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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界月刊》发刊词 徐蔚南
文化是国家民族体貌的表征，书刊乃文化成绩寄托的所在。出版事业对于民族国家关系的重要，无待赘言。经过剧烈的损害与破坏而渐渐复兴起来的我国出版界，近来似乎有衰落之恐惧的袭击，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所最关心提防而急图设法来谋避免的。 我国出版界，即使在战前，较之欧美各国已觉非常贫乏落后；抗战以来，更不必说了。同样在战时，英国去年出口的书达四千万本，价值四百万镑，我们真是瞠乎其后了。落后的原因，非常的多，人力物力，印刷纸张都是困难。我们怎样去繁荣出版界，怎样去把它由贫乏而充实起来，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明了出版界的情形，要去知道它种种的困难所在而设法解除，本刊第一目的就在这里，希望著作家和出版家尽量的把他们的艰难困苦情形以及所以谋改进的方法提供出来，我们集中起来让大家参考讨论，求问题的解决。 一本书出版以后是要有人读才能发挥它的效力。但是读书是必须要有指导的，我们一方面希望出版界检讨并克服种种困难多量产书，同时对于读书的人想给予他们读书方法和指导。这是求知欲非常强烈的青年所必需，我们将请专家学者常常替我们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年来出版界虽不算繁荣，但出版图书还是相当的多。追求新知识的人们，仍旧有不知道读什么书来充实自己才好的感觉。而且，因财力、时间、精力的限制，书的需要选择，比平时更为重要，怎样去选读一本书，而这本书是我所需要的书中算最好的，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著作家，出版家，当然，他们不断地努力，尽量出产各方面的图书，怎样利用和吸收，他们不能负责。怎样去衡量，都在乎读者的决定。某些书宜精读，某些书只需浏览。任何著作必有他独到的长处，也不免有不觉忽略了的错误。因此，图书的评价是必需的。我们希望人们能读到一本本都是好书，同时也希望他们不必去读一无所得的书或吸收了错误的知识。我们并不希望一篇书评去使一本书的销路衰落，相反的是希望它能使它畅旺。在人力物力都感极度困难可贵的今日，一本书出版的不易，更甚于一本书的选择，我们不能吹毛求疵，轻易断伤，错误的思想和知识是不应让它一误误人，一黍一累的特长是我们所当激扬的。
《出版界》创刊号广告，载《中央日报（重庆）》1944年1月1日 复此，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财力，时间，精力的限制，读书感到许多困难，为减少这困难，我们才想到做提要的工作。我们不仅想做像四库全书提要式的写法，我们还企图把一本书的全部内容用另一篇简单的写出来，可以说是“节本”，使读者读了它无需再读原著，或暂时不必读原著。这一种的工作，看来很笨拙，却是合乎时势要求的。像美国的读者，在生活极高度工业化社会中，很少有时间来读一些巨著，然而巨著却不断地产生出来。因此有人就专门来做节本的工作，把原书的一些枝节剪掉，缩成一本小书，使得大众能够读齐。本刊也想在这一方面而努力。这种工作，或者会减少一部巨著的版次，然而书的效果却可更广泛的达到了，而节省的是财力，时间和精力。 西文书刊，因运输和外汇的限制，很少能进来，间或有进来或翻印的，价格之高，更非读书人所力能购置。评介和提要，当然更是适时的需要，而节译尤合要求。 我们希望著作家出版家多量的产书，充实适切时代需要的知识库藏，希望他们有好书给我们读。更希望专家学者，用他们丰富的经验，高尚的见解，明爽的判断，分一些宝贵的时间来和我们合作，评介一些名书巨著，让追求知识的人，在节省时间，财力和精力的情况下，读到有用的书有益的书。 同时，希望著作家，出版家把他们宝贵的经验与计划叙述出来，给后进者以楷模来促进学术文化的进步。 最后，希望读者给我们严正的鼓励和批评。 *载《出版界》月刊创刊号，1943年12月15日。 笔者注释： 1、《出版界》于1943年12月15日在重庆创刊，1945年3月终刊，月刊。由重庆《出版界》月刊社编辑和出版，徐蔚南担任社长兼发行人。该刊以报道出版界的趋向、指导青年读书方法、评介新书为办刊宗旨。杂志辟有“学术论著”、“读书指导”、“新书提要”、“图书评介”、“著作家出版家情况”、“出版报道”等栏目。该刊以论著、书评为主，仅创刊号一期就发表书评10篇，其中李鼎芳著的《史地新书过眼录》就评介了5本著作。从1944年第1卷第2期至1945年第2卷第1期，共发表书评文章71篇。其中部分书评举例如下： 《曾国藩之民族思想》/祝喜评，1945年第2卷第1期 从上可见，书评内容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科学技术和文艺，各种读者关心的书籍都有。徐蔚南在重庆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寄宿他人屋舍，单身一人，生活清苦，利用刊物的阵地向读者推荐和介绍书籍，始终保持读书人的本色。
《出版界》第1卷第6、7期合刊正中书局专号 2、推荐阅读是《出版界》月刊的第二大特色，徐蔚南策划了很多专题。例如“商务印书馆专号”、“正中书局专号”、“作家学者自述专号”、“杂志编辑经验专号”等，引导读者选择。1945年《出版界》第2卷第1期刊登的“作家学者自述专号”，是较有文献价值的专号。这期专号内集中收录了当时一批文化名人的自传，有陈衡哲的《自传》、张静庐的《战时成都出版界》、罗根泽的《罗根泽自传》，还有金兆梓的《五十年来之自述》、郑鹤声的《回忆录》、叶青的《我的著述经验》、李长之的《我的写作生活》等，后来在1945年12月结集出版了《当代作家自传集》第一辑，有《出版界》月刊社独立出版发行，作为“出版界丛书”，收入了陈衡哲、罗根泽、金兆梓、杨荫溥、杨尔珵、郑鹤声、叶青、简贯三、龚德柏、张文伯、鲁觉吾、李长之、李曼瑰等十三位作家的自传或回忆录，留给今天的读者多位学者的自述，对于研究这些学者提供了第一手文献资料。
《当代作家自传集》第1辑，重庆出版界月刊社1945年12月出版 徐蔚南自己在《出版界》月刊社出版过一部书，书名《人间词话·人间词合刊》，王国维著、徐泽人编，列为“中国词学参考书第一种”，1944年6月由出版界月刊社出版。“1944年出版界月刊社刊行的徐泽人辑《人间词话人间词合刊》所录王国维词，乃'从王公遗书外编之《苕华词》及《人间词》甲乙稿，辑录其词凡一百一十一首’，所用底本与陈乃文所辑《静安词》相同，其做法的可议之处亦与后者同。”（夏令伟：论王国维词之《海宁王忠慤公遗书》本，《中国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广州暨南大学编印， 2014年12月）。抗战胜利后，徐蔚南在主持《大晚报》“新青年”副刊时，再次连载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署：“王国维著、徐蔚南编印”，从1946年12月5日到12月18日，共分14次发表。
徐蔚南编、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人间词合刊》封面，重庆出版界月刊社1944年6月出版 3、第三个特色，是对抗战后期全国部分地区图书杂志出版情况的统计资料，范围有： 一是有关出版界整体状况的介绍与评价，包括《出版趋向的过去与将来》、《写给出版界》、《出版界的一种趋向》、《出版业之发展及均衡分布论》、《当前图书出版事业之检讨》、《三十一年度全国出版图书区域暨分类统计表》、《三十一年度全国杂志分布区域暨分类统计表》、《各省市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年出版图书数量比较表》、《各省市书店出版社调查一览表(第一辑）》等。 二是有关出版机构的介绍，包括《关于中国文化服务社》、《中华书局概况》、《商务印书馆史略》、《商务印书馆出版概况》、《东方杂志之第三次复刊》、《正中书局抗战后出版图书总目》等。 三是有关地域出版情况的介绍，包括《最近重庆市图书出版概况》、《曲江出版刊物现状》、《昆明市三十二年十月至十二月出版图书一览》、《桂林市三十二年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出版图书一览》、《陕西省卅二年十二月份卅三年一月份出版图书一览》、《江西省出版界三十三年四至五月出版图书一览》、《战时成都出版业》等。
1943年全国图书出版统计表 关于这份在众多民国时期老牌和大牌杂志中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界》，尽管存世时间很短，但其价值却不容忽视。国家图书馆馆员王青云、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的魏艳君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 “首先，《出版界》中大量有关大后方出版业的统计数据为今人进行定量研究提供了可能。其次，刊物中有涉及到出版人生存状况的介绍，为我们还原当时出版人的生活与工作场景提供了线索。再次，刊物中有关大后方书刊审查方面的史料为我们研究国民政府的战时文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直接参考。”（王青云：《出版界》：名不见经传的珍贵史料，《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第197期，2012年7月）。 “时过境迁，透过尘封的历史，《出版界》在抗战后期的出版领域，曾经短暂存在，留下熠熠生辉的文字，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中国出版界的一度繁荣，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出版界》无论是版式设计、目录设置还是作者的选择都非常契合刊物的办刊定位和宗旨，这非有经验之人不能为。”（魏艳君：《出版界》：管窥抗战后期中国出版概貌的珍贵史料，《出版广角》2015年11月号）。 他们都对徐蔚南主持的这份杂志的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写于2023年8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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