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生产

  我们把“社会”比喻一件财货，它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需要被“正确”地生产出来。我们可以把“社会”这件财货简单地分为三个层级。第一级财货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它是直接满足需求的；第二级的财货为法律、道德、国家体制及其他制度，这是制度层面的财货，它构成生产上述第一级财货的条件；第三级财货为自发秩序原理，它又是生产第二级财货的条件。它位于最顶层，但同时又是最为基础的。当人们具备这种知识时，才能对制度做出正确的判断或选择，当制度被正确地选择（生产）出来时，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才是可能的。所以，认识和遵循自发秩序原理，才能使一个有助于改善自己境况的社会的出现具有可能性。

自发秩序原理（第三级财货）

法律、道德、国家体制及其他制度（第二级财货）

图1 “社会”的生产

上面有关“’社会’的生产”的三个层面表明，有关“自发秩序”的观念（包括把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以及拥有有关自发秩序原理的知识）是最为重要的，其次才是民主、法治等制度层面的问题。假如没有这种观念，再“好”的制度都是形同虚设。比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是有民主制度的，但这没有阻止希特勒上台并实施侵略战争，即德国虽然有民主制度，但由于人们没有把自发秩序作为目标，民主制度被用于服务破坏性目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人们的正确认知是使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条件。但是，在讨论秩序问题时，人们往往是直接从制度层面入手，甚至包括哈耶克也是如此，他隐含地认为认知或观念层面的问题已经解决，即人们头脑中已经装备了有关自发秩序的知识，因此剩下的就是经验层面的制度问题。根据这种解释，“好”的制度会在神奇的群体选择中自动产生，而与人的理性无关。

把社会建立在自发秩序这件财货之上，就是利用自发秩序原理来行动（选择或生产）。“原理”是必然的、确定的，是“已经在那里的”，但是一个社会能不能出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此使得经济能够发展，这是偶然的和不确定的，因为它取决于人能不能认识原理，并按照原理去行动，假如人们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那么经济不可能发展。制度（包括国家体制）、文化都要根据这个原理进行选择，假如一个社会想增进人的幸福。人们无非就是在服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还是服从普遍的原理之间进行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贫困还是富裕，邪恶还是正义，奴役还是自由等等。

东方的问题，不是东方人不够“好”或不够勤劳，而是东方人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生产社会”，把社会视为可以根据人的意志任意塑造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知道“如何正确地生产社会”，而只能说相对好一点。）东方缺乏一种重要的理性，即东方人没有认识到，社会是建立在自发秩序之上的，在一个建立在一个自发秩序之上的社会中，他们的境况才有持续改善的可能性。但是，东方对自发秩序始终是无知的，因此也没有把自发秩序作为目标，更不会去认识与利用使自发秩序得以可能的知识。

假如要使一个以自发秩序为特征的社会得以可能，那么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价值体系（如道德伦理）与制度安排，都要放到是否有助于自发秩序下来审视，根据是否有助于自发秩序来进行调整。这些行动，都可以归为借助于自发秩序原理所进行的“选择”。或者说，自发秩序是人们在这种理论知识的指引下，进行选择的结果。但是，东方对自发秩序的理论知识（经济学）是无知的，这样不仅那些不利于自发秩序的制度会被长期地保留下来，甚至破坏自发秩序的行为也会受到普遍的欢迎。相比改善物质的生产，更需改善社会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