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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窃取了火种并送给人类，为此，他被锁在岩石上，永生永世遭受折磨。” 在诺兰电影的开头，奥本海默被喻为现代“盗火者”。
头戴宽檐帽的是J. 罗伯特 · 奥本海默，另一位是曼哈顿计划的军方指挥官雷斯利 · 格罗夫斯将军。照片是战后二人检查新墨西哥的“三位一体”核试验场周边被烧焦的环境。 曼哈顿计划 1939年，美国政府收到报告，得知纳粹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制造核弹。美国和英国立即开始研制这种武器，期望赶在德国人之前研发成功。 对新武器的寻求源于20世纪初的原子物理理论，尤其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现代科学思想的一些理论。著名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揭开了质量和能量之间的关系。爱因斯坦声称，准确说来，至少在理论上，物质可以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向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出警告，指出德国人正在研发原子武器，美国也必须这样做的人，正是当时居住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制造原子武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铀的使用上。铀的原子结构可以产生链式反应。当放射性物质中的原子核被中子分裂（即核裂变）时，就会发生链式反应。每一次裂变都会产生新的中子，而这些中子会以更快的速度引起其他原子核裂变。 30年代铀的放射性被意大利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发现，所以到40年代，制造原子武器才具备可行性。1939年，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把德国进行放射性试验的消息送到了美国。194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始使用铀做链式反应实验，发现了铀可以用作武器燃料的有力证据。194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停止，工作转移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大学。1942年12月，恩里科·费米（1938年移民美国）在这里第一次实现了人为控制下的链式反应。 那时，军方已经控制了这项研究并指派雷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将军重新组织这项计划。不久这一计划得名“曼哈顿计划”（因在陆军工程兵团曼哈顿工程区办公室提出而得名）。接下来的三年中，美国政府向曼哈顿计划秘密投入了近20亿美元。大规模的科研技术工作在很多秘密实验室同时进行，它们分别位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华盛顿州的汉福德等地。橡树岭的科学家们负责找出能够在一颗炸弹的有限空间内实现可复制的链式反应的方法。他们用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首先发现的铀派生物）进行试验，证明钚可以作为武器燃料投入使用。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在J.罗伯特·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的领导下负责制造原子炸弹。 虽然遇到了很多未曾预见的问题，科学家们的进展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料。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试验第一颗原子弹，欧洲战争就结束了。1945年7月16日黎明前，科学家们聚在一起，共同见证了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附近的沙漠中进行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一颗以钚为燃料的炸弹——制造者们给它命名为“三位一体”（Trinity）。爆炸发出刺眼的光，比世界上任何光都要明亮，接着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沙漠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弹坑。 原子战争 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时，杜鲁门（4月罗斯福逝世，杜鲁门接任总统）正在德国的波茨坦参加盟军首脑会议。于是，英美首脑联名签署了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在8月3日之前投降，否则将面临彻底的毁灭。日本首相想要接受盟军要求，但无法说服军方领袖。东京方面曾暗示，只要盟军同意保留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愿意投降。但是美国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些提议，（正确地）认为日本政府温和派无法将他们拟订的这些提议付诸实施，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最后期限已达，日本仍未投降，于是杜鲁门命令空军对日本实施原子武器打击。 几十年来，人们对杜鲁门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是否正当及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动机一直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原子弹袭击没有必要，只要美国同意保留天皇（而且最后美国也同意保留天皇了），或者再多等几个星期，日本人自己就会投降。其他人认为，只有使用原子武器才能在美国不付出更大代价的情况下使日本军方的强硬派投降。一些批评家，包括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几位科学家认为，无论日本的意图是什么，从道德角度来说，美国不应该使用这种可怕的新式武器。袭击之前，一位物理学家在震惊之余曾写信给总统：“绝对不能允许这种东西存在。我们万不能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生厌、最令人恐惧的人。” 历史学家的分歧 投掷原子弹的决定 1994年秋，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史密森学会航空航天博物馆在主展厅里展出了“艾诺拉·盖号”机身。1945年，这架飞机向广岛投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枚原子弹。原本伴随这架飞机展出的还有民众和学术界关于联邦政府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的各种争议的资料。但是一个由老兵团体牵头、得到国会议员支持且颇具影响的批评团体要求展览内容只能反映这一决定的“官方”解释。最后，博物馆决定不陈列其他资料。现在“艾诺拉·盖号”就悬挂在史密森学会，每年接待数百万游客参观，但是没有任何解说内容。 围绕航空航天博物馆陈列方式的激烈争论反映出当初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在战后仍然引起全世界，尤其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关注。它也反映出历史学家们对于如何解释和评价杜鲁门总统用原子弹对付日本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杜鲁门当时以及在他1955年的回忆录中都坚称这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决定。他认为，不使用原子弹，就要派兵进攻日本本土，这样又会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他说，这种情况下，做出决定很容易。“这种炸弹是军事武器，应该使用它。我对此从未怀疑。”同时代的人都赞同他对这一决定的解释，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1950年的回忆录《和平与战争中的现役军人》（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中如是说道；温斯顿·丘吉尔以及杜鲁门的首席军事顾问也都支持他。同时这个解释也得到了很多历史学家的支持。赫伯特·菲斯在《原子弹和二战结束》（Herbert Feis,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1966）中指出，杜鲁门的决定完全是基于军事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军尽快取胜。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在1992年出版的广受欢迎的杜鲁门传记中基本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杜鲁门的解释。他的观点与著名的杜鲁门研究专家阿伦左 · L. 汉比相同。汉比在《人民的总统》（Alonzo L. Hamby, Man of the People）中总结说：“杜鲁门最先考虑的是，战争拖得越久，美国伤亡就越大。”罗伯特·J.多诺万的《冲突与危机》（Rovert J. Donoran, Conflict and Crisis，1977）全面地记述了杜鲁门总统任内的国内外事件，结论与汉比一致：“杜鲁门决定投掷原子弹仅仅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拯救生命。” 另一些学者则表示强烈反对。早在1948年，英国物理学家P. M. S. 布莱克特就在《恐惧，战争和原子弹》（P. M. S Blackett, Fear, War, and the Bomb）中写道：“对广岛和长崎的破坏与其说是二战的结束，不如说是与苏联冷战的开始。”对杜鲁门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批评最尖锐的是历史学家加尔·亚伯罗威兹（Gar Alperovitz）。他就这一主题出版了两部颇具影响的书籍：《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1965），《使用原子弹的决策和美国神话的结构体系》（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1995）。亚伯罗威兹反驳了使用原子弹缩短战争和拯救生命的说法。他说，即使当初不使用原子弹，日本也可能很快就会投降；做出这一决策时，并没有大批美军生命受到威胁。他认为，使用原子弹是为了威吓苏联而非震慑日本。和斯大林在波茨坦举行了不愉快的会谈之后，杜鲁门立即就决定在广岛投掷原子弹。因此，亚伯罗威兹认为，杜鲁门十分确信美国需要用新的方式迫使斯大林改变行为方式，受这一观念影响，他认为“原子弹会使苏联在欧洲表现得更加顺从”。
相比之下，马丁·J.谢尔文在《毁掉的世界》（Martin J. Sherwin, A World Destroyed，1975）中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的批评多了些克制。但他也认为美国人越来越认为斯大林对世界和平具有威胁，同时领袖人物也逐渐相信原子武器及其杀伤力能够使美国在处理危险的美苏关系时处于更具优势的地位。谢尔文说，杜鲁门“越来越确信，美国拥有原子武器这一事实本身就会使斯大林变得更容易合作”。 约翰· W. 道尔的《无情的战争》（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1986）暗示了一种存有争议的解释：种族主义。整个二战中，多数美国人都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当作军事和政治上的对手，而看待日本人的态度则不同，视之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卑劣民族。很多美国人认为日本人是次等人种。虽然道尔并未直说，但其他历史学家却认为日本的种族形象使得美国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向日本城市投掷原子弹。然而，正如亚伯罗威兹所写的那样，很多对杜鲁门批评最为尖锐的批评家也发现， “几乎不可能找到具体证据可以证明种族主义是决定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重要因素”。 对投掷原子弹的争论是极具感情色彩的问题。原子弹爆炸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随之也带来了棘手的道德问题，促使人们不断争论。无论采取哪种立场，都会引发或专业或业余人士的攻击。这清楚地表明，历史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定义其政治、价值和特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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