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得住、走得了、打得好”：抗战时期冀中地道战的辉煌

                                       《抗战奇观，地下长城》雕塑

地道战、地雷战是抗战时期冀中平原区打击日军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毛泽东敌后游击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冀中地道战的产生和发展

吴立人是毛泽东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构想的践行者之一。他在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领导下，为地道战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全国性抗战初期冀中抗日根据地早期地道的形成，黄敬、程子华、吕正操、王凤斋、吴立人、旷伏兆、李天焕、帅荣等原在冀中区战斗过的领导同志都作过考证，大致看法基本相同。时任冀中十分区司令员的开国中将旷伏兆讲述较细致。据《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9期记载，旷伏兆在谈冀中抗战初期地道战的起源时指出：

地道和地道战很难确切指出是什么时候，从哪个村庄、哪一家开始的。在十分区根据地创建初期，为了便于作战，便于群众转移，在区县、村与村之间，在原有自然道路的基础上挖成一米五六深、两米宽的交通道沟。这种交通道沟，不仅可以行人，而且可以行马车，还有掩体，但敌人的汽车、坦克不能行驶，给我军创造了有力打击敌人的地形，这就是在冀中平原上曾经同日军进行的大规模交通战。地区变质后，交通沟被填平，我们分散隐蔽活动的党、政、军、民工作人员为躲避敌人的搜捕，就往青纱帐里跑。到秋后青纱帐倒了，就在野外地里挖土窝窝，上面盖些柴草。到了春天，把土窝窝再挖深一些，盖上木板，堆上一层厚土，既可种庄稼又可藏人。一联县的张馨同志进一步将土窝窝挖到坟墓边，以坟墓作掩护更保险，所以后来增加了一些 “新坟”。敌人就在地里拉网把人们在野外地里挖的藏身洞给破坏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村外站不住了，于是又回到村里，在可靠的群众家里，挖一些秘密的狭小的藏身洞。这种封闭式的藏身洞，只能容纳一两个人，因它与青蛙避寒的小洞形式上相似，无辗转余地，所以群众称它为 “蛤蟆蹲”。为了便于保密，大多数挖在闲房、空院、套间、牛棚、鸡窝、磨道和厕所里，只有堡垒户和个别村干部知道。这种藏身洞于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曾大量出现。此外旧社会群众为防匪绑票、抢东西，在屋内建筑的夹壁墙，现在也成了比较好的藏身之处。为保存红薯、蔬菜而挖的菜窖、薯窖等，都在紧急情况下藏过人。这就是地道的雏形吧。

1939年冬，程子华 （左三）与朱良才 （左一）、吕正操 （左二）、孙志远在晋察冀合影

时任冀中军区政委的程子华在《程子华回忆录》中写道：

1939年12月，地道斗争最初是在距离敌人据点较近、受敌人骚扰最厉害的村庄产生的，是一个群众叫做“蛤蟆蹲”的简单的防身洞。蠡县靠近保定，饱受敌人残害，敌伪经常来骚扰，群众不敢待在家里，就在野地道沟中挖个洞，作为防身的地方。但没有出口，易被敌搜出。1940年九分区独立营有两个战士无意中把两个掩体挖通，群众也体验到单个洞易受损失，发展到多挖洞口，这就是挖地道的开始。

1941年春末夏初，冀中的地道斗争还处于地洞向地道、地道战的转变初期。孙犁1943年初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对蠡县地道的实地探访文章《蠡县第一洞》，反映了1942年前后地道还称为“地洞”的真实情况。据大量事实考证，冀中地道的形成是在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以后的事。

抗战初期的吴立人

吴立人是全国性抗战初期在游击战争中最早领导和推动“由地洞到地道，即从被动防御，到向以区、村为单位展开地道战，主动保存自己，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转变”的。根据《冀中九分区大事记》记载，吴立人也是最早提出推广“地雷爆破和地道斗争相结合”战法的地委书记和军分区负责人之一，是最早提出“要搞隐蔽的地道斗争”和“由武委会统一领导地道斗争”的地级负责人之一。

据《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50期第71页记载：“1939年9月，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社会部部长侯玉田、四地委书记吴健民、二地委代书记孙铭等同志赴冀西北方分局，准备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此时，四地委组织部部长吴立人代理四地委书记。二地委组织部部长金城代理二地委书记。”1939年9月，吴立人担任四地委（后改为九地委）书记兼游击总队政委后，在残酷的环境中，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出色地领导和推动了地道斗争，实践了由地洞向地道、地道战的转变，经历了地道斗争由被动防御到主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严峻考验。

1940年7月，冀中九分区各县军民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根据吴立人“要搞隐藏的地道斗争”的指示，积极总结开展地道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九分区军民最初构筑的地道相对简陋、抵御日军破坏的能力有限的经验。如较早开展地道斗争的蠡县，就连续有三任县长牺牲在与地道相关的战斗中，其中县长林青藏是在覆盖木板和土的简易地道里被敌人发现而牺牲的。

1940年秋，为进一步加强对民兵的领导，将分区、县、区、村人民武装自卫队改为武委会。各级武委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领导人民挖地道、埋地雷，对保存自己、打击敌人起到很大作用。

为解决地道“藏得住、走得了、打得好”的问题，在武委会统一领导管理下，把在村庄内公开挖地道改为秘密挖地道。其内有横墙，并村与村相通，洞口多为隐蔽的。内有储粮、储水及防毒设备。敌来则利用此地道进行战斗。遇小股敌则消灭之；遇大股敌我方则从地道中进行转移，伺机打击之。武委会还专门研究解决在蠡县水位较高的复杂地况下出现的各种问题，支持推广蠡县地道斗争经验。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

1941年春，聂荣臻司令员请八路军工兵专家王耀南到冀中指导地道战、地雷战工作。据吴立人回忆，王耀南深入九分区调查研究后，提出利用村落改造地形，把村民已经在地下连通的菜窖、“蛤蟆蹲”进行改造，使其成为可以防毒、防水、防挖，可以藏、可以打，村内村外连成一片的战斗地道。王耀南提出的地道战法可以解决平原地区军民利用地道打、藏、走的问题，这与吴立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吴立人当即便请王耀南到九分区创办地道和地雷爆破的培训班。培训班为学员油印了地道和地雷爆破的两个指导手册。

开展地道斗争初期，冀中区党委内部曾有不同意见

程子华在《程子华回忆录》中写道：“对地道的作用如何看？在冀中区党委委员中引起了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在敌人面前应该是进攻，而钻地道只能藏，不能打，一旦被敌人发现，只好束手待毙，因此地道是消极的，是右倾思想的反映，主张不用地道。另一部分同志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要是积蓄革命力量，坚持斗争挖洞正是毛主席说的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原则，它是积极的，不是右倾保命。受了损失，说明地道不完备，应该设法改进，不能因为受损失把地道否定掉。争议结果，意见还没有统一。我于1941年秋，决心带上几个同志到蠡县三区和高阳、清苑等其他一些县作调查，并向区党委作汇报。区党委思想一致了，才肯定了地道斗争。随即发了文件，要求开展地道斗争。这样，地道斗争就广泛开展起来。”

吴立人是1931年开始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进行地下斗争的老党员，对毛泽东“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一基本原则的认识更深刻。对当时区党委关于开展地道斗争中的两种认识，吴立人认真总结九分区开展地道斗争的经验教训，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在九分区首创了“地上地下一体化的堡垒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吴立人在回顾冀中九分区开展地道斗争这段历史时说：在地道斗争初期，由于开展地道斗争还缺乏经验，革命同志内部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

“藏得住、走得了、打得好”的地道战法，是抗战时期九地委、九分区历任党政军领导提出的地道斗争的方式。吴立人根据自己多年地下工作经验，于1940年7月开始在九分区组织建立若干个地下交通站，构筑了坚固的地下和地上堡垒。所谓地下堡垒，是指能藏、能打、能防又能走的地下洞；地上堡垒是指堡垒户那种有坚强革命意志，遇敌沉着，在敌人面前至死不暴露秘密的好房东。两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堡垒体。有了这样一个创新的由堡垒体组成的地下堡垒体系，在敌人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即使冀中环境再残酷、再复杂恶劣，九地委领导的地道斗争和地下交通也从未中断过。

1943年6月，冀中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推广了九分区等地开展地道斗争的好经验。这也是冀中区党委、军区对吴立人在九分区开展和推广地道斗争和通过反“扫荡”使冀中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的肯定。吴立人在会上作了平原开展地道战的经验介绍，大家学会了《地道战》一歌：

破路拆城挖地道，

改造地形和地貌，

坚持敌后打游击，

平原战场新创造。

明沟暗洞千万条，

巧设机关诱敌到，

手榴弹响地雷爆，

炸得鬼子脑开瓢。

地下长城坚又牢，

游击健儿任逍遥，

日寇汉奸进村来，

有来无回全报销。

坚壁清野党号召，

村村联防钢铁牢，

军民携手同战斗，

岂让倭寇逞霸道。

冀中九分区蠡县县委书记因卖地道图纸被处分

王耀南是冀中地道战创始人之一，对冀中开展地道战、地雷战起过重要作用。

王耀南回忆：当时（1941年春）蠡县县委书记被冀中区党委撤职，这个处分是冀中区党委决定的。这名县委书记将王耀南发给学员的一套地道图纸卖了，所犯错误极其严重，这是他受到严重处分的原因。据日本防卫厅编写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1937年日军占领华北后，冀中特别是九分区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搜集八路军各种情报是日军情报工作的重点，而地道方面的情报则是日军情报搜集的重中之重。

对于因与地道有关的情报被日军获取而给冀中军民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回忆：

1942年5月造成 “北疃惨案”的重要原因是日军得到了汉奸提供的地道图纸。在进行火力侦察后，日军对北疃村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堵塞了北疃和南疃村外地道干线，施放毒气，在地道里牺牲军民800余人。

日军披露的“北疃事件”，也证实了吕正操回忆录中所讲的“北疃惨案”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地道情报被日军获取。据《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冈村宁次部日本陆军第110师团第163联队第1大队于1942年5月27日拂晓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北疃事件”，造成800余人遇难，村中120户有12户灭门。书中粉饰说：“此次作战取得胜利的原因：日军精悍强干，军纪严明，受到民众的信任，从民众中及时获得了可靠的情报；预先研究了中共方面的地道战术，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了潜伏的敌人，并堵住了地道口。”

王耀南对讲课用的地道图纸要求高度保密，也正是为严防此种情况发生。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