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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祖父谭小培 我祖父谭小培，是我曾祖父谭鑫培的第五子，他的谱名叫嘉宾，小培是他的字，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和亲友们都称他为五爷。他生于1883年（光绪八年）腊月三十日，殁于1953年农历八月三十日，终年71岁。 我们家里人常谈，我祖父是大年三十夜晚12点“诸神下界”的时候落生的。我们家里向来讲究传统的旧礼节，我祖父在世的时候，我们家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晚辈们，每逢到了旧年除夕这天，先向老人们磕辞寿头，然后再给祖父磕寿头，年年如此。 我家是汉族，但是家里行的是旗人的礼节，按照长幼辈数不同，有时是双腿跪地请安，有时是单腿跪地请安。 我们是汉人为什么要行旗人礼节呢？这是由于当年的环境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曾祖父在大内充当供奉多年，与皇族、旗人们经常接触，习惯于旗人礼仪，不自觉地把这种习俗带到我们家里，相习成风；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我祖母的关系，我祖母是唱小生的德珺如先生的女儿，是旗人，她把旗人行礼的那一套完全带到我们谭氏门中，更助长了我们谭家行旗人礼节的风俗。 我们家在亲属称呼上也与汉人不同，如对奶奶（祖母）叫“阿莫”，对姑奶奶叫“爷爷”，对姑姑叫“爸爸”等等。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改变这种称呼。 我祖母生育一子二女：子名裕升，就是我父亲谭富英；长女谭静英，嫁给武生杨盛春，他是我祖父的师父杨隆寿的孙子；次女谭秀英，嫁给老生叶世长，即叶盛长，他是富连成社科班创办人叶春善先生的五儿子。 我祖父幼年坐科小荣椿社科班，班主是唱武生的杨隆寿老先生。与我祖父同科的有武生杨小楼，花脸许德义、钱金福，小生程继仙，老生蔡荣贵等老前辈。蔡老先生后来任富连成社科班教师，是马连良先生和我父亲的启蒙老师。 我祖父唱老生，常演的戏有《碰碑》、《闹府》、《卖马》、《戏凤》、《失街亭》、《战蒲关》、《黄鹤楼》、《胭脂虎》、《八大锤》、《武家坡》、《乌龙院》、《捉放曹》、《黄金台》、《天雷报》等等。唱腔做派，完全遵守我曾祖父所创的谭派风格。 我祖父不曾独自组班，长期给名角挎刀，是一位很得力的二牌老生。他曾傍过尚小云和程砚秋两先生。当年程先生久在北京粮食店中和戏院演唱，我祖父搭程先生的班子达10年左右。 我曾祖父谭鑫培成了名，内行演员和外行票友，学他的人很多。在他逝世后，谁能做谭派老生的继承者，这是当年广大戏剧爱好者所最瞩目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那时我祖父已是35岁，虽能演我曾祖父常演的各种戏，但名气不够响亮，我父亲才12岁，刚入富连成社科班学戏。 这时，我祖父一面搭班演唱，一面抓紧培养我父亲。此时，学习我曾祖父的人，如言菊朋先生、余叔岩先生，全打出了“谭派正宗”的旗号，争当谭派的继承人。我祖父是曾祖父的亲儿子，在这样咄咄逼人的形势下，放弃了个人的演出，专心致志地培养我父亲，把自己的满腔心血，全用在我父亲身上。 我父亲出科后，对于演出的事务，完全由我祖父操办，我父亲只管唱戏，其它什么事也不过问。在生活方面，尤其是接触人，处处受到我祖父的管教，我父亲一心钻研艺术，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当然，这与我父亲的天赋条件是分不开的。 记得在本世纪30年代初，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北平一家报纸上登了一幅很有幽默意味的漫画。画面上画着老中青三个人，由右而左，上首是我曾祖父谭鑫培，当中是我祖父谭小培，下首是我父亲谭富英。谭小培表现出左顾右盼的神态，对着谭富英说：“你父不如我父”，对着谭鑫培说：“我子胜于你子”，说明他是夹在两代当中，上不如父，下不如子。 当我祖父看到这幅蓄意挖苦他的讽刺画时，不但毫不介意，反而笑了起来。论到我祖父在剧坛上的声望，确是上不如我曾祖，下不如我父亲，可是他能够把谭门剧艺的规范继承下来，并把我父亲培养成才，应该说，这是谭门一位了不起的大功臣。 父亲谭富英 我父亲谭富英，谱名裕升，生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殁于1977年农历三月初二日，终年72岁。 我父亲生在上三辈全是演戏的家庭，当然是从小就受着环境的熏陶。1917年他12岁，进入富连成社科班，学文武老生戏。他有一条天赋的好本钱，像我曾祖父一样的“云遮月”嗓子，极得其神髓，武功也是有基础的。直到他晚年，演《定军山》、《战太平》一类戏，还是应付裕如，《定军山》黄忠的刀花，《战太平》花云的虎跳，俱见功夫。 1923年春夏之交，我父亲18岁出科了。我父亲出科后，为求深造，紧接着拜余叔岩先生为师。余先生正式收过四个徒弟，除了我父亲，还有杨宝忠、孟小冬和李少春三位先生。 我们谭家和余家，老一辈全是湖北老乡。余先生的祖父余三胜老前辈，是湖北罗田人，精于湖广音韵，是与程长庚大老板同时代的老生人物。我曾祖父拜余三胜为师，得其传授，后来余叔岩先生又拜在我曾祖父门下，最后我父亲又师事余先生。我们谭、余两家的师徒关系，如此循环往复。 当我父亲给余先生磕头时，余先生很有感触地说：“咱们两家往来的关系，是极不寻常的。当初你爷爷拜我爷爷，得了些东西：后来我又从你爷爷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我义不容辞的是，我要把我从你爷爷那里学到的东西再还给你。我从你爷爷学的头一出戏是文武老生戏《太平桥》，当时我正在倒仓，你爷爷逗趣地说我是哑巴《太平桥》。现在我也首先教你这出戏，我要一招一式地还给你。” 在我懂事的时候，我父亲同我谈话时，有一次提到这件事，他说他始终没把这出《太平桥》学过来，认为是他终身遗憾的事。现在这出老戏失传了，只有李洪春先生还能说这出戏。李先生是跟我曾祖父的二徒弟刘春喜先生（余先生的师兄弟)学的。 我父亲出科以后，搭过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雪艳琴、胡碧兰等人的班子，从1935年开始自己组班，班名用我曾祖父的班名——同庆社。我父亲头一次到外地演出，是到上海。为了取其一战成功的意思，头次在上海的打炮戏是《定军山》，果然唱响了。 我父亲好看旧小说，特别是熟读《列国》、《三国》。他常告诫我们弟兄：“你们要多看《三国》、《列国》一类的旧小说，能够从这里了解到很多历史人物形象，对表现人物性格很有帮助。” 在旧社会盛行吸鸦片烟，很多从事戏曲的艺人，染上了这种不良嗜好，我们家也不例外，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全染有此癖。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国民党政府贴出了告示，命令人们忌大烟，对不忌者要罚办。当时，我祖父和我父亲一商量，下决心忌烟。他们爷俩同到大栅栏煤市街西医李伯良大夫诊所，经过打针、吃药，整整八个月没有演戏，终于忌了大烟。 元寿和子孙 我父亲生有四个儿子，全按“寿”字排名。我生于1927年，居长，原名寿颐，因入富连成社“元”字辈学戏（富连成社，原名喜连成社，分为喜、连、富、盛、世、元、韵七辈)，取艺名元寿。二弟寿丰，入富连成社“韵”字辈，艺名为韵寿，习小花脸，现在中国京剧院二团。三弟谭喜寿（寿永），幼入北京荣春社科班，习武生，现在宁夏京剧团。四弟谭寿昌，现在北京评剧院乐队工作。 我从小耳濡目染，自幼爱好京剧。到了6岁，开始在家里学戏，启蒙老师是我的亲娘舅宋继亭，他姐姐是我母亲。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大三岁，不幸她逝世太早。我7岁丧母，继母是姜妙香先生的女儿。我舅父宋继亭学的是谭派老生戏，他戏路很宽，能演能教，多年参加我父亲的班子，辅佐我父亲演出。 他给我说的第一出戏是《汾河湾》。我7岁时，祖父带着我在东城金鱼胡同那家花园首次演出了这个戏。那次扮演柳迎春的是王幼卿先生，我饰薛丁山，居然圆满地唱下来了，祖父非常高兴。 我第二次登台练习，是同父亲在开明戏院，戏码仍是《汾河湾》，旦角也是王幼卿先生。这天父亲演双出，大轴是他的《洪羊洞》。 我第三次登台练习，是随着父亲去天津，在中国大戏院参加湖北水灾赈济义务戏，戏码还是《汾河湾》。演出后该院孟少臣经理特赠我一辆新自行车，作为纪念。当时天津新闻界老前辈们还在报纸上捧了我一段，说谭百岁（我的乳名）登台助演，夸奖了一番。 到了1938年，我11岁，正式入富连成社科班，叫作“带艺投师”。负责教我的是刘盛通先生，学了一出《鱼藏剑》。接着又经张连福先生教《取帅印》，雷喜福先生教《群英会、借东风》，王喜秀先生教《定军山》、《战太平》。同时还经茹富兰、沈富贵、王连平等先生教武生戏，如《英雄义》、《长坂坡》、《连环套》、《战宛城》、《四平山》、《水帘洞》和《挑帘裁衣》等，我就是这样文的、武的，兼学老生和武生戏，边学到演，直到1945年18岁毕业出科。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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