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扶老人？104年前，鲁迅《一件小事》给出的答案，犀利且沉重

文丨卿心君悦

1919年，鲁迅郑重地写下了一篇仅有千余字的小说——《一件小事》。

故事中的“小事”，发生在民国六年（1917年）的冬天，“我”清晨出门，在呼啸的寒风中好不容易雇到了一辆人力车，屁股才坐定，却发生了一场“小车祸”——车夫撞倒了一个老女人。

坐在车上的“我”，冷眼旁观着事态的发展，最终，从车夫的身上看出了自己的“小”：

“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车夫究竟做了什么？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的“我”持有何种态度，又为何会被榨出自身之“小”来？

同时，文中所埋下的“争论了百年”的伏笔，又意味了鲁迅哪些真实的想法，在鲁迅的心中，究竟该不该扶老人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同去文中寻找答案。

车夫与“我”的三次冲突——“大”与“小”初现

对于短篇小说的写作，鲁迅有自己的态度：

他认为短篇小说“虽然细小, 所得却更加分明, 再以此推及全体, 感受遂愈切实”, 它能够“借一斑略知全豹, 以一目尽传精神”

也因此鲁迅的小说，往往寥寥几笔就直奔主题，没有过多的废话，将深刻的思想浓缩于精炼的文字之中，品咂之后方得。

《一件小事》中，主要人物有三个——车夫、知识分子“我”以及一个过路的老女人。

三者都是当时最普通的公民，原本并不存在交集——尤其是“我”跟车夫，只属于偶然相遇的两个“个体”，然而却被鲁迅安排的一场“小车祸”打破了平衡，从而引发了二者之间的“冲突”，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第一次冲突，围绕“停车，还是一走了之”展开：

“我”在寒风中雇到了人力车，叫车夫拉到S门，过程中，风逐渐小了，路上没有人，车夫越跑越快，快到目的地时，车夫无意间带倒了一个老女人。

事故一发生，“我”和车夫就出现了分歧：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老女人摔倒，车夫立马停车，而“我”见车夫停下来，直接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我”的意见有四点依据：（1）“料定老女人没有伤”；（2）没有人看见，一路上也没啥人；（3）停下来要惹是非；（4）会耽误“我”的路。

其中，（1）与（3）属于一种主观推测，带有“趋利避害”的心理；（2）违背了道德；而（4）却是重点——其实，“我”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得失。

第二次冲突，围绕“扶不扶老人”展开：

车夫没有理会“我”的建议，见此，开始了“我”对车夫所作所为的冷眼旁观。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

车夫问：“你怎么啦？”

老女人答：“我摔坏了。”

对于眼前的情形，“我”处于一种戏谑看戏的心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在这一幕，“我”的态度很明显——车夫不应该扶老人，并等着看车夫“倒霉”。

第三次冲突，围绕“如何对待老女人'被摔坏’的这件事”展开的：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车夫听完老女人的话，“毫不踌躇”（没有任何犹豫）地搀着老女人走向了巡警分驻所，接受“法”的裁定。

由车夫“毫不踌躇”的态度这一点，其实就可以看出，对于事态的发展以及要承担的责任，车夫早有准备，而非被逼得“赶鸭子上架”。

而对于车夫的态度，“我”却是“诧异”的，说明“我”没想到车夫的行为如此坚定，以致于“我”不仅没看成戏，还受到了“教育”。

三次冲突过后，情节被推到了“高潮”——“我”从车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小”，也就是“我”由俯视车夫，变为仰视车夫。

在“我”这个知识分子眼中，“卖力气为生”又“不懂世道险恶”的车夫是“小”的，然而，经历了“一件小事”后，“大”与“小”的位置发生了对调——自认为“大”的我，反被“小”的行为所震撼了，“小”由此成为了“我”眼中的“大”，而“我”却成了最初看车夫时的“小”。

多年来，对这篇小说的解读，大多都以此为基础，结合当时呼吁“劳工神圣”的旋律，认为鲁迅这篇小说是“听将令”的“跟风”之作，在歌颂劳工的同时，又批判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自私与卑劣。

然而实际上，这种解读根本就没有触及到这篇小说的内在。

由“坏脾气”寻找“小”的渊薮

多数人对《一件小事》的误读，源于对文中一句关键话的错误理解：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甚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在这其中，知识分子的“坏脾气”多被误解为：自私、傲慢、目空一切等。

可如果“坏脾气”是这些的话，那么这种坏脾气决不会因耳闻目睹六年的“国家大事”而增长，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这些“国家大事”是什么？

是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提到的“辛亥革命失败，二次袁世凯称帝以及长张勋复辟”这类军阀割据、争权、卖国的重大事件。

而之所以会存在对“坏脾气”的误读，鲁迅写给王冶秋的一封信道明了真相：

“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

回到“坏脾气”这个词上，其实鲁迅意指的却是：几千年历史流传下来的一种“传统观念”。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知识分子大多沿袭着一种特别的处世态度——

比如孔子在《论语·公冶长》提出的“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观点，说的是在世道太平时，便聪明，施展才华；在世道昏暗时，便装傻，敛起锋芒。

再比如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阐述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理论。

在这种思想下，知识分子所持的是一种“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这种处世之道，随着历史的发展，刻入了知识分子的骨髓，遇“明主”在“盛世”，愿意“建功立业”，一旦处于“乱世”，则会扮“愚”，坚持“独善其身”。

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人相当于把自己的学识当作了一件“商品”，作为投靠与回馈“明主”的一种资本与价码，自己显露多少才能，自己投入多少心血，要根据所处的世道，所遇的人，“待价而沽”。

也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思想，秉持着这种处世之道，在乱世，“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以“郁郁寡欢”、“自暴自弃”，所以滋生了“骄傲”、“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情绪。

回到《一件小事》中，何以为“小”？

这种“坏脾气”，就是“小”；

这种“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就是“小”。

产生这种脾气，与这类处世之道的源头，就是“小”的渊薮。

而且，这种“小”，并不止步于某一时代或是某一类人，身处于如今时代的我们，又有多少不是鲁迅笔下的“我”呢？

甚至于如今的我们，比往昔更加笃信“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

面对“摔倒在地的老人”——

我们如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发出了“我怕得有理”的呼喊。

可“不扶老人”的道理——

从来如此，便对么？

从鲁迅的态度看“大”的必要

在《一件小事》的开头，鲁迅用简短又精准的笔触，勾画了一个知识分子“我”的形象——

“我”从乡下来到京城，在乱世，于乡下看到了民不聊生、满目疮痍，于京城看到了军阀的夺权与卖国。

六年的时间，让“我”对这个乱世有了太多深入的认识。

在《一件小事》的结尾，鲁迅又用简短且具深意的笔触，填充知识分子“我”的形象——

“我”从小读“子曰诗云”，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传统观念，由此身处于“乱世”，遇事（小车祸），我怕的有理，选择“独善其身”也有理。

可就这么一个所做作为都有理的知识分子“我”，却从车夫那“不合情理”的行为中看出了自身的“小”，甚至于影响了漫长的一生——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鲁迅为何要这么写，又为何要推崇车夫展现给“我”的“大”呢？

说“大”必须先言“小”，对于知识分子身上的“小”，鲁迅是深有体会的。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内忧外患”的乱世的，在这种情况下，秉持着“独善其身”原则的知识分子，持冷眼旁观的态度。

鲁迅明白，知识分子，能看清时代的黑暗与腐败的，而且不与之同流合污，这算是积极的，而看清这一切却选择“旁观”或是“独善其身”，不努力去改变，不投身于改变，那就是消极的，甚至远远不如车夫那“由我做起”的“小”。

当然，在鲁迅提出“铁屋子”理论的时候，也曾一度处于“独善其身”的旁观态度，但被钱玄同等人唤醒，加入“新文化运动”之后，虽然在坚持之中，时有彷徨，但终究是褪去了消极的态度，转而演变为一种谨慎的积极态度。

由此来看，这篇《一件小事》中“我”见到车夫之后的惭愧，也隐藏了鲁迅自身的影子——鲁迅对过往的自省。

对于“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小”，鲁迅在《热风·恨恨而死》（与《一件小事》的创作时间相差一个月）中说道：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甚至还沉重地呐喊道：

“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

也许读到这里，有人会反驳，认为自身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也没有改变世界的义务，我只需做到“独善其身”就好。

只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

我们可以不考虑整个世界，可同处于一个世界，留给我们“独善其身”的空间真得很大吗？

即便，这个空间如今尚有余地，那么我们的后代，我们后代的后代呢？

到了那个时候，真的还存在“独善其身”的空间吗？

可能也有人会说——“那这不怪我，是'老人’变坏了。”

可问题是，每一个“老人”都是坏人么？我们没有变老的那一天么？如今我们坚持“独善其身”并言传身教给孩子，那么孩子的世界会怎样，孩子变老了之后又要怎么办呢？

还记得《明天》中，孤独凄惨单四嫂所处的“鲁镇”吗，真要在一个“人类悲欢并不相通”的世界里，我们谁又能确保自己不会成为“单四嫂”呢？

还记得《狂人日记》中，狂人所处的那个“吃人”的世界吗——“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何以为大？

与“小”相反，即为“大”！

“大”不是要一下子改变世界，而是尽可能地改变自己，从而影响世界；

“大”不是看透了一切，像“我”一样独善其身，而是像“车夫”一样扶起来走下去。

所以，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呼吁：

“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

所以，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与《一件小事》同一年创作）真切地说：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结语——“小”与“大”的辩证

在《一件小事》中，相对于“国家大事”，“车祸”是“小事”；然而，对于未来与整个世界来说，这件“小事”又远比所谓的“那些大事”要大得多。

在给这篇小说起名为“一件小事”时，鲁迅就意识到了这种“大”与“小”的辩证。

毕竟，对于鲁迅来说，一直坚持着“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的思想，认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在《一件小事》临近结尾之时，鲁迅在文中写到：

“我”想不明白，为何见到车夫的所作所为之后，我为何会给车夫一大把铜元？

我想答案也许是：由对方的“大”，看到了自身的“小”，由惭愧而生的一种自我的变相救赎。

正如，每逢有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事情发生，我们总会眼含热泪送出那个“赞”一样——

因为，从对方的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小”。

卿心君悦，读别人的故事，过自己的日子。用文字温暖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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