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头大街万字胡同的回忆

图文|海光寺徐

我从小是姥姥姥爷带大的。姥爷是1949年的进城干部，接管的是天津恒大面粉厂，这个工厂位于北运河畔，正门开在堤头大街上。恒大面粉厂最早叫做嘉瑞面粉公司，在日伪时期叫东亚面粉厂，国民党接收后改称恒大面粉厂，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仍叫这个厂名，后来先后改称天津市第一面粉厂和金牛面粉厂，再后来在上世纪大规模城市改造中被拆除。

下图：万字胡同和面粉厂在地图上的位置。

姥姥和我刚随姥爷进城时是住在厂里的，可那时我太小，没什么记忆，从我记事起就住在厂斜对面的堤头大街万字胡同。堤头大街说是大街其实很窄，两辆人力车交会都很困难，万字胡同更是窄得连人力车都进不去，每次坐人力车来到胡同口后，姥姥或姥爷说一声“打住”车夫就会把车停下，我们下车然后走回家。那时我觉得“打住”两个字很神奇。一次陪我奶奶来姥姥家串门，怕我奶奶说打住，我就提前在另一个胡同口抢先喊了打住，因奶奶没来过，等下了车我才告诉奶奶，还没到，是前面的胡同，害的我奶奶颠着小脚多走了一段路。

下图：1949年姥爷抱着我在面粉厂

我们住万字胡同几号没有印象了，是右侧第一或第二个门，所以大概是二号或四号。进门有两三级石头台阶，有木头大门。进门后是个门洞，门洞正面是几扇很厚的木板，可以打开，但常年关闭着，至少我没见打开过。这个门洞是我经常游戏的地方，有时是坐在石头门墩上和另一个门墩上坐着的小孩聊天，有时是玩泥巴。门洞左右两面墙上有砖雕。我最早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就是从砖雕知道的。门洞左右各通一个院子。这所宅院和北京那种正南正北的四合院不同，虽是四合院，但并不是正南正北。万字胡同基本上是东西走向，东口稍向南倾斜，西口稍向北倾斜。所以宅院的大门基本是向北开的。我们是住在门洞左面的院子，也就是东院。从门洞进来正对着的是坐西朝东的正房，正房在一个很高的台基上，要上四五级石头台阶，台阶两边各有一块坡形条石，小孩子经常在那里“打滑梯”玩。

正房的前屋檐下留有走廊。正房家有一男孩叫长庚，有一次，他姨坐在地上哭，是因为从台基的走廊上摔下来了，大概摔得不轻。正房左右各有三间厢房。我们住左面，也就是北面，厢房东头的一间。厢房也有两三级石头台阶，有台基，但没走廊，有石头门墩和很高的门槛。在院子的西北角有一个月亮门，过了月亮门是一个夹道，夹道通向另一个院子，那个院子的门口有个压把井，那时人们叫它洋井，在往外压水之前得用盆往井口中灌满水才能把水压出。

人们好像并不吃那口洋井里的水。别家不知道，至少我家和对面屋的刘家是各有一口水缸，吃送水工用水筲挑来的水。时间稍长以后就不再往缸里蓄水了，要把缸里的水都用尽后，把缸底沉淀的泥沙清理干净，这叫淘缸。挑水工可以帮助做这项工作。缸底淘干净后就又可以往里蓄水了。送水工拉的送水车，是专门用来送水的，木轮子，整辆车就是一个大木桶，两侧是直的，前后是半圆形的。车尾部的桶板上插着一根铁管，外面露着的部分大约有两寸长，平时用裹着布的木塞塞住，送水时把木塞拔出，水流进水筲里。等两个水筲都充满之后就挑给要水的人家。拉水车是木轮子，动起来很吃力，而且胡同是土地，下雨后被车轧人踩得坑坑洼洼。送水车走过晃荡出来的水洒得沿路地面都是。冬天，送水工就在脚上缠几圈草绳，为的是防滑。

从大门洞往左去是西院。那个院子因为没有我的玩伴，基本上没什么印象。大概格局和东院差不多吧。只记得搞“三反五反”时在那个院开过斗争会，还说谁谁是大老虎，我很害怕。

这座宅院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气派，门洞墙上有砖雕，院里和屋里都是大块磨光的青砖地，有条石砌的台基，青砖砌的院墙上是带瓦当的瓦，院中还有一口很大的荷花缸。虽说院中住了几户人家，但绝不是那种贫民大杂院。后来上网查询方知那座宅院原是堤头村大户姜家的房产，后来家道中落，房产易主。我们住时大概是面粉厂的宿舍，因为那时我太小，还不懂这些。但我知道，除我姥爷外至少还有两家是在面粉厂工作。

我家住的是北厢房，一明两暗，共三间。我们住东间，西间姓刘，中间的堂屋归两家公用。家中的陈设很简单，或者说基本上没什么陈设。屋子的西北角上有一张床，但那床只有四条腿和床屉，没有头脚两边的挡板。床下放着劈柴之类的杂物。那张床便是我的一个小天地。靠墙角放着一摞被子，我就经常在那摞被上爬上爬下的玩。一次把姥姥的花镜放在被垛上，然后我往上坐，结果坐折了一只眼镜腿儿。还有一次我在床上吹小喇叭玩，那可是刚买来还很新的小喇叭。这时小义进来了，小义是住在夹道那边另一座院子的小男孩，年纪和我相仿。他先是向我要过小喇叭吹了吹，然后从床下找出一块带尖的劈柴，开始向小喇叭的嘴里捅，说是要修理修理。结果自然是再也吹不响了。在我的记忆中还有我在床上，姥姥从外间屋端着刚煮好还在冒着热气的饺子，一面颠着小脚一面说，'平生，吃饺饺不’。姥姥用筷子把饺子夹在我的专用碗中，那是一个里面是白色，外面是黑色，碗边有一圈红色的平底搪瓷碗。待我长大后这个搪瓷碗一直做面碗使用，大概还在，但不知道流落谁家了。饺子夹到我的碗里后姥姥还要用筷子把一个个饺子夹开，然后让我自己吃。

北墙挨着床是一个老式木头冰箱。现在这种木头冰箱大概在旧货市场还能见到。约有普通桌子那么高，有一尺多宽，上下有两个门。上面的门小，下面的门大。上面是放天然冰的地方，下面是放冷藏物的地方。上下两层之间用铁丝网隔开。不过这个冰箱放在那里从来就是放杂物的。

房间进门的右面，也就是南面，是一排中式的格栅窗，中间是玻璃，四周是窗户纸，不过对窗户纸我没什么印象。但我清楚记得的是窗外有苇帘，平时是卷起的，待下雨时要放下来，怕的是雨把窗纸淋湿。靠窗那面摆着一张黄色的四方桌子，就是四面都各有一个小抽屉的四方桌子。桌子两边各摆着一把椅子。桌子上方有一盏从屋顶拉下来的电灯，开关在灯口处，红色的按钮按进去绿色的出来就是开灯，反过来就是关灯。但姥姥姥爷从不让我动，尽管我觉得很好奇，很想亲自按一下。我们平时吃饭和姥姥包饺子就在这张桌子上。我记得曾跪在椅子上帮姥姥擀饺子皮。是真擀，还是玩，还是为了玩而真擀，就不得而知了。后来听姥姥跟别人说起过，'平生三岁就会擀剂子’。

关于这张桌子我还有一段记忆。我在万字胡同和姥姥姥爷住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个妹妹。这个妹妹寄养给了一家奶母。妹妹管奶母叫干娘。干娘一家是卖鱼的，住在河北大街。我记不清是谁带我去过，一个小院子堆满了木柴。干娘家离姥姥家不算很远，要过了摆渡还要走比较远的路。妹妹在干娘家住过多久我不知道。妹妹稍大些大概到可以断奶的时候吧，爸爸妈妈就把她从干娘家接走送进了幼儿园。从那之后干娘到姥姥家来过几次，来了就坐在桌子旁，对着我姥姥哭泣，因为想念孩子。我那时才知道，原来大人也会哭的，只是不像小孩那样因为疼痛或达不到要求而嚎啕大哭。

在房间的什么位置我忘记了，摆着一个很大的柳条箱。这种东西现在也见不到了。外形大小和大旅行箱一样，有那种向两边一推就能自动弹起来的锁。不过既不是木头的也不是皮革的，是用柳条编的，分量很轻。这个柳条包是我们搬去好长时间才买的，也可能是为了搬家时装衣物才买的。一开始姥姥还不会用，打不开锁。这大概是那屋里唯一的一件私人物品，因为后来搬家时只带走了这个柳条箱，其余所有物品都留在了原处。

房间地上铺的石经磨光的大块灰砖。在地上能用滑石或粉笔写字。我曾在地上写过字，不过总是把竖笔画从下往上'写’。我记得会写'大’，会写'天’，会写'木’，会写'小’，知道天字不能出头，出头以后就成为另外一个字了。但记不清是谁教我的了，只记得姥爷曾在床上半躺着给我纠正写错的字。

我们的对面屋，也就是北厢房的西屋，住着一家四口人，男的叫刘继国，大概三十多岁。在姥姥姥爷的冀东口音中说成是'刘继果’，可能也是进城接管面粉厂的干部。两个男孩，大的叫胜利，和我年纪相仿，小的叫公债，比哥哥小个一两岁的样子。后来可能又添了小孩，但印象不深。胜利经常和我玩。他很淘气。一次他把两个凳子摞起来要站到上面去，结果凳子倒了，他摔了下来，一面哭一面躲到门后不让大人看，哭得连头上的青筋都绷起来了。公债给我的印象是站在凳子前，凳子上放着一条煎好的黄花鱼，他妈妈任由他自己吃。大家管胜利他妈妈叫胜利他娘，是个农村妇女，长得很年轻，梳两条大辫子。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她把'还’说成'韩’，比如'你怎么还不走’，她说成'你怎么韩不走’。他家曾来过一位胜利的叔叔，大概有十六七岁。一次他去偷看狗下小狗被狗咬了，腿肚子鲜血直流，他坐在外间屋洗伤口。那时不知道有没有破伤风防疫针之类，我估计是没有。也可能有防疫针但人们没有这个意识。胜利家睡的不是床，而是靠南面的炕。炕不是很宽，人只能东西向睡。

东西屋都有门，是那种朝两面对开的木头门，白天谁也不关。门上还有门帘，但平时也都搭在门上并不使用。中间堂屋的进门有个很高的门槛。一次母亲拉着我的胳膊，我站在门槛上上下跳着玩，一下子肘关节脱臼了，那时叫“错环儿”。听姥姥说我小时经常“错环儿”，但我都没有印象，只有这一次有印象。姥姥说只要我一“错环儿”，就请一位那时已经非常老的剃头匠来给我复位，那时人们叫“上环儿”。我有印象的是那一次他把一条热毛巾放在我的胳膊上，他隔着毛巾拉住我的小臂，用另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膀，一拉就行了。可能是不太疼，所以没什么印象。

我小时还经常起荨麻疹，那时人们叫“起泛”。每次“起泛”都痒得睡不着觉。姥姥什么办法都用过。邻居们有的说用芫荽团成团往身上搓，有的说用过年撕下来的吊钱儿往身上搓，有的说用偷来的屎戒子往身上搓。不过都不起作用。后来知道这是一种可以自愈的病。我是十六岁上高一时起的最后一次荨麻疹，以后再也没起过。后来长大后我曾问过姥姥是不是真的偷过屎戒子，姥姥说真的偷过，不过后来都告诉人家了。

下图：住万字胡同时的我

院里西面正房的住户，家有个男孩叫长庚，年纪也和我相仿。他很聪明，很爱唱歌，还曾教过我唱歌剧白毛女里的选段，不过把'东家在高楼’那句教成了'东家开到喽’。那时我经常听到的歌曲，可能是戏匣子播的，是'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望不到底，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那时听到这句总感到很害怕。我学会的第一句歌是兄妹开荒中的'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长庚还经常把一个茶缸子放在肚子前的背心下面，说，'我是杜鲁门’。长庚的爸爸也在面粉厂工作，大概是会计这类的工作。一次姥姥带我去面粉厂办什么事情，看见长庚他爸坐在那里为大家用毛笔填写什么东西。

院子的南厢房有个孩子叫大文，是个女孩子，因为她整天在炕上躺着。不知是先天的还是后来生病留下的后遗症，是个罗锅腰，必须要睡石膏床才能矫正过来。所谓石膏床并不是一张床，而是按孩子后背形状做的石膏模型，只有躯干长短，放在床上，大文就仰卧在那个石膏模型中。她很听话，她要每天吃药，每次吃完药她妈妈总要打开一颗用糖纸包着的棒棒糖，让她舔几下，再用原来的糖纸包好留待下次吃药后用。大文的妈妈是个很慈善的女人，穿一件浅色条纹中式大襟上衣，也可能是旗袍，梳着发髻，总是笑眯眯的，有时还逗我玩。因为我小时不是那种淘气的孩子，她也很欢迎我去她家陪大文玩。大文有个爷爷，在铁路上做事。不知是退休了还是工作的性质，所有的男人都没有白天在家的，我只见过大文的爷爷。老头很有风度，留着八字胡，穿着洗得发白的铁路制服，所有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胸前有一根很耀眼的怀表链。大文说话时总把'我’说成'往’，舔过棒棒糖后她会告诉我，'往爷给往买的’。

院里还有几个孩子，久在、小黑、小京子，可能是住在东院，印象不深。还有两个孩子，住在夹道那边的另一个院子里，女孩子叫小慧，是姐姐，男孩子叫小义，是弟弟。说起这两个孩子的名字还有个很有趣的故事。据说当头一个孩子出生后，爸爸一看是个女孩，就提议给女孩起名叫小慧，可妈妈不乐意，因为妈妈的名字中有一个慧字，爸爸固执己见。妈妈赌气说等生了小子，我非叫他小义，因为爸爸的名字中有一个义字。小义的爸爸笑起来声音很大，几声哈哈之后总要嘶的一声向里吸一口气再继续哈哈。小义家跟我们比较熟，因为搬到锦州道后，我们还在同院住过。他爸爸大概级别不低，后来搬到了芷江路的一座小洋楼里，门口有门卫，从那以后来往就少了。

院子的西南角住着一位很年轻漂亮的女人，大家都叫她白姨。可不知为什么姥姥总是让我叫她白姥姥。我看她跟我姥姥完全不一样，我耻于叫她姥姥，也和大家一样叫她白姨。我姥姥知道了还特意向她表白，不是姥姥教我这样称呼的。在院子的西北角，挨着长庚家还住着一户人家，我姥姥姥爷背后叫他老白，我没见过，或者说没有印象。大概跟姥爷的关系很密切，因为我们搬到锦州道后，老白结婚还专门用小轿车来接姥姥姥爷去参加他们的婚礼。轿车自然不能走闸口，而是走的京津桥，我记得过桥时有人指着远处的一排灯光说，那就是闸口。后来老白也搬到了锦州道，在过了陕西路那边，一次还专门叫我一个人去他家吃的饭，干饭丸子汤，一位中年妇女跟我一起吃的。到底我也不知道是这位中年妇女是老白，还是她丈夫是老白。

院子的西北角夹道那边有个污水井，人们把脏水都倒在那里边。院子的西南角有个旱厕，所它是旱厕，因为只能解大便，不能解小便，解完大便后用炉灰掩盖，然后有掏粪工掏走。那时掏粪工经常在院里喊，'别忘坑里尿尿啊’。大人们上厕所总要带个容器，接小便用。我们小孩就在当院解大便，解完后，大人往上撒点炉灰，然后用煤铲收走。

我刚脱离开母亲的怀抱被交给姥姥时经常哭闹，有时夜间哭闹起来，姥爷就抱着我爬上面粉厂的面粉楼，哄我不哭闹。当然这都是后来听大人说的，那时我还不记事。但我记得姥爷带我去面粉厂的澡堂洗澡。还带我去面粉厂的码垛区捉蚂蚱。但更多的是姥爷下班后给我带回一只蚂蚱供我玩。可往往刚一到我手里蚂蚱就飞走了。我还记得在北运河边，工人们从木船上往面粉厂卸麻袋包的情景。工人们肩上披一块布，扛着麻袋包从很窄的跳板上弯腰走下来，嘴里还横叼着一根竹签，放下麻袋包后把竹签交给一个收竹签的人，他把竹签插入一个四方木桶中。木桶上有木条隔开的格子，大概是区分个人工作量用的。

面粉厂里还有保健站，一次姥姥带着我，胜利他娘带着胜利去保健站看过，可能是蛔虫引起的肚子痛。

闸口是姥姥最经常带我去的地方。去闸口要出了胡同口向左拐，顺着堤头大街向南走，过了地道洞子就到了。地道洞子下有些鹅卵石，我总幻想着说不定哪块鹅卵石就是个宝贝，姥姥说过宝贝就是什么事情都能替人做的东西。听姥姥说去时我坐在一辆可折叠的婴儿车中，由姥姥推着，待回来时我就死活不肯坐婴儿车了，姥姥只好把婴儿车叠起来，一手提着婴儿车，一手抱着我走回来。当然这都是后来听姥姥说起的。从我记事起就是来回都走或让姥姥抱着。一次在胡同里姥姥抱着我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当她问明我和姥姥的关系后，说我是白眼狼。那时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称呼我白眼狼。我很不喜欢她，姥姥让我给她唱'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唱’时，我把脸转过去，说什么也不唱。

在闸口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看船，各种各样的船，有很大的运货木帆船，有很小的打渔船，有的小渔船上还有孩子，人们在河滩上把竹篮子递给他们，同时递给他们相当于几分钱的几百元旧币，渔民就会在竹篮子里装上很多刚打上来的小鱼。据说那时吃小鱼比吃菜便宜。那时海河还有涨潮落潮。一次退潮后在河滩上出现不少铅笔粗细的小洞。大些的孩子用小木棍顺着小洞一挖，便是一个硬币大小的小螃蟹。那些孩子顺势就把小螃蟹放进嘴里嚼着吃了。姥姥也帮我挖，当然只是挖出来玩，我还太小，没有胆量吃，大概姥姥也不会让我吃。河上还有摆渡船不紧不慢地渡过去渡回来，最没有吸引力。火轮是没有的，要想看火轮，要过了摆渡到大红桥那边才有。

下图：姥姥姥爷和我在万字胡同

在闸口还有一项活动，就是有时姥姥会带个小煤铲在河滩上挖些泥回来让我玩。我那时太小或手不够手巧，只会摔泥，还不会玩摔锅，更不会用泥捏任何东西，只记得姥姥用泥给我做过一个小石磨，其实就是上下两个泥饼子，我也没见过石磨，提不起多大兴趣。等到会玩摔锅时已经搬到锦州道了，不过在那就很难弄到泥了。

说起玩具，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样，一个是我出疹子时母亲给我买的木头鸭子，另一个是姥爷买的小火轮。那天很晚了，至少我已经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听见姥姥和母亲在桌子旁灯下坐着说话。母亲见我醒了，就从包里拿出一个木头鸭子，在桌子上来回推了两下，鸭子就发出嘎嘎的叫声，同时翅膀还能上下扇动。原理很简单，鸭子有两对木轮子，通过一对木轮上的小铁钉和铁丝把圆周运动转换成往复运动，带动鸭子翅膀扇动。另一对轮子的连接轴中间弯成一个凸起。轮子转动时凸起就会拨动一个小木棍敲响一个由泥和牛皮纸做成的小鼓，发出嘎嘎的声音。不知为什么，这个玩具鸭子我玩了很长时间一直没坏。可能是所有的工作原理都一目了然，没有必要再拆开探其究竟的缘故吧。听姥姥说，姥爷也曾给我买过几个惯性小汽车类的玩具，但都被我拆坏了，所以我也没什么印象。有印象的只是汽车里的惯性轮子和几个齿轮，姥爷管那叫牙轮。

另一个玩具就是铁皮焊的小火轮。火轮漆成红绿两色，很粗糙。船舱中放着一个带长柄的铁皮小油灯。玩时把小油灯取出，在里面放些食用油，把灯捻点着再放回船舱。这时把小火轮放入盛满水的稍大点的盆中，小火轮就一面在尾部喷着气泡，一面咯了咯了地在水中走起来了，油灯烧得越旺，火轮就跑得越快。船尾还有个舵，调整其角度，便可根据水盆的大小调整火轮的转弯半径。说实在的我这一辈子都没想出小火轮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有时姥爷不放小油灯，而是放了一块从炉子中夹出的红煤块，也照样能驱动火轮前进。不过小火轮有个缺点，想玩一次太麻烦，要弄一大盆水，还要加油点灯什么的。只有姥爷在家，还得有时间时才能玩。说是玩其实就是蹲在地上好奇地看，或拨拉几下盆中的水。

在那段时间，姥姥还给我讲过不少的故事。姥姥管讲故事叫说'古记’，其中'记’字要读成轻声。不知是不是该写成这两个字，反正就是这个音。记得有狼吃小孩的故事，有臭鼻子小子和臭鼻子丫头的故事，有卖香香屁的故事，有大雁往笼筐里下蛋的故事，有妖精娶媳妇的故事。这些故事讲了又讲，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可惜年代久远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和情节了。

去稍远的地方，姥姥就要和胜利他娘结伴带着胜利和公债一起去了。常去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大红桥，二是小王庄。能去这两个稍远的地方时，我已经长得稍大些了，已经不让姥姥抱了。

大红桥在北运河的对岸，要坐摆渡。摆渡在离闸口不远的地方，只是不过地道洞子向右拐。过了摆渡走不太远就到了。大红桥是座铁桥，上面可以走汽车。桥下有停泊着的小火轮。通往桥身的马路很热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有爆玉米花的，现爆现卖。现在在很多人的怀旧文章中都把挑担走街串巷的爆米花小贩作为怀旧的对象。其实挑着炉子现爆现卖的小贩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再早小贩都是从那些现爆现卖的小贩处批发来，用布袋子盛着爆好的玉米花或大米花再去走街串巷吆喝着卖。他们用一个小碗做计量工具，一分钱一碗。再早小贩们大概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去购置昂贵的炉子和带气压表的坩埚吧，大人们也不会一下拿出那么多大米或玉米去哄孩子的。那时很多人家都是挣一天的钱，买一天的粮煤。大红桥那里现爆现卖的小贩要比走街串巷卖的米花要便宜些，所以每次去姥姥和胜利他娘总要多买一些，除了便宜是不是还有起卖量就不得而知了。

小王庄在去大红桥相反的方向。也是顺着堤头大街向南走，走到地道洞子后，同样不过地道，但不是向右拐，而是朝左拐，顺着铁道一直走。小王庄很繁华，一次竟把胜利挤丢了。在小王庄我知道了鱼的眼睛如果变成红色就是不新鲜了。去小王庄最吸引我的其实不是那里的市场，而是顺着铁路走时能看到火车。铁轨的路基很高，在一个很高的斜坡上，斜坡上砌满了很大的石块，人们很难爬上去。每当一过火车，姥姥和胜利他娘总要停下来数火车车厢的节数。我想一方面是好奇，另一方面大概是教我和胜利数数。我最喜欢看的是火车头。那种蒸汽作动力的烧煤火车头现在早已见不到了。我喜欢看火车头轮子和气缸的连杆，随着火车呼哧呼哧跑过，那连杆一伸一缩，还随着车轮上下运动，很是让人惊奇。有时运气好还能看到带铜钟的火车头。在火车头顶上，车灯后面稍远的地方有一个金灿灿的铜钟。一面前后摆动，一面发出悦耳的声音。铜钟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火车开得飞快，但钟声却很有节奏不紧不慢地发出叮咚的声音，象京剧里的紧拉慢唱一样，好听极了。火车开出好远了，还能听到叮咚的钟声。

那时的居民有许多有组织的活动。有时街道会来人在门洞墙上挂些宣传画，讲解预防白喉、霍乱等流行病。有时让大家到另一条胡同去打防疫针。一次在给我打针时，护士还说了一句，'小弟弟，不哭。’ 我还真就忍住了没哭。那位年轻的护士如果活着大概要将近一百岁了。

还有一项是查卫生。我姥姥是查卫生小组的成员，我跟着一起去各院检查。我不记得到住户家里面去检查，只是在院里看一看。我记得的有两项检查内容，一是看墙上是不是张贴了爱国卫生公约，二是看是否做到了“翻盆扣罐”。爱国卫生公约是以院为单位贴在进院的影壁上。那时人们对爱国卫生公约都很重视，我记得有一个院子是镶在一个很精美的井字形镜框里的。里面写的内容我就不知道了。所谓翻盆扣罐就是把院中用不着的盆盆罐罐都要翻扣过来，以免下雨存水滋生蚊虫，传染疟疾等疾病。我还跟姥姥随大家去过辛庄那边，做什么去忘记了。只记得辛庄那边有通往工厂大院的火车道。

在万字胡同住的那几年，我从来没去过胡同的另一个出口，那个胡同口通往后坑，究竟那里是真有个水坑，还是只是地名叫后坑就不知道了。从没去过是因为不敢去，大些的孩子们都说那里有长毛鬼。在万字胡同住的那几年，我实际上就没离开过姥姥。姥姥大襟上衣的两侧开襟处，就是我的“安全扶手”。不管姥姥做什么事情，我都拉住那里，以至于姥姥的棉袄里子都让我拉得快破了。那时不知真假，常听大人们说，不要自己乱跑，不然碰上拍花的，就把你拍着走了。所谓拍花的大概就是拐卖儿童的。听大人们说，长庚他姨小时就让拍花的拍走过，幸亏让认识她的熟人看见了才救回来。据说她当时只觉得两面都是水，后面有大老虎追赶，她只能跟着拍花的人走。但真假就不知道了。在我记忆中只有一次是我独自跑到胡同去了，忘记为什么而去的，还是刚刚下过雨，胡同还很泥泞，我走没几步双脚就被泥粘住站在那里动弹不得。我被吓得大哭。住在西院的街道代表，平时对我挺凶的，这时抱起了我，捡起泥中的鞋，把我送回了家。

胡同口，堤头大街上有一家米面铺，对面有个剃头棚，再过去一点，有个文化馆，进门就是个小礼堂，迎面是舞台，台下是条凳。人们购买日常用品主要靠走街串巷的小贩。小贩有的推车，有的挑担。挑担的有剃头的，卖花的，卖年画的，吹糖人的。推车的有卖切糕的、卖秫米粥的、卖元宵的、卖针线的、卖酱油醋的。我姥姥曾买过一张连年有余的年画，非常粗糙，可以说就是几块红红绿绿的色块，绝没有后来的杨柳青年画那么精美。卖酱油醋的，除了卖之外，还有一项额外的服务。有的人拿着瓶来打酱油醋，时间长了瓶底会有些沉淀物，这时他就会要求把瓶涮一涮。小贩就会在他的瓶中灌一点酱油或醋，用拇指堵住瓶口，使劲上下摇几下，把瓶中的酱油醋倒掉，再灌入新的酱油或醋。有个卖油的小贩，不吆喝，而是敲小铜锣。大家都争着买他的香油，据说他的香油不使假，吃着香。

卖糖人的有个带赌博性质的小把戏。在他挑担的一端有几张小灰纸条穿在一个小铁丝钩上。小孩给他一百块钱，就可以撕下一张小纸条，把纸条放在水里。纸条放入水中后，上面会显现出一条，或两三条白色的条纹来。根据条纹的多少，孩子就会得到相应数目的麦芽糖小猴子。当然绝大多数都是一个。但又一次我竟得到了三个小猴子。姥姥对我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什么切糕、秫米粥、元宵，只要我要吃，姥姥肯定给我买。一次一个挑担买小麻酱烧饼的，我要吃，姥姥大概看出来那烧饼有些变质了，就不给我买。但我吵得厉害，姥姥拗不过，还是买了，结果拉了好几天稀。

我们在万字胡同住时，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关于这项运动，我有两点记忆，一是妇女们在门洞的地上为志愿军缝军棉衣。我之所以知道那是志愿军的棉衣，是因为棉衣是绿色的，更主要的是棉衣上都绗缝的一条一条的，跟画报上志愿军穿的一样。那时还听大人们说给志愿军做慰问袋，但我没见过。

关于抗美援朝另一件印象较深的记忆是打快板做宣传。我至今我还记得两句;“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来到棺材铺。这个棺材怎么这么直，里边躺着蒋介石。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来到棺材铺。这个棺材怎么这么短，里边躺着李承晚。”那时打的竹板和我们后来在舞台上见到的竹板有些不同。一只手拿的两片大竹板和后来的大竹板相同，不过在两片竹板上各写着两个毛笔字，'抗美’和“援朝”。或“保家”和“卫国”。但另一只手拿的不是五个小竹片，而是一个竹尺一样宽窄长短的长竹片。长竹片的一侧做成锯齿形，随着两片大竹片有节奏的敲击，演员用另一只手拿着长竹片敲击大竹片。有时用正面，有时用侧面，有时则用锯齿划过，发出各种不同节奏的声响。胡同里不少大孩子都在练习打这种竹板。

在万字胡同住时，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就是跟姥姥去上识字班。一块儿去的还有胜利他娘。识字班在堤头大街向南走，不过地道洞子，路左边的一个斜坡上，没有院墙，有一片空场，空场的北面是几间连在一起的平房教室。黑板在东墙上，教室里有那种连在一起的课桌，不是椅子，是条凳。教课的是位年轻的男老师，穿着蓝色中山服。每次上课之前还是当中，还要起立唱歌。我记得唱的最多的是国歌和志愿军军歌，还有用民歌填词的“博泼墨佛歌”，最后一句是“安恩昂哼儿”。姥姥根本不会唱，只是用她的冀东口音把歌词按歌曲的节奏拉长，听起来怪怪的，很好笑。识字班教的什么字我没有印象，我只记得教注音字母。回到家我就是姥姥和胜利他娘的小先生。很多时候她们不知道如何拼读老师留的作业，会问，“平生，玻璃俩字怎么拼那。”我会告诉她们，'波额波，勒一离。’她们会先是分别说波和额，然后再逐渐加速，直到把这两字连成一个音，最后才认可我的答案。

姥姥姥爷是五二年底还是五三年初搬离万字胡同的，这我就拿不准了，那时我还没有这个概念。搬到锦州道后，我上了一年预备班后才上的小学，那是一九五四年，我七岁。搬家是因为姥爷的工作调到了天津针织厂，全名是地方国营天津针织厂，这是我后来从姥爷胸前带的厂徽知道的。在万字胡同虽然住的时间不长，但正是我牙牙学语的幼儿成长期，所以很多事情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我在姥姥姥爷的隔辈人中是得到姥姥姥爷恩惠最多的。写出这点滴回忆也算是对姥姥姥爷的纪念吧。

（编辑：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