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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三应诗 文/胡迎建 三应诗，即应制、应景、应酬。古已有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且对诗词的兴盛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弊端也不少。多数难以成为千古流传的佳品。明代公安派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清代袁枚倡性灵说，可以说是起而救其弊。 三应诗顾名思义，都为应其需求而作，既是需求，也就有相当的压力，有完成的动力。三应诗的作者都有较高的诗词素养，只有腹笥不穷，才能应付得高明。如今把三者置于一起，往往是贬多于褒。其实这三者的优缺点不可一概而论。具体而言，因其需求不同，三者的价值也就有不同。 应制诗，应帝王之要求而作，可说是诗经六义之一“颂”的流变，最典型的如明代台阁体，是当时馆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三杨”也都是饱学之士，但他们的诗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迎合皇上，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诗风平正典雅。但不可否认，应制诗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试想一下，没有帝王对文学的爱好与提倡，就没有应制诗。正因帝王的重视，也就能引导臣民的崇文。历史上的曹操、唐玄宗、康熙、乾隆莫不如此。大量的台阁类诗，对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活不无认识价值，况且其中也确有少量的好作品。 应景诗，多为应付眼前光景而写。由于事先缺乏深刻的感受，常常为文而造情，故公式化、概念倾向的诗极易产生。如配合各种运动、形势而写的诗作。而今日更多的是布置写纪念重大事件或某重大节日的诗，此类应景诗，政治性较强，却比较空泛，缺少具体的场景、生动的细节，独自的感悟。诗中无我在，则易成为徒具其表的形势诗、表态诗、口号诗，大同小异的图解政治诗。如今为人所诟病的“老干体”，不少作品可归入此类。不过，也并非一无是处，让有的诗词爱好者练练笔，习惯“戴镣铐跳舞”也是有好处的，至少也起到健脑的作用。加以引导，知不足者倘能发奋，或也可能成为诗词高手。 至于应酬诗如何看，问题就比较复杂。有赠诗也就有酬答诗，也是诗人之间的礼尚往来，更何况诗人们互相唱和与慰藉，为诗词繁荣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唐宋以来唱和诗大盛，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欧阳修与梅尧臣、苏东坡与黄山谷。他们既是诗友，又是诗敌，暗中较劲。观照同光体重要诗人的交游也如此。陈衍说：“子培工为诗而不常为，尝言吾遇苏堪而诗思自生，为之亦多工。弢庵诗为谢枚如、张幼樵而为者，常工于他作。苏堪工者固多，而为子朋而作者则尤工，且无不工。”说的正是他们相遇而作或为友人而作，诗能作得特别好。 但是物极必反，譬如陈三立曾在南京与樊增祥、夏午彝斗诗，后来郑孝胥也从沪上来，加入叠韵诗战，“心解瞻园继坛坫，发兴那恤疲荒乘”（《太夷自沪至遂偕至瞻园》）。以致后来陈三立责怪樊山与夏午彝将他拉入斗诗圈子里，沉溺其中，骑虎难下。句如：“苦吟已成骑虎背”；“声满天地起衰惫”；“诱我向壁号寒虫”。他想躲避斗韵免战，但又怕对方追着索诗。后来陈三立回忆说：“坚壁拒责索，惧成一鼓擒”（《舟夜戏简樊山使君》）。正表明他当时的尴尬处境。叠韵之作，是诗技艺的较量斗胜，但过多唱和，勉力而为，竭尽思索，极耗精力。 还有如今不少诗词学会成立，换届，都要征诗或索诗，被征者或出于为对方鼓劲，或有时确是应酬。我也经常被索求写此类诗，但我还是力求写出点新意来。上海王瑜孙致我函中说：“近年各地诗社纷纷成立，赋诗申贺，亦礼尚往来，但人云亦云，终觉乏味，大集中祝清江、抚州、石城、晚晴诸社之作，往往因景抒感，轻挽入题，颇具睿见。” 总之，三应诗如何避其弊而革新，确是严峻的课题。我以为，第一，立意更高或构思有不同；其次要避套话、熟语；三是不能勉强自己写，务必有创作的冲动与真实的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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