊年代的一些特殊情况，断断续续地，总算把自己想读的书读完，历时足足十六年！漫漫读书生涯中，最不能忘记的是那些跟我们朝夕相处、教书育人的老师们。我深感荣幸的是，我遇到的所有的老师都是对我偏爱有嘉，给我父母般的关爱与教导、帮助，鼓励。 前日与同学们相聚，大家聊着聊着，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们，那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光阴似箭，几十年似乎一闪就过去了。而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儿时的很多经历又抵挡不住地往眼前挤，你不想它都不行，想忘掉它更难!一般来说，小学的老师因年限之因最容易被忘记，而我，却偏偏把他们牢牢地藏在心灵深处，时而准会想起： 茶山一小那时候称之为茶山中心小学。在我们眼里，这是一所相当规模的很不错的学校了。校舍有一处是祠堂改造的教室，另一处教室则是后建的一排的平房，老师们的寝室与食堂又独立成一统。整个校园空间看起来蛮大的，操场在各幢教室的中间，铺满砂石，很宽广。一下课，我们像鸟儿一样从教室涌出来，女同学在操场里跳格子，跳绳，老鹰抓小鸡，拍皮球，扔沙袋，男同学在滚铁环、打球、互相打闹、奔跑……各取其乐，甚是热闹。 如果说在茶山小学里的六年记忆最深刻或最难以忘怀的，就是几位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了。 章文英老师，一位梳着长辫子的女老师。我不知道当时的章老师到底多大年龄，大概也就二十多岁吧。在我的眼里，她就是一位非常慈祥，有亲和力的好老师。她从一年级教我们到三年级上学期，每次在课堂里都会提问我，我回答完毕，她都微笑着给我表扬。我是风光了，可也引来很多同学的嫉妒，以为章老师对我有偏心，是不是亲戚关系什么的。我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章老师拿着一本方格子的作业本，对着我们说：“这本子纸张很好，大家一定要珍惜，这面写好了，就写反面，不能随便撕，更不能乱涂，要珍惜，作业面要保持清洁，整齐。”一直到现在，那个表情，那个动作，一直在我眼前浮现。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章老师就离开我们了，接替她的也是一位女老师，姓王，名芝翠，瓜子脸，大眼睛，面容很漂亮，下巴还长着一颗痣，常常是把那条长辫子拐到胸前。她教我们的时间不长，声音很动听。没过多久，王老师也不教我们了，后来又换了一位来之城区的男青年胡建成老师。在我的记忆中，胡老师大概是二十多岁吧，身体魁梧，脸上长着青春痘，下巴还有胡子茬……他还曾在一个周六带我去他居住的五马街附近的家（具体哪个位置记不起来），我在她妹妹的带领下第一次去逛五马街，晚上就住在他家里。 从四年级开始，一位经常戴着鸭舌帽，戴着眼镜的、身材高大、嘴边有两颗酒靥的男老师——梅雪章老师，他就当我们的班主任了。梅老师也是温州城里人，他工作时间住校，还带着一个比我们小的儿子。儿子跟他长得很像，但很调皮，学习成绩不大好，梅老师经常为这事苦恼，然后当着我们的面批评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有一次，梅老师要我留下来帮他改毛笔字作业本，就是把认为写得好的字画上一个红圈圈。那时班干部帮助老师改作业是很普遍，而我们也认为很光荣的一件事。我很认真地给每本作业画着圈。画着画着，突然听到梅老师儿子哇哇大哭！转头一看，只见梅老师用尺子拍打他儿子的手掌呢！“你看，字写得一塌糊涂，气死我了。你怎么不向这位姐姐学习啊？”然后梅老师又对我说：“我养了三个儿子，自己当老师，可没有一个儿子能为我争气，让我满意。我如果有你这样的女儿该有多好啊！” 听得我很难为情。从梅老师的外表看出，他确实很操劳。他家住在市区墨池坊（我曾经去过他家一次，具体地址忘记了），但每周上班时间都住在学校，还带着儿子，当爹又当妈的，确实不容易…… 再后来，大概是五年级开始，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邵宣贵老师。邵老师高高的个子，五官长得耐看，皮肤泛着红晕，很健康的肤色。他的表情经常是有点“羞答答”的神态（这是我当年作为学生对他的最初印象）。在我记忆中，他经常在下午读报节课时给我们讲连环画故事。特别是《平原枪声》的故事，听得我们如痴如醉。当下课铃声响起时，我们总是齐声哀求他：“老师，再讲下去吧，把故事讲完吧。”而他总是笑笑，说明天继续讲，然后按时下课。 邵老师应该是我的恩师。记得开学初，母亲因为学费的困难想让我辍学。邵老师知道后，亲自到了我家，动员我母亲无论如何不能让我辍学：“这孩子学习成绩那么好，不读书实在太可惜了。你如果交不出学费，我可以先垫上，以后再还。”母亲被说得感动，就不再提辍学的事。我终于可以继续上学。 五年级结束，正升学六年级时，学校张盛德校长找我谈话，说有几个跳级的名额，其中有我的名字。他说我不用在小学读六年级了，直接升到茶山农中。我们当时升学的目标都是勤俭中学，简称勤中。能到勤中读书就像中状元那样光荣与自豪，我的目标当然也是如此。可跳级的学校不是勤中，而是农中，我犹豫不定。但后来可能是虚荣心作怪，总以为跳级很光荣，很了不起，就高高兴兴地到五美园的农中去读书了。刚上了一天学，放学回到家，只见邵老师正在我家等我。看见我，他一改原来的和蔼可亲表情，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明年完全可以考上勤中的，到农中去读不可惜吗？（因为当时只有考不上勤中的人才去读农中的）。虽然跳级了，可是这里将来有什么前途？能考大学吗？明天马上到中学把学费退了，继续到我班上课。”他的语气不容我有商量的语气。我从他的眼光里看出他很生气，也很失望。 虽然我那时还不明白很多的道理，但我清楚勤中与农中的区别；同时也知道邵老师一定是为我好。第二天，我又重新回到了茶山小学读六年级……特别让我感动的事，邵老师自己花一块钱（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仅二十多块）给我买了一本当时很稀罕的《新华字典》，这本字典后来一直伴随我读完高中。参加工作之后，我还曾经写了一篇 “一本旧字典”的文章，瓯海电视台为这篇文章拍了电视片，由我自己与景山小学的一位学生（演我童年）、一位老师一起合作拍摄，然后在电视台播放……。 世事难料。六年级还没读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临，我们不再正常上课，整天跟着老师一起开大会，举着标语游行，也贴大字报，批斗校长与老师，跟着大人在台下高呼口号“打到某某”，参加破四旧立四新活动等。毕业那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虚度了光阴，直至勤俭中学的解散，茶山中学的开学……。 光阴如梭过，岁月催人老。如今我们都已步入中老年，而曾在我们成长中为我们付出心血的老师们有些早已离开人世，有些也多年不见。我记忆中的这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不知现在在哪里，一切可都好？他们是否还记得我，能认得出我？但无论如何，这些老师是值得我终身感谢与感恩的好老师！我为自己能遇上这么多好老师感到荣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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