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初到凌源三十家子，先扩军，发展一个兵就向伪警察署要一支枪

本文作者李国兴同志，一九四五年八月任凌源三十家子区区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轻工局副局长。

我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由冀东迁青平联合县委派往东北的。当时一同前往的还有两位同志（名字记不清了）。这两同志后来在东北牺牲了（一位同志牺牲在要路沟当时任要路沟区长）。我们三人集合后，经遵化县、喜峰口、宽城到达平泉。找到热中地委宋诚同志。在我们路经宽城时，遇到邓述文、江田同志。他们带领遵化县十个同志也去东北，我们一同抵达平泉。热中地委决定：邓述文、江田（江泽源）和我等三十几人被派到热河省凌源县。邓述文任县委书记，江田任县长，我被派到三十家子区任区委书记，吴子佩任区长。三十几个人接管一个县，下属九个区，一个区只能派去两个干部，一个书记、一个区长，没有武器，寸铁不带。当时，这个地区伪满原来的机构原封未动。我们俩接管三十家子，有伪警察署署长以下四十多个武装警察，还有下署刘杖子、茶棚、北炉三个警察分驻所，每个所有武装警察二十余名。总计一百多个警察驻扎在那里，有四个伪满村公所（一个村公所相当于我们一个区）。

我们二人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到三十家子后，伪警察署长把我们安排在三十家子东边一个'老爷庙'里住，每天送米、面、菜，由庙里小和尚于祥给做饭。我们住下以后，向警察署提出要两支手枪以做护身之用。紧接着抓扩军，发展一个人就向伪警署要一支枪，在二十几天之内，我们已经发展到三十几个人的武装力量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凌源县委的指示，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当时三十家子车站住一个排苏军），我们立即解除了伪警署的全部武装力量。伪警人员除个别表现好的继续留用以外，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在短短的两个月里，我们已经发展到有区干部三十多人，区小队一百三十多人的队伍。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份，党中央从延安、冀中又派来大批干部到达东北。三十家子区派来农会主任梁文进，妇女会主任李三英，工会主任侯汝春，武装会主任刘斌，区小队长赵清云。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征集粮款，支援延安的干部队伍和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保证供给。当时，我们的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征集粮食主要还是靠伪村政权的村长，甲长，牌长。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份，在三十家子附近，有一股土匪二十余人，有二十几条枪，通过关系派人向我们谈判，要携枪投诚，并要求给他们安排工作（土匪头子名字记不起来了）。经我们研究，只收了他们的枪，人全部遣送回家。

同年九月的一天，区长吴子佩同志带一班区小队去茶棚警察分驻所接管，走到红石褶子，见到前面有一个行迹可疑的人背着粪筐行路，吴上前问他是干什么的？这个人从腰里抽出手枪对准吴子佩。这个人就是当地的惯匪，绰号'红海'真名叫李海红。区小队的其他人员一见此情景，当即散开，用大枪对准了'红海'。吴子佩喊'都是朋友不要开枪'。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处理是可以的。这个土匪在一九四七年土改时，又被围在红石碴子村的一间房子里，拒不投降，被我区小队用手榴弹炸死。

红石褶子土匪头子崔振海，家里还藏着一支驳壳枪。我就带着几个区小队战士将其逮捕，并缴了他的枪。我在凌源工作期间，一直用的就是这支枪。在国民党到达三十家子后，崔振海对我区小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一九四六年初，敌人占领沈阳、锦州以后，凌源县委、县政府机关撤到三十家子。当夜，我区机关和区小队同县机关一同向青龙县转移。这天晚上住到三十家子东南雹神庙一带。在我们整夜亲自巡逻的情况下，当地参加工作的区干部三十多人，除一个外全部逃跑。区小队一百三十多人只剩下三十多，其余全部逃跑。这三十多人当时编入县支队，区里只剩下十几个区干部和通信员。环境的突然变化，那些不坚定的分子淘汰了。

我们撤出三十家子三、五天之后，就到达青龙县汤道河，这里离铁路较远，大股敌人到不了这里。经过十几天的休息以后，上级指示，不论环境怎样残酷，要坚持对敌斗争，要县机关不离本县，区机关不离本区。于是，我们在一九四六年春又返回三十家子区。

二十几天的功夫情况大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区。国民党特务，土匪还乡团到处皆是。仅茶棚到北炉一带南北九十里，东西四十里的地方，就有五个还乡团。这些还乡团是地主、伪警察、国民党特务、惯匪几种反动势力的结合。他们是当地人，人熟地熟。许多人是亡命之徒。其中有以椴树沟张恒为头子的三十多人的还乡团，有以阎士栋为头子的还乡团。有以赵家店赵景和为头子的三十多人还乡团。有以姜杖子依振国为头子的八个人的还乡团。当时有些群众认为天下是国民党的了，这些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回到三十家子对敌人是个很大震动，对群众是个很大的振奋。我们返回四区头一天住到干沟子，当时的区委书记刘维武与县公安局副局长胡 xx （刘是我们从三十家子临撤退时从延安党校调来的新任区委书记，我改任区委组织委员）去三家村乔中和家，刚要进屋，乔中和家西屋还有两个国民党特务，我们先进去的两个同志没有准备，而国民党特务正要射击，乔中和从东屋跑出来，站到中间高喊：'都是朋友，谁也不要动手。'于是我们两位同志退出院子。这时我们十几个人也赶到了三家，立即包围了乔中和的院子。就在这个时候，乔中和已把两个特务送走。这期间我们的一些地下关系，脱离队伍的战士惨遭杀害。仅一九四六年一年的时间，我地区被杀害的干部、战士以及我们的地下关系就有二十多人。我们也针锋相对击毙处死还乡团、国民党特务、反动地主和他们的情报人员三十多人，敌我斗争形势达到白热化。

一九四六年春，我们返回四区后，经一两个月的斗争，小股敌人不敢到处乱窜了，群众也敢接近我们了，我们的区干部从十几人发展到二十几人，区小队又增到三十多人。在四、五月间区委书记刘维武调热东地委，周善芝调来任区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吴子佩仍任区长。虽然当时小股敌人不敢乱窜，但凌源、三十家子大股敌人却经常出来骚扰。这时斗争更残酷了，不离区坚持工作已经不可能了。四区除去五股还乡团以外，凌源城里和三十家子城里的国民党的大股武装经常出来骚扰，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县委决定四区、七区合并，成立武工队，周善芝任区委书记兼政委，我和原七区区委书记林青任副书记兼副政委。这样，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更大了，也灵活机动了，需要分散就分散，需要集中就集中。

牛营子战斗：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上，我同吴子佩带几个战士到前方东道一带活动。梁文进、刘斌、侯汝春等几十个干部战士住宿牛营子。当时这个地方就算后方、算比较安全的地方，夜间突然被凌源县城出来的一百多名敌人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在突围过程中区工会主任侯汝春牺牲，妇联会主任刘清贞受重伤，这次战斗我们损失较大。

松岭子战斗：一九四六年春季，敌人活动很猖狂，凌源城里敌人不仅白天出来骚扰，有时晚间也住宿城外。一天，一百多个敌人夜间住到松岭子。这时热东独立三团一个营正在我区内活动，经过侦察了解到敌人确实住在松岭子以后，我区全体干部，战士和独立三团一个营，就连夜开往炮手杖子（该地离松岭子三里路）。经研究部署，由区干部带领部队（区干部地势熟）包围了松岭子的敌人，准备全歼。在包围圈西面还没合拢时，被敌人发觉了，敌当即从缺口突围，经过一小时的激烈战斗，打死敌人十几个，其余逃跑，我无一人伤亡。这次战斗尽管没有全歼敌人，但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次战斗吴子佩、周善芝、刘斌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

一九四六年春季我区机关及区小队只能在白天活动，而且随时有被敌人包围的可能，晚间要撤到七区住宿，一天晚上，区机关和区小队三十几人住在椴树沟，夜间被一百多个敌人包围。当早晨发现敌人后，已经晚了，当即组织突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突围战，大部分干部战士冲出敌人包围圈，但遭受很大损失。在这次战斗中，我的通信员小谢和区小队李彦章英勇牺牲。

小王杖子战斗：一九四六年秋季，当时我们正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分恶霸地主浮财的斗争。一天刚刚吃完午饭，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大于我们几倍的敌人突然从三个方面围了上来，当时四区的全体干部、区小队都在这里。看敌人的来势，我们住地的地方他们完全清楚，大股敌人直奔我们的住处，在这种情况下，周善芝、吴子佩我们几个人一方面组织还击，另方面组织撤退，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我大部分同志撤出来了，但区小队长赵清云、财政助理李殿英牺牲了。惨无人道的敌人把赵清云、李殿英同志的头割了下来，当天就挂在松岭子集的两棵树上，以此来恐吓群众。战斗结束后，敌人撤走了，我们当晚又回到大苗杖子（距小王杖子一里路），把两位同志的头取回来，掩埋了同志的尸体。这次敌人的偷袭是我们住到小王杖子以后，该村一个地主李麻花名叫李照祥和他的大儿子给松岭子的敌人送的信，把敌人带来的。不久，这两个地主分子被刘斌我们两个人带几个同志给处决了。

松岭子集上捉特务：一九四六年秋季的一天，我带着通信员刘振荣，另外还有两个区小队员去松岭子，这天正是松岭子集。从三十家子出来三十几个特务到集市上敲诈勒索。我们听到这种情况后就没有进街，躲在小刘杖子。这时通过半年多的工作，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特务的一举一动，我们了如指掌，我们躲在那里敌人一无所知。约等了一个小时以后，群众（小刘杖子姓陈的，名字记不住了）告诉我们，大部分特务已经走了，还有一个姓赵的特务在烧锅。我领着其余三个同志当即赶到烧锅，掌柜的偷偷使个眼色，小声说，在路北姓王的家里。我们随即包围了王家的两间屋子，并令特务出来投降。这个特务偷偷地从屋里爬出来，企图反抗，被我们当场抓住。当晚将特务带到碾房杖子进行审讯，经审讯证实，当地的地主、回乡的伪敌特人员，继续为国民党特务机关送情报，监视我区干部、区小队的活动，松岭子烧锅就是一个特务的秘密据点。我们几次被敌人突然包围，遭受损失，就是这些人给特务送的信。经过县委的批准，我们对这些作恶多端反革命分子前后两次处决了十二个，从而镇压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三家子战斗：在一九四六年夏季的一天，我同区里几个同志（都有谁记不清了）住在三家东山，从三十家子据点来了三十七八个特务骚扰三家一带。三家东山距三家不到半里路。听到情况后，我们立即上附近一个小山头。观察了敌人情况后，看样子敌人对我机关在这里还不了解。在敌人不了解我们的情况的时候，利用青纱帐的有利条件，我们十几个人对三十几个敌人进行了三面包围，通信员刘振荣独挡一面，突然对敌人发动进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狼狈逃窜。

柏树沟突围：一九四七年夏季，我同郑恩同志带着一个班的区小队到东道一带活动，区小队住到东道，我同郑恩同志上午带着通信员去柏树沟。东道距柏树沟隔河相望有三里来路。中午，我们三人正在万玉家吃午饭，被三十家子的还乡团包围，他们一面喊'投降'，一面开枪射击，可是他们不敢下山。我们一面射击，一面撒退，安全到达东道。

攻打三十家子；一九四六年冬季，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我区配合热东主力部队，对三十家子据点进行了第一次攻坚战，敌人闻风而逃。我们几个小时就占领三十家子，这次战斗虽然未消灭多少敌人但我们进城后，对当地的土匪、恶霸、有罪恶的伪官吏进行了清算斗争，对其家属进行了教育。然后有计划地撒了出来，这对鼓舞群众，打击故人，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扩大我们的游击范围，缩小敌占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战斗，我、吴子佩、刘维武、刘斌等同志及全区干部、战士参加了。

土改斗争：一九四六年，在同敌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同时，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对全区几个大地主、恶霸地主，如柏树沟的冯老四（名字忘了）、皆白杖子的崔家、天元店的李 xx 、小王杖子的李麻花（李照祥）、董杖子的李安等，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分了他们的土地和浮财，在政治上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在反霸斗争中，国民党驻凌源县城的部队不断出来骚扰，董杖子反动地主李安妄想变天，向农民反攻倒算，大骂共产党，被我们当即处决，及时打击了反动地主的反动气焰。我们在五道岭、孛罗树杖子、郭杖子、碾房杖子、汤道沟、松岭子、大苗杖子等村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三十几人。并逐步地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村政权，各个村都有我们的耳目。到一九四六年的后半年，对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可以随时掌握，主动打击敌人了。

一九四七年全面进行土改，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迅速展开，广大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成立了农会，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开火，到处敲锣打鼓，分房、分地、分浮财。反动地主还乡团、国民党特务、惯匪再也无处藏身了，张恒、张泽、赵景和、依振国相继落网，被人民审判。张恒被郭杖子群众打死，赵景和等被我政府处决。在土改的基础上，各村相继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八十多人。建立了村政府、农会。广大贫下中农掌了权，他们为了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青年踊跃参军，前后五百多名青年参加了我人民解放军。支援前线，送粮抬担架，支援解放战争打开了新局面。

一九四七年七月间，周善芝、吴子佩调凌源城关区工作，我任区委书记，徐英武任区长。一九四八年十月，我被调辽西省绥中县七区任区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