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储粮遗存的研究回顾与思考

摘要：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演进与农业发展同步，而储藏类遗存是农业定居生活的直接表现。本文以历时性变化为主线结合考古发现与研究梳理了储粮窖穴的演变过程，发现其呈现出了从无到有、从无规划到有规划的演变历程。文中结合学界既有认识予以述评总结出仍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研究现状提出新的思考。

灰坑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一类遗迹的泛称。随着新石器时代研究与农业起源和发展对应起来，考古发现中一类形制规整且发现有谷物遗存的灰坑渐渐引起了学界注意，与其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是从龙山文化的确认开始的，最初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搭建相对年代框架，而对具体遗存性质关注较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展开，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聚落考古学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引入后，考古遗存间的共时性关系受到了更多关注。与此同时，对农业起源与发展问题的长时段关注让研究者将出发点聚焦在农业定居与聚落空间的关联上。农业与定居使得古人更加重视储藏设施，而窖穴是其集中体现，可以说，储粮窖穴与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从农业发展早期出现储粮类遗存，再到最终发展为国家控制的专门化仓储设施，不同时代人类的储藏行为均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序列为依据，从储粮相关考古材料和研究出发，在明确学界目前研究结论的同时，指出仍可继续探索的方面，希望对这一学术问题的讨论有所助益。

一、储粮窖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认识

中国北方地区是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农业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在农业基础之上形成了绵延不绝的复杂社会，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使得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十分清晰，关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储粮窖穴的发现与研究，大致可分为裴李岗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时期以及龙山文化时期三个阶段。

（一）裴李岗文化时期（距今8500—7000年）

裴李岗文化时期为我国农业发展早期，此时先民经营着原始农业［1］（P151-152）。在裴李岗文化的较多遗址中发现有粟、黍等植物遗存，且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家猪骸骨也有不少出土［2］（P41-51），同时段的后李文化、老官台文化、兴隆洼文化等遗址中也均发现有相关遗存。可见虽然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以采集狩猎为主，但农业遗存的发现也表明农业生产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比例。农业早期阶段遗留下的粮食遗存以及储藏设施较少，目前发现疑似为储粮窖穴的是在磁山遗址与牛洼堡遗址中。磁山遗址中共发现88座有谷物遗存的窖穴，均为长方形。以H346为例，其形制长方形坑口长1.1米，宽0.9米，深3.65米，距坑口1.65米处为一层黄色硬土，其下为粮食堆积［3］（P303-338）（图1）。牛洼堡遗址共发现5座，同样为长方形，如H4四壁规整，长1.4米，宽0.6米，口距地表2.95米、坑深2.92米，坑内有1.4米的粮食堆积，判断为粟［4］（P1-14）。

这一时期发现的相关遗迹不多，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此时仍为早期农业阶段。这也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使窖穴内发现有明确的谷物遗存，但在判断这些窖穴功能时仍存在争议，即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这些粮食遗存其所在灰坑具备储藏性质，大都以祭祀遗存来定性［5］（P1-14）。近年来，逐渐有研究者得出磁山遗址灰坑性质是储藏而不是祭祀的结论。乐庆森认为磁山遗址发现的窖穴部分是用来储粮的［6］（P27-30），乔登云［7］（P10-13）、张小亮［8］（P10-14）提出磁山遗址发现的窖穴有“粮仓”性质，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佟伟华［9］（P194-207），可见持此观点的并不在少数。坑内确实储藏了大量植食性遗存，更重要的证据还在于这类坑中遗存的堆叠方式，以及疑似为储藏而铺就的防潮处理措施［6］（P27-30）。对此李彬森认为绿灰土堆积很可能是用来铺垫隔层的植物茎叶腐烂的结果［10］（P61-68）。在河姆渡遗址中也确有同样遗存，秦岭认为H26仅残存34厘米深，稻秆稻叶仍应是用来铺设坑底的，甚至木屑叶片等也可能是为了起防潮作用的预处理［11］（P315）。《天圣令·仓库令》中，宋令第3条对于仓窖内防潮设施的铺设也有过详细规定：“诸窖底皆铺稿，厚五尺。次铺大稕，两重，又周回着稕。凡用大稕，皆以小稕揜缝。着稕讫，并加苫覆，然后贮粟……其麦窖用稿及籧篨。”［12］（P483,P485）可见用植物来做铺垫以进行防潮的措施是延续着历史经验的，这也就更好地解释了为何磁山窖穴发现的粮食遗存下会有绿色的灰土。所以，从灰坑形制与营建上看，磁山文化中的窖穴是古人有意挖掘的，有着形制为长方形、坑壁有修整痕迹、窖穴坑内已铺垫隔层的防潮措施等特点，其很有可能是早期“粮仓”的雏形。

农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储藏设施的出现，早期储粮窖穴因其营建技术有限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可能与灰坑难以区分，但对现有的储粮窖穴进行归类仍可以看到一些特点，因此在同时期中与上述储粮窖穴相似的灰坑应多加关注。

（二）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800—4900年)

仰韶文化遗址中不仅有粟、黍等植物遗存发现，稻与野生大豆也均有发现，其植食性食物较前期更加丰富，农业发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农业发展使定居更加稳定，储粮窖穴相应增多，学者对于此时期农业发展状况也给予了更多关注。在西安半坡、秦安大地湾、姜寨、偃师灰嘴等遗址均发现明确有粮食堆积的窖穴。据表1可以发现，有谷物遗存的储粮窖穴，均为圆形或椭圆形，多为袋状，制作形制与规整度较前期有了明显进步。储粮窖穴坑壁涂抹黄泥的增多，除用火烤地面以防潮外，偃师灰嘴遗址的储粮窖穴中还发现在地面上铺席子等编织物的防潮手段。

与裴李岗文化时期相比，由于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仰韶文化阶段明显突出了对储藏设施的强调，而这体现在遗址内储藏设施的密度、精致程度上。与之相应的一个特点是似乎呈现出家户和集体两种社会不同经济单元层面的储藏模式。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农业生产向集约化发展，表现在居址内发现可能是私人的储粮窖穴，聚落中也出现了集中且规模较大的专门仓储建筑，如河南黄山遗址中发现带有木骨泥墙的储粮窖穴。这种大规模“粮仓”群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到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社会组织发生变化。

鉴于仰韶时期农业发展较为成熟，关于储粮窖穴争议并不多，学者大多更偏向于关注这一时期的农业与生计。赵志军就对华县东阳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渭河平原进入到了以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的结论［20］（P70-84）；陕西白水河流域南山头与睦王河两处遗址的浮选研究也表明，在仰韶时期先民从事着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21］（P100-104）；与之类似还有河南鹤壁刘庄遗址植物浮选研究，认为刘庄古人此时已经发展到较为稳定的农业经济，农业是刘庄古人主要的生业方式，并根据浮选结果认为遗址中存在有储粮窖穴［22］（P90-99）。植物考古为我们从微观形态研究农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有力的证据，而更细化的研究还让我们看到了由于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多样性。西北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就与中原地区不同，研究者多将议题集中在旱作农业发展的源流上。刘军社以北首岭遗址发现的储粮窖穴为基础，从农业生产工具角度探究了陕西宝鸡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指出可以从北首岭遗址窥见渭河上游的农业起源［23］（P98-103）；冯绳武根据大地湾遗址发现的谷物遗存提出以秦安大地湾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中国旱地农业起源地之一［24］（P207-214）。研究此问题的还有徐锦博，他基于张家川圪垯川发现的大量储粮窖穴材料，提出揭示渭水上游地区旱作农业起源地与发展历程是今后不可忽略的工作之一［25］（P25-31）。这种较中原“滞后”的农业发展态势也会直接反映在储藏设施上，与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粮仓”群相比，西北地区的储粮窖穴在规模与营建上也均较中原地区原始，农业发展与储藏设施的发达程度成了区域间文明程度发展不平衡的衡量指标。

（三）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4000年）

龙山文化时期文明复杂化程度更高，处于早期国家产生时期，集约化农业支撑了更多人口与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反之，稳固的农业也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储粮设施。

对龙山文化的研究已显示出其存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秦存誉通过对豫北地区龙山时期考古遗存的动植物与生产工具的研究认为龙山时期就已“五谷俱全”，农业种植结构趋向复杂化［26］（P61-68）；环嵩山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形成了以粟、黍为主的多种类农作物种植制度，农作物至少包括粟、黍、水稻和大豆四种［27］（P58-66）。同一时期的海岱地区也存在着多种农作物并存的倾向［28］（P231）；关于河套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冯小慧提出当时先民生业以农业为主，种植的主要作物为黍［29］（P5）。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基本实现了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对储藏的需要也势必会反映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构成的社会中。

具体反映在粮食窖穴数量和规模上达到顶峰，形制上较仰韶时期有明显继承性。如洛阳王湾遗址发现有龙山时期的“灰坑”78个，大多属于袋形，西干沟遗址也发现有坑壁规整底部平整的袋形灰坑，这些灰坑在当时都是贮藏粮食用的储粮窖穴［30］（P208-210）。在侯马乔山底遗址也发现有确切谷物遗存的储粮窖穴，其形制均为椭圆形，底部直径东西5.5米，南北5.75米，深约3.5—4米，周壁光滑，底部发现有红烧土，红烧土上发现有谷粒遗存［31］（P3-30）。

考古发现也同步反映了农业生产规模与社会复杂化的正向关联，一些形制较大的储粮窖穴或是社会多级管理的体现。发达的农业生产剩余必然需要进行储藏，农业生产与社会复杂化的关联也体现在如何管理和支配剩余的粮食，所形成的经济运行机制或许也是最终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动因之一。之后发展出的夏商周时期则可能已经形成国家性质的固定仓储模式，其储藏模式与制度渊源必然有龙山时代的继承性与延续性。

（四）农业定居与储粮窖穴发展的关系

从裴李岗文化时期至龙山文化时期，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半定居到定居生活的转变，系统化农业经济逐渐建立，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储存设施也经历着由简至繁，由粗制到精细化的变化过程。从农业与定居上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半定居状态所伴随的是农业发展早期阶段，虽然发现有谷物遗存，但根据其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农业可能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到了仰韶文化时期，粮食作物成为了植食性食物的主要摄入物，与农业相匹配的家畜饲养业也随之发展，农业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部分；龙山文化时期早期国家出现，农业更是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可见农业发展跟人类定居和文明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储粮类遗存是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有效表征。

农业发展也反映在了储粮窖穴的发展演变上。储藏窖穴形制由长方形转变为圆形或椭圆形，并在仰韶文化时期起形成了定制。前文列举的储粮窖穴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人工痕迹，在营建技术上，磁山文化时期的窖穴仅为简单制作的长方形窖穴，仰韶时期窖穴的坑壁或涂抹黄泥，或有烧烤痕迹，其坑底还铺放编制席子，达到防潮目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技艺的成熟制作的规模更大，这些均从侧面反映着农业发展的进步性与人类定居的稳定性。除此以外，新石器时代储粮窖穴性质也俨然发生着变化。磁山文化因其遗址内发现房屋很少，但却分布有较为密集的窖穴，因此可能有着很明显的公共储粮性质；到仰韶文化时期屋内发现储粮窖穴，具有私人性质的储粮窖穴或开始出现；龙山文化时期发现了似早期国家的专门储粮建筑，储藏设施性质的转变呈现出了人类文明的复杂化进程，为研究聚落发展、文明进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研究展望

学界关于储粮窖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出现该类遗存的单一遗址上，当探究这些遗迹是否为储粮窖穴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究其争论原因在于储粮窖穴的判断并无确切的标准和判断方法。那么，如何开展进一步研究?笔者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窖穴的起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目前学界的共识是，窖穴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它与农业的出现相伴，主要用途是储存粮食［32］（P510-519）。距今一万年的东胡林遗址已出现了在灰坑中储藏橡果的现象，河南舞阳贾湖的灰坑中筛选出百余粒炭化稻米［33］（P94-95）、秦安大地湾一期H398的灰坑样本中，也分拣出8粒黍［34］（P26-30）。这些植物遗存客观证明着种植农业经济的存在，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当人类开始定居，农业发展与早期储粮窖穴的出现是同步的。因此，在思考是否为储粮遗存时，人类定居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是考虑的前提。

（一）在判断储粮类遗存时应整合其他相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首先，判断标准问题制约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即处于农业发展早期的储藏设施并不完善亦不明显，学术讨论容易陷入自说自话和有无之争上。那么，在讨论储粮遗存最早何时出现以及考查早期演变历程时，还需要统筹所有与农业发展相关的考古遗存来论证。不同时段下问题并不相同，早期农业阶段本就是一个农业与定居极不稳定的时期，自然遗址内储藏设施也就并不明显，问题就大多集中于储粮窖穴的存在与否上。仰韶文化时期及以后存在争议较少，究其原因在于农业定居较前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以姜寨遗址为例，一期的整体村落布局可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和墓地三大部分［35］（P350），村落中建有供集体活动的广场，村落外建有壕沟，这些表明在仰韶时期已经出现了十分稳定的定居生活。稳定的定居生活推进了农业生产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活动的发展催生了储藏遗址的出现与进步。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同一时期内农业的发展因环境的不同也有区别，如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就体现在了各自区域内的储粮遗存中，因此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求我们在了解遗址的农业发展情况时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当判断明确为储粮遗存后，跟进的研究理应凸显出来。根据对农业早期阶段储藏遗存的观察，本文已归纳出了从裴李岗文化到龙山文化发现的储粮窖穴特点，以此特点为依据我们可以发现在同时期的遗址中有着形制、营造方式均相似的一些窖穴，如秦安大地湾遗址F303内的窖穴、宝鸡北首岭遗址的H17（图9）、姜寨遗址的H159、偃师灰嘴遗址的H32（图10）、胶县三里河遗址的H106、H218、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和大河庄遗址中的部分窖穴,等等；而进一步确证其储藏功能，则需考虑这些遗址中的相关农业遗存。

关于农业发展情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结合去了解，一是谷物植硅体的鉴定结果，二是从事农业活动的工具（次页表2）。对遗址中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数量与类型的研究是判定一个遗址是何种经济形态的直接材料，也是判定遗址内是否存在粮食储藏及其附属设施的决定性因素。在统计了相关遗址中出现谷物遗存与农业工具的对应关系后发现，农业工具较为发达的遗址也同时存在大量谷物遗存。虽在宝鸡北首岭、偃师灰嘴、下王岗和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均未发现明确的粮食遗存，但在其所出土的遗物中仍可看到从事农业活动的工具，这至少说明在这些地区确有农业活动。定居的稳定，农业的发展伴随着家畜饲养业的出现，因此家猪的饲养也是判断一个遗址定居稳定与农业发展程度的很重要因素。在上述遗址中虽个别遗址未发现谷物植硅体，但均发现有较多家猪遗骸，且在发现的动物骨骼中占有较大比例。因此，可以确定这些有疑似储粮窖穴的遗址均显示已进入了稳定定居的阶段，且农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占比理应较大。此时的农业生产除了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外仍有富余，需贮藏，这就使得储粮窖穴的出现成为了必然。虽无法直截了当地确认上述窖穴一定为储粮窖穴，但至少根据其农业发展状况可以推断有储粮窖穴的可能。以上通过结合遗址内其他遗存来分析、归纳，得出发现的先例，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

（二）在研究方法上应引入其他相关学科材料进行对比论证

这里想强调的是，以民族学为代表的相关学科可以在对以窖穴遗存为代表性遗迹的论证中起到关键辅证作用。通过考古材料确认储粮窖穴遗存存在后，紧接着是如何通过这一类遗存来看，农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农业定居与村落社会的发展议题中，涉及到人类因农业而出现的不平等、阶级，以至于发展到早期国家形成阶段的动力问题。民族学旨在在静态的考古材料与动态的人类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民族学材料不仅可以在确认储粮窖穴遗迹上发挥一定的佐证作用，在一些考古遗存不易判定为储藏设施时，其反映出的空间分布、设施形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例如，仰韶文化已确定的储粮窖穴大都集中分布于居址周围，再结合民族学材料则可进一步佐证我们的判断。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如贵州黔东南苗族就是将储粮窖穴分散布置在居址周围［37］（P55-60），壮族储粮窖穴多设于住房前，而彝族则是放在房前屋后的竹林里［18］（P23）。国外部分粮仓在分布上也有同种情况，如赞比亚西部罗兹人村落中的粮仓就分布于居住址的周围［38］（P124）。前文所提到的遗址中，除武威皇娘娘台以及大河庄遗址中的窖穴未标明位置，其余均分布在居址周围，考古学材料与民族学材料表现出高度相似，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在类比相似的形制外，两个比较对象背后的社会信息是否存在一致性也需多加注意。

还有，在中国农业经济近万年的发展历程上，早期农业阶段到农业系统成熟期产生的储藏技术显示出很强的继承性，这对我们做大区域、贯通式研究和长时段内储藏设施演变的过程性考查大有裨益。我国历史时期储粮设施的研究认识可以运用在对史前储粮的研究之中。例如在洛阳发现的汉代袋状储粮窖穴形制为口大底小，周壁经过修整，平整光滑，底部高低不平［39］（P27），这种地下粮仓不仅存在于汉代直到唐宋甚至明清时期也不乏类似形制的大型地下粮仓，而这种文化渊源应是古老新石器时代储藏传统留下的孑遗。以上民族学方法、历史学材料能为我们推断储藏设施出现以及历史演变规律提供丰富的论证材料，可为今后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中对该类遗迹性质、功能的判断提供新的思路。

三、结语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材料日渐丰富，研究视角与方法也趋向多元化。在关注文化序列与聚落考古学的同时，对新石器时代中国农业社会的研究也在引向深入。于这种背景下，从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的角度来审视考古遗迹的发掘与研究，很有必要。因此，本文梳理了我国储粮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试图从储粮窖穴的角度出发，来观照北方地区史前人类社会与农业文明的演进脉络，并试图在储粮窖穴的辨析上给与一些思考。

虽然不断有学者致力于新石器时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全景式研究，但目前研究仍有局限。当前对于边疆地区的农业考古材料研究尚未充分展开，虽已对东北地区的史前生业模式进行过研究，但研究大多仅拘泥于本区域内，其探讨并未放在大时空、长时段中去，这容易使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研究分散、零碎，缺乏集体探讨，易忽视边疆地区农业在整体农业发展中的进程与所处地位及其评价。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边疆地区史前考古材料将日益丰富，与农业相关的广泛探讨势必需要加强，而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储粮设施也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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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考古报告中未告知具体灰坑编号，故此处以房屋编号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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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丹 张立东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文刊于《农业考古》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