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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上帝笑了99次：哲学悖论里的大思考》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所有人都在思考。但这还不足以让我们成为哲学家，不过也差不多了。 假如你在冥思苦想—我们为什么做好事？我们是否应该做好事、不做坏事？—那你就有点儿接近哲学家了。如果你想一窥世间万物的真相—只有大脑才能产生思维吗？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吗？—那么，你就是在探讨哲学了。还有，如果你问一些诸如“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此类的问题—很好，这又是一个你成功进入哲学家境界的证据！ 没错，一旦尝试系统、清晰地思考问题是什么，我们假设了什么，以及这些假设指向何处，你就是在研究哲学。这里面的哲学，以万花筒般色彩斑斓的风格呈现，从对话到独白，从你熟悉的日常经验到奇特的思想实验，从与上帝的对谈到蝼蚁之间的争论，从轻松的闲谈到引发关注的严肃话题。我希望所有难题都能以最轻松的方式触及你们的思维，帮你们厘清思路。这些文章我故意写得比较短，就是为了引起你们更多的思考、更深入的发问和辩论。无论是跟自己、跟别人辩论，无论在工作、玩耍还是约会中，甚至在睡梦中，你们随时都可以提问和辩论。 “哲学”一词，源自希腊语中的“爱智慧”，是为了表述某些关于生命和宇宙（而非其他事物）的最宏大、深刻的东西。事实上，如今哲学家的所作所为，大大地背离了他们被赋予的智慧。如今的哲学家，往往是在教书，靠写书和做研究维持生计，稍好一点儿的在指导经济。过去的哲学家则截然不同：斯宾诺莎是个磨镜片的匠人；莱布尼茨是个图书馆管理员；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Ⅰ起初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还干过兼职记者，后来当上了议员。眼下有种观点，认为哲学仅仅是一门技术—看看市面上的哲学书就知道了。技术确实很重要，但根本而言，我们不该误以为哲学仅仅是技术专家和学者的活计。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哲学思想—从柏拉图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再到维特根斯坦—都是向所有人敞开的。 万物合谋 这些谜题、故事和对话，涵盖了哲学思考的全部领域，从逻辑推理中的形式悖论到道德困境，所有内容都是按哲学话题归类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Ⅱ有句名言：“万物合谋。”（All things consire.）—所以，部分内容和难题偶尔会重复出现，但也是为解开不同谜题所运用的不同手段，例如：“自我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描述周围的世界”。有些难题出现在别的章节，可能会更别致，例如“纽卡姆悖论”（见第66节），放在第五章“知识”里可能更适合，但把它和宗教哲学结合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我倾向于将这些内容交叉、混合—让读者一跃来到更精彩的章节，而不是把问题挨个儿梳理。 只要把一群话痨组织起来，就有了哲学思考的材料。你们甚至不用具备数学思维、渊博的历史知识，也不用做什么科学调查，一点点日常经验就足够了。因为哲学家很少直接参与具体实践，也不必跋涉过泥泞的沼泽，或者挥汗如雨地挖掘。我们更爱的是扶手椅、笔和纸（还有键盘），甚至小酌一杯—两杯也行。确实，哲学家会反思人们对于宇宙万物的考察，无论这些反思关乎身体、精神抑或宗教，因为哲学思考本身就揭示了万物的联系。 矛盾有什么问题？ 当面对悖论、难题和困惑时，我们往往是从一些显然真实可靠的说法、观念或原则入手的。这些东西可以被视为问题的前提。我们会做一些推理，期望得出合理的结论。当我们得出的结论明显错误、令人难以接受，或在某种程度上不可取时，我们的困惑也就随之而来了。一旦它们与我们最初的看法有了矛盾，那这个推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又或者，矛盾是这个世界固有的特征？哲学家们试图找出每一处错误，努力解释困惑产生的机制，其目的就是要避免矛盾。 两个彼此矛盾的观点，不可能同时为真。比方说，你回家后发现你的另一半留了两张便条，一张写着“在家等我”，另一张写着“别在家等我”。这时你该怎么办？这两个指令相互矛盾—你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我们要回避矛盾，避免言语和措辞的对立。这种回避还适用于语言指令之外的地方。当你的朋友告诉你：“今天会下雨。”然后又说了一句：“今天不会下雨。”你这下可就糊涂了：“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你到底该怎么做，到底带不带伞呢？为了寻求合理的解释，我们会开始为这种矛盾找借口，“这可能代表她的想法变了？也许她说的是别的地方下雨？” 睁开双眼，锻炼思维，能言善辩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Seneca）曾解释过我们每天经历的事—那些最值得惊叹和赞赏的事—是如何被我们忽略的。我们就像梦游症患者，也许碰巧能找对路，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哲学帮我们睁开了双眼。 哲学具备某些内在的价值，但同时也是一种锻炼思维的方法—能够锻炼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每当我们在寻找真理之路上小有所得，哲学还能带给我们某种受人欢迎的自谦。此外，哲学还是一种与人分享、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古希腊的智者苏格拉底通常被看作西方哲学的启蒙者，他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与他人讨论“如何获得更合理的薪资”“是否应该容忍冒犯言论”“我们有多么自由”之类的问题，确实有助于产生一种共同的人性、真实的理念，让我们感受到“人人与共”，携手努力探索宇宙和我们周围世界的真相。这与“和衷共济”这种“神棍式”的经济口号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近年来英国掌权者常说的一句话。 哲学难题依旧困扰着我们，这表明它们比那些可以用科学实验、逻辑和数学推理来解决的难题高明多了。 我们先看看科学。1616年，一个叫约翰·布洛卡（John Bullokar）的人提出了一则命题：“地球在转，而天空静止。”今天，多数人都知道，地球除了自转，还要绕着太阳公转。天文学观测为我们提供了证据。 再看直言逻辑。这里只涉及我们提到的三个人：奥斯伯只爱佩内洛普，但佩内洛普只爱昆汀。奥斯伯是一位哲学家，而昆汀不是哲学家。那么，是哲学家爱着非哲学家吗？答案是“是”“否”还是“不知道”？听我解释，你们就会恍然大悟。 接着看概率。在蒙蒂·霍尔（Monty Hall）Ⅲ的竞猜节目里有三扇门：A、B和C，其中一扇门背后藏着诱人的奖品，比如说金条，另外两扇门后面各有一只山羊。对于这个谜题，我们假设山羊既不合你意，你也不需要它，你只想要奖品。哪扇门背后藏了奖品是随机的。现在请设想这个游戏：你选择了一扇门，比如A。门后可能是山羊，也可能是金条。主持人（他知道每扇门后是什么）为你打开另一扇门的门缝，露出一只山羊。我们假设他打开了B，接着，他问你是否要改变主意，换一扇门。显然，你不会选B（因为你已经瞥见了山羊），但你应该改选C吗？改变主意是不是理性的选择呢？你赢的概率会增加吗？ 罗素的玩笑与尼采的生命之重 与刚刚给出的难题相反，哲学难题无法通过科学论证或逻辑推理来有效解答，困惑依然萦绕着我们。接下来有两个案例：第一个是关于逻辑悖论的。 在20世纪初最著名的哲学家里有两位出身于剑桥大学—伯特兰·罗素和G. E. 摩尔（G. E. Moore）Ⅳ。摩尔留给人的印象一般是诚实和正直，而罗素则圆滑世故、机敏过人，是许多人的理想情人，但是他有点儿爱恶作剧。有一天，罗素调皮地问摩尔：“你是否总是说真话？”摩尔保持着适度的谦虚答道：“不是。”此刻，摩尔这句话是真话还是谎话？ 摩尔的回答是：“我并不总是在说真话。”让我们假设摩尔确实很谦虚谨慎，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的回答相当于在说：“我现在说的不是真的。”这句话着实令人困惑—如果他说的不是真的，那么包括他的所有话在内，这句话终归也是真的。然而，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这句话本身就不是真的。 这就是一则著名的悖论—说谎者悖论。它可以追溯到古代，我们会在第25节详细讨论它和其他相关的悖论。 上面那个故事说明哲学家对于日常事务通常具有着怎样的看法，并且喜欢用何种机智、幽默和古怪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务。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后面还有更多关于他的故事）提出：真正伟大的哲学思想，完全可以用一串笑话写成。笑话不仅会引发困惑，而且经过思索，也会给人以启发。梅·韦斯特（Mae West）Ⅴ曾打趣说：“当我好时，我非常好；当我坏时，我就更好了。”这句话涉及严肃的道德问题和语言指示问题，但最初不免引发莫名的困惑和人们善意的笑声。 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困惑，是由通常属于“存在主义者”的19世纪末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提出的。尼采假设，生命中有一种永恒轮回—“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并由此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否把一生安排妥当，让我们能接受永远重复的生命，即每次人生都完全相同。当然，如果所有重复完全相同，整个宇宙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重复，那么我们会无法意识到这种重复。我们甚至会怀疑这种完全一样的东西在不断重复的感觉—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悖论。永恒轮回—这是最可怕的、令人痛苦的想法，会使我们主动去思考应该如何生活，追求何种生活，还有我们的生命可以承受什么—这些都是偶尔会困扰人类的思考。 “他什么都教不了我”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初次去剑桥报到时，就去问罗素对他的看法（就是前面那个罗素），后者评价他说：你是个天才，但是有点儿磨人、古怪和自负。罗素送他去颇有建树的老逻辑学家约翰逊那儿学逻辑。他只学了一个学期就结束了。后来，维特根斯坦跟罗素报告：“他什么都教不了我。”约翰逊也对自己的朋友们说：“我什么都教不了他。” 在某种意义上说，约翰逊和维特根斯坦谈论的都是约翰逊上课的事，但意思却截然相反。约翰逊认为年轻的维特根斯坦自负、听课不专心。维特根斯坦觉得约翰逊是老古板、过时了。但后来两人成了好朋友，维特根斯坦对约翰逊的钢琴演奏很欣赏—远远超过了对他逻辑学方面的欣赏。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话语中的表达和意图，必须注意语境、动机和前提。假设我说：“首席大法官今天在辩护律师总结陈词时保持了清醒。”这句话在逻辑上并不表示“他通常都会打瞌睡”；但在特定的语境和前提下，这句话将会表达“他通常在法庭上都是昏昏欲睡的”这种意思。这就是所谓的“会话含义”。 听过摩尔和维特根斯坦讲座的哲学家卡西穆勒·路易，曾被问到对一位同事出版的新书的看法。“纸张印刷精良。”他操着波兰口音重复道。他这么说，其实也就够了。 虽然多数哲学家强烈反对把哲学悖论归结于语言学问题，但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我们要对世界产生正确的认识，就必须使用谨慎明确的语言。请注意，语言明确这一要求，对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而言可能是一种挑战，他们似乎更喜欢模棱两可的表达。我忽然想起了德里达、伊丽加莱（Irigaray）Ⅵ和克里斯蒂娃（Kristeva）Ⅶ的某些言论。但也许问题出在我身上，是我没理解他们。 洗衣、进化论和上帝 19世纪的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现在被归为宗教存在主义者）看到一家店里挂着“把衣服放在这儿洗”的标牌。他立刻赶回家，打包了所有脏衣服，并带到这家店里—却发现这儿并不是洗衣店，而是卖商店标识的店。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在判断如何解释言辞和行为时，我们需要考虑怎样写标识才能做到准确、没有歧义。“我的行为被误解了”这句话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狡辩。 当我们思考如何行事的问题时，“如何解释我们做的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放着某人不管让他去死，等于直接杀死这个人吗？毕竟结果都一样。人类是进化而来的生物，还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塑造出来的？答案如果是前者，那么道德有什么价值？答案如果是后者，我们身上又具有哪些神性？ 我们再回到维特根斯坦。他对某些神秘的原理、惊人的思想和深刻的形而上学焦虑有着独到的直觉。他写过一句很出名也颇有争议的话： 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 我们不该将他简单定义为“一个语言哲学家”。他在理解我们“能做什么”和“不能说什么”的时候，看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他对此感到痛苦，找不到一种简单、快速解决问题的办法、方案和诀窍。 维特根斯坦写道：当两位哲学家见面时，他们彼此之间的问候应该是“慢慢来”。心中的困惑，最好能与别人一起细细探讨，交流各自的想法，要沉浸其中，再跳脱出来，然后在浴缸里或火车上，甚至半梦半醒时再次回顾。然而，我自始至终都鼓励大家不要太着急得出答案。我希望大家“慢慢来”。 所以，无论小鸟、蜜蜂或受过训练的跳蚤能不能做到“慢慢来”（好像不能吧），哲学推导都是源于对智慧的热爱，诞生于奇迹和好奇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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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hercules028 > 《Truth》
