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生产为中心”到“ 以生活为中心”——中国人工作—生活观念变迁研究（1990—2018）

吴玉玲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

讲师

孙中伟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从“以生产为中心”到“ 以生活为中心”

——中国人工作—生活观念变迁研究（1990—2018）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4期

作者 | 吴玉玲、孙中伟

责任编辑 | 赵梦瑶

本文使用1990—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以现代化理论与社会转型为视角，描述分析了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工作—生活观念的变迁趋势。研究发现，我国公众工作—生活观念大体经历了“生产中心”趋弱、“生活中心”渐强的发展趋势：以工作为中心的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强化，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弱化。作为个体生活的重要面向，家庭观念在1990年至2000年初一度弱化，之后重返民众生活中心；休闲观念则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强化。此外，观念的阶层差异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征，且个体观念更多与其生命周期而非世代身份有关。

一、引言

2017年，在中国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而实现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平衡正是满足美好生活期待的应有之义。何谓生活与工作的平衡？首先取决于个体如何看待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的界限，即工作—生活的伦理观念。工作—生活观念是社会心态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既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在个体观念层面的体现，又可以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提供动力来源和心理解释（王俊秀，2014）。

社会学家一直高度重视对个体工作与生活观念的研究。在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开创性地探讨了天职观在十九世纪前后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韦伯，2012）。这一研究也启发了后来的学者对工作观念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比如，在西方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学者围绕“工作为生活兴趣中心”（work-as-central-life-interest）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与讨论等（Dubin，1956；Mannheim，1975；Inglehart & Baker，2000）。

在我国，主流文化向来关注人们的工作—生活观念，“勤劳节俭”即被誉为传统美德。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工作和生活有机统一在家庭结构之中，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家庭对于国人而言，不仅具有生育等传统生活功能，更兼具经济、政治与宗教功能（费孝通，1998）。因此，“勤俭持家”既涵括了勤劳的工作观念，也包含了节俭的生活态度。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到来，家庭的生产职能开始大量地从家庭内部向商业、工业、城市等社会空间转移。工作与家庭生活相分离，两者之间的矛盾演变为经济系统与家庭组织的冲突。在维持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确保家庭生活和人口再生产功能完整，就成为了一个社会性难题。

“以工作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曾在计划经济时期被大力倡导，该观念强调“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排斥个体主义价值观念。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工作—生活观念上的投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人口红利”，带来了长达约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其中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生动力来源之一。但同时，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剧烈变迁。经济体制改革使得集体的生产生活制度松动，个体得以从社会主义集体中脱嵌，加入市场竞争，家庭也从一个注重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单位逐步演变为私人圣地（阎云翔，2006）。同时，工作单位为个体提供的教育、医疗、生活保障越来越少，这就导致以家庭和休闲为主要构成的“个体化生活”与以工作劳动为代表的“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

中国社会转型对社会心理和心态变迁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其提供了绝佳的机遇（方文，2008；马广海，2008；王俊秀，2014）。费孝通先生晚年多次提出应加强社会心态研究，这是拓展传统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方向。他认为中国在解决民众的温饱和生存问题之后，必须更加关注人的心理或精神层面，即心态问题。因此他特别指出：“今后，也就是小康社会之后，心态研究必须和生态研究并重，以适应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步发展的现实”（费孝通，2009：142）。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社会的个体主义、家庭观念、消费意识等研究层出不穷，但由于受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仍然缺乏系统、深刻的阐述，未能将中国人的生活体验纳入宏观视野正是原因之一（周晓虹，2014）。具体到工作—生活观念领域，也鲜有研究将其置于一个大历史观和社会观的背景下进行审视，单一维度、小群体、亚社会情景或静态的研究很难完整呈现中国社会工作—家庭生活观念的变迁历程。本研究将尝试从现代化理论与社会转型理论等不同视角出发，对国人近三十年来的工作—生活观念变迁趋势以及不同阶层群体的观念变迁差异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动态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构建

所谓“工作中心观念”（work centrality）是指个体认为工作在其总体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意义（MOW-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1987；Paullay et al.，1994）。工作中心性强调工作对个体的一般性意义（Dubin，1956），它并不依赖于前情或后果而改变，比如内在或外在的工作动力、个体的工作表现等（Wallace & Scott，2011）。工作中心性概念是基于西方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提出的，它既是现代化或工业化发展的一个产物，也推动着工业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包括家庭观与休闲观的生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接下来本文将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理论等不同视角对国人工作—生活观念的变迁进行文献综述，并提出具体研究问题。

（一）现代化理论中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观念变迁

现代化理论学者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做过广泛探讨。从韦伯到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一派学者认为文化本身会持久地影响社会发展，比如韦伯提出的天职观念其实就体现了工作中心的观念，该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马克思、贝尔（Daniel Bell）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家则认为文化观念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即社会经济发展必会引起广泛的文化变迁。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对工业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研究印证了上述观点，并提出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将经历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转变的趋势（Inglehart，1997）。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关心经济与人身安全，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post-materialist values）则关注个体自由、自我表达、生活质量等（Inglehart，1997）。英格尔哈特尝试从稀缺性来解释这一判断，即人们会看重那些相对稀缺的事物。在物质较为缺乏的时代，人们更关注物质满足、安全、秩序；而当对物质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便会转而寻求非物质层次的需求，比如社区责任感、政治参与、自由、自我表达等，因此个体价值观念上的优先顺序反映了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Inglehart，1997）。

工作—生活观念作为社会价值观念的一部分，是否也与该变化趋势一致呢？很多研究对此进行了探讨。作为谋生手段，工作是个体获取经济安全的重要途径。但依据关于西方社会的现有研究，工作中心性观念已经有所减弱（Sharabi & Harpaz，2007，2013；Twenge et al.，2010）。对于这一发现，学者倾向于将经济发展作为解释工作中心观念减弱趋势的重要变量。从传统的经济现代化视角来说，经济发展应该会积极推动强调安全、富裕以及经济福祉等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发展，同时这些物质主义观念将会强化人们的工作中心性观念。西方发达社会在经历较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之后，人们在物质上得到了较为长久的满足与保障，因此会逐步弱化物质导向的价值观念，逐渐展现出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具体体现为对工作的重视程度降低，同时更重视对家庭与休闲娱乐的投入等（Kwon & Schafer，2012）。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对工作中心性观念的影响理论上应该呈现阶段性的时期效应，即经济发展对个体的工作中心性观念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有差异。

家庭与休闲是个体生活的重要面向。家庭关系演变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不管是在中国或西方社会，人们对家庭的重视都是重要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对个体的意义逐渐发生改变，但人们对家庭的重视并没有随着个体化进程的推进而消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离婚、同居与非婚生育现象日渐普遍，婚姻与家庭形式呈现多样化。人口学家列思泰赫（Ron Lesthaeghe）认为，推动家庭与婚育模式改变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来自于英格尔哈特所提到的后物质价值观念的流行（Lesthaeghe，2010）。该观念注重个体的成长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婚育观念，家庭的中心也由子女转变为夫妻或伴侣关系（Lesthaeghe，2010）。贝克等人在个体化命题中也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被要求甚至被迫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家庭已经从需求共同体转变为选择性亲密关系（Beck & Beck-Gernsheim，2001）。吉登斯则将现代社会中家庭模式的多样性归因为亲密关系的转型，即从天长地久的浪漫之爱向积极主动的浪子之爱转变。这种亲密关系更注重追求纯粹关系，强调情感的亲密性（吉登斯，2009）。由此可见，随着基于终身婚姻制度的传统核心家庭概念的瓦解，对情感与亲密关系的强调成为家庭的核心意义。

虽然个体对基于婚姻的家庭形式的重视已逐步弱化，但是以情感与亲密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本身对个体的意义依然重要，很多实证研究也支持该观点。在一项针对以色列1981—1993年的生活观念研究发现，家庭中心性观念较为稳定地保持在较高水平（Sharabi & Harpaz，2007）。来自美国与德国的研究也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两国民众对家庭的重视保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England，1991；Ruiz-Quintanilla & Wilpert，1991）。在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中，家庭在西方社会中的重要性也没有明显下降趋势。有学者在原有的1981年与1993年的数据基础之上加入2006年的数据，对以色列民众生活观念变迁做了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家庭观念在十几年中依然较为稳定（Sharabi & Harpaz，2013），且对美国、德国、俄国等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家庭依然排在工作、休闲等其他生活面向之前，位居首位（Zavyalova et al.，2011）。

休闲活动作为个体生活的基本方面也受到学者的关注。依据英格尔哈特等人关于价值观念变迁的理论，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繁荣会促使个体更注重生活质量。休闲娱乐便是改善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休闲与个体福祉的紧密关系（Kuykendall et al.，2015）。理论上讲，社会经济发展会强化人们的休闲观念。现有文献对西方社会的休闲观念变迁研究表明，人们的休闲观念具有稳定增强趋势（Twenge et al.，2010），但是相对于家庭，休闲中心观念在民众中很难成为主流（Zavyalova et al.，2011; Sharabi and Harpaz，2013）。基于西方社会的实证研究基本支持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与个体工作、家庭、休闲观念变迁的理论假设。下一节将会从社会转型视角与文化传统两个方面来探讨我国民众的工作、家庭与休闲观念的变迁趋势。

（二）我国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演变

“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历来看重家对个体的意义与重要性。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之上，以家庭、家族为主要行动单元的社会形态，家既是生育单位也是生产与消费单位，工作生产与家庭生活密不可分。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却在集体经济时期的30年出现了“暂停”。1949年以后，我国开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满足生活需要为主的轻工业和农业相较，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具有更高的发展优先性，生产也被置于家庭生活之上。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生产活动主要以计划式的集体经济为主导，国家倡导并组织个体积极参与集体生产与劳动，集体生产不仅要促进经济发展，更要服务于政治目标。家庭的一切资源，包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都无条件地交付给国家，因此，家庭对个人的控制力以及家庭生产功能在集体制中被削弱（王天夫等，2015）。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家庭生活主要服务于集体生产。由此，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集体制下，个体的工作生产与家庭生活以前者为主，在“舍小家，为大家”的观念倡导下，个体家庭生活被裹挟在集体生产劳动中，开启了“去家庭化”进程（吴小英，2016）。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个体与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从集体体制中脱嵌，但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以工作生产为中心的观念仍然在延续。市场经济转型积极推进了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个体工作生产与家庭生活逐步分离。根据西方现代化与价值观念变迁理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注重个体自由与生活质量的后物质主义观念将会取代注重安全与秩序的物质主义观念。但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工业生产基础薄弱，1978年人均GDP不足400元。集中精力恢复生产建设与市场经济改革成为国家当时的主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国家积极鼓励个体参与市场经济，努力工作，以实现个体及其家庭的丰衣足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正是当时社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个体以工作为中心的写照。因此，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前20年，经济发展会推动强调安全、富裕以及经济福祉等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发展，这些物质主义观念将会强化人们的工作生产中心性观念。

进入200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00元左右，工业建设也已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在世纪之交，我国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在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过程中，社会日益强调自信、主动进取精神以及个体成功导向的价值观念，比如创新、竞争、自主等（Zeng & Greenfield，2015），公众的需求也从丰衣足食向权利与保障等多方面延伸。基于此，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6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国家在坚持经济建设的同时日益关注社会建设，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已经取代农村成为中国人主要的工作与生活空间形态。受互联网等信息产业兴起的影响，一个强调以个性化消费和多样生活为主体的后现代社会也同时兴起。根据英格尔哈特的观念变迁理论，当人们的物质生活与安全得到保障之后，他们将会关注个体权利与生活质量等，体现出后物质主义观念。因此，本文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会弱化个体以工作为中心的观念。

家庭观念的变迁与工作观念似乎有所不同。虽然家庭在计划经济时代被裹挟到集体生活中，开启了去家庭化进程，但家对个体依然是最重要的生活空间与情感寄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生产生活制度的松动，我国的个体化进程加速，但在家文化的影响之下，个体化进程中出现了回归家庭与依赖家庭的“新家庭主义”（阎云翔，2021）。国人对家庭的回归与依赖更多基于家庭对个体的支持，如在育儿方面，家庭为个体承担更多责任，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通过代际互惠互助的合作模式而变得更为紧密（曾旭晖、李奕丰，2020）。这与西方社会中以追求伴侣间亲密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个人和家庭实现温饱与小康，个人可能更多关注工作、就业、劳动等生产性活动，家庭中心观念会有所弱化，但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将会加强，期待将会提高。

休闲娱乐已然成为个体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以及相关研究可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休闲对个体的重要性有上升趋势，但是并没有成为公众生活的中心。我国主流传统文化提倡艰苦朴素的奋斗精神，排斥享乐主义。虽然当今人们对休闲娱乐活动的需求越来越高，对休闲的认识也超过了玩乐层次而提升到寻求生命意义的层次，但是休闲娱乐多被认为是服务于工作与家庭生活的重要调味剂。因此，我们认为，在我国，休闲娱乐的重要性虽会呈现强化趋势，但是很难被大众普遍接受为生活意义的中心。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第一，自1990年以来，我国民众的工作、家庭、休闲观念是否会呈现如下的时期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工作中心观念会得到强化，进入21世纪后工作中心观念将弱化；家庭观念则会出现先弱后强的趋势；休闲观念将会伴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强化。若不是如此，我国民众工作—生活观念的时期差异将会呈现怎样的特征？

第二，经济增长（GDP）能否以及从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在此期间上述工作、家庭与休闲观念的时期趋势与特征？

（三）工作—生活观念的年龄、世代趋势与阶层差异变迁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在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角色与地位的转变伴随着期待的转变，带来观念上的演变（Kohlberg，1969）。因此，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的工作—生活观念在不同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特征。从为人子女到为人父母，从家庭支柱到被照顾与赡养的老人，理论上讲人们的家庭观念将会在中年时期达到峰值；而从初入职场到成为职场资深人士再到退休，理论上讲人们工作观念也将在中年时期达到峰值，并在退休之后弱化。同时，人们的休闲观念也会伴随个体生命周期中的角色与责任转变而发生改变。

近几年，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引起了学者与社会的关注。在“躺平”“佛系”“内卷”“996”等网络热议现象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内卷”“996”等为代表的工作中心观念，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躺平”的“佛系”生活态度。上述现象似乎体现出当代青年群体不同于其他世代（cohort）群体的“独特”的生产—生活观念。所谓世代，是区别于以生理年龄或父代—子代血缘关系为基础定义的代际概念（李春玲，2020）。社会代理论与社会化理论均强调重大历史事件在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对该同龄群体在价值观念、态度及行为模式的影响，并最终使该群体形成独属的共同身份与社会性格（Inglehart，1997；Mannheim，1952）。生命历程理论也认为，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并尤其强调重大历史事件对不同世代群体的影响（埃尔德，2002）。国外研究已经发现工作—生活观念的代际差异。比如，通过比较美国“婴儿潮一代”“X代”以及“千禧一代”的工作观念，发现年轻世代中休闲观念较重、工作中心观念则较弱（Twenge et al.，2010）。

自1949年以来，我国经历了诸如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一孩政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伴随着重大社会变革，深刻影响着个体的生活机会与生命历程。比如，青少年时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个体体验到了物质匮乏带来的困顿，成长于改革开放的个体则初步体验到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而“一孩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则享受到了更多的家庭资源。这些事件带来的差异化影响将不同世代群体区分开来。很多研究也发现，不同世代展现出差异化的价值观念，比如独生子女一代在性别观念上更为平等（Shu & Zhu，2012）。但鲜有研究比较我国民众工作—生活观念的代际差异。由于年轻世代成长于我国经济发展繁荣时期，较前辈群体享受到了较多家庭资源与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更有可能接受后物质主义观念，因此，本文将会对不同世代群体的工作—家庭/休闲观念变迁趋势进行研究，以检验年轻世代是否更重视家庭与休闲，而工作中心观念相对弱化。

阶层是影响个体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的传统变量。现有研究已表明，教育与职业地位越高，个体越有可能从工作中获得较高的满意度、成就感以及心理上的满足（Ng & Feldman，2009）。这种获得感与满足感也会促使人们赋予工作更多的意义（Kwon & Schafer，2012）。不同阶层的群体在家庭价值观念上也存在差异。比如，美国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认同组建家庭以及生育对自身的重要意义（Tichenor et al.，2017）。而休闲娱乐等生活方式的选择已经成为阶级区分的重要因素（Bourdieu，1986）。因此，理论上讲，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个体越有可能注重休闲与家庭。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具体研究问题。

第三，我国民众的工作—生活观念的年龄趋势是否会呈现为中年时期更注重工作与家庭，而青年与老年时期的工作与家庭观念较为弱化，更关注休闲？若并非如此，我国民众工作—生活观念的年龄趋势特征是怎样的？

第四，我国民众的工作—生活观念的世代趋势是否是年轻一代愈发注重家庭与休闲，工作中心观念越来越弱化？若并非如此，其世代趋势的特征是怎样的？

第五，我国民众的工作—生活观念是否会教育、阶层地位越高就越强烈？此外，观念的阶层差异在不同发展时期呈现何种特征？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模型

（一）数据

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由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发起，主要用于研究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变迁。该调查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国家开展，目前已涵盖全世界90多个国家及地区，其中中国调查始于1990年。基于该数据库，世界价值观调查网络（WVS network）已经以二十余种文字累计出版与发表了1000多部/篇学术研究，而其他各国学者利用该数据也已经产出几千部/篇学术成果。WVS已经成为研究与比较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和观念差异及变迁的重要数据来源，其中国样本数据也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于中国观念的趋势变迁研究。

本研究利用WVS中国调查的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年和2018年的数据对国人工作、家庭与休闲观念趋势进行研究。所有WVS中国部分的数据均采用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获得，被访者为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本研究采用的六期数据横跨28年，因六期调查数据采用相同的抽样原则与调查问题，我们可借此数据对我国民众工作—生活观念在近三十年内的变迁进行跨期与世代研究。WVS中国部分数据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年和2018年的样本量分别为1000、1500、1000、1991、2300和3036。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样本量分别为858、1320、786、1144、1757和2751，样本总量为8616，其中男性人数为4333（50.29%），女性人数为4283（49.71%），平均年龄为42岁。

（二）变量

WVS中国问卷设计了相关题目测量被访者的工作、家庭与休闲观念。在一组题目中，被访者需分别回答工作、家庭、休闲在其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在之前的一些工作观念研究中，部分学者会在此指标基础之上加入另外的指标，比如“热爱工作，工作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论收入如何，都会尽最大努力工作”等（Parboteeah & Cullen，2003）。但是WVS中国问卷对工作观念的问题只有“工作在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一种表述，该问题虽不能反映工作中心的所有维度，却也反映出工作在个体生活中的一般意义与重要性（Kwon & Schafer，2012）。据此，本研究将会对工作做哑变量处理，即认为工作在生活中“很重要”的回答赋值为1，其他选择赋值为0（包括“重要”“不太重要”“很不重要”）。家庭与休闲观念也参照工作做类似操作。处理过后，在样本中，人们认为家庭很重要、工作很重要、休闲很重要的比例分别为79.8%、49.4%、16.5%（见表2）。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界定工作中心观念时并非指工作要远重于家庭生活，生活中心观念也并非指家庭、休闲重于工作，而是人们一种普遍的、一般意义上的对工作、家庭、休闲的重要性的看法。当然家庭与休闲也并非业余生活的全部，但其在个体生活中占用时间最多，也是被社会普遍认可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期、世代与年龄是本研究的三个趋势变量。时期变量由WVS六期数据采集年份构成，包括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年与2018年。世代在出生年份的基础上，以相隔5年为一组，从1930世代组（出生于1930年及以前，因为出生于1930年以前的样本量较少，所以归于一组）、1935世代组（出生于1931—1935年）直到2000世代组（出生于1996—2000年），共计15个世代组（见表1）。过往文献有按照相对应的重大历史事件划分世代，但为了对不同世代组进行更细致的比较，所以按照5岁组作为世代划分形式。年龄变量采用被访者年龄与年龄平方来检测年龄效应。

此外，性别、婚姻状态、教育程度、工作状况、社会阶层、子女个数等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了模型，其中社会阶层为受访者自评的阶层地位。由于2012年调查没有涵括职业信息，因此最终模型没有加入职业变量。同时，由于WVS调查没有采集户籍信息，且历次调查中地域变量划分标准不一致且无法整合，所以户籍与地域变量也未纳入模型。变量测量与描述统计见表2。

（三）分析模型

本研究采用分层APC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简称HAPC-CCREM模型）探讨我国民众的工作—生活观念的年龄、时期与世代趋势，并比较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同时期对个体观念的影响差异。分层APC随机效应模型将年龄与时期、世代分置于两个层次，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共线性问题（Yang & Land，2006，2013）。首先，模型将年龄置于第一层次，将其作为个体变量，以估计其固定效应；其次，时期与世代被置于高阶层面作为宏观的随机因素，对个体层面的截距产生影响（Yang & Land，2006）。以工作中心概率的估计模型为例，其中模型第一层为：

在第一层模型中，logit(p)=log(p/1-p)，p表示以工作中心的发生概率。如此，HAPC-CCREM模型可作为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GLMM）进行处理。在该模型中，β_0jk代表截距；β₁,β₂…，β₈为第一层固定效应的系数；γ₀为均值；μ_0j是世代组j作用在β_0jk的随机效应，呈现为均值为0，方差为ε_u的正态分布。世代组j效应即为，转化为概率为。ν_0k为时期k作用在截距上的随机效应，呈现为均值为0，方差为ε_v的正态分布。时期k效应即为，转化概率为。

为了检验经济发展能从多大程度上解释民众的工作—生活观念时期差异，我们在原有模型的第二层中加入人均GDP变量，综合表达式如下：

生活与休闲观念也做类似处理。本研究利用SAS PRO GLIMMIX获得模型估计系数与模型拟合统计量（Littell et al.，2006），并使用EXCEL做图表处理。

四、分析结果

（一）工作、家庭、休闲观念的年龄、时期与世代效应

表3中分别展示了工作、家庭、休闲观念的两个模型，两个模型的区别在于模型2加入了人均GDP变量以检验经济发展对人们观念的时期差异的解释贡献。表3结果显示，在模型1与模型2中，个体的人口学特征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工作、家庭、休闲三类观念的影响在方向与显著性程度上保持一致，只是影响系数有些许差异。就个体的教育、工作与社会阶层效应来讲，个体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看重工作、家庭与休闲，尤其对家庭和休闲的影响更为显著；全职工作的个体相对于非全职人员则更看重工作（P<0.001）；个体的自评阶层则主要对家庭与休闲观念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低阶层，中产阶层更重视家庭（P<0.05），而工人阶层重视休闲的可能性则较低（P<0.1），中上阶层则更重视休闲（P<0.05）。

根据模型1结果，随机方差成分在时期水平上较为显著（P<0.1），但世代并不显著。时期效应表明，个体的工作、家庭与休闲观念均存在显著的时期效应（见图1）。首先，总的来讲，自1990年以来，工作中心的观念发生了由强到弱的变化。尤其在1990年与1995年，人们的工作中心观念明显较强，随后逐步弱化，并在2012年展现出显著的弱化状态。家庭与休闲观念在近三十年呈现强化趋势。特别是家庭观念，在1990年与2001年，人们的家庭中心观念明显较弱，而后逐步提升，并在2012年至2018年明显增强。而休闲中心观念则总体保持低位，但在2012年与2018年的调查中明显增强。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中心观念在逐渐弱化，人们日益关心家庭与生活本身。上述研究发现回答了我们的第一个研究问题，结果也基本符合我们对时期趋势的预测。

模型2中，我们加入人均GDP变量，通过观察随机时期方差变化来检验经济发展从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工作—生活观念时期趋势。加入GDP变量之后，工作中心观念在1990年、家庭中心观念在2012年与2018年、休闲中心观念在2012年与2018年均不再显著或明显变弱。且根据模型结果，加入人均GDP变量之后，工作中心观念的时期方差从0.17下降到0.06，家庭中心观念的时期方差从0.43下降到0.12，休闲中心观念的时期方差从0.23下降到0.16。这意味着在工作、家庭、休闲观念方面，分别约有81%、71%、29%的时期方差减少可以由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来解释。研究结果基本回答了我们的第二个研究问题。

模型1结果显示，个体年龄对工作与家庭观念具有显著的曲线效应，但对休闲观念的影响并不显著（见图2）。个体在中年时期更注重工作与家庭，并在40岁左右达到峰值，随后逐步弱化。休闲中心观念总体保持低位，虽在60岁以后逐渐提升，但并不显著。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基本在55~60岁，空巢期也大致在此开始，人们在这一时期开始弱化对工作与家庭的投入，日渐关注休闲。该结果表明，人们的观念随年龄的增长与角色的转换而发生改变。该发现回应了我们的第三个研究问题，其工作与家庭观念变迁的年龄趋势也基本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此外，研究结果显示，人们的工作、家庭与休闲观念在不同世代之间虽略有差异，但均不显著（见图3）。该发现回应了我们的第四个研究问题，但世代趋势与我们的预期不符。

（二）工作、家庭与休闲观念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及变迁

工作、家庭与休闲观念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演变结果显示，总的来讲，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更为注重家庭与休闲，工作观念弱化趋势较为明显。具体来讲，根据图4，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越重视工作，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之间的工作中心观念存在较大差异，随后差异缩小，2000年以来工作中心观念的教育差异又逐渐拉大。就生活中心观念来讲，在1990至2001年期间，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家庭中心观念差异不明显，主要体现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更重视家庭，但家庭观念的教育差距在2001年以来逐渐扩大。近三十年间，休闲观念的教育差异总体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视休闲。在1990与1995年的调查中，休闲观念在不同教育背景群体之间的差异较小，但随后的二十多年差距逐步扩大。总的来讲，在过去三十年，我国民众的工作—生活观念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之间的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即高教育群体更关注家庭与休闲。

图5展示了全职与非全职个体的工作—生活观念差异变迁，结果显示全职者在工作上有较高的认同度，但是他们也越来越看重工作之外的休闲生活。具体来讲，全职者在任何时期均更认同工作的重要性。而全职者与非全职者之间的家庭观念差异已经微乎其微。全职与非全职者之间的休闲观念差异在2012年之前不显著，此后观念差异才逐步拉大。

根据图6，工作—生活观念的阶层差异展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工作观念的阶层差异在1990年与1995年较为明显，之后逐渐趋同并持续弱化。家庭观念的阶层差异较小，但是出现了反向发展。在1990与1995年的调查中，高阶层群体具有相对较弱的家庭观念，到了2000年，高阶层群体的家庭观念逐渐高于其他群体，但在2012年以来差距又见缩小，但总体依然表现为高阶层更关注家庭。休闲观念的阶层差异在近三十年间总体保持较为稳定的变化，只是在2007年至2012年该观念的阶层差异有了些许缩小，但随后又呈扩大趋势。休闲观念的阶层差异主要表现为人们自评的社会阶层越高越重视休闲生活，且中产以上阶层对休闲的重视程度最高。工作、家庭与休闲观念的阶层差异演变趋势结果显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阶层的群体对工作的认同度逐渐趋于一致，且保持不断弱化的趋势，但家庭与休闲观念的阶层差异则日趋明显，且个体的阶层越高越重视家庭与休闲。

五、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带来了生产模式的转变，实现了社会结构的转型与调整，同时也带来了价值观念上的变迁以适应新的社会秩序。工作—生活观念作为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构成，既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变化，也孕育着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本研究利用横跨近三十年的多轮截面数据，对我国民众的工作—生活观念进行了时期趋势、世代趋势、年龄趋势研究，并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观念演变差异进行了分析，刻画了我国社会发展与价值观念变迁之间的复杂的动态过程。研究表明，在1990年至2018年期间，国人工作—生活观念大体经历了“生产中心”观逐步弱化，“生活中心”观趋于强化的转变，基本符合全球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一般规律。但是生产—生活观念的三十年变迁历程并非线性变化，展现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独特性。具体来说，本研究有以下主要发现与结论。

首先，国人工作—生活观念展现出显著的时期效应。以工作为中心的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强化趋势，进入21世纪后则开始逐渐弱化；家庭观念虽在1990年至2000年初一度弱化，但随后重返民众生活中心；休闲观念则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强化。国人观念的变迁体现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价值观念的影响，并呈现阶段性的时期效应。20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公众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工作中心观念。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温饱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人们的工作中心观念弱化，并且越发重视家庭与休闲。这反映了生产力进步实现了对人的解放，让个体拥有更多的闲暇提升生活质量，追求生命的意义。

从计划经济时期至今，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国人的工作—生活观念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强调集体化的生产，生产不仅为了满足生存更具有政治意义，家庭生活也以服务生产为主。到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个体积极生产，此时的生产中心已经褪去了政治革命的意义，主要服务于个体生存，同时这一时期家庭观念有弱化趋势，休闲观念也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特别是近十年国家财政与个体财富均有了积累，工作中心观念日益受到挑战。譬如近两年对“996”加班文化的批判，正反映出社会对疏离家庭、以工作为中心的工作体制的批判。与此同时，家庭观念得到日益强化，休闲观念也得到了强化，并最终呈现出“生产中心”观弱化、“生活中心”观趋强的时代特征。我国民众生产—生活观念的转变也为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围绕家庭需求进行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依据。

其次，我国民众的工作—生活观念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但是观念的年龄趋势较为显著，这一研究发现表明人们的工作与家庭观念和不同年龄阶段的角色身份而非世代身份紧密相关。现有研究发现，在年轻人中流行的“躺平”一词似乎是放弃努力、消极逃避的代名词，但实际却是年轻人在“内卷”环境下对抗“内卷”、自嘲自解、自娱自乐、宣泄压力的一种方式（覃鑫渊、代玉启，2022；熊钰，2022）。年轻人并未真正躺平，没有放弃奋斗与努力，这从年年攀高的考研人数便可窥见一二。因此，本研究中观念的世代差异不显著与现有文献是基本一致的。随着年轻个体成家立业，逐渐成为家庭的支柱，他们对工作与家庭的重视程度也会随之达到高点。此外，世代差异的不显著不排除HAPC模型在世代效应方面的保守性。相较于年龄和时期，世代的数量最多，同样一个斜率，世代的随机效应会产生更大的总方差，因而使其效应不容易显著（Fosse & Winship, 2019）。对此，未来针对观念代际差异的研究可通过访谈等更多元的调查方法获得更多维的数据，以进行更细致的探讨。

最后，我国民众工作—生活观念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差异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征。当前我国阶层差异化日趋明显，体现在高等教育获得、生活方式、子女教养等各方面（叶锦涛，2022；王甫勤，2017）。本研究也发现，近三十年我国民众工作观念的阶层差异弱化，但是家庭与休闲观念的差异则逐渐加大，具体表现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个体越注重家庭与休闲。正如后物质主义观念的变化趋势所展现的，个体在获得长久的物质保障之后将会寻求如何提高生活质量与自我价值，家庭与休闲正是两个关键领域。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依然忙于生存保障，在提高生活质量与探寻个体价值方面的投入和关注相对较少，因此其家庭与休闲观念弱于优势阶层。我国民众的工作—生活观念的阶层差异演变特征也基本符合现代化理论对于观念变化趋势的论断。

本研究聚焦于观念变迁，全面展现了近三十年我国民众的工作—生活观念变迁过程以及群体差异，对于理解中国加速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以及研判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首先，本项研究既为现代化过程中价值观念变迁理论提供了中国例证，也进一步补充与丰富了有关我国社会转型理论中关于生产与生活观念转变的研究文献，这是本项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其次，本项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国人观念已经或正在经历“生产中心”观弱化、“生活中心”观渐强的趋势特征，这一趋势推动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因此该研究为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判断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数据支持和直接的微观证据。最后，本项研究蕴含着为中国社会政策制订和实施提供学理指引的政策意义，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我国社会服务和福利政策设计应以响应家庭生活需要为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